莫言出全集，難道要封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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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需要主張』

2017年初，莫言出作品全編了，將囊括自1981年他開始創作以來發表過的全部作品。「莫言長篇小說系列」是這套全編推出的第一部，包括《檀香刑》《生死疲勞》《紅高粱家族》等十一部長篇小說。自從2012年成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四年來莫言都沒推出新作，這次發布「全編」，是封筆的意思嗎，還是在等待下一次「突破」？

借著這次作品全編新聞發布會，莫言接受了我們的專訪，回答了一些心裡話。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在想什麼？

中國作家什麼時候能再次獲得諾獎？

您的很多小說都被改編成電影，之後是否繼續有這樣的打算？您對於IP有何看法？

您對於現在的網路文學有何看法？

……

來自全國四十多家媒體提出以上問題，30分鐘內齊刷刷扔給作家莫言，請看答案：

「沒想什麼，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也充滿感激，感激讀者老師和親人。」

「我比任何一個人都期盼第二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因為這個人出現之後熱點和焦點都集中在他/她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寫小說了。」

「我是一個對戲劇非常感興趣的作家。我寫一個小說能夠IP也好，不IP也行。」

「網路文學是文學的重要補充部分，網路文學和嚴肅文學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遵循的最根本的還是關於文學的定律。」

……

莫言不容易。62歲的人了，作為第一個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四年多來一直陷在數不清的活動、演講和參觀中，走過的足跡，恐怕自己也無法準確勾勒出來。公眾對莫言一哄而上且持續不散的關注，彷彿成為了一種不需要有當事人意志參與的自我狂歡。

誠如莫言在2012年12月的領獎演講《講故事的人》中說的那樣，「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

莫言。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諸多外物套在這個得獎人身上，大家都在說著文學，紛紛議論他怎麼還不出新作，好像都對原因「心領神會」，卻又是一種看客心態——看吧，坊間早有傳言，諾貝爾文學獎是作家的「魔咒」。連莫言自己都承認，「諾貝爾獎（對作家創作來說）往往是一個死亡之吻，意味著對他的創作來講，很難再出好的作品。」

但他到底是個作家，「儘管現在很多人認識我，但是我自己更加認識我自己。對我來說，自己沒有任何本質上的變化，而且對於一個作家來講，更重要的是在獲獎之後繼續寫作。」

他寫出新東西了嗎？還沒見到。然而，2017年初，一套「莫言作品全編」即將問世，此次由浙江文藝出版社獨家出版，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開始創作以來發表過的全部作品，涵蓋了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散文、劇作、演講、對話等諸多體裁，被莫言認可為「定稿版」。「莫言長篇小說系列」是這套全編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囊括了莫言迄今為止包括《檀香刑》《生死疲勞》《紅高粱家族》等十一部長篇小說；兩個月後，「莫言中短篇小說系列」（五種）亦將推出。

莫言作品全編·長篇小說系列11種

沒有新作，但是已經有「全編」？這是封筆的意思嗎？

顯然不是，這個出身「高密東北鄉」的樸實山東漢子，「認真」二字放在心裡暗暗使勁，非要掏心窩子的時刻，才會小心翼翼地透露一點新的創作方向。

讀者腦海中，「莫言是農村作家」的觀念根深蒂固，他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現在也經常要回鄉。去年夏天還在老家住了一個月，有一次進城在路邊看見一個戴著頭巾的婦女在開巨型挖土機。他走去一瞧，不就是村裡的小學同學嘛！

在少年時代，這樣的大型機械都是工人開的，是高不可攀的行當。結果呢，現在他看見一個60多歲的農村婦女，他的小學同學，開著挖土機轟隆隆地跑，這讓他產生很多聯想——生活的變化帶來人的變化，當年跟他一樣的農民，現在坐在一個兩米多高的駕駛台上，放眼望去，看見的東西和過去有什麼不同？他要繼續做一個農村變化的觀察者，這是他的根脈。

專訪地點在一個做北京菜的飯館包間里，窗戶門框是中式紅木風格，牆上掛著對聯，角落放著黑木桌椅，犄角旮旯處晃著幾個盆栽，一切都很「傳統文化」，莫言的穿著也「合拍」——深灰色中式對襟大褂，抬手時左袖口露出一大一小兩個手串。

霧霾散去的北京城，陽光灑進來，盆栽影影瞳瞳，莫言被攝影記者「吆喝」：在牆邊站好，目光再遠一點，肩膀靠右斜一點，多來幾張。莫言很聽話，白牆上映襯出他的輪廓陰影，像皮影戲，微微動幾下，彷彿他那不輕易示人的內心波動，需要豎起耳朵才能聽見。

莫言。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只寫在過去基礎上順著坡往下溜的作品，寧願不要出版」

新京報：2017年初，你推出了「莫言作品全編」，通常一個作家推出「全集」後，就表明這個作家的創作之路會暫時告一段落，乃至終止，你是這種情況嗎？莫言：過去確實是這樣，「文革」前或者80年代之前，作家出文集、出全編的，往往都是在這個作家百年之後。現在很多著名作家也都是在去世以後，後人把所有作品收起來，叫做「全集」。但是最近這十來年，有各種編輯名目，有全編、選編、全集、文集、文存……各種說法。我這個（作品）叫全編。全編，就是說截止到目前我公開出版的作品，全部編到了一起，這是一種「階段性」的全面。將來發了新作品，我還可以繼續讓「全編」收了。「莫言作品全編」是不封閉的。我已經60多歲了，將來還能寫多少作品，現在是未知數，但肯定還是要努力寫。新京報：你2012年獲得諾獎後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獲獎後繼續寫作」，不過這四年來你一直沒有推出新作，你曾說自己想要一種「冒險」，「拒絕在同一個寫作平面上滑行」，這是否是你遲遲未出新作的重要原因？你想獲得一種怎樣的突破呢？

莫言：得了諾獎之後，確實很多作家不寫了。有的人本來就年齡很大了，比如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得獎時80多歲了，得獎後沒過多久就去世了；有的人得獎時年齡不算大，但再也沒寫出超越自我的作品，這個原因比較複雜。

但也有的人得獎後創作勢頭不減當年。比如說馬爾克斯，得獎後還寫了《霍亂時期的愛情》，帕慕克還寫了《我腦袋裡的怪東西》，都是很好的作品。

我57歲時獲諾獎，應該屬於年富力強的階段，創作熱情很高，自己感覺還有很多素材要寫。然而得獎後四年來，增添了很多社會活動，的確佔用了不少寫作時間，但我一直沒有停下關於小說的思考。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也是為寫作積累素材，這是我安慰自己的想法。譬如說，我過去沒當過政協委員，不知道政協會是怎麼個開法，當然更不知道這些開會的人的狀態。現在有了這個經歷，使我獲取了進入不熟悉的生活領域的機會，對我不熟悉的人群有了認真細緻的觀察和了解。如果我的新小說里寫到開會，肯定會比過去寫得精彩。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證書（莫言作品全編插頁）

新京報：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寫出新的書呢？

莫言：如果說要出版的話，實際上我去年和前年就可以拿出一本書來，甚至在我得諾獎後幾個月內就可以推出一部新作。之所以一直沒有推出，就是因為我在認真思考和修改已經寫完的作品。如果我接下來要寫的東西新意不大，也沒必要拿出來。如果不能使自己滿意，只寫在過去基礎上順著坡往下溜的作品，寧願不要出版。

如果要出版，首先自己要滿意。標準是什麼？就是新作和舊作有不同之處。當然完全不同很難，一個人60多歲了，讓我完全重新另起爐灶，用另外的語言，寫所有人都沒有寫過的故事，顯然是不太可能的。每個人都有局限，即使是寫作這種涉及才華的領域，也不可能漫無邊際，只能說是感覺到有一些和自己的過去、和別人都不太一樣的創新時，我想才可以往外拿。

新京報：你談到自己這幾年有了一些嶄新的生活經驗，拓寬了視野。既往大家把你當做寫農村題材的農民作家，那麼你可以談談新生活里有什麼新素材，可以被你考慮進新的創作中？

莫言：過去我的作品主要寫村莊田野，頂多寫到縣城。小說里的人物一般也是農民，農村男女老少，小城鎮的官員、小知識分子、鄉鎮幹部。我的作品裡從來沒有出現過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形象。這兩年我通過參加各種活動，接觸了很多新人物，比如高級幹部和官員，國外的作家和學者，視野就開闊了很多。文學，或者小說，說一千道一萬，最終不還得寫人嗎？從這個角度上說，我未來的作品裡，新元素就是會出現新的人物形象。

莫言作品全編長篇小說之《檀香刑》

「鄉土變了，文學自然跟著變」

新京報：還是說農村題材，當下中國社會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在此情境下，有人說鄉村正在逐漸死亡，鄉村題材在走向邊緣化，你如何看待鄉村敘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命力問題？

莫言：我覺得文學實際上很難嚴格區分鄉村和城市題材，尤其是當下的文學。說到底都是寫人物。有些作品無法分類，《紅樓夢》是什麼題材？一個賈府，賈府里一個大觀園，裡面形形色色的人物。它也寫農村，卻只有寥寥數筆，無法深入。為什麼？因為曹雪芹不熟悉農村，他熟悉的是鐘鳴鼎食之家鼎盛時的繁華和奢靡，以及盛極而衰後「樹倒猢猻散」的悲涼和無奈。作家受到生活的限制。我寫的多數都是60年代到90年代的農村，因為這是我曾經的生活基地。當然我也寫過歷史和歷史上的戰爭，那也是在我熟悉的農村生活上的延伸想像。

現在很多創作題材也很難歸類，比如寫一個農村小夥子去城裡打工，算城市題材還是算農村題材？人物身份如何歸類？算工人，他沒有享受過工人的待遇；算城裡人，城裡人不認可他；算農民，他已經離開了土地。即使是他自己，也不會自認為是城裡人，他就是要在城市打工賺錢，然後回農村娶媳婦蓋房子。

從此意義上講，即便現在有鄉土文學，也是變化了的鄉土文學。鄉土變了，文學自然跟著變。我寫的鄉土，和魯迅寫的肯定不同，魯迅那時候沒有人民公社，也沒有生產大隊和村幹部。時代是朝前的，鄉土是變化的。我現在的寫作還會涉及鄉土，但2017年的農村，肯定和《天堂蒜薹之歌》里的農村不同了。對於我這樣的老年作家來說，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莫言作品全編長篇小說之《天堂蒜薹之歌》

新京報：作為農村變化的旁觀者，你關注的是人心的變化，這些年也不間斷在農村的生活，那麼你可以談談這種農村社會變化背後的人心變化，具體有哪些讓你觸動嗎？

莫言：首先必須承認，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沒有變，比如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就像儒家「仁義禮智信」，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在鄉村還存在。農村人罵一個人：這個人太壞了。怎麼說？「太不厚道了，太不仗義了」，這種評價標準就是儒家文化。

第二，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變了，即使老人們在內心深處還堅守傳統道德，他也必須適應商業社會。從前幫鄰居干一點活，誰也想不到要錢，因為你幫我忙，我也幫你忙，最多勞動完了請吃頓飯。現在一切都用金錢交易，幫鄰家忙也要算一天多少錢，誰也不會不好意思。如果你應該給我100元，結果只給了80，那你就違反了契約精神；如果說好給80，結果給了100，那就覺得是發了獎金。你多給我錢我說你好，你少給我錢我說你壞，你不給我錢我也許要去告你。農村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時，帶來人心的變化，產生一種建立在金錢契約基礎上的「新式農村道德規範」。很難說這是退步，甚至它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進步。過去一切都建立在人情上，這有溫暖的一面，也有可怕的一面。但現在不同了，「親兄弟明算賬」，朋友照做，但醜話說在前面。

不過，現在從農村進城的年輕人努力尋求一種和城裡年輕人一樣的生活，我們從前心嚮往之的東西，未必是他們的理想，我感覺不好把握了。

「文學不應該承擔『再現歷史』的任務」

新京報：從文學內部看，你這一代中國作家的小說中，歷史是一種素材，但有評論家認為，這些材料在你的小說中只是「幕布式」的背景，而非研究對象本身，不能深入歷史細部進行新的認知和重構，這也被認為是五六十年代作家歷史觀的局限所致。在處理和共和國歷史的關係這個問題上，作家往往有一種身處其中的混茫感，不能處理好歷史，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莫言：我覺得文學不應該承擔「再現歷史」的任務。小說家不可能再現歷史，他寫的是人，無論100年前還是當下的生活，他要做的就是塑造令讀者難以忘卻的人物形象。我們讀偉大的文學作品，記住的不是那段歷史，而是幾個具體的人物形象。讀完《戰爭與和平》，想的是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對於那場拿破崙侵略俄羅斯的戰爭的起始，想必很多人都還是雲里霧裡。讀《靜靜的頓河》記住的是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婭，不是沙俄與蘇聯交替時期的歷史。

文學家不是歷史學家，他需要的是再現一段歷史中的人物。比如我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寫到抗日戰爭，《檀香刑》寫到德國侵略山東，我的確做過研究功課，但這種研究不是嚴格的歷史考證。我只想知道當時的人衣食住行的具體細節，以便再現當時的生活畫面。

莫言作品全編長篇小說之《紅高粱家族》及附贈精緻書籤

當下的故事能不能寫成小說？當然可以，但如果要寫一場大的運動，大的歷史事件，還是應該拉開一段時間為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啊。一旦跳出了「此山」，和那座「山」拉開了距離，很多當時看不明白的東西，就開始顯現出清晰的輪廓。譬如我在《生死疲勞》里寫了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我在《蛙》里寫了計劃生育運動，都是拉開很長的距離。

新京報：你曾說「每一代人都應該寫同時代人，這是作家存在的理由」，隨著50後一代作家的老去，你是否擔心自己的話語權走向邊緣？諾獎之後你在瑞典的演講主題是「講故事的人」，事實上，人類對好故事的渴望，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長，你覺得小說家的使命就在於此嗎？

莫言：小說家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講故事的人，當然小說和講故事不能劃等號。講故事很重要，但怎麼講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小說家要通過講述一個故事，來施展文學才華，要使用乃至「創造」一種獨特的語言體系，每個作家都在千方百計地追求語言的個性化，或者叫辨識度。除了語言，還有結構。不能按部就班從頭到尾。過去說書人口述時，也要留很多伏筆和懸念呀，所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草蛇灰線，伏線千里。用獨具一格的語言，精巧的結構，講述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故事的根本是性格鮮明的人物。這些其實也是交織在一起的，是渾然一體的。

《莫言作品全編》第1輯長篇小說系列（11種）

作者：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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