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

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從隋唐創立科舉制度，直到晚清廢止，實行達一千多年。一個有著上千年生命力的制度，肯定有其存在的深層原因。而其最終被歷史所淘汰，亦肯定有其被淘汰的內在理由。本文試圖通過對科舉制度歷史作用及其局限的分析，探討其中的奧秘所　　一　　許多論述科舉制歷史作用的文章，都把著眼點放在科舉制對優秀人才的選拔上面。科舉制初創時起，就有不少人強調科舉制的「得人」。《新唐書·選舉志》就以進士科為代表，說：「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後世史家不辨其理，往往也沿著這一條思路展開論證，甚至可以羅列出一大批科舉出身的卓越人才，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但是，如果再作進一步的思考，就會發現，舉出一批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並不能說明科舉制度就優於其他選拔官吏的制度。因為通過其他途徑做官的，照樣有不少出類拔萃者。在這裡，個案沒有說服力。從邏輯上來推論，要說明科舉制度比其他制度在選拔人才上具有優勢，不在於你能舉出多少事例，而在於你對科舉出身者和非科舉出身者各自的優秀人才比例有無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但是，由於歷史資料的限制，要對科舉出身的官吏進行統計，就已經十分困難，而要對非科舉出身的官吏進行統計，那更是難上其難。所以，從選拔優秀人才的角度探討科舉制的歷史作用，在現有資料條件下幾乎是難以進行的。　　退一萬步說，即使能夠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分析，也絲毫無助於疑難的解決。隋唐以前，沒有實行科舉制。但我們根本無法證明，在實行科舉制以後，官吏隊伍的優秀比例要比實行科舉制以前大。誰也無法肯定，唐宋元明清的優秀官吏就比戰國秦漢的優秀官吏多。因此，用科舉制有利於優秀人才的選拔來說明其歷史作用，在學術研究上是缺乏可靠性的。　　筆者試圖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即：科舉制的歷史作用，不在於其對優秀人才的選拔，而在於其對中國封建政治統治需要的滿足。從這一角度來研究，不敢說就能十分圓滿地解決上述難題，但起碼可以從另一條途徑啟發研究者的思路。一種選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長期存在下去，首當其衝的，是能否滿足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能否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統治者的重視的前提。科舉制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了其優於其他選官制度的作用。　　二　　從滿足中國封建政治統治需要的角度出發，科舉制的歷史作用，首先表現在它與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具有極大的親和力，高度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以後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　　眾所周知，科舉制與隋唐以前實行的軍功、察舉、辟除等制度相比，有一個十分明顯的區別，就是科舉制的自上而下方式。軍功制的實施，有賴於自下而上的軍功考核彙報；察舉制的實施，有賴於自下而上的層層推薦；辟除制的實施，是把用人權直接交給了下面。而科舉制則大不相同，它的標準完全由中央確定，用人完全由中央取捨，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選拔官吏方式。地方上的用人自主權被中央主持的科舉考試完全剝奪。　　當然，科舉制在具體實施中，也是從下到上執行的。在唐代的科舉中，是先「鄉貢」而後「省試」；一直到明清，也是先「鄉試」而後「會試」。但是，這種先下後上，只是一個先後次序問題，而不是選官的主動權自下而上的問題。唐代的「鄉貢」，已經完全不同於察舉制下的推薦，更不同於辟除制下的自行任免，地方官不過是奉命行事，按照中央規定的具體選官標準進行預選而已。明清的「鄉試」，實際上已經成為全部由中央操辦的全國統一的分區考試。這種統一的選官標準和方式，排除了地方官吏對政策的解釋權力。相比之下，漢代實行的察舉制和辟除制，與中央集權的背離是顯而易見的。在察舉和辟除制下，即使中央有關於用人標準的規定，解釋權卻掌握在地方的舉主手裡。從法學的意義上講，誰擁有法律的解釋權，誰就具有實際意義上的立法權。因此，漢代在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後，用人權力卻通過察舉和辟除落到了地方大員手裡。漢末出現的地方割據，不能不說與察舉制和辟除製造成的「門生故吏遍天下」式地方勢力集團有密切關聯。後世史家認為，察舉和辟除造成了地方長官和屬吏之間的宗主關係和人身依附關係，「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王夫之：《讀通鑒論》)。科舉制則完全不需要地方官員解釋，也就不存在地方官員的用人權，中央集權的精神，在科舉制創立以後得到了徹底體現。科舉制度下產生於地方的「鄉貢」、「舉人」，誰也不會認為自己的「貢」、「舉」是出於某一地方官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即使讀書人取得了「鄉貢」頭銜或初級功名，也必須經過全國統一考試才能決定取捨。這樣，地方官員的選人權力就完全被科舉制剝奪殆盡，官吏的產生方式同中央集權的要求十分相應，不可能再通過選官造成妨礙中央集權的地方勢力。地方大員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結成私黨，那則是科舉制度以外的問題，如唐代藩鎮的「入幕」，清初吳三桂的「西選」，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正因為科舉制度高度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隋唐以降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在科舉制創立之初，李世民曾有一句名言。他看著新科進士從門中魚貫而入，得意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中矣！」顯然，李世民的眼裡，不僅僅看到了新科進士是人才，而是看到了原來「各為其主」的英雄現在都拜倒在天子腳下。如果僅僅看到幾十名魚貫而入的新科進士，那遠遠達不到「盡」天下英雄的地步。唐太宗如是之言，說明他看到的不止是新登科的進士，而是看到他已經掌握了一種驅盡天下人才為專制集權的中央效命、為皇帝盡忠的最佳方法。所以人們才稱：「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可見，科舉的最大成效，並不全在於「得人」，而在於是一種「籠絡英彥」、適應中央集權需要的「長策」，即符合最高統治者要求的用人制度。理解了這一點，也就清楚了宋代以後的統治者為什麼要把取士權通過殿試的方式牢牢掌握在皇帝手裡，把「英彥」變成「天子門生」。而且在國家危亡之秋，一方面抱怨書生無用，另一方面又堅持實行科舉制度死不放手。很明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並不是看科舉出身者的才能，而是看科舉出身者對中央王朝和皇帝個人的忠誠程度。一直到清代，科舉堅持了「心術」領先、才能其次的原則。「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次用策論，使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清史稿·選舉志》)以經學家自居、重視學術的康熙皇帝，對「心術」和「才學」的關係極為明白，他說：「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精明幹練的雍正，也曾經說過：「讀書所以明理，講求天經地義，知有君父之尊，然後見諸行事，足以厚俗維風，以備國家之用，非僅欲其工於文字也。」(道光朝修《科場條例》)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科舉制能夠得到歷代皇帝的青睞，盛行而不衰，不在於其得人不得人，而在於其對政治統治的維護。　　顯然，究竟是由於進士科能夠「得人」，進而才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呢？還是由於統治者的重視，進士出身者一般都能身躋高位而顯得其「得人」呢？筆者認為，從歷代對科舉制度的批評來看，從科舉制度的實施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銓選、考課和陟遷制度實施情況來看，後一種情況更接近歷史實際。認為科舉制度由於其「得人」才得到了統治者重視的觀點，恰恰顛倒了因果關係。　　三　　任何政治統治都必須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支持。選拔官吏制度能不能長久實施，還要看其能不能得到和擴大對政權的社會支持度。在這一點上，科舉制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從科舉制創立之初起，就著力於打破官僚貴族世家倚仗門蔭資歷對官位的壟斷，為庶族中小地主以至出身寒微的平民開闢了入仕途徑，從而大大擴展了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　　在漢代的察舉、辟除制下，選拔出的官吏一般都出自地方名人，能夠入選者必須以地方長官了解和信任為前提，否則，察舉和辟除就無法操作。這種制度的局限，使得統治者的入選面十分有限，選官的範圍實際上只限於地主階級中的頭面人物。不要說平民，就是普通的地主，如果不是在地方上非常知名，能夠當官的機會實在渺茫。這種狀況，對於統治者取得社會支持，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在兩漢，像朱買臣那樣靠打柴放牛讀書而進入官僚隊伍的，只是極少的例外。兩漢察舉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據有關學者統計，兩漢所舉孝廉可考者，官貴和富豪子弟要佔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參見黃留珠著《秦漢仕進位度》，西北大學出版社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家世定品，以門資入仕，寒族庶士無由登進。平民百姓進入官僚隊伍的希望極小，對於加強封建統治，維持並保證社會安定，沒有多少益處。　　科舉制實施以後，這種選官範圍過小的局面有了重大變化。凡是有條件讀書者，都有了進入官場的機會。在科舉制下，從唐代到清代，對於應考者的身份限制不多，除了作姦犯科、刑徒奴婢、州縣胥吏、倡優藝人外，絕大多數人都在法律規定上具有參加考試的權利。從而可以使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而且幾乎全部都是能夠為政權提供社會支持的人，通過科舉這一途徑，把自己變為統治隊伍的後備軍，進而把對封建王朝不滿甚至反抗的潛在因素，轉化成對其效忠服務的因素。特別是從宋代開始，通過殿試手段有意識地在考試錄取中偏重貧寒，使其擴大社會支持度的作用更加顯著。正如宋太祖所言：「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塞孤貧之路。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續資治通鑒》卷八)時人認為：「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姦宄。」(《燕翼貽謀錄》)明確道出了這一作用。　　從唐代開始，由於統治者對進士特別優待，在官吏升遷途徑上大開綠燈，所以，從盛唐起，儘管有不少人對進士的品行頗有非議，認為進士「浮文而少實」，甚至有指責科舉是「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見《舊唐書·賈至傳》，《李德裕傳》)。但整個社會風氣，在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對進士科極為崇尚。《封氏聞見記》稱：進士出身者，「十數年間，擬跡廟堂」。中唐以後宰相，多為進士出身。兩宋和明清，進士出身者更是在官吏隊伍、特別是高級官吏中佔據了絕對優勢。「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唐代，就有了「縉紳雖位極人臣，不又進士者，終不為美」的社會風尚(《唐摭言》)，引導著眾多的讀書人為此孜孜追求，苦讀終生，老死寒窗，造就了大批的政權支持者，而且還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　　科舉制對統治基礎的擴大，不能只著眼於選出了多少官吏，而要著眼於吸引了多少人踏上了讀書求官之路。有唐一代，每年進士只不過錄取幾十人，兩宋明清，三年科考中進士者也不過數百人。但是，何止成千上萬的學童，從接受啟蒙開始，就受到了「書中自有黃金屋」之類的教育，他們自然是政權的衷心擁護者。當然，屢考不中的白髮童生，也會發出怨嘆。但他們所抱怨的，是自己時運不濟，頂多是抱怨考官不識自己的錦繡文章，而極少抱怨制度不合理。統治者十分明白科舉制度的這一妙用，乾隆年間當過會試副主考的裘日修說得非常清楚：「況天下之大矣，不以一途束之，則心思材力皆將妄有所用。今盡納於八股文之途，其得者大小各有所就，其不得者亦必繩趨尺步，爭相濯磨，於是民氣靜而士無龐雜。」(《乾隆三十一年會試錄》)說穿了，統治者通過科舉，追求的正是「繩趨尺步，爭相濯磨」，「民氣靜而士無龐雜」的穩定局面。所以，直到晚清，戊戌變法要廢除八股考試時，相當數量的士子不認為變革是好事，而認為報告斷了自己的前程，群起而攻之，視主張變法的康有為為「叛徒」。梁啟超記錄當時的情景說：「愚陋守舊之徒，驟失所業，恨康有為特甚，至有欲聚而毆之者，自是謠諑大興，亦遍於天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一種制度到了弊端百出、非改不可的地步，居然還有這麼多的衷心擁護者，從反面告訴了我們科舉制「深得民心」的歷史效用。　　四　　有效的政治統治，不僅要有足夠的社會支持面，而且要能夠造成穩定的社會環境。科舉制在保持社會穩定方面，也有它特殊的作用。這一作用，主要表現在科舉制實現了政治統治和社會教育的密切結合。　　科舉制的長期實施，使得教育制度與選官制度合為一體。在唐代實行科舉制以前，教育制度主要也是為培養官吏服務，「學而優則仕」。但是，教育和選官是兩個制度體系，二者不存在必然的銜接關係，讀書可以入仕做官，也可以單純為了修身養性，選拔官吏亦不以是否受過學校教育為先決條件。科舉制實施以後，選拔官吏的對象必須具有「生徒」資格或相當於「生徒」。隋唐時的科舉，凡沒有生徒資格者，必須先經過州縣考試，實際就是對通過州縣考試者承認其相當於生徒水平。宋代以後，則參加科舉考試者必須具有官辦學校的生員身份。這樣，學校教育成為法定的選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選官制度都不能脫離對方而獨立存在。　　教育制度和選官制度的一體化，在更深層次上，即文化層次上，實現了社會思想與統治思想的完全融合。進入這個體制的讀書人，無論是否能夠進入官場，其思維方式和奮鬥目標，不在於通過讀書求「知」，而在於通過讀書求「達」。思想的高度統一，而且是統一到統治思想上來，極大地保證了社會穩定。宋代以後，讀書人絕少出現「異端」，一直到近代，才出現了極個別的像洪秀全式的科考失意者扯旗造反，而且這種造反的思想基礎並不是源於本土，如果沒有西方傳來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很有可能終生抱恨闈場而想不到創造一個追求人人平等、天下皆兄弟之輩的「天國」。　　科舉制的穩定社會作用，不僅表現在思想統一上，而且通過教育制度與選官制度的結合，造成了一個龐大的、介於「官」和「民」之間的士紳社會集團。他們充當著官府和民間的中介，由於他們和民間有密切接觸，所以，他們往往充當百姓的代言人而給官府施加有限的壓力，促使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的要求，把社會矛盾控制在「秩序」所允許的範圍內。反過來，士紳集團的在思想傾向上，又能夠與政權保持一致。他們的最大願望，是改善統治而不是破壞統治，是補天而不是砸天。即使他們認為舊王朝「氣數已盡」，他們也會用自己的力量扶持一個新王朝。大順政權的牛金星，滿族入關時的范文程，所起的都是這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科舉和教育的結合，對於在封建文化所允許的範圍內改善官吏隊伍結構，提高官吏個人素質，也有著明顯作用。一般情況下，科舉出身的官吏，其功名來自不易，所以比較注重個人前程。唐人對此就有相應的評價，曾任宰相的劉晏曾比較以科舉出身為主的「士」和非科舉出身的「吏」說：「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文獻通考》卷三五》)宋代王曾在回答宋仁宗關於流內官（科舉出身者居多）和流外官（均為非科舉出身）區別的提問時說：「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清代也有類似的評價。「自念讀書考試曆數十年之辛苦，偶一得官，一旦以貪去職，則所得不若所失之大。」(《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二)可見，科舉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官吏的文化素質，而且有利於對官吏的操守品行素質形成相應的約束，從而促成官吏隊伍的穩定和統治行為的穩定。　　從整體來看，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歷史局限。我們不難發現，科舉制度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局限是一個整體，簡單地分解其優劣，公式化地說「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難免會失於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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