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魯迅五四」

　　主持人：　　　　各位同學、各位老師好！今天很高興請到了我們的老朋友錢理群老師講新文化運動中的魯迅。錢先生人好、學問好、講課好，身體也還好。我受雷永生教授的委託來主持今天錢先生的演講，非常希望大家能夠在錢先生演講中受到鼓舞和啟發。錢先生不用我介紹了。下面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錢先生做演講。　　　　錢理群：　　　　我今天來講是有點尷尬的，什麼原因呢？因為給我出的題目是要講「五四」。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好像講「五四」是我的任務也推託不掉。但我退休之後基本上退出了專業，不做這方面的研究。就只能老話新說，就談談這些老觀點在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有什麼樣的意義吧。而且講「五四」，我只敢講我的老本行，講魯迅。我講的題目是「漫說『魯迅五四』」。　　　　我這裡實際上是提出了「魯迅五四」這樣一個新概念，因此需要先解釋一下。「五四」　　　　新文化運動有一個特點：運動的發動者和參與者只是有一種「態度的統一性」。統一在哪裡呢？胡適、周作人有一個概括，就是大家都同意要「重新估定價值」。用我們今天流行的話來說，「五四」那一代人都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的時代，從舊時代、舊文化轉變到一個新時代、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對過去大家公認沒有問題的價值理念，作出重新估定。比如說，儒家傳統強調的「三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強調兒子對父親、妻子對丈夫、臣民對君主必須絕對服從，這是長期支配中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是不容置疑的；現在，五四時期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提出了：「從來如此，便對嗎？」就要提出質疑，重新估定其價值了。這樣的對傳統觀念、價值的重新思考，重新估價，是「五四」那一代的一個基本共同點。除此之外，也還有一些共同價值理想，如我們經常談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學、啟蒙等等。但如果進一步去追問，問題就出來了：要重新估定價值，那麼，以什麼標準重新來估定呢？講民主、科學、啟蒙，但要採取什麼樣的科學觀、民主觀、啟蒙觀呢？具體、深入到這些層面，五四的發動者、參與者彼此的意見就不一致了。這就意味著，在大體上具有某種模糊性的共同價值觀念之下，每一個對運動有影響的發動者，或者參與者都以各自不同的追求、實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且形成自己的一個傳統，或者我們叫做大傳統下面的小傳統。於是就有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的『五四』」，最後走向了馬克思主義；「胡適的『五四』」，最後走向自由主義；當然也有「魯迅的『五四』」。其實還有別的「五四」，比如說蔡元培的「五四」。我最近在研究沈從文，就發現他在四十年代寫了很多關於繼承五四傳統的文章。他要繼承的「五四」傳統是蔡元培的「五四」，強調「美育代替宗教」，用文學改造民族靈魂，重建信仰。　　　　這些年圍繞「五四」傳統有許多爭論，大概就是由「五四」既有一個「大傳統」，還有許多「小傳統」這樣一個歷史狀況而產生的。有的人認為「五四」傳統就是走向馬克思主義傳統，有的人認為「五四」傳統就是自由主義傳統，等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可以舉出許多歷史事實來證明，誰都不能否認這些傳統的開創者李大釗、陳獨秀或者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但這樣的認識與概括，卻又是可以質疑的。問題在哪裡？首先是用小傳統代替整個的大傳統，這不僅是以偏概全，而且還隱含著一個爭正統的意圖，這恐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總喜歡把自己現實選擇，說成是一個歷史上的正統，以今天自己的價值立場來講他所認同的小傳統，誇大其作用，進而貶低以致抹殺其他傳統，而且彼此之間對立起來，這樣問題就更大了。現在就有很多人把魯迅傳統和胡適傳統對立起來，有魯迅無胡適，有胡適無魯迅，誇大他們之間的分歧，而完全無視他們之間在追求科學、民主、啟蒙這些基本問題上的共同點。對確實存在的分歧，也缺少科學的分析,而完全按照「站隊意識」去作非此即彼的判斷。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報紙上對「五四」傳統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同學們不妨注意一下，是不是有這樣的以小傳統代替大傳統，各爭其正統地位的情況，這是會遮蔽「五四」傳統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不利於我們對「五四」傳統的全面理解和繼承的。　　　　因此，我今天來和諸位討論「五四」，一開始就必須明確地告訴大家，我講的是「魯迅『五四』傳統」，也就是講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打下個人烙印。這背後有三層意思。第一，首先要肯定，魯迅「五四」是「五四」大傳統下面的小傳統，它跟我們一般講的「五四傳統」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二，「魯迅『五四』」跟其他的小傳統，比如李大釗、陳獨秀的「五四」和胡適的「五四」之間的關係，是有分歧而不對立，而且是互相補充，形成了一個結構的。其三，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是獨立和重要，不可或缺的，而且在以後的現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因此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魯迅傳統」，它源於「五四」，又有新的發展。我今天就是要討論作為源頭的「魯迅『五四』」，看看它有什麼獨特價值，以及今天的啟示意義。　　　　但在講魯迅的獨特貢獻之前，我還要先對一個幾乎已成定論的觀念進行質疑。同學們學習現代文學史，提到「五四」，都會強調「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這似乎已經成為常識，但恰恰是有問題的。首先魯迅自己就不承認。他說得很清楚：我是奉命而寫作的。魯迅第一個小說集叫《吶喊》，就表明自己不是「發號令」的人，而是「吶喊助威」的人，是「聽吆喝」的。「五四」的主將是誰？這裡也還有一點需要分辨：「五四」運動其實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它至少是兩個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下面又有很多層次，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五四」文學革命，還有「五四」思想革命，倫理革命，等等。「五四」另一個重要組成就是「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就發生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們這裡討論的，其實只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現在按照一般學術界的觀點，都認為是陳獨秀。而「五四」文學革命，魯迅說，是胡適發動的，這是符合事實的。有意思的是，陳獨秀本人對於魯迅在「五四」時期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回憶，我覺得非常重要。他是這麼說的：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周作人）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某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陳獨秀的回憶提供了三個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魯迅和他弟弟周作人都不是主要作者，當然就不是主將；第二，五四的時候，周作人的作品比魯迅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周作人的影響是大於魯迅的；第三，但魯迅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貢獻，因此是有特別的價值的。我想陳獨秀這樣一個評價是比較科學、比較符合實際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從這裡開始：陳獨秀所強調的魯迅獨立思想，獨特價值究竟表現在哪裡？　　　　首先是他對「五四」啟蒙主義的複雜態度。魯迅當然是一個啟蒙主義作家，他自己說得也很清楚：我是抱著啟蒙主義的態度去寫小說的。但我要提醒同學們注意問題的另一面。大家可能都讀魯迅的《吶喊?自序》，中學語文課本里選有這篇文章；但是，你們注意沒有，當年錢玄同約他為《新青年》寫文章的時候，魯迅對《新青年》這批啟蒙主義者提了兩個問題：第一，你們搞啟蒙主義，是想打破鐵屋子。但是鐵屋子能憑著幾聲吶喊，就打破嗎？思想、文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魯迅是有懷疑的。其二，就算你們搞啟蒙，把青年們喚醒了，能給他們指出出路嗎？如果不能，魯迅至少認為自己是不能的，那麼，既把青年人的神經搞得很敏銳，又找不到路，這不是增加青年人痛苦嗎？也就是說，魯迅對啟蒙的作用、效果，也是有懷疑的。　　　　因此，魯迅對「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並不高，也就不奇怪了。我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這一天，「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一周年，魯迅給他的一個學生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這一年多中國所發生的學界的紛擾，大概指「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學生運動所引起的社會的騷動，我看它對中國實際上沒有什麼影響，只是一時之現象而已。這樣一個低調評價，是基於他所清醒地看到的「五四」啟蒙主義的局限。後來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他看到很多的當年被自己這些「五四」啟蒙主義者喚醒的青年去參加革命，最後都被屠殺了，心裡非常痛苦，甚至責備自己：是不是扮演了一個幫凶的角色？這樣的自責是很具有震撼力的，可以說是把他對啟蒙主義的質疑推到了極致。但大家要注意另一方面。魯迅接著問自己：以後怎麼辦呢？他的回答是：以後還是要繼續掙扎，「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上」。也就是說，即使看到啟蒙的局限，也還要堅持啟蒙。理由也很簡單：第一，儘管啟蒙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中國還是需要啟蒙；第二，像自己這樣的文人，不寫文章，不搞啟蒙，又做什麼呢？這就是魯迅對啟蒙主義的態度：既堅持又懷疑，堅持中懷疑，懷疑中堅持。這樣一個複雜的態度，和其他「五四」啟蒙主義者是大不相同的。　　　　不僅對「五四」啟蒙主義，魯迅對「五四」兩個主要概念——科學和民主，也是採取非常複雜的態度。在上一個世紀初，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就談到了對科學和民主兩個基本概念的看法。　　　　先看他的科學觀。他首先充分肯定科學的意義。他預言，西方的現代科學傳到東方，傳到了中國，將引起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的變革。他對此有極高的期待。因此，他對科學的理解，從一開始和同時代很多人就大不一樣。有研究者注意到，魯迅對於西方科學新發現有著高度的敏感，居里夫婦發現了鐳以後，魯迅馬上就寫文章介紹鐳的發現。我們大家都知道鐳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出來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量子力學等等都顯示了西方新的科學思維。它和傳統的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古典科學思維是不一樣的。當時在全世界也是剛剛興起，魯迅從一開始就敏銳地抓住它了，而且預見到這樣一種新的思維，將帶來思想界大革命。他已經看到了科學新思維和傳統科學思維之間的差別，並由此形成自己對科學的獨特理解。比如傳統的科學思維，單一地強調理性主義；魯迅在談科學的時候，就在肯定科學理性的作用的同時，又強調科學思維里的非理性因素。而當時中國大部分所謂「新派知識分子」，之所以接受西方的新科學，最主要的動機，是希望通過西方科學技術的引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也就是說，大部分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是一個富國強兵的工具——順便說一句：恐怕時至今日，許多人的「科學觀」也還是停留在「科學工具論」。但魯迅從一開始就強調，科學所顯示的是「人性之光」。科學的本質是人的解放，人的自我發展、自我證實和思想的解放、完善。他從人的健全發展這樣一個角度，從人文主義的立場來看待科學，就把科學和文藝看作是兩翼，而不是把科學和文藝對立起來。他呼籲，中國需要波義耳、達爾文這樣的科學家，也需要莎士比亞、貝多芬這樣的文學家、藝術家，康德這樣的哲學家，　　　　科學、哲學、文學、藝術是並行的。這樣的人文主義的科學觀，從一開始就擺脫、超越了富國強兵科學觀，這在魯迅那個時代，包括「五四」時代，是極為獨特而罕見的。　　　　從這樣的人文主義的科學觀出發，魯迅就敏銳地感覺到，對科學技術的推崇，如果發展到極端，變成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發展極端變成理性崇拜，就會帶來災難，可能導致人的精神的喪失。今天來看，魯迅的這一警告，是相當超前的。　　　　這樣，魯迅在「科學」問題上，也堅持了他既堅守，又質疑的基本態度與立場，他以他的現代科學觀高舉科學的旗幟，又對科學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保持高度的警惕。這都是獨樹一幟的。　　　　再看魯迅的「民主觀」。他也同樣地強調，西方民主自由的觀念傳播到中國來，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同時也對民主觀念提出了他的質疑。因為民主是強調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選舉就看多數人選誰，誰就當選。魯迅在肯定這樣的民主，民主選舉在突破君主專制上的作用的同時，又產生一個擔憂：如果過分地強調了少數服從多數，會不會形成對少數人的壓迫？他因此提出警告：不要在擺脫了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寡人專政以後，又落入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多數人專政。　　　　正是出於科學崇拜和民主崇拜的警惕，魯迅特彆強調了「自由」的觀念，尤其是個體的、精神的自由。他提出「以保證個體的精神的自由」為核心的「立人」理想，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魯迅的「現代化的想像」。當時不用這概念，叫做「近世文明」。魯迅如此提出問題：什麼是中國所需要的「近世文明」？他說，中國需要科學的發達，物質的豐富，也需要立憲民主，這都是「近世文明」，也即「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根本的，「根柢在人」，在人的個體的精神自由。如果科學技術發展了，物質豐富了，也有了憲政民主，但個體精神自由受到了壓抑，那還是沒有實現「近世文明」。他的結論是：「立國」先要「立人」，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必須以人的解放，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為核心與指歸。這樣的一個現代化想像、理想，也同樣是超前的。　　　　順便說一點，「自由」也是「五四」的基本觀念。「五四」思想革命就是反對思想禁錮，主張思想自由，人的自主性，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訴求。你們看陳獨秀最早的文章《敬告青年》，一開始就說「人是自主的，而不是奴隸的」，強調人的獨立和自主。李大釗也是特別重視政治自由。胡適更是對精神自由一往情深。我們講「五四」傳統，如果只講「科學」、「民主」，不講「自由」，也會形成遮蔽。　　　　「五四」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平等」。我們經常講「五四」最重要的是「人的發現」。具體地說，「五四」有三大發現。第一，婦女的發現。在傳統中國婦女是沒有地位，沒有獨立人格的，是「五四」把婦女的獨立性凸顯出來，今天很多人講女權主義，在中國最早就要推到「五四」。其二，兒童的發現。在中國傳統觀念里，兒童是大人的附屬品，依附於大人，沒有獨立性，更沒有獨立人格。是「五四」強調兒童是人的生命發展的獨立階段，有自己的精神發展的要求，應得到尊重與保護。其三，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人民的發現。魯迅自己有個說法，他過去從小受的家庭教育，以為農民不過是花花草草，生命是輕賤的，後來才懂得農民也是人。「五四」如此強調了婦女、兒童、農民和下層人民獨立價值和獨立人格，這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傳統社會思想文化結構中都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用今天話說就是弱勢群體。我看今天還是如此。「五四」重新估定價值，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肯定這三大弱勢群體在傳統中被忽視、抹殺的價值與權利，這背後就隱含著「平等」的觀念。　　　　魯迅無疑是「五四」平等觀最堅定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他的「救救孩子」的一聲吶喊，他對「祥林嫂」（婦女）們和「閏土」（農民）們的命運的關注和描寫，都是開創了中國新思想、新文學的新紀元的。但魯迅在平等問題上，也同樣保持清醒，他提起人們注意，如果把平等的要求極端化，變成「夷隆實陷」的絕對平均主義，也同樣會帶來災難。魯迅對於平等，也同樣持既堅守又質疑的態度。　　　　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小結。「五四」價值重估所建立起來的新價值，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五四」大傳統，其實就是五個觀念十個字：啟蒙，科學，民主，自由，平等。魯迅的特殊性，或者我們說的「魯迅『五四』」的特點，就在於他在堅守這五大觀念，以和「五四」先驅者保持總體一致的同時，又對之進行質疑，也就是把他的懷疑精神也貫徹到「五四」基本理念上，對可能產生的極端化造成的弊端，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　　　　我們還可以再追問下去：魯迅為什麼會對「五四」基本理念採取這樣的「既堅守又質疑」的複雜態度？這不得不說到魯迅或者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兩個問題。　　　　首先，他們直接面對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東方專制主義。因此，需要從西方引入科學、民主、啟蒙、平等、自由等新觀念，來打破東方專制主義的禁錮，以獲得政治、思想上的解放。而這些新觀念，它們都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理念。而魯迅等中國思想先驅在接受這些西方工業文明的新觀念時，在西方本土上，工業文明自身的問題已經暴露，形成了人們所說的「西方文明病」。比如二十世紀初，魯迅在日本求學時，日本正處在一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代。科學、民主等極端化的負面影響已經呈現，也就是說日本已經開始嘗受西方文明病之苦，從而引發了日本思想、文化、學術界對這些西方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的反思。這也就不能不深刻影響正通過日本接受西方工業文明的中國最敏感的知識分子的選擇。我們說魯迅這一代知識分子面對的兩個問題，一是直接面對的本土的東方專制主義，另一是在日本社會和西方社會裡可以感受到的工業文明病。前者是現實的問題，後者是可以預見的問題，如何選擇，　　　　就出現了困惑。　　　　於是，我們發現，這一代知識分子大體上有四種選擇方式。第一種，承認西方文明可能有它的弊病，但強調在當下的中國最重要的是解決東方專制主義的問題，因此主張先把西方的理念全部引進來，作為破除東方專制主義的利器，以後產生了弊病再來解決。這大體就是「全盤西化」的思路。第二種，看到了西洋文明的毛病，反過來覺得還是中國的傳統最好。並進而想用中國傳統來拯救西洋文明，以及拯救整個世界，這就是「五四」時期，以至今天的某些「文化保守主義」的思路。因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五四文化保守主義的提倡者，辜鴻銘他們並不是不懂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說是精通西洋文化，深知其弊病的，才會有轉而從中國自身傳統中來尋找出路的想法。第三種，就是選擇「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批判資本主義的產物。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人選擇馬克思主義，就是試圖用西方最具批判性的思想，來同時擔負兩個任務，既批判東方專制主義，又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從而建立起一個理想的新的社會，新的文明。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很多人都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三種選擇，或全盤西化，或拒絕接受西方文化，或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通通批判，價值取向完全相反，但都旗幟鮮明，態度決斷，並都自以為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在基本思維方式上其實是相通的。而魯迅的選擇，我稱為「第四種選擇」。魯迅從一開始就認定，任何文化選擇都是有弊端的，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問題根本不可能。於是，他不試圖找一個能夠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文化，而寧願採取一個很複雜的態度，既有所選擇，又同時進行質疑。這樣，他的立場就有點模糊，不那麼鮮明，不那麼乾脆，不那麼明快，不那麼徹底，甚至充滿矛盾，而魯迅正是要正視矛盾，在堅守與質疑的往返中進行永無休止的探索，他的思想也因此得到不斷深化。這也同時是一個在希望與絕望之間往返掘進的心理過程，魯迅有勇氣正視和承擔這樣的探索中的精神痛苦。魯迅的可貴在於，他並不因此而消沉，他始終採取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用他的話來說，他總要找一條「似乎可走的路」走。也就是說，他並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和折中主義者，他不諱言自己的選擇是「偏至」的，也就是我們一再強調的，他首先是有所「堅守」的，對「五四」啟蒙主義，科學，民主，自由，平等這樣的主導方向，他是從來也沒有背離過的；他的特殊，也是過人之處，在於他不走極端，對絕對化的思維和行為，保持高度警惕，有極強的「限度」意識，因此也就永遠不滿足現狀，永不停留，永不放棄，他是永遠「聽見前面的聲音」，永遠「往前走」的「過客」。　　　　在我看來，魯迅這樣一種「既堅守，又質疑」的「第四種」文化選擇，在當下中國，是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的。這也是我今天演講的主旨所在。　　　　當下中國，跟魯迅那個時代有歷史延續性，也有時代的特殊性。因此，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當下中國社會的特點到底是什麼？我和很多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在討論中，我經常要引述魯迅的兩個觀點。　　　　魯迅說，中國社會是非常特別的社會，它把幾十世紀縮在一時。有的地方已經有了電燈，有的地方還點著油松片；有的地方坐飛機，有的地方還是用獨輪車；有的地方大講人道主義，有的地方還在吃人……各世紀的事物都擠在一處，摩肩挨背地存在著。我由此而想到，當代中國正是一個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並存的社會。比如說你到貴州農村，到西部邊遠地區　　　　去看，那裡大體上是處在前現代社會；你到中部地區去，湖南、湖北那裡已是現代社會；你到北京、上海，就大有後現代社會的味道了：三種不同形態的社會，就像魯迅說的，都摩肩挨背地同時存在於中國社會。而現實又遠比這個概括還更要複雜：在貴州這樣的落後地區也有大量的現代的，甚至後現代的東西，北京、上海的某些方面，某些角落，還存在著前現代的東西，這樣的犬牙交錯，就更複雜了。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狀態，我們的立場選擇就非常困難。我就經歷過這種尷尬，我舉個例子。我在北京，用後現代的眼光去看貴州，就覺得隨著貴州工業化的發展，少數民族子弟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民族文化就會面臨逐漸消亡的危險。我為此憂心似焚，就跑到貴州專門跟少數民族的大學生談話，說你們一定要好好學本民族的語言，不然你們民族文化就要毀滅了。講完後有個學生遞上一張條子，說你談的文化毀滅對我來說過於遙遠，我最關注的是我如何找到工作。學習民族語言找不到工作，學習漢語可以找到工作，學習英語更能找到工作，請錢教授告訴我，如何學好英語？面對這位少數民族學生的提問，我無言以對：我站在後現代的立場，關心工業化可能帶來的民族文化危機；而他身處在前現代的社會，對他來說，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是第一的。這樣，由所處不同社會面臨的問題不同，就出現了認識上的錯位。這就是我們今天知識分子的困境：我們身處的社會太複雜，我們面對的問題太複雜，我們的立場與態度也必須複雜。和前現代的、現代、後現代一起對陣，你能用簡單、明快、絕對的思維去對待嗎？　　　　這裡還要說到魯迅的另一個判斷。他是在上世紀初，說我們現在一方面面臨著「本體自發之偏枯」，也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禁錮，另一面又遭遇了「交通傳來之新役」，也就是西方傳來的現代文明病，魯迅說「二患交伐」，「中國之沉淪」就越來越加快了。一個世紀以後，我們再來看魯迅當年的焦慮，是不能不有更多的感慨。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國確實有許多進步，但我們並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魯迅當年所感到的困境：中國現在雖然沒有了皇帝，但東方專制主義依然以另一種新的形態繼續延續下來，也就是說來自中國傳統自身的「本體偏枯」還未根除；而「交通傳來之新役」即所謂西方文明病，在魯迅那個時代，還是一個剛剛傳入的新病，而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西方文明病到處蔓延，有的地方已經病入膏肓了：任何有現實感的中國人大概都會強烈地感覺到這「二患交伐」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危機。　　　　這樣一個二患交伐的社會狀況，就決定了在思想文化上我們也要兩面作戰，既要反對新形態的東方專制主義，又要警惕西方文明病，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甚至是相當混亂的局面。而且幾乎表現在一切問題一切方面。　　　　就我們今天討論的五四傳統問題而言，在當下的中國就存在兩個完全對立的思考，形成兩股思潮。　　　　一股是否定科學、民主、自由、啟蒙主義的思潮。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從去年到今年，有相當一部分人在非常起勁地批判普世價值，將科學、民主、自由、啟蒙主義通通視為西方資產階級的妖魔，宣稱「東方無產階級」要徹底與之決裂。這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思潮的回潮，不過今天打的是「中國特色」、「愛國主義」的旗號。　　　　對「五四」傳統的否定，還來自文化保守主義，他們指責「五四」引入科學、民主、自由、啟蒙主義，重新估定價值，導致中國傳統的斷裂，罪不可赦。　　　　否定「五四」傳統的第三彪人馬是一些後現代主義的中國信徒。本來後現代主義對科學、民主、啟蒙的質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們進一步從根本上消解一切價值，一切理想，就有了問題。　　　　另一股將物質、科學技術極端化的思潮也不可忽視。這其實就是魯迅當年所最為擔心，最要警惕的，在今天的中國，都變成巨大的現實存在。把科學技術的提倡推到極端，變成科學崇拜，唯科學主義、技術主義，科技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用「富國強兵」作為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同時，鼓吹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導致物質崇拜和金錢崇拜，從而引發嚴重的精神危機和道德危機。　　　　值得注意的，還有人從民主崇拜出發，把魯迅對民主的質疑，視為「反民主」而大加討伐。這些人面對新形式的東方專制主義，提倡民主，是值得稱讚的；但他們不能容忍魯迅對民主的質疑，就恰恰暴露了他們對自己倡導的民主缺乏反思，以為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反而是預伏著某種危險的。還有的人，把民主和自由對立起來，平等對立起來，這都是有問題的。　　　　面對這樣兩股潮流，兩種傾向，我們就絕不能用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和方式來對待：要麼要民主，要麼就不要民主；要麼要科學，要麼不要科學。在當下這樣複雜的思想狀況下，魯迅的既堅持又質疑的立場和態度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它啟示我們，必須以一種複雜的態度來面對「五四」的傳統：既要堅持「五四」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啟蒙傳統，又要超越「五四」，清醒意識到「五四」傳統並不能完全解決當下的中國問題，而且發展到極端可能還有弊病。簡言之，面對新形式的東方專制主義，我們必須堅守「五四」傳統；面對西方文明病，我們又必須超越「五四」。在這二者的張力中確定我們的立場，這其實是一種更為徹底的批判性立場。——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魯迅『五四』」的最大意義。　　　　下面，我再就當下思想文化界有關「五四」傳統、魯迅傳統的兩個問題，作一點更具體的分辨與討論。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已經在前面提到的，有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新儒家指責「五四」批判儒學就是斷裂傳統。對此，我想作兩方面的回應。　　　　首先，「五四」確實在批判儒學，但我們要追問的是：批判的是什麼？這樣的批判合不合理？「五四」的批判主要有二，一是針對把儒學神化、宗教化，甚至把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神化的傾向，要批判的是「中華中心主義」，即以中國文明為世界上最完善的文明，應該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並且不許批評，不可觸動。這樣，對內就必然導致自我凝固，失去自我發展的動力；對外必然導致自我封閉，而拒絕對外來新思想的接受和吸取。而處於歷史轉型期的「五四」時代，正需要對外開放，對內進行改革，因此，就必須擺脫「中華中心主義」的禁錮，破除儒學神話，中華文明神話。應該看到，中華中心主義在中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當下的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所謂「大國崛起」，中華中心主義正甚囂塵上，許多人，包括知識分子都在大談中國拯救世界，不僅以經濟硬實力拯救世界，而且還要以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軟實力來拯救世界。這正是一些人特別不能容忍「五四」對儒學的冒犯的原因，而在我看來，這股「中華文明世界第一」的思潮，正恰恰證明了「五四」批判「中華中心主義」的必要性、合理性與深遠意義。其二，「五四」批判的是獨尊儒家的傾向，其批判鋒芒是指向文化專制主義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一家，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家。但漢代「罷黜百家」以後，就不斷有人要把儒家捧到獨尊的高位。到袁世凱宣布要以孔教為國教，就更使儒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五四」先驅者所要批判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上的儒家專政。因此，我們可以注意到「五四」那一代人批評獨尊儒家，同時又在推崇諸子百家，特別是對墨家的推崇，魯迅、胡適對墨家都有很高評價，以至有研究者認為，「五四」時期是一次「墨家的復興」。——順便說一下，我認為我們現在對墨家認識不夠，以後有機會我想專門談談墨家，在我看來，墨家是中國最早的志願者的草根組織，中國的志願者運動的老祖宗要找到墨家，至少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源。這就說明，「五四」並沒有全盤否定中國傳統，相反，「五四」批判獨尊儒家，正是要回復中國諸子百家的傳統，其實這也是對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的歷史本來的面目的復原。問題是今天的一些新儒家要重新獨尊儒家，鼓吹儒教專政，自然就不滿意「五四」對儒家的評價。在他們的邏輯里，不獨尊儒家，就是全盤否定儒家，甚至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那麼，現代中國是不是存在文化斷裂現象呢？是存在的，這也是不可迴避的事實。在這個問題上好像有點一代不如一代。我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就相當地陌生。我曾經說過我們這一代人在知識上有兩大缺陷：第一，我們外文太差，比起諸位差一大截；第二，我們傳統文化根底不厚。在座各位的外語比我們強，但你們的傳統文化修養恐怕還不如我們。問題是這樣的文化斷裂現象，是怎麼產生的，是「五四」對儒家的批判導致的嗎？我覺得有一個事實解釋不了，因為「五四」以後的幾代，一直到我們的老師，比如朱光潛、王瑤、季羨林這一代，他們的傳統文化修養都非常深厚，可以說一直到上一世紀四十年代都沒有發生文化斷裂。斷裂從什麼時候開始？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從五十年代以後的大學生開始，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提出要「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到文革就更發展為批判「封、資、修」。中國所有的傳統文化都是封建主義文化，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叫資產階級文化，所有的蘇聯文化和左翼革命文化都是修正主義文化，統統都在批判、掃蕩之列。在這樣的文化、教育思想和政策、氛圍下，自然要發生文化斷裂，不僅和中國傳統文化斷裂，而且和世界文化斷裂。當然，作為具體的個人，即使在這樣的氛圍下，也還是有人在努力地繼承傳統，也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績，但就整體而言，文化斷裂對中國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發展所造成的創傷，是一時間很難修復的。這些年大家都在議論為什麼在人文科學方面沒有出現「大師」，在我看來，這樣的文化斷裂是主要的原因，這是體制的文化專制主義所造成的最大惡果。如果把文化斷裂的罪責推給「五四」，推給魯迅那一代人，實際上就是掩蓋體制的專制主義的罪惡。我們今天需要解決文化斷裂問題，強調要重新學習、繼承傳統文化，這是歷史的需要。但我要提醒的是，絕不能回到「獨尊儒家」的老路，對一切鼓吹「中華中心主義」，製造關於儒家、孔子，關於中華文明的新神話的企圖，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時絕不能把文化斷裂的問題推給「五四」那一代，這不符合事實，更會遮蔽歷史與現實的文化專制主義問題。　　　　第二個問題：啟蒙主義會不會導致專制主義？這需要做仔細的分辨。有兩種啟蒙主義：一種自命的啟蒙主義者，以真理的掌握者、宣示者自居，要把他所認為的真理強迫灌輸給年輕一代。這樣的啟蒙主義就帶有專制主義性質，是我們應該拒絕的。而魯迅式的啟蒙不是這樣。魯迅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一再表示，第一，我不是國師；第二，我不是導師。他的理由也簡單：我自己都不知道路怎麼走，我怎樣給別人指路？他明確地知道自己並沒有掌握真理，只是一個真理的探索者。他的啟蒙，不是要把自以為掌握的「真理」宣示給我們，而是要和我們一起來探討真理。　　　　我曾作了一個很有趣的研究：把魯迅的演講和胡適的演講作比較。大家知道，魯迅和胡適當年在北大都是最受歡迎的老師，他們的講課和演講都吸引了大批的學生。但他們的講課和演講風格大不一樣。胡適是「導師」型的，他很自信，認為自己已經為中國找到了一條路，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只要按照他的路走，中國就有希望。因此，胡適演講的最大特點就是簡單、清晰，明確地告訴在座的學生路該怎麼走。有人回憶，聽著聽著，學生的眼睛就發亮了，聽完演講，學生就滿懷欣喜地決心跟著胡先生走，一條光明大道就在前面。魯迅就不一樣，他一開口就說「我實在不願意來講，因為我不知道該講什麼好。」這絕不是謙虛，而是真心話。他還特別怕學生鼓掌，說你們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最有意思的是，魯迅演講，剛提出一個觀點，自己馬上就把它給顛覆掉了。比如說他在著名的《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里，針對「五四」提出的命題：婦女解放的關鍵是要走出家庭，指出：如果僅僅走出家庭，沒有掌握經濟權，恐怕最後還要回到家庭。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論斷，但魯迅緊接著又說了一句：如果要問，怎麼爭取經濟權？我也不知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前面的論斷的力量。他還說了一句後來廣為傳播的話：中國的改革非常困難，就連把一個鐵爐子搬過來都要流血。那麼，中國究竟應該怎麼改革呢？魯迅還是說：「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說，魯迅不僅把自己已經知道的，坦率地告訴大家，更把自己不知道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同樣坦率地告訴大家：他的目的是要你和他一起來思考。這樣的演講者，這樣的啟蒙者，大概是很少見的。因此，我常常想，聽魯迅演講大概非常吃力，很費勁，不像聽胡適演講那樣輕鬆，因為你一邊聽，必須一邊緊張地思考：他講得對嗎？聽胡適講用不著問這個問題，他講的肯定對；聽魯迅講，就要問「對不對？為什麼？怎麼辦？」這也是魯迅要求、引導你問的。聽魯迅演講，人的思維是高度緊張，也高度活躍的，這正是魯迅演講的目的：不是要你接受他的觀點，而是要逼迫你思考，告訴你如何思考，更準確地說，是要和你一起思考，一起探索。——這才是真正的啟蒙。　　　　最後，再簡單地說一說：我們當下為什麼特別地需要魯迅？我以為魯迅有三個「拒　　　　絕」，今天特別有意義。因為時間有限，這裡就只是提出問題，而不展開來說。　　　　第一，魯迅拒絕被體制所收編，他一直都是獨立的知識分子。而被體制收編正是中國當下知識分子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第二，魯迅拒絕被任何一個思想體系所收編。魯迅主張「拿來主義」，廣泛地吸取各種　　　　思想資源，但他對任何思想體系都保持獨立的態度，既吸取，又進行質疑。我們可以說魯迅接受了誰的思想影響，但他絕不當其思想的俘虜。比如，他深受尼采思想影響，但絕不是尼采主義者，他對尼采有獨立的批判。他實際上深受儒家影響，但他絕不是儒家的信徒。這恰恰是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總是被自己的研究對象，特別是自己信奉的對象　　　　所俘虜，走不出來。我們現在要麼什麼都不信，陷入虛無主義，一旦信奉什麼了，就被收編，成為信徒，而信徒不但在「教主」面前沒有獨立性，而且還具有排他性。　　　　第三，我覺得最可貴的，是魯迅不企圖收編我們。魯迅不希望我們都成為他的崇拜者，他更討厭信徒。這背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也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最缺少的東西。一個是自覺的「限度意識」。我在前面的演講里，已經一再強調，魯迅在堅持「五四」的科學、民主、啟蒙等觀念時，不但非常清楚其價值在哪裡，更清楚其限度在哪裡。現在，我還要強調，魯迅對自己的限度，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做不到什麼，局限在哪裡，都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就像我們一開頭就說的那樣，魯迅很清楚自己在「五四」的位置：不過是「吶喊」而已，絕不是、也做不了「主將」。這同時就蘊含了一個「自我質疑意識」。魯迅的懷疑精神的徹底性，就表現在他的自我懷疑。就像他自己說的，我無情地解剖別人，更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們這些年都在呼喚「批判的知識分子」，在我看來，批判知識分子有真有假，判斷的標準就看他是否像魯迅這樣批判自己。魯迅認定自己只是個「歷史的中間物」，絕不是「前途的目標，範本」。因此，他寫文章，作演講，都只是提出另外一種思維，和我們平常思維不一樣的想法，並不要求我們都接受他的觀點，他只是要求我們去思考。在這樣一個知道自己的限度、自我質疑的魯迅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由的，他給我們一個充分的獨立思考、懷疑的權利，包括懷疑他。　　　　這就又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出的命題：「魯迅『五四』」僅僅是五四傳統的一個方面，當然，經過討論，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其獨到的，有超前性的，又有現實性的，因而是十分寶貴的思想資源。即使如此，魯迅的「五四」也不能代替胡適的「五四」，李大釗、陳獨秀的「五四」，蔡元培的「五四」，他們是既統一又互相矛盾、補充的思想共同體。　　　　同樣不言而喻的是，今天我向大家介紹的魯迅所有的觀點，給我們只是啟示。我們都可以進行質疑，完全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包括我的分析。也許這些觀點背後的精神，是更加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徹底的懷疑的批判精神。即使像啟蒙主義、科學、民主這樣成為潮流的，成為公意、民意，成為時尚的思想，甚至是自己信奉的思想，他也提出質疑，這也是一種自我質疑。而這樣的懷疑、批判，又是建立在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之上的。在我看來，這樣的批判、懷疑、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我想把這最後總結的八個字送給諸位，結束我的演講，就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　　　　主持人：　　　　同學有什麼問題，可以站起來大聲、簡潔地向錢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和質疑。那位同學請說。　　　　問：　　　　西方文明的弊病有哪些？　　　　錢理群：　　　　科學、民主、啟蒙更嚴格地說是西方工業文明的思想，工業文明可能會產生的問題在哪裡呢？容易產生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消費主義。這種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消費主義在我看來就屬於西方工業文明的一些弊病。當然我們也看到西方文明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他本身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當年批判的資本主義跟今天資本主義是有區別的。我覺得資本主義有一個很大的長處，有很強的自我調節功能。我沒有專門研究，當下西方金融危機，我想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暴露了消費主義本身帶來的一種弊病，但我相信西方資本主義經過這一金融危機又會進行新的調整，它們具有這樣的調整機制、　　　　問：　　　　錢老師您對曾參演過的《三毛流浪記》這部電影以及故事的時代怎麼看？電影最後是以三毛這個流浪兒迎接解放為結尾，是否有些宣傳的影響？　　　　錢理群：　　　　看來這位同學看來對電影和對我本人有深入的研究。說起來也比較好玩，就是49年上海解放前我在上海讀書，那個時候全上海市舉行了一次演講比賽，我代表我們學校參賽，我記得很深，講的題目是《諾貝爾的故事》。結果我得到上海市小學生演講比賽的第三名，這樣我的演講才能就引起了關注。那時候我腦袋長的挺大、挺可愛的。後來有人找到我，我就參加了宋慶齡基金會的少年兒童劇團。正好是解放初期，導演、編劇都是地下黨員，所以排了很多迎接解放的戲。我記得我演一個報童，到各個工廠、到部隊去表演，這大概是我對新中國的第一個貢獻。然後就被上海電影製片廠看中了，當時正好在拍《三毛流浪記》，選我做一個群眾演員，實際在裡面就有兩個鏡頭，一閃而過。大家可能記得有一個場面，三毛被富人收為乾兒子，舉行很盛大的生日宴會，有一個富人帶著一個男孩來參加宴會，這個男孩就是我。本來是群眾演員，一共只有兩個鏡頭，其中一個鏡頭被北大學生給印出來了，送給我了，所以我保留一張照片。不知道為什麼，演員表裡面把我列進去了，現在很多研究電影史的就會注意到這裡面有一個演員叫錢理群。就這麼一個很簡單的關係，當然這樣就認識了很多大牌明星。我記得當時我有一個簽名本，這個簽名本在文革的時候被燒了。實際上就這一次。人的命運也很有趣，我演完之後，就回南京讀書了。如果我在繼續在上海讀書，沒準成為一名童星。這樣的表演經驗對我還是有作用的，大家都覺得我講課講的很好，很會朗讀，其實就是從小訓練的。上課其實是有某種表演性的，叫作上課藝術。這樣的上課藝術也許在大學裡並不重要，但在中小學教育中是很重要的。　　　　《三毛流浪記》的電影是解放前就開始拍，解放後才完成的，是跨兩個時代的電影。電影以解放結尾。在共和國成立初期，整個社會各階層都有一種解放感，我們不能因為後來歷史而否認前面那一段歷史。我覺得《三毛流浪記》以一個流浪兒童最後迎接解放作為結局，至少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和心理的真實。我對這部電影基本上還是持肯定態度。我還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後來《三毛流浪記》到南京來上演，就到我的學校去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談到造成流浪兒童痛苦的原因是什麼時，我發言說都是戰造成的罪惡。結果遭到了共青團的　　　　大哥哥、大姐姐的批評，說我不區分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籠統地反對戰爭，是缺乏階級觀點的。後來我承認了錯誤，心裡並不服，這種反戰立場我一直堅持到現在，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有基本的價值立場，也可能受魯迅的影響，就是強調人的個體生命的重要性，任何對個體生命的摧殘，我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這樣一個徹底反戰的立場，也受到很多朋友的評，但我還是堅持不變，這也就說明了一個人的童年經驗和記憶對他後來的影響。　　　　主持人：　　　　大家可以想像錢理群老師如果後來做了演員會是什麼樣，很有趣。另外我可以證明錢老師說了一句非常真實的話，錢老師是反戰的，這是我所經歷過的，我能當他的證人。美國打薩達姆，錢老師是不贊成的。　　　　錢理群：　　　　我不是不贊同打薩達姆，我不贊成打伊拉克平民。　　　　主持人：　　　　大家注意到我的用詞和錢老師就不一樣，我就是說美國打薩達姆，錢老師就說美國打了伊拉克。　　　　錢理群：　　　　那是平民。　　　　主持人：　　　　錢老師是不喜歡、很討厭、厭惡薩達姆的，但又不贊成伊拉克戰爭，因為戰爭就要給平民帶來傷害，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我理解錢老師的立場。誰還有疑問？　　　　問：　　　　錢老師你好，在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反應不是很強烈，或者是很平淡，請問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對孫中山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的評價是什麼？　　　　錢理群：　　　　我不是很熟悉這段歷史，我對孫中山沒有任何研究。我覺得你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政黨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和討論的。　　　　主持人：　　　　我能不能替錢老師說兩句？孫中山先生在五四運動的當天正在寫自己的一篇文章，有人告訴他發生了五四運動，他表現的確實比較冷淡。在孫中山先生看來五四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有很大區別的，許多新文化運動的積极參加者並不完全贊成五四運動當天發生的事情，包括五四運動當天高舉大旗的傅斯年先生，當他聽說火燒趙家樓之後，他也不高興。一定不能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局限為五四學生運動，這恐怕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孫中山絕對不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在乎，而是對五四學生運動不太以為然，這是我掌握的情況。　　　　問：魯迅小說中的「我」和魯迅本人有什麼關係？　　　　錢理群：　　　　魯迅小說當中經常出現一個「我」的形象。魯迅的作品有兩類題材：一是寫農民，一是寫知識分子。魯迅說，我跟農民之間、閏土之間是有隔膜的，我只能寫出我眼睛裡看到的農民。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魯迅筆下農民形象都比較模糊，都具有象徵性，不怎麼太具體，甚至場景都有區別。魯迅寫的那些農民都在公共場所出現，魯迅從來不寫家庭里的農民，什麼原因呢？他自己說得很清楚，我的外祖母是在農村的，我去看了看，他所看的農村只是他的一個觀察，並沒有深切體驗。在他這農民題材小說中的「我」，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和主人公之間很明顯有一個區別。比如《祝福》和《故鄉》的「我」，在小說里，一方面是故事的敘述者，另一面魯迅也要藉此討論知識分子和底層人民的關係。　　　　而寫到知識分子作品的時候，魯迅有切身體驗，筆下的知識分子就有血有肉，常常把自己滲透進去。像《孤獨者》里的「我」和主人公魏連殳其實是一個魯迅內在靈魂的兩種外化，魏連殳和「我」是魯迅靈魂兩個自我的對話，互相詰難。　　　　好，還有什麼問題？　　　　問：　　　　老師你好，在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跟魯迅都是中國非常著名的作家。目前中國處於轉型期，各種思想交鋒也都比較激烈，當前這個社會似乎有這樣的聲音，說要弱化魯迅，強化周作人。有人說需要周作人那樣的境界，把魯迅推下神壇，你對這個觀點有什麼看法？　　　　錢理群：　　　　問題不僅是魯迅和周作人的關係，恐怕還有魯迅和孔夫子的關係，魯迅和胡適的關係，等等。我們通常的思維，是有孔子無魯迅，有魯迅無孔子，有胡適無魯迅，有魯迅無胡適，有周作人無魯迅，有魯迅無周作人，都處於你死我活的對立地位。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曾經說過，我們這個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孔夫子，又好不容易有了一個魯迅，好不容易有一個胡適，又好不容易有一個周作人，一共就這麼幾個人，是不是？幹嘛非得要在他們之間製造對立？當然他們之間是有分歧，甚至可以說有重大分歧，但他們各有各的價值。為什麼要用肯定一個就得否定一個的思維來對待？這對民族文化的健全發展有好處嗎？我們當然應該正視他們之間的分歧，這種分歧在我看來是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作為個人，我們每個人都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對魯迅、胡適、周作人有不同評價，不同的親疏關係，有的人喜歡魯迅，有的人則更親近胡適，周作人，這都是正常的。問題是在作歷史評價時，就應該更為客觀，要看到他們的分歧，也要注意他們的一致，承認他們各自的價值，也不迴避他們各自的問題。　　　　事實上，不僅在魯迅、胡適、周作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有不同的選擇，今天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選擇也是大不相同的。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不同選擇？這也是一個問題。有人說，當今中國的學界、思想界、文化界是一個名利場，大有追逐者，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就不討論了。我要考察的是不在名利場的有自己追求的知識分子。我認為有四種追求都是有價值的：第一類，注重理論的追求、創造的理論家。本來知識分子的本職就是給社會提供價值理想，特別是當下中國、世界正處正在失去理想的時代，特別期待理論家的出現。理論家當然有現實關懷，但他也要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以進行理論的創造。在我看來，這是當下中國是最需要的知識分子，但現在看不到這樣的理論家。第二類，是魯迅式的選擇，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批判的知識分子，他的職能是對社會提出批判，心懷彼岸理想，對此岸一切不合理的，壓迫人、剝削人的現象，進行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的批評，但他不是導師，不是國師，只是社會的清醒劑，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以懷疑的眼光，不斷提出問題，是永遠的批判者。因此永遠處於邊緣位置。第三類，是實踐家，從事思想文化的實踐，教育的實踐，各種各樣的社會實踐，他主要職能是把思想理論轉化成一種社會的實踐。第四類，專業化的人才，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所謂學院派的專業研究者，他的職能是進行文化知識的創造，傳遞和積澱。他們中有些人可能對現實比較冷漠，有點脫離現實，鑽在象牙塔里。但在自己專業範圍內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我覺得這樣的知識分子同樣應該受到尊重。　　　　基本上是這四種選擇。個人選擇什麼，要根據自己的氣質，興趣，主客觀條件等等。這四種選擇都有各自的價值，也有各自的問題，各自的局限，甚至陷阱。而且具體到個人，有時候時可能同時兼容幾種職能的。就我個人而言，就將幾種選擇融為一體。我首先還是學院里的學者，我始終以主要精力作我的專業研究。但我同時又自覺地將自己的專業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批判資源，對現實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教育問題提出我的質疑與批判。但這樣的批判常常從烏托邦的理想出發，有時候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完全按照思想者和批判者的觀點辦，有時會因為過於超前，脫離實際而誤事，所以我對自己的批判，是有一條自我界線的，我的任務只是提出理想和警戒，希望別人能聽我的意見，起一個警示的作用，但不起具體指導實踐的作用。正是看到了批判的局限，這些年我又做了自我調整，部分地參加社會實踐，教育實踐，這是批判者和實踐者兩者之間的平衡，或叫腳踩兩隻船，一隻船是批判，一隻船是一定的實踐。大家所熟悉的，我這幾年參加中小學語文教育，參加教育改革實踐，那就是實踐性的。　　　　思想和實踐兩種邏輯是不一樣的。如果大家關心我對中學語文教育的介入，就知道我有兩個不同的時期。第一時期主要以思想者的姿態介入，對中學語文教育提出極其尖銳的批判，很多人可能覺得我太激進了。這是堅持思想者立場，要求徹底與超前，是不管具體操作的，這不是思想者、批判者的事。從實踐者來看，就覺有些脫離實際。但這樣的出於理想的批判的聲音，是絕不可少的，沒有出於理想的批判就不會有真正的改革，思想者與批判者是為改革指方向和開道的。但僅有批判沒有實踐也有問題，實踐者必須考慮現實、妥協，從現實的可能性出發，逐步推動漸進的改革，把思想者、批判者的理想變為現實。知識分子在思想者和實踐者之間不斷地轉化，會帶來很多痛苦，也會遇到很多的問題。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個選擇和這裡面一些經驗和教訓。　　　　主持人，　　　　那位將來是你北大的學生，已經考上北大研究生了。　　　　問：　　　　你告訴我們魯迅是只破不立的思想家，他沒有太多手段，他想打破這個鐵屋子，我想問的是，既然他自己都不知道鐵屋子被打破之後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或者這種生活比打破之前更糟糕，那他為什麼還要去打破鐵屋子？　　　　錢理群：　　　　講魯迅只破不立這個說法有點簡單化了，其實魯迅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工作，他曾經說我們文化建設需要苦工，做實實在在、點點滴滴的建設工作。我曾經專門研究魯迅去世的1936年，病重的時候他做了多少事？他翻譯了好幾本書，寫了很多雜文，還印了很多畫冊，編輯了好幾本雜誌，這些都是文化建設工作。另外一個意思上說，魯迅思想本身就是現代中國重大的文化建設成果。簡單地說魯迅只破不立可能不是非常準確。　　　　至於說到「鐵屋子」，這確實是魯迅的矛盾所在。所謂「鐵屋子」，實際是象徵社會體制對年輕一代，對中國人的思想的束縛。最近就有一位教育家大聲疾呼，說現在應試教育就是「鐵屋子」，我們要打破應試教育的鐵屋子。問題是，怎麼去推倒鐵屋子？推倒鐵屋子以後會有什麼問題？魯迅相信兩點：第一，他相信只有推倒鐵屋子，打破對人，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思想禁錮，社會才會有進步；第二，他相信，即使推倒鐵屋子以後，還會有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地改革，奮鬥。至於怎樣才能推倒，推倒以後又有什麼問題，魯迅並沒有現成答案，他還要繼續探討。魯迅和別人不同之處，在於他還要追究「自己號召青年推倒鐵屋子，萬一推不倒，自己要負什麼責任」。他的真正痛苦在這裡。這其實是一切真正的啟蒙主義者的痛苦所在。老實說，這也是我的痛苦。　　　　這裡不妨說說讓我終身難忘，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有一年春節前，我收到一個電話，一個男孩子跟我說，錢先生我被學校開除了。我說怎麼回事？他跟我講他的經歷，他是山東的一個男孩，非常聰明。在讀高中的時候讀了我的書，也讀了別人的一些書，對中學教育產生懷疑，他反抗中國教育，就乾脆退學到家裡自學。他想考北大，但他估計自己的成績考不上北大，就考了北京醫學院，因為他聽說北醫要合併到北大去。結果他考上了北醫。他本以為北京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作為北大的一部分的北醫會給他自己的發展提供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沒想到，北醫管得比他中學還嚴，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於是他反抗了，這回他是大學生了，就寫文章對校方提出批評，有時也不上課，校方就拿他逃學為理由開除他。他的姐姐知道後，趕到學校求情，校方說只要他檢討就可以不開除。但他覺得自己沒有錯，拒絕檢討，學校就真的把他開除了。那天他父親打了他，他從北醫逃到北大來找我，找不到，就打電話給我。我當時聽了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我對他說：你別跑了，回到你父親哪裡去吧。魯迅說過，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溫飽，第三要發展，你還要學會保護自己。他說：你為什麼不早說，來不及了！說完就把電話「啪」地掛了。後來我怎麼也找不到這個學生，心裡非常　　　　痛苦，而且很自責：是我喚醒了他，至少是喚醒他當中的一個，但我卻不能保護他。更重要的是，我當初在講魯迅的時候，只講魯迅號召反抗的一面，卻沒有強調年輕人要善於保護自己這一同樣重要的魯迅思想。對我來說可能是學術論述的片面性，但年輕人看了我的文章，像山東這位學生，就變成了他的行動，並直接影響了他的命運。我從這裡得到最大的一個教訓：作為我這樣一個學者，而且是一個比較有影響的學者，我的言和行必須十分地謹慎，稍有偏激之處就可能給年輕一代帶來災難。後來，我到中學講魯迅，就專門向中學生講了這件事，並且和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不僅和中學生，我對很多的年輕朋友都說，，你們要學會保護自己。我曾經跟我們學校很多年輕老師說，很多問題你們別說，我來說。我不贊成讓年輕人去做犧牲品。這背後確實有啟蒙主義者，特別是中國的啟蒙主義者的一個內在矛盾與困境：一方面，你要喚起年輕人的覺醒，年輕人覺醒了，就會起來反抗現實，就有可能受到殘酷的迫害（在我看來，學校把那位山東學生開除，就是一種迫害），而你又無力保護這些年輕人。這是個兩難選擇：你不能不說，說的後果又常常是自己所不能把握的。這大概是魯迅當年的痛苦，我們現在也多少有些體會了。　　　　問：　　　　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你。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現在可能學術界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以美籍學者林毓生為代表，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全盤的反傳統。第二種是李澤厚先生為代表，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種啟蒙運動，這種啟蒙運動從最初開始的時候，就帶有救亡的色彩，最終啟蒙被壓倒，並沒有起到真正的救亡啟蒙的作用，好比說提出了民主，但沒有提出法治。第三種觀點是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根本就不是什麼啟蒙，只是為了救亡而已。我想問你一下，你個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怎樣一個觀點，傾向於哪一種？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魯迅是不是認為他自己的作品應該速朽的問題。剛才在你的講座過程當中也提到，魯迅對民主、科學、西方等等的一些價值也不是全盤接受。一位學者書中也提到魯迅先生在實踐過程當中還是辯證地去吸收很多中國傳統的東西，而且自己花了很大的時間研究中國古文化。像武大的鄧曉芒教授就提出來說魯迅是在行動，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把現代化希望留給未來。魯迅在他的著作當中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認為自己的思想偏暗，不想傳染給將來的青年。我想魯迅先生認為在他的作品速朽之時，我們應該能夠公正合理並且獨立地理解和傳承自己的文化。您以為如何？　　　　錢理群：　　　　問題很大、很多，我把它簡化為幾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林毓生先生提出五四運動全方面否定傳統，這我是不同意的，其實我剛才在報告裡面已經講出了我不同意的理由。　　　　第二，啟蒙和救亡的問題。我想同時涉及另外一個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在說五四傳統就是愛國主義傳統，這也是官方的解釋，是有意識形態的引導的。剛才我的演講里已經談到「五四」運動至少是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生運動兩部分，兩者之間有聯繫，也有區別。「五四」學生運動顯然是一個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也確實有救亡的背景，中國需要改革，就是因為存在民族危機。但大家要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有高度的警惕和尖銳的批判。陳獨秀甚至寫文章批判愛國主義，認為愛國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常常是非理性的，很容易被利用。李大釗因此提出「愛人比愛國更重要」，顯然更強調人的覺醒，這更是「五四」的根本。因此，在我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思想啟蒙運動，但它不同於西方的啟蒙運動，在於它發生在一個東方的處於落後地位的大國，它的啟蒙的動力，不僅來自自身的反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歷史要求，而且也有面對西方侵略壓力的民族危機感，也就是有一個救亡的背景。但如果因為有這樣的救亡背景，而簡單地把「五四」傳統解釋為「愛國主義」的傳統，就會遮蔽「五四」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啟蒙本質。我們更要警惕有人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推銷「國家主義」，而國家主義又恰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對象，因為它是和「五四」和魯迅所強調的個體精神自由相背離的。　　　　另外你剛才問我自己的立場，今天的演講已經表明了：我主張堅持「五四」傳統，同時超越「五四」傳統。「五四」所提的許多問題，在今天的中國沒有解決。在當下中國，我認為自由、平等是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五四」時期提出的精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社會平等，都沒有真正實現。這已經成為當下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解決這些問題具有迫切性。當然，我們還遇到許多新的問題。我們面臨各種各樣的西方文明病，比如物質至上，金錢萬能，消費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等等，這都是「五四」先驅者沒有遇到，或雖有警覺，卻並不是當時現實迫切的問題。而且把「五四」的命題推向極端，也會產生問題。所以我們又提出要超越「五四」。　　　　問：　　　　魯迅和胡適都強調個人的精神自由，他們之間的異同何在？你對這兩種自由有何評價？　　　　錢理群：　　　　對胡適我沒有太多的研究，我只能說魯迅。魯迅強調個體的精神自由，內含三個概念：一、強調個體。在中國的傳統中，人是個群體人的概念，是家庭的人、社會的人、國家的人，很少注意個體的人。所以魯迅特彆強調個體，在這一點應該和胡適是一致的。胡適在五四時期特彆強調了個體的自由，我覺得魯迅和胡適基本是一致的。二、強調精神。在五四這一代人看來，人不僅是物質的人，人之為人是人有精神的追求。魯迅對物質主義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三、強調自由。他認為人的健全的發展，一個前提性的條件就是要自由。因此，「五四」時期在追求個體精神自由這個問題上，魯迅和胡適是一致的。但到三十年代，他們之間就出現了分歧。主要是魯迅更加趨向於強調平等，就更注重底層人民的「自由」，而胡適的自由觀始終是精英主義的。再加上對國民黨政權的不同態度，就有了魯迅對胡適的尖銳批判，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有意思的是，胡適卻始終認為魯迅是自己人，一直到晚年，他還強調魯迅是我們自家人。　　　　主持人：　　　　在台灣還強調這一點。　　　　錢理群：　　　　對，在台灣還強調這一點。剛才有同學提到周作人，魯迅、周作人、胡適他們三個人有很多很多的區別，但是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人，「五四」新文化的一些最基本追求卻始終是一致的。比如強調個體精神自由，強調要向西方學習，強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消極方面的批判，反對尊孔。胡適說魯迅是自己人，就是因為有這些基本的一致，而且是始終堅持的。當然，他們後來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胡適希望推動國民黨政權的改革，實現歐美式的憲政民主和自由，魯迅則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持尖銳的批判態度，因而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但他的支持是有前提的。當他發現革命政黨出現專制傾向，　　　　有可能妨礙個體精神自由的時候，他也進行反抗。這也是他到晚年跟周揚和上海黨組織發生衝突的原因。他說他們是工頭，我成了新的奴隸了。這表明魯迅和共產黨的合作，支持革命，是有一條線，這條線就是要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維護個體精神自由。而胡適支持國民黨政府，扮演諍臣的角色，也是有底線的，也是要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維護個體精神自由，因此，國民黨政府邀請他組閣，他最後還是拒絕了。所以我們可以說，魯迅始終是體制外的反對派，而胡適則是體制內的反對派，他們都堅守自己的基本底線，維護了知識分子的獨立與自由。　　　　這是能夠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的。剛才我說過，實踐必須有妥協，但妥協必須有一個限度，到什麼程度你是可以妥協的，到什麼程度出了你的線了，你就不能妥協了。在這一點上，　　　　魯迅和胡適都給我們提供了榜樣。由於我的經歷、個性等等原因，在魯迅與胡適之間，我更　　　　傾向於魯迅，同時我對胡適也保持最大的尊重。原因就在於我覺得他們兩個人最可貴的就是在關鍵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很多知識分子一跟共產黨合作就失去自己，另一些知識分子一跟國民黨合作也失去了自己。唯獨他們兩個人，一個跟共產黨合作，一個跟國民黨合作，雖然也有過妥協，但在關鍵問題上，都保持自己獨立，維護了個體精神的自由。這非常難得。我們應該為擁有這樣兩位有不同選擇的獨立知識分子而感到自豪。　　　　魯迅希望自己作品速朽，但我覺得他的作品不會速朽。魯迅為什麼希望自己速朽？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即所謂「歷史的中間物」，他是一座橋樑，處在黑暗和光明之間，因為反抗黑暗，當然為黑暗所不容，而他的全部價值就是和黑暗搗亂，當黑暗消滅，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他就沒有價值了，也應該消亡。因此，魯迅最後給我們留的遺言是「忘記我」。我們研究魯迅常常很矛盾，我們當然不願意違背他的遺言，但我們確實又不能忘記他。因為他所批判的黑暗，不但現在存在，而且比魯迅時代要嚴重得多，魯迅還不會速朽，我們還要不斷讀他。魯迅真正被遺忘，就意味著沒有黑暗的光明世界的到來，那就可能不只是魯迅之大幸，而且是中國之大幸，人類之大幸。但這樣的光明世界只存在於彼岸，在此岸世界永遠不會有沒有黑暗的一天，在這個意義上，永遠和黑暗搗亂的魯迅，是不朽的。　　　　主持人：　　　　最一個問題。　　　　問：　　　　錢老師你好，剛才你在講座中提到中國現在處於一種非常複雜的情況，前現代、現代、後現代混合，現在一方面我們強調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越來越多地在實現，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你有怎樣的看法？　　　　錢理群：　　　　什麼？　　　　問：　　　　從社會實踐角度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應該何去何從？　　　　錢理群：　　　　這個問題太大，我回答不了。但我可以講一點，這是我這些年演講經常講的一個話題，特別是想和在座的年輕朋友討論的問題。我覺得中國近100年的努力，我們最大的成功就是基本上解決了十三億人的溫飽問題。大家不要小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這麼多的人口基本上解決溫飽問題，這是非常大的成功。除此之外，我們還成功地解決了國家的獨立和統一的問題。這樣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就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以為，我們國家正面臨著四大重建的任務：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和生活重建，就是要尋找、建立一個最適合中國老百姓的合理的制度、文化、價值和生活。這個重建的重擔大概就要落在在座的諸位年輕人的身上。關於這方面，我有不少論述和設想，今天時間有限，就不多說了，也算是我的胡思亂想吧。　　　　問：　　　　剛才老師贈言我們獨立、自由、批判與創造八個字。但我覺得我們受到很多的思想束縛。能不能給大家指明一些東西？我們知識分子在國家和老百姓之間能夠做什麼。我想既然是知識分子，就應該為沒讀書的人、讀書少的人，指出一些明確的東西。　　　　主持人：　　　　明白了，明白了。　　　　錢理群：　　　　我還沒有聽懂。　　　　主持人：　　　　叫你給指出點具體的東西。大家聽明白了嗎？　　　　問：　　　　沒有。　　　　主持人：　　　　你是哪個系的？　　　　問：　　　　青少系的。我想農民工至少讀書不多，我現在讀書也不多，在座的大三、大四的某些同學，可能讀得也不多。我們能不能做一些更踏實的事情，把生活中每件具體的事情做好，那你肯定沒有問題，但現在至少大學生都沒有做到。　　　　主持人：　　　　你請錢先生談什麼問題？　　　　問：　　　　知識分子在生活中能夠具體扮演什麼角色？不管是為民請命也好，還是你自己組織起來也好。　　　　錢理群：　　　　我們今天所有的討論，都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言說，我也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儘管現場反映是熱烈的，可能你聽得很激動，但是馬上要回到你的現實中去。你會覺得今天我所講的這一切，可能都是相當遙遠的，和你實際要面對的問題之間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像我這樣一個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會面臨的困境。這裡我就想講一點，我們要以平常心來看待獨立、自由、批判、創造這樣的精神。　　　　在給北大學生最後一次上課的時候，我也說過「獨立、自由、批判和創造」，下面有一個發揮和解釋。我說，儘管我們確定了這樣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目標，但具體到每個人的選擇都是不一樣的，可能去經商，從政，做學術研究，做記者、編輯，還有其他各種選擇。真正達到胡適、魯迅那樣高度的人是很少的，絕大部分都是平常人，作普通的公務員、商人、教師、記者，你最後是這樣一個角色。但是我要講一點，你既然受過這樣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精神的熏陶，你就在普通的工作崗位，日常生活里，也要堅守某些東西。比如你從政，至少你要要求自己不要成為只謀求私利的政客，要成為有理想有追求的政治家；你經商就不要做一個奸商或庸商，也要作一個有追求，有創造的商人。大家不要以為只有想胡適、魯迅那樣才叫批判、創造。你對某種思潮有所抵制，就是批判；你做事要堅守什麼，有所肯定，那就是創造。獨立、自由也一樣。你當教師，就要做有獨立思想的教師，做記者、編輯也要求自己有獨立性。也就是說，要把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貫徹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內化為你日常生活中的倫理，你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做最平凡的事情，但有沒有這樣的精神，做事情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　　　　我對我的學生就是這麼要求的，並不期待他們將來都成為名人，大家，但希望他們無論是當記者，編輯，還是當教師，都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都要有所為（這就是創造），又有所不為（這就是批判），這就夠了。年輕時候，特別是上大學的時候，人都會有許多凌雲壯志，但像我現在這樣，人老了的時候，當年的同學聚會，真正實現了自己年輕時的理想的人並不多，大部分同學都很平常，但大家又覺得這一輩子過得還值得，因為我們老老實實地作人做事，守住了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我今天反覆強調要守住一些東西，每一個人都要　　　　有一個作人做事的基本底線，無論環境多麼壞，也要守住，這是最主要的，也是我對諸位的最大期待。　　　　問：　　　　我想知道您剛才說的少數民族漢化的問題，如何判斷出少數民族的語言、普通話，還有英語以及今後就業之間的關係？第二個問題，魯迅是不是上個時代的多餘人物？　　　　錢理群：　　　　第一個問題估計也是你自己的問題。應該這樣講，我們生活在全球化時代，我覺得凡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必須要懂外語，因為這是文化交流必須的工具。所有大學生都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漢語和外語的訓練，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東西。少數民族的學生可能要多一個任務，你要有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承擔。這可能要費勁點，但應該盡量去掌握。在一個時期偏重哪個是一個操作的問題。　　　　你說魯迅是不是多餘的人，我覺得多餘這話不太準確，其實魯迅是個邊緣性的人物。我曾經說魯迅他有一種熱鬧中的寂寞。魯迅這個人他活的時候就是爭論焦點，他死了以後一直到今天都是爭論的焦點，他始終處在熱鬧中。但我又覺得他很寂寞，因為真正理解他的人始終是少數。這大概是魯迅的一個悲劇。他好像在中心位置，實際上他是邊緣的，這可能就構成魯迅一個特殊性。　　　　主持人：　　　　那位同學提出少數民族的語言、漢語、英語問題，我覺得在中國做一個少數民族多好，還能掌握和漢族人不同的一門語言，一點不矛盾。　　　　我們很感謝錢理群老師給我們做了這麼精彩的演講。錢先生的演講我也很有體會。我知道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經歷了100多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到現在也不過90年，從1923年結束到現在還不到90年。因此我有一個觀點，現在仍然是五四的時代，五四所面對的問題都沒有解決。歷史還在向我們提出必然要求，所以我說仍然是五四時代。再一個錢先生也提出要超越五四。我的表述是什麼？接著五四往前走，如果說提五四不提民主和科學，就像中秋節沒有月餅一樣，這是冰心先生說過的話。我看有些人非常不願意提民主和科學，想淡化它。實際上他們不願意我們接著五四往前走，五四的民主和科學在當代的形式是什麼？這是我考慮的問題。五四的民主和科學、啟蒙在我們當代就是人權和憲政。人權和憲政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學在當代的實踐。我覺得這是個問題。說超越五四，我倒有一個想法，五四先驅者、先賢們提出了民主和科學、自由和平等，但他們甚少提到法治、自治，我認為沒有自治，自由就不能實現。每一個人都是個體化的、原子化的，那麼他的自由不能實現，必須結成隊伍。當下中國有一個最重大的使命，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契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沒有這個落實，只是把這些東西寫在紙面上，就沒有這些價值的真正實現。還有錢先生講到魯迅、胡適，這些觀點我都是非常認可的，胡適、魯迅都是新文化中人，他們都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如果說有區別，我看大體上有這樣幾個區別：一、魯迅先生強調了立人。魯迅先生比較胡適先生不太那麼重視立制度，胡適先生說要立人，那得靠制度，當然胡適的制度是英美模式的制度。二、胡適先生認為國民黨不好，這是事實，只能改良、漸進，跟他合作、批評他。國民黨不好，如果共產黨來了就更不好，所以胡適拒絕跟共產黨合作。魯迅認為國民黨不好，是一個事實，不好的共產黨是將來式，將來不好我們再和他鬥爭，在那個時候共產黨屬於被壓迫的地位，魯迅站在受壓迫者這一邊。我覺得這兩個人的選擇，在相當大的意義上都無可厚非，並且憑我的精神直感，如果魯迅活在49年以後，他和體制大概仍然處於相當不和諧的狀態，對這個體制也是懷疑、批評的態度。這是我對錢先生今天演講的回應。　　　　今天我還想說說對錢理群的理解，我相信未來的一部分學人會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的錢理群現象。我跟錢先生接觸這麼多年，有一個感覺，錢先生對自己的把握和認識非常準確，錢先生最早給我的感覺是什麼？是一個最好的老師。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最熱愛的老師，他的課講的實在是好，不僅是有學問，而且是整個生命的投入，窗外大雪紛紛，教室里一個渾身熱氣騰騰的人，還聲嘶力竭地講課，這就是錢理群。　　　　還有錢先生給我第二個認識，他確實是精神界的戰士，是批判型的知識分子。他有一句話使我特別感動，他說我們可以把自己嵌得很深很深，最後把自己變成一個金子，但是我不能。因為周圍的世界太寒冷、太黑暗，我不能把自己變成金子，我要把自己變成一塊煤，跳出來燃燒，給世界帶來些光明、溫暖。　　　　其實錢先生這段話一直成為我寫在心裡的座右銘，大家看，你們感覺我是不是許多方面都在向錢理群學習？後來我就覺得錢理群先生有一個變化，他不僅是一個批判型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且在自己走進老年的過程中，像小學生那樣去當一個勤勤懇懇的建設者。錢先生最近幾年到偏遠的山區去給中學生去講課。我覺得錢先生把批判型的思想家、知識分子和腳踏實地的實踐者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我特別希望我們中青院能夠請錢先生來當老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有了像錢理群這樣的人，大概就不那麼寒冷，也不那麼寂寞了。讓我們衷心地感謝錢先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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