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遠文：「孕婦之死」背後的社會分化(南方都市報 2007-12-2)

　　開放專欄　　　　　　這幾天，關於「孕婦之死」的報道和評論已經很多了，大多集中在對手術簽字制度的考問。我仍然堅持我幾天前的看法，該事件體現的是社會的分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隔膜。我們應該通過深入了解肖志軍和李麗雲之前的遭遇，從中發現問題、尋找答案。不過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聚焦於手術簽字制度，其社會心理值得細細探究。

　　在相當多的報道中，肖志軍被刻畫成為一個愚昧、無知、自私，甚至是「偏執型人格障礙」的人，因為只有這樣，手術簽字制度才會成為關鍵問題——分析一個「精神病」有什麼意義呢？但如我之前所說，不理解是因為不了解。實際上，肖志軍的種種行為完全可以理解，比如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話，認為自己以後會當官，這在我們讀過的通俗歷史演義當中不是很常見嗎？再比如他花錢跑官要官，這說明他對當下社會權力分配的現實有很準確的判斷，只不過手段低級罷了。他一條道走到黑，我們視為「偏執」；然而我們都聽說過一句話叫「只有偏執狂才會成功」——比如李彥宏做百度。從性格上來說，肖志軍真的和李彥宏有那麼大區別嗎？只不過李彥宏的知識來自矽谷，肖志軍的知識來自孔孟之學，來自易經，他的知識結構完全落伍了。

　　同樣生活在一座城市裡，你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很適應城市生活，不論是裝扮還是語言，都很得體，比如寫字樓的白領；而另外一個群體則明顯格格不入，比如農民工。這兩個群體各行其是，完全沒有共同語言。這讓我想起了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提出的兩個概念：旅遊者和流浪者。他認為在後現代社會，人們都在流動，但同樣是流動，可以分為流浪者和旅遊者兩個群體。旅遊者流動是因為發現這個世界充滿了無數有趣的東西，而流浪者流動是為了生存而別無選擇。「旅遊者一路綠燈放行，流浪者一路紅燈止步。」比如我們看到的驢友和農民工就分別對應旅遊者和流浪者。在鮑曼看來，旅遊者和流浪者的對立是後現代社會的首要分離。在這兩個群體之間，因為生活經歷的迥異，他們即使相遇也無法交流，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獅子能開口說話，我們也聽不懂它們。」

　　鮑曼還說：「因為他們(流浪者)毫無用處，所以他們也是多餘人。由於是多餘人，他們自然成了羞辱的對象和替罪羊。可他們的罪行無非是希望成為旅遊者，只不過他們沒有能耐像旅遊者那麼遂心如願罷了。」「沒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遊者社會的烏托邦。旅遊者社會中的大部分政治——如迷戀於『法律和秩序』，把貧困作為犯法，等等——都可以解釋為堅持不懈地衝破重重困難，把現實社會提升到烏托邦的水平。」請恕我不厭其煩地引用鮑曼的話，因為這些話簡直就是為「孕婦之死」所說。所以，把肖志軍污名化，把問題聚焦於手術簽字制度，原因很簡單，我們只願意看到一個世界，「文明」的世界，而不願意承認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這兩個群體對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的弊端、對醫治弊端的方法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所以在我看來，手術簽字制度的修修補補根本無關緊要。「文明世界」的法律、道德，在另外一個世界是失效的。比如對電影《盲山》中的村民來說，遵守法律即意味著斷子絕孫，那試問法律對他們來說又有何用？根本的解決之道並不在此。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孔子也說「富之」而後「教之」，道理並不複雜，只不過我們常常無視這一點。

　　回到「孕婦之死」，我們也必須通過追尋肖志軍、李麗雲的生活經歷，發現更多的問題。比如前天《南方都市報》報道中提到的居委會驅趕肖志軍、李麗雲，救助站不予救助，這些才是問題關鍵。而我相信在繼續追尋的過程中會發現更多的問題。要知道，其實我們都處在「完美的旅遊者」和「無計可施的流浪者」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我們屬於同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的命運密不可分。

　　□彭遠文(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