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公平正義問題
如今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單純的經濟體制轉軌，而是複雜的社會轉型。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軌，但這種經濟體制轉軌只是社會轉型的始發環節，整體的社會轉型遠未結束。隨之而來的將是更為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將主要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從根本上看，這些問題的解決依賴於一個秩序良好的現代交往體系的形成，即依賴於一個能夠為公平正義提供支撐的現代社會結構的形成。
1社會轉型期：一般正義理論的盲區當今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是高度複雜的，這種複雜性與正在發生的社會轉型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考察當今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不僅需要訴諸正義原則的道德論辯，而且需要將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作為重要的變數予以關照。如果說社會變遷是指社會的持續性變化，那麼，社會轉型就是指社會的結構性轉變，是指具有質的差異的兩種社會模式之間的轉化。因此，社會轉型期是社會變遷的特殊時期，是社會變遷過程中新舊兩種社會模式的交錯點，是新舊兩種社會結構的重疊區，它本身不屬於任何一種具有穩定結構的社會類型。
然而，從亞里士多德到羅爾斯，我們所熟知的各種正義理論卻是建立在對社會基本結構的分析之上的，它以具有穩定結構的「穩態社會」為考察對象，因而無法把握變動不居的「轉型期社會」，無法對其公平正義狀況進行分析和刻畫。這意味著，舊有的交往關係模式已經失去效能而新的交往關係模式尚未形成的社會轉型期是一般正義理論的盲區。
當今中國所經歷的社會轉型，是以經濟的市場化轉型為基礎的社會現代化轉型。這種社會轉型曾在許多地方發生，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失敗的，其成敗的關鍵不僅在於是否能夠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而且在於這一社會結構是否是在現代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下形成的。
考察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公平正義問題，當然需要依據於普遍的理性原則對一般道義規範進行辨析，但更需要從穩態社會與轉型期社會的區別出發，對兩種社會狀態下的公平正義問題進行辨析，尤其需要從當前中國的具體現實出發，建構能夠解釋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公平正義理論。
2公平正義問題的道德論辯與倫理論辯從理想的社會狀態出發推論出一般正義原則，並用這一原則衡量一切社會結構的正義性質，以其規範人們行為，這確實是清晰的道德論辯方式，因為它清晰地呈現了善惡的標準。但是，這種道德論辯卻是有問題的，它往往只能停留於道德應當的領域，而現實的社會交往關係卻是在各種現實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是依據絕對的道德原則建構的。現實社會總是存在著「偏差」的，對於轉型期社會和其他非穩態社會來說，這種「偏差」將會非常顯著。就像羅爾斯承認的那樣，在戰爭、抵抗和革命等非穩態社會狀態下，人們必須用「戰爭正義論」、「革命正義論」等正義原則而不是用理想的正義原則來考慮公平正義問題。可見，在變動不居的轉型期社會中，人們也只能用特殊的正義理論來考慮公平正義問題。
在這裡，關鍵的問題在於，在考察特定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時，是否捨棄了它們發生作用的具體條件。黑格爾認為，倫理並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體現為人們「普遍行為方式」的「風尚」和「習慣」，「倫理性的東西就表現為這些個人的普遍行為方式，即表現為風尚」。因此，與駐足於抽象善觀念的道德論辯不同，倫理論辯是從現實的倫理實體出發考察問題的，不是將抽象的善觀念與現實隔離開來，而是通過對體現特定「風尚」和「習慣」的「倫理實體」的考察來把握善。
從現實的倫理論辯出發考察公平正義問題，就需要將問題聚焦於價值與事實的關係，而不是僅僅聚焦於價值規範本身，需要從現實的社會出發而不是從理想化的社會出發考察價值規範的承載基礎。這就意味著，不僅需要考察什麼是應當的正義原則，而且需要考察怎樣的社會條件能夠支撐這樣的正義原則，甚至需要考察不同的社會條件所對應的正義原則的歷史合理性，而不是僅僅注目於正義原則的道德基礎；這同時也意味著，考察公平正義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哲學任務，而是需要哲學與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聯合才能完成的任務。
（1）市民社會是現代化轉型中的切入點
當代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學者阿格尼絲·赫勒認為，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的三種邏輯中，市民社會的邏輯最為重要，即現代社會在社會地位、功能和財富劃分上形成的迥異於傳統社會的發展邏輯。這意味著，當我們考察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時，也應當從標誌著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本質差異的「市民社會的邏輯」出發才能真正觸及問題的真正根源。
（2）傳統社會的社會特徵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市民社會的形成，而市民社會的發展恰恰貫穿於現代社會在「社會地位、功能、財富劃分」上區別於傳統社會的基本制度的形成過程。這一過程的支配邏輯是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凸顯的公平正義問題的總根源和總原因。傳統社會是一種將個人固定於血緣和地緣共同體之中的社會。在這種類型的社會裡，個人既不是獨立的經濟個體，也不是獨立的政治個體，而只是依附於地緣和血緣共同體的「成員」。在這種關係里，共同體的每個成員各安其位便是最大的社會公平。這是傳統社會等級制度中人們對公平正義進行評價的基本依據。
（3）市民社會的社會特徵
與此相反，市民社會是由獨立的、自主的個人構成的。缺少了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契約自由為基礎的市民社會便不可能存在和延續，因而現代市民社會中的個人必須是獨立自足的個體。市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個人從傳統社會的「人的依賴關係」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個人的過程，是一種新的社會等級關係和財富分配製度的形成過程。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新的社會交往關係模式，以及為了維護這種交往關係模式而建立的各種社會政治制度的形成過程，是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本質性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公平正義原則因社會交往關係模式的改變而改變，它將為市民社會提供道義辯護，這是市民社會必然要求它這麼做的。
在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是市民社會的邏輯塑造了現代的公平正義原則，因此，只有通過對這一邏輯的理論再現，才能把握現代正義原則的實質。
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既是一種以經濟市場化為基礎的社會現代化轉型，又是一種在特殊社會基礎上、以特殊的方式進行的社會現代化轉型。這一社會轉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既具有一般社會轉型的特徵，又與其存在重大區別，僅僅訴諸一般的道義原則和以西方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社會轉型理論，是無法解釋當今中國的公平正義問題的。
與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一樣，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首先經歷了一個市場體系建構的過程。正是因為交換體系從生產體系中分離出來，生產體系從整個社會生活中分離出來，才導致不同於傳統社會的「社會結合的各種形式」的形成，並由此導致規範這些「社會結合形式」的各種現代制度的形成，從而塑造了全然不同於傳統社會的現代社會結構，也因而形成了以強調個人權利為基本內容的一般現代正義理論。當今中國的公平正義理論，無疑應當以此現代社會結構為基礎，構建一種理論解釋和道義辯護體系。
問題最終歸結為怎樣在「市場」和「社會」之間找到平衡點，即怎樣將市場的驅動力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儘可能穩定在既能夠較好維護社會公平而又不至於破壞發展驅動力的平衡點上。市場與社會的平衡離不開國家的干預與中介，因此，市場、社會與國家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便成為理解和解決社會轉型期公平正義問題的最基本場域。從這一基本場域出發，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具體條件、特殊動因和發展目標，從而通過市場、社會、國家之間關係的變遷把握社會結構的變化，進而把握與其相關聯的公平正義問題，無疑是考察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公平正義問題的一條重要路徑。只有在這一基本場域與中國特殊情境的交錯點上，我們才能在充分汲取西方社會理論和經典正義理論合理觀念的基礎上擺脫對它的依賴，真實而深刻地把握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避免陷入抽象觀念的陷阱。
（1）中國不存在典型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關係
依據西方的歷史與理論，人們往往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二元對立作為考察現代社會轉型的前提性假設，但這種假設並不完全適用於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它的社會轉型既是一個市場制度逐步建立的過程，也是一個工業基礎逐步積累的過程。然而，當今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卻是建立在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工業積累基礎之上的，雖然轉型前的中國尚未形成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農業生產仍然佔據很大比重，但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初步建立，現代化工業已初具規模。因此，與西方國家早期的社會現代化轉型相比，中國在進行市場化改革之前的社會很難被看做是典型意義上的「傳統社會」，而只能被看做是一個已經邁入現代社會門檻的「非市場社會」。這意味著，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所遇到的公平正義問題，是在一個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轉型起點上發生的。如果說當今中國最大的社會公平問題是由城市人口與鄉村人口之間財富分配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那麼社會的市場化轉型只是放大了這一問題，而問題的初始原因和早期發展卻並不是由市場化轉型導致的。
（2）中國的轉型非「自下而上」的政治邏輯
總體而言，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自由放任到更多國家干預的歷史過程；同時，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國家始終是市場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和調節者。不同的是，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轉型開啟的，是由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而不是自發發生的。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改變國家對經濟和整個社會生活過多的干預，因而是一個國家向社會放權和社會增強自主性的改革過程。一方面，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言，這一過程恰好與西方相反，即主動性不是來自於社會而是來自於國家，改革的「行動者」不是社會而是國家；另一方面，就市場與社會的關係而言，這一過程雖然也同樣表現為經濟「脫嵌」於社會的運動，但由於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與社會是一體的，這種「脫嵌」實質上是市場從國家計劃控制之下脫離出來，而不表現為經濟脫嵌於社會。這一特殊的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使得國家成為一切矛盾的「承擔者」，而不是市場與社會之間矛盾的「調節者」。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自身的制度改革就將對新的社會交往關係模式的建構發揮關鍵性作用，因而也將對社會轉型期公平正義問題的解決發揮關鍵性作用。這意味著，一方面，國家向社會的放權將會釋放市場的活力，獲得改革的紅利；另一方面，國家向社會放權也必須著眼於社會機制的建立和健全，著眼於推動新的社會交往關係的形成，否則市場機制的加速增長將會造成更大的社會「脫嵌」，加劇社會不公平。
（3）中國正經歷從平均、平等到公平的轉變
西方市場經濟是從衝破封建等級制開始的，因此，它所著力改變的是不平等的封建等級制，它所著力建構的是以權利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公平制度。而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則是從一種平等主義制度模式向公平主義制度模式的轉變，它所著力建構的雖然也是公平主義的社會結構，但它所著力改變的卻是平均主義取向的平等主義。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是要在充分發展工業化的基礎上建立起比資本主義更加平等的制度體系，雖然實質上的不平等在所難免，但它所建構的平均分配體系無疑具有高度的平等特徵。平等與公平之間本來就具有非常複雜的關係，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模式，以及當前立足於公平對這一模式的制度改革，使平均與平等、平等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具有了更為複雜的面相。可以說，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切社會公平問題無不與這種複雜局面相關。如何處理好平等與公平的關係，對於解決當前的公平正義問題，對於未來新的社會關係模式的形成，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這一問題上，無論是西方的社會轉型理論，還是經典正義理論，都無法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案。
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公平正義問題，根源於平等的價值取向與公平的價值取向之間的衝突。從現代社會發展的一般經驗看，這種平衡最終依賴於一種新的社會交往關係模式的形成。因此，解決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公平正義問題，不僅需要國家的制度建構，而且需要社會自我救治機制的生長和完善。只有國家權力和社會自我救治機制有效結合，共同築起保衛社會的防線，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社會轉型才能順利進行，市場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市場對社會的「脫嵌」才能被限制在不危害社會基本公平的底線之內。
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價值取向是平等主義的，當今中國社會正在建構以公平為目標的社會價值體系和制度體系，而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又必然對未來的社會發展提出更多的平等主義要求。平等→公平→以公平為基礎的平等，這將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期過程中公平正義問題發展和解決的基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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