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歷史上的絲綢之路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慶捷，於2015年11月初在上海博物館以「絲綢之路與古代山西」為題做了講座，他在講座現場提到：「山西和絲綢之路的關係由來已久，先秦就有明確的物證。然山西與絲綢之路保持最密切關係的時期，莫過於北朝。北朝山西與絲綢之路的關係，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對全國乃至隋唐都有極大影響。

　　有人也許會問，山西地處華北，遠離西陲，與絲綢之路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乍一聽有道理，但其實山西在古代特別是北朝時期與絲綢之路關係很緊密。

大同御東新區文瀛北路北魏壁畫墓

　　絲路東端不斷轉移，北魏遷都洛陽前在平城

　　山西和絲綢之路的關係由來已久，先秦就有明確的物證。2002年在上海舉辦了晉侯墓展中，就有西來的紅色菱形瑪瑙。民國，山西靈石縣曾出土16枚羅馬(兩漢時期)古錢幣、廣靈漢墓出土陶胡人俑、朔州漢墓出土銅質胡人俑，均可證漢代山西與西域的聯繫。

　　然山西與絲綢之路保持最密切關係的時期，莫過於北朝。北朝山西與絲綢之路的關係，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對全國乃至隋唐都有極大影響。

　　在北朝時期，平城(今山西大同)作為北魏都城，與絲綢之路的關係更為密切，超過了長安和洛陽。

　　公元398年，鮮卑拓跋氏遷都平城，翻開了平城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太武帝攻滅北涼，再次開通東西方交往之路，平城派出使節遠赴西域，西域人也成批東赴平城。平城成為該時期唯一的絲綢之路東端。在古代史家心目中，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才是北魏早期絲綢之路的東端。

　　太武帝打通西域後不久進行了滅佛運動，剛剛興起的中西關係遭到壓制，但文成帝繼位後馬上重新開通和絲綢之路的關係，一方面重新重用佛教，開鑿了著名的雲岡石窟，建立了僧官制度，另一方面大批胡人樂舞都通過絲綢之路進入。自此，平城成為絲路東端最重要城市，中西交通和交流登上一個新的階段。

　　絲綢之路的大致路線是，進入新疆，穿過甘肅河西走廊和寧夏、 陝北，渡過黃河，登陸山西河曲、保德、偏關諸縣或從內蒙古君子渡登岸進入托克托縣，這些地區，在北魏均屬京畿地區。

　　在平城遺址和晉陽(今太原西南)城遺址及其周圍，至今遺存著大量有關絲路或者西方文明的遺迹和遺物，最著名的當屬雲岡石窟，是佛教通過絲綢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證，中西因素相互結合，氣勢恢宏，獨一無二。在平城遺址內，還出土許多外來器物，如鎏金高腳酒杯、仿波斯銀盤、 琉璃碗、銀質耳杯、鑲寶石金戒指、波斯銀幣，外來造型的四獅環立石燈、各種中亞伎樂俑和牽駱駝的俑、絲綢之路東傳樂器等，充分顯示出絲綢之路與平城的重要關係。這些器物，件件都與絲綢之路有直接關係，如在大同市博物館展出的四獅環立石燈，其獅子造型，在印度桑奇塔附屬建築中就有類似原形，剛出土，我們就議論，此物可作為平城的 logo(徽標) 。另在新發現的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解興石堂壁畫中，居然發現箜篌演奏圖，它的意義在於，這是北魏考古中發現最早的絲路器物東傳的證據。根據以往的考古發現，結合雲岡建造時間，前兩年我們認為絲路文化被平城較廣泛接受的時期當是文成帝和平年間，所舉例證，都是文成帝和平年間的，現在看來，還可以提前到文成帝太安時期。環視黃河流域，在此時期，沒有哪個城市遺址出土過如此豐富的外來器物。

　　可以說，平城開創了絲綢之路的新時代，漢代的絲綢之路主要與官方發生關係，而平城以後的絲綢之路，不僅把中斷多年的絲綢之路再度恢復，而且來往的深度、 廣度與長度上都超越了兩漢，深入到民間和社會諸階層，延續到唐五代之後。

　　另外，東魏北齊時期，晉陽為北方軍政中心，「齊氏別都」，胡商輻輳，商貿發達，自然成為絲路東端之一，留下許多胡人活動的記錄與遺物。據碑刻墓誌資料記載，北朝以降，晉陽定居著許多粟特人，見於墓誌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訶、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親等。

　　山西古代絲路遺存的分類

　　山西古代絲綢之路遺存的種類分為三種：一是西方的生產器物，比如金銀銅器、石刻繪畫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寶;二是引進的工藝技術;三是佛教和絲路藝術。

　　從具體的分類來看又可具體分為以下幾類：金銀錢幣、日用器物、珠寶玻璃、人物衣著、商人貿易、葬具碑刻、工藝製造、佛教信仰和舞蹈音樂。

　　金銀錢幣：在山西的一段漢長城土洞中發現了一個布袋，布袋中藏有49枚波斯銀幣，當屬北魏孝文帝太和期間。可能是當時為了暫時存放，結果再也沒有取回。後來這些銀幣由文管所收回。

　　日用器物：這類文物在平城遺址、大同、太原都有發現。比如發現的高腳杯這種器形，其實並不適合中國的黃酒，而是為了葡萄酒所制的，其上往往會有葡萄紋飾或是慶祝葡萄豐收時的舞蹈紋飾。另外銀碗、銀盤等金銀質器具均為西方所喜愛，它們的工藝圖案風格與漢魏以來的中國傳統大相徑庭，但同羅馬風格非常接近。

　　玻璃珠寶：我們所發現的玻璃器上，聯珠紋是西方好用的，蓮花紋和忍冬紋則是由佛教傳過來的。另外在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下頜托殘件，在吉爾吉斯國家博物館中藏有一件工藝上非常接近的同形制金飾，這種工藝方法在青銅器上都很少見到。而在太原出土的北齊徐顯秀墓中的戒指經考證就是通過胡商送來的，其圖案完全沒有中國風格，而更近於希臘羅馬的眾神之王宙斯。

　　人物衣著：主要見於胡俑與墓葬壁畫中。我們曾發現一張北魏墓葬的武士圖，從畫有三目來看，應該是一位神，從面目衣裝表現來看與新疆克孜爾等石窟的菩薩很相似，從繪畫技法來看，也應該是一脈相承。使人強烈感到，該墓壁畫的畫師很嫻熟於西域繪畫。

　　胡商貿易：所謂「商胡」之類的稱呼，開始主要是指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外商，時間久了，逐漸推廣到泛指所有外國商人。《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記載，「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這裡提到的「商胡販客」，就是指外商。東漢以降，尤其是北朝，外商東來人數驟增，他們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及其帶來的文化，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構成當時社會的鮮明特色之一，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和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入華胡商出土的物證有三類：一類是直接物證，如平城地區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牽駝俑，或者是其他地區出土的胡商繪畫、雕刻等，象徵著絲路商隊或商人;一類是間接物證，如通過絲綢之路販運而來的西域器物，表現的是絲路貿易的內容，前兩類在山西的很多墓葬中都有。而第三類是胡商文書或書信，記載了胡商的境況、入華手續以及貨物價格等。第三類在山西沒有發現，而在新疆已經出土了很多。在有的墓中，幾類物證一起出現;而在多數墓和遺址中，往往只有一類物證。胡人手牽雙峰陶駱駝的隨葬品或單個的陶駱駝，在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雁北師院2號墓，甚至其他墓葬都出現過。該時期表現絲路來的胡人商隊，以人和駱駝組合為特徵，不需要在駱駝背上添加貨架或者囊袋。這是北魏早期胡商的表現形式，也是早期的特徵。那種在駱駝背上添加馱架或囊袋的表現手法，主要出現在東西魏以後，是胡商象徵物演化的又一形式。

　　歸納胡商俑或胡商圖，可以得到以下認識：

　　1.胡商俑、牽駝俑和載貨陶駱駝的組合以及胡商圖，隨著時間發展，有自身演變興衰的過程。從時間上看，牽駝俑和陶駱駝的組合大規模興起於北魏定都平城前後，在內蒙古自治區北魏墓、大同司馬金龍墓和大同師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陶駱駝，在遷都洛陽後，諸多北魏墓又出土載筐駱駝和載貨卧駝。北齊墓中，又出現了騎駝俑。進入隋唐，胡商俑與載貨駝的數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載貨駝上騎一隻猴，馱袋的形制與種類也成了多種多樣，反映了隋唐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晚唐以降，隨著社會的變化，胡商俑及載貨駝在隨葬品中越來越少。

　　2.駱駝、馬、驢馱載的貨物種類主要有絲卷、錦帛、毛皮等，是胡商俑組合與胡商圖中最常見的貨物，由大多數駱駝載有絲綢看，將東西方商貿之路定名為絲綢之路，是名副其實的。駱駝、馬、驢的馱載物除絲綢等外，還往往有水壺、氈帳、大雁、肉條、野兔等，此類物品不是商品，而是胡商的旅途生活品。有一種駱駝所載的用木條製成的馱架，在夜晚住宿時，還可能被用來搭撐氈帳。大同北魏墓即與胡俑陶駝共出過陶制氈帳模型。

　　3.胡商俑陶駝的造型也有個從獃滯到生動、由寫實到藝術化的過程。不論是牽駝俑，還是陶駱駝和陶馬，早期主要表現的是寫實性與象徵性，北魏前期的胡俑與陶駝基本上就是如此。從北魏晚期和東魏開始，邁開了由寫實到藝術化的步伐。駱駝中出現了卧駝，北齊時，又出現了騎駝俑，發展到隋唐，導致出現了活靈活現、多彩多姿騎駝俑與三彩駱駝。

　　葬具碑刻：這一類型文物中的一個重要題材就是胡商販馬圖，在山西北齊壁畫反覆出現，直到唐代墓葬還有胡商販馬圖。唐代上至皇帝，下到各級官僚，都喜愛駿馬，不遠萬里來獻馬的胡人絡繹不絕。通過胡商販馬，我們可知，一、西域良馬是絲綢之路的大宗商品，在戰爭時期，甚至是中國最需求的主要商品。西域良馬進入中原的渠道很多，除貢品外，主要是貿易，貿易方式之一，就是以物易物，以良馬換取絲綢。二、西域諸國出產良馬，許多人牧馬為業，自然善於養馬馴馬，前文諸圖所見胡商販馬圖就是證明。敦煌290窟中心塔柱西面龕下方有幅北周《胡人馴馬圖》，馴馬人身著胡服，短髮，手舉馬鞭，正在馴服一匹紅色烈馬，這個馴馬的胡人就是粟特人。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底座右壁中，也有粟特人馴馬圖像。憑藉馴馬特長，許多粟特人成為中國馬場的官員，為中國繁育了品種優良的軍馬。三、北朝粟特人販馬圖以藝術的形式記錄下絲路貿易的重要方面，提醒了對絲路馬匹貿易的重視，尤其是，這種形式延綿不絕，直至宋元明清，都有該題材的圖畫陸續問世，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長期的馬匹需求和絲路貿易的軌跡。

　　舞蹈音樂：在雲岡石窟諸窟雕刻著西方傳來的琵琶、箜篌、篳篥等數十種樂器，多達數百件。雲岡石窟12窟因為樂器多，被稱為「音樂窟」或「佛籟洞」。這些絲路傳來的樂器，在北魏墓葬繪畫中也是屢見不鮮。舞蹈如「胡騰舞」。

　　信仰習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窟或摩崖造像，山西有300餘處。雲岡石窟諸窟是最好最早的物證。另一方面，佛教的傳入為建築格局帶來了新的氣象。當時唯一能和皇家相比的建築就是佛教建築，佛塔不僅成為當時中國的最高建築，而且壯麗輝煌，令人敬仰。

　　工藝製造：《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傳》載：「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至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2002年冬季，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一個玻璃壺，形制與隨葬的陶壺接近，可視為本地生產玻璃器的物證。另外，《齊民要術》中記載的葡萄栽培技術，當源於北魏。

　　綜上所述，北魏時期，山西與絲綢之路的交往最為密切，平城作為當時絲綢之路的東端應該是確有根據的。而且該時期來自絲路文物種類數量最為豐富，超過長安和洛陽。所以說，古代山西既是民族融合之地，也是文明互動的前沿，這種融合與互動的結晶是，孕育了多民族的大一統觀念。

(原文刊於《東方早報》2015年11月11日第11版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本文由陳詩悅、實習生盛逸心根據張慶捷11月1日在上海博物館講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