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會選擇穿越到哪個時代？

有那麼一個時代可能真的會讓穿越後的孔子感到無比寬慰——終於遇到一個符合他所有政治想像的時代了。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時代一定是既有統一王權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齊放。

如果孔子可以穿越到後世，他會選擇哪個時代？

在孔子的時代，他能想像出來的最佳政治秩序無非就是西周式的封建制，你當然也可以說這是某種意義上的「統一」，雖然分封了上百諸侯，但總歸有一個「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周天子。孔子在那個時代所有的政治不滿可能都來自周天子地位的淪落，以及諸侯在領土與禮制上的種種僭越。

對於孔子而言，他與原始儒家都無法超越自身的時代，預見到秦始皇式的大一統，更別說會支持此種政治模式，這從秦帝國建立初年儒家與秦始皇的緊張關係就可以看出。換言之，儒家與大一統的契合關係是到了西漢董仲舒時代才逐漸被「製造」出來的，孔子所有的政治想像只可能圍繞周天子的分封制打轉，不忘「尊王」的初心罷了。

如果孔子可以穿越到之後的任何時代，他最喜歡的應該不是秦漢唐宋這樣的大一統帝國，沒聽說過也就罷了，連個周遊列國的「思想市場」都被消滅了；他應該也不會喜歡亂世與分裂時代，據說孔子最憤恨的就是「亂臣賊子」，五代十國的政治亂局比春秋時代還要無序還要不講政治規矩，遍地都是軍閥皇帝，春秋好歹還有個被邊緣化的周天子。

不過，有那麼一個時代可能真的會讓穿越後的孔子感到無比寬慰——終於遇到一個符合他所有政治想像的時代了。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時代一定是既有統一王權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齊放。

所以，孔子就來到了中晚唐的藩鎮時代。

在慣常的歷史敘述中，一部藩鎮史似乎就是分裂割據的歷史，偉大的唐帝國被藩鎮所逐步侵蝕，最後走向了崩潰。

我們很容易忽視的是，唐帝國在藩鎮時代延續了150年之久，在時間上甚至長於有盛唐之稱的帝國前期。如果藩鎮時代如此的不堪，大唐帝國應該在安史之亂之後很快就崩潰了吧。

藩鎮之所以在歷史敘述中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主要還是因為和「分裂」沾邊吧，在政治上不正確。

那麼，孔子為何會選擇穿越到這個時代？

第一，與中國大多數大一統政治的脫軌時代相比，被冠以「分裂之名」的藩鎮時代恰恰是最不「分裂」的。或者這樣說吧，藩鎮時代是介於「統一」與「分裂」之間，更接近統一的一種政治形態。

正如張國剛在《唐代藩鎮研究》一書中所說的，唐代藩鎮雖然在數量上有四五十個，遍布河朔、中原、邊疆（東南及西北）和東南，但其中始終有割據心態的也就是河朔一帶的藩鎮，比如說電影《刺客聶隱娘》中的那個「魏博鎮」。

即使是河朔藩鎮，也未必是充分意義上的「割據」。按照對割據分裂最經典的定義，那個割據政權至少在自我定位上是「獨立」於中央政權的吧。拿孔子的春秋以及之後的戰國時代來看，諸侯中的強國早就不把周天子放在眼中，毫無君臣之禮，甚至紛紛僭越的自封為與周天子（周王）一樣的王。五胡十六國及五代十國這樣的時代就更別提了，遍地都是皇帝，誰也不服誰是正統與共主。

但在藩鎮時代呢？即使是最桀驁不馴的河朔藩鎮，也從不否認大唐王朝的合法性與正統，更別提另立中央獨立建國了。而河朔諸鎮最叛逆的表現也不過是，在唐德宗時代魏博、盧龍、成德等四鎮「四王並立」，但仍然不敢稱帝，更不敢否認唐王朝的正朔地位。事實上，河朔藩鎮的僭稱王位是有意識的模仿周代古制，希望從中汲取合法性的資源，將自己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國，只對天子作象徵性的服從。

用《劍橋中國隋唐史》一書中的說法就是，「藩鎮雖然在內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權，它們仍然迫切需要得到承認並與朝廷保持正式聯繫」，「諸鎮的主政者無意於爭奪皇位，而是滿足於控制各自的地盤」。

河朔藩鎮之所以可以長久存活下去，其中自然有軍力強大等原因，但不否認唐王朝的正朔，未與中央政權撕破臉也是其中一大原因。道理也很簡單，你藩鎮還認我，沒有另立朝廷根本上威脅大唐皇帝的地位，我大唐皇帝也就很難冒著萬一平叛失敗而威脅根本統治秩序的風險，下決心開戰了。

張國剛先生在《唐代藩鎮研究》一書中說，河朔藩鎮有個共同遵守的「家訓」：「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禮藩鄰」是為了維持各鎮之間對峙中央的某種聯盟，「奉朝廷」則是為了將割據行動限定在朝廷能夠容忍也不得不容忍的範圍之內。

與孔子生活的時代相比，大唐中央朝廷在權力上也遠比周王室強大，甚至可以這麼說，即便是愛談「尊王」的孔子也無法期冀周王室可以像大唐朝廷如此強勢。

從實力上來看，唐王朝直接控制著關中（政治中心）加東南（經濟中心），正統地位不僅是名義上的，也是實力上的。如果搞軍事對抗，唐中央可以輕鬆壓制任何一個個體藩鎮，正因此有異心的藩鎮們才會出於自保的心態，「禮藩鄰」結成同盟。

從政治訴求上來看，藩鎮的想法無非是三點：不交稅、獨立的軍隊、權力的內部延續。乍一看，這也沒啥過分，和中央在一國兩制中開出的價碼差不多呀。

從藩鎮與朝廷的戰爭也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中央持「進攻」態勢，而藩鎮則是防守反擊型的，只要求能夠維持現狀。有很多次戰爭的原因都很在自我重複，藩鎮的上一任節度使去世了，要立自己兒子接班，然後恭順的找到朝廷要求禮節性的「加封」（追認）一下，一般來說朝廷都是橡皮圖章的通過了，但遇到某個想挑事的強勢皇帝就趁機不承認，然後，就打起來了，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皆大歡喜」，在皇帝的不情不願之下，下一任節度使終於獲得了效忠朝廷的資格。

而事實上，中央政權在藩鎮的世襲繼任上也並非是橡皮圖章。名臣李德裕曾有名言，「河北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正式承認，藩鎮的節度使連內部都搞不定，哪裡還有什麼心思搞分裂運動。

如果孔子生活在那個時代，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尊王」的理想時代：唐中央政權如同周王朝鼎盛時期那樣「強大」，各路「藩鎮」（諸侯）從不否認中央合法性，在禮節上也恭順有加。如果孔子有意見的話，反而會覺得唐中央有時過於強勢，竟然想破壞分封制這樣偉大的制度。天下，乃天子與諸侯所共天下。

第二，孔子的時代中，周王室的衰落與被邊緣化是「被動」的，但在唐朝的語境中，藩鎮時代可以說是大唐王朝的「主動行為」。

李碧妍在《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一書中指出，藩鎮政治不是大唐皇帝盲目草創的產物，更不是在安史之亂後為尋得暫時苟安措置失當的產物，而是「一種帝國為了化解安史危機，甚至帝國前期痼疾而採取的相當理性的舉措」。

或許可以這麼看，安史之亂之後，大唐王朝正經歷著與太平天國前後清中央政權類似的窘境。很顯然，之前那種高度集權的政治模式已無法延續下去，清中央政權採取了向地方督撫放權，才有機會存活了下來，甚至迎來了所謂的「同治中興」。

同樣，唐中央政權也是在付出了高度分權的代價後才得以倖存下來，這種分權就是藩鎮政治。

如《劍橋中國隋唐史》一書所說，「雖然皇室權力歷經滄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為帝國特點的一種鬆散結構卻使它能夠經受住戰爭和暴亂的猛烈衝擊而不致產生的根本的變化」。

在與藩鎮的博弈中，唐中央政權通過不斷的學習與自我調整，在很多時間都處於「主導」地位，保持著對藩鎮的權威與控制力，《危機與重構》一書甚至認為，唐中央政權與藩鎮更為現實與靈活的政治互動，才是大唐帝國經過了安史之亂這波衝擊後，還得以長存一個半世紀的內在原因。

顧炎武的觀點就更激進了，他將唐朝與藩鎮的關係視作某種相互依賴同生共死的「親密」關係，認為唐的最後淪亡與藩鎮的衰落有直接關係。當然，顧炎武這麼說或許是夾帶私貨的，他個人一直是「分封制」鼓吹者。

孔子應當是認同唐中央政權在新形勢下的「自我調整」的。他大約會高深莫測的說一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高度分權就是一種危機之下的「維新」。

第三，周王室採取分封制的一大原因是希望諸侯起到拱衛中央，「尊王攘夷」的作用。而從唐代藩鎮的歷史作用來看，他們的確是做到了。

安祿山之所以能夠坐大，固然與唐玄宗的放鬆警惕有關，但從根本上來看，契丹與奚在當時已逐漸成為唐王朝在東北的心腹大患，唐玄宗委以安祿山重權以安邊患，也是一種「不得不」的政治抉擇。

到了藩鎮時代，這一邏輯仍然不變。

831年，幽州發生兵變，唐文宗本意是趁內亂之際出兵平定幽州這一河朔著名「叛鎮」，但宰相牛僧孺卻力勸不可，認為幽州雖然不服從中央，但卻也起到了平定邊患的作用，急於收回反而得不償失（「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

牛僧孺或許是過於「鴿派」了，但置於當時的歷史情境下來看卻是「老成持國」。對唐中央政權而言，幽州儘管不向中央納稅，但如果直接收回管理，收上來的稅可能還不能覆蓋由此多出的邊防支出。也就是是說，幽州的自治在財政上對中央實際上是是有利的。

黃永年先生在《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一書中也指出，「中晚唐和奚、契丹比較能夠和平相處，不能不肯定河北藩鎮有一份功績」。

對於孔子而言，像幽州這樣的藩鎮簡直和尊王攘夷的齊桓公管仲一樣偉大，「微藩鎮,吾其被髮左衽矣」。

在當下這個語境里，西歐封建制因為「分權」與限制王權而往往成為被艷羨的對象，但我們往往最容易忽視「身邊的美好」，唐代藩鎮政治其實已具備了西歐封建制的諸多特徵，但就是因為「分裂」，藩鎮政治又成為了我們鄙夷的對象。

事實上，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個大一統皇權與地方分權的黃精分割點的話，那就一定是大唐藩鎮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聶隱娘在電影中最終沒有刺殺田季安，孔子會選擇穿越到這個時代，都是極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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