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威權主義模式尚有相當距離

06-15

（2016.5.11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我們離威權主義模式尚有相當距離

郭於華

今天討論的話題是威權主義民主能否帶領中國走出困境？——新加坡模式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我覺得這題目出得很好，它既是一個重要的學理問題：關注這幾種政體形式，以及它們之間的轉換；同時又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即我們的社會如何轉型的問題。

一、威權政體是一種過渡形態

首先我們對威權政體要有一個基本的理解，關於威權主義的定義是：以絕對權威的方式來實現領導者統治權的體制。其部分原因在於這些國家要獲得經濟上的發展，其領導人要有絕對的政治控制權。這種寡頭政治基本上不具備民主國家之要素，也不具備極權主義國家之要素。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具有這種威權主義的兩個特徵：（1）領導人以一種近乎獨裁的方式進行統治；（2）這些領導人致力於促進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

我們還需要注意到的一點是，威權體制常常是一種過渡形態。在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理論當中，通常都把它作為一種過渡狀態來理解。這不僅是一個理論上的理解，現實中也能看到，在世界範圍內，之前被認為是威權政體的國家，比如卡扎菲統治下的利比亞，薩達姆統治的下伊拉克，都是用軍隊和鐵腕手段管理國家；還有一些拉美國家如60-70年代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台灣、韓國、新加坡等等，都經歷了民主化的轉型。威權政體既是一種中間形態的政體，也是一種過渡形態的政體，它可能轉向民主政體，也可能轉向極權政體。從長遠來看，這種政體是不穩固的。

我們所討論的題目也提到「是不是有其他的模式（主義）可用？」我想當然是有其他模式可用的，比如今日世界上位於最主流地位的民主政體，蘇、東等前社會主義國家都已轉向民主政體。至於剛才提到的社會轉型是不是成功的問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至少當下我們還不能完全以成功論英雄，因為一些國家仍處在一個轉型的過程當中，有些東西還得看，現在很難論成敗。

當然除了威權政體、民主政體，還有極權政體，我們暫不討論。今日中國社會對民主政體有許多誤解和妖魔化。實際上，民主政體作為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people）的體制形式正是我們所缺少的。民主政體有著憲法和程序的基礎：強調以法律傳統為基礎，強調公民擁有廣泛的公民權，包括持不同政見的權利。同時不同的政府部門具有各自不同的職能，實行三權分立。治理過程通過代議制來付諸實施；代議制機構分別被稱為國會或議會。選舉權是廣泛的，選舉是經常性的。早年我們社會學人類學的先驅費孝通先生對民主制度下的政黨有這樣的理解：「民主國家的政黨不是一個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團，而是整理民意、推舉人才的政治機構。這機構的基礎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結社，自由言論；二是用選舉票來決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而且他專門強調了，「民主政治不能沒有政黨，可是政黨的積極貢獻也必須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現。」

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今天各個國家的政治實踐來看，憲政民主是一個國家通向長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徑。威權國家也好，極權專制也好，都是靠剝奪和限制公民的權利、公民的自由來維持穩定，用強制手段維持穩定；這樣形成的維穩體制我們一點都不陌生。而憲政民主國家的穩定則是建立在公民能夠充分享有各種權利的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政治行為的暴力性質，使人類的政治行為趨向於和平、理性，這是一個實現人類政治行為文明化的過程。

我還是更多地說我們的社會，新加坡自然有它的特點，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比如張靜提到的有關新加坡社區服務、社會組織的狀況，其在調解居民矛盾糾紛、均衡利益關係方面的作用，實際就是通過培育社會自身的力量實現社會的自治。社會自治其實就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社會基礎。

但是我們看今天中國的現狀，我覺得好像威權主義對我們都蠻奢侈的，我們離威權體制都有很大的距離。如果能通過威權這樣一個過渡形式，真正走向憲政民主，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一個很好的路徑。剛才說到憂患意識，憂患什麼需要進一步思考，是憂患這個社會如何走向現代政治文明？還是憂患這個江山是不是在自己的手裡？我們需要進一步理解，這幾種政體模式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我們應有的選擇。

二、民主的誤區與民主恐懼症

長久以來，我們的社會對民主一直有一些誤解，存在很大的誤區，並由此造成對民主的恐懼，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民主恐懼症，也可以把它稱之為社會恐懼症。這是對社會轉型即從一種政體轉向另一種政體的恐懼，也是對社會作為一種自組織力量的恐懼。這個誤區通常體現在人們往往把民主理解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理解。現代民主本質上並不是人民的統治，或者「多數人的暴政」。可以看一下民主國家的政治狀況，社會還是由少數精英來統治的，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官僚製作為現代國家的管理體制。還有熊彼特把民主看作是一種競爭政治領導權的制度安排。

概括一下，有這樣幾層含義，民主不意味著最廣大的人民的統治，民主還是精英的統治，是政治家的統治。但這個精英不是單一的，不是一家獨大，而是多元的精英，他們要通過競爭（通常是政黨競爭）去獲得治理國家的權力。公民通過定期的選舉來選出政治精英，使其成為政治決策者和領導者，公民能夠以利益集團的形式來參與政治，影響決策過程。還有最重要的，精英集團也好，統治精英也好，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有可能成為精英，比如女性、黑人都可以成為國家的領導者，這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如果是這樣的理解，我們就不應對民主政治採取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認為一旦民主了就會怎麼怎麼樣，中國這種民主恐懼症最突出的表現是：一旦民主了中國就會亂，比如台灣，一開會就打架；一旦民主了，就會貧窮，像印度，窮、髒亂差；一旦民主了，中國就會分裂，比如俄羅斯，等等，有很多這類對民主妖魔化的想像。

另一重要問題是我們對中國當下政體的基本性質需要有一個判斷。這個問題有很多的爭論，許多人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是威權政治。分辨極權和威權的本質不同還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都是專業人士，這個問題也不難理解。我認為最根本的區別有以下幾個方面：

極權統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全面的控制，即控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私人生活領域也要控制；而威權統治則不存在這樣全面的控制，比如在經濟層面，威權體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要大力發展經濟，要進行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不存在全面調控的經濟制度，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可以存在，甚至可以去鼓勵、發展；這是一個基本的區別。

第二個區別，對民間組織，對社會自組織的態度，極權體制下社會自組織處於被全面取消，全面壓制的狀態；而威權體制下這樣的民間組織是可以存在的，前提是只要它不反對獨裁統治，不推翻這個政權。

第三個區別就是對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全面控制，這個在極權體制下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沒有哪個威權統治，之前的韓國，台灣也好，新加坡也好，都不可能也不會全面控制言論，出版和輿論。

還有對私人生活的控制，極權體制可以達到對私人空間全面徹底的控制；而威權並不全面控制私人空間。

三、形成權力、市場、社會相對均衡的結構狀態

關於中國的社會轉型，我們並不是要一步登天，達成像很多民主制度已然成熟國家的狀態，我們得一步一步走。但中國今天的狀態實在太有問題了，權力，市場和社會處於太不均衡的狀態，這一結構性失衡使得整個社會處於不正常狀態。具體而言就是權力一家獨大；市場也是權力支配的市場經濟；社會這個維度更不用說了，我們做社會學研究的在這方面非常憂慮：社會弱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大家到處尋找社會空間，找哪個地方能夠作為社會的生長點。

以社會制約權力，這是托克維爾等一批思想家的主張和重要遺產。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也主張多元主義民主，他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有關「多元政體」（Polyarchy）的學說，認為，民主應該被定義為「多重少數人的統治」。多元不僅是體制內的多元，也指不同的社會結構性力量也應該有一種多元制衡的關係。一方面是以權力制約權力，這是權力內部的分權制衡問題，無論是橫向分權的三權分立，還是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縱向分權，都是權力制衡權力。從整個社會結構的視角來看，同樣需要一個更大的結構中的力量制衡，即權力、市場、社會之間也應有一個相對比較均衡的狀態，能夠相互制衡的關係。

我們看一下中國的政治生態，從1949年直到今天，權力、市場、社會之間的關係都是嚴重失衡的。前30年的歷史證明，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用總體性權力來應對總體性危機不失為一種選擇，但在常規狀態下，企圖用獨大的權力去包攬一切的做法，已經被中國的經濟社會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就此而言，在今天的時代，回到總體性社會的老路上去更是沒有出路的。我們今天應該做的、應該努力去做的，是讓眾神歸位：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三者各司其職，各守本分，互補互助，相互制衡。這才是應對日益複雜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正確選擇。簡而言之，讓公民社會正常發育，是中國社會能夠成功轉型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