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哈雷特·阿班——新聞的底線(中國青年報 2008-9-10)

在來中國之前，哈雷特·阿班怎麼也沒想到，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自己會一待就是15年。

那是1926年，這個在美國報界已經足足浸淫了21年、頻頻跳槽、最高職位已經做到總編的中年人，因為「厭倦了一成不變的日子」，便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

從此，這個美國記者的生命，便與古老而動蕩的中國互相纏繞。在華期間，他從《紐約時報》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中國首席記者。此時，適逢中華民國歷經種種巨變。於是，他的報道，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

這15年間，中國歷史每一次起伏、每一寸皺褶，無不通過他的筆觸，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在那個年代，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很少有人能與阿班相比。

他的居所，位於上海百老匯大廈的頂層，手下記者、助理與僕役成群，出行則由車夫駕駛最新款轎車，還有保鏢伴隨。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無不將他奉為上賓。

同行們看阿班，都帶著艷羨的眼光。但讓眾人服氣的是，為了獲得最新的新聞，這個生性爭強好勝的美國人，總是沖在第一線。

他孤身坐軍列深入山東，調查濟南慘案的真相；在天津，他於「數十米外」目擊日機轟炸南開大學；旅途中，他常住在荒郊破廟之中，全身被跳蚤臭蟲咬得起泡脫皮；為了近距離觀察上海「八·一三」戰事，他冒險在「直線距離只隔八條街」的大樓上租下一個房間，「每有巨型炸彈爆炸，便有滾燙的金屬彈片落到我的椅邊」。

在第一線拼搶新聞的記者，常能目睹一個個歷史的真實瞬間。而阿班稿件中所描述的鮮活細節，使得乾枯的歷史，有了溫度和情感色彩。

塘沽協議簽訂之時，阿班觀察到，中國高官從專列上走下來，沿著塵土飛揚的街道，步行到日本領事館大門，他們被日本哨兵粗暴地擋住，在炙人的烈日下等了近十分鐘才被放入門內。協議簽署完畢，「中國人又冒著塵土，一路蹣跚走回專列」。雖寥寥數字，中國之屈辱，卻從中可見一斑。

然而，抵達現場並非新聞的全部。阿班最為傳奇的經歷，則是他對西安事變的報道。

1936年12月12日的晚上，阿班正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宋已外出，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給蔣介石的私人顧問端納去電話，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於是，他馬上趕往宋美齡公館拜訪，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孔祥熙家。

至此，阿班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他一遍又一遍地撥打孔家電話。撥了無數次後，電話終於接通，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獨家消息，就此誕生。

的確，阿班的真正優勢，在於他「長袖善舞」，建立起了廣泛的上層關係。國民黨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里，都有他的私交。這使得他對時局瞭然於胸，有著常人所不及的判斷。

當然，阿班與各國高層的關係，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由於他恪守西方新聞「客觀、公正」的原則，許多報道讓國民政府很不快，外交部多次要求《紐約時報》將他調離中國。民國政府還曾經下令，禁止政府官員向他提供新聞，甚至不允許官員和阿班交往。

因為多次在報道中揭露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他曾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被猛力狂踢，但即便如此，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依舊看不到任何情緒性宣洩，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

阿班也面臨過種種誘惑。張作霖曾想請他當公關經理兼外事顧問，他一口回絕；「一·二八」事變後，日本軍官也曾上門行賄，要求阿班美化日軍的侵略行為。

「你我都知道哪些記者是收過賄賂的。」面對日本軍官，阿班氣得聲音發抖地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一旦知道誰是受賄的，他們寫的東西，就再也沒人看、沒人信了！」

在中國十多年的新聞報道中，這個記者一直秉持著這樣的原則——想要使得自己書寫的「歷史草稿」公正可信，就必須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無論如何追逐新聞，都要有底線」。

1937年8月23日中午，阿班正和助手在上海南京路的永安百貨大樓採購望遠鏡，一枚中國空軍誤投的炸彈從天而降，坐在車裡的阿班被震得暈眩過去。意識清醒後，他逆著狂涌而出的人流跑進永安公司，找到了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助手，幾經周折之後，將他送到醫院進行搶救。此時，報道新聞的事，早被他拋到了腦後。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9/10/content_23516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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