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 一校一刊一時代 群星匯《新青年》

所有對於《新青年》的討論，幾乎都會回到1915年「從頭說起」。這當然無可厚非，但不應忽略的是：在《新青年》自身的歷史上，更為重要的「關鍵時刻」乃是1917年「一校一刊」時代的到來。在某種意義上，1917年是《新青年》命運的轉折之年，也是其撬動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的真正起點。而這一切，都與主編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直接相關。蔡陳「會師」，北大與《新青年》「珠聯璧合」，即所謂「一校一刊」。

雖然以1917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學術上一個狹義的界定，但是，1917年是新文化運動發展如火如荼的時刻，至1919年5月4日達至最高峰，卻毋庸置疑。所以，值此「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之際，本報邀集數位青年學者，開闢「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專題，以百年和5月4日為時間基點，推出系列報道，以年輕一代的研究成果與激揚文字，向先賢致敬，向時代獻禮，以此紀念這一場長久影響中國的文化運動。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先後出現過的雜誌不可計數，《新青年》既非其中存在時間最長的，更非其間銷量最大的，但能夠在「生前身後」都備受關注，令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卻似乎只此一家。何以故？大概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談論「現代中國」，《新青年》皆屬繞不過去的「原點」與「元典」。

如此立說，一方面基於《新青年》在現代中國的思想、學術與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中曾經發揮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鑒於「現代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共同體」與「價值共同體」，其間蘊含的知識譜系、文化觀念與政治立場大都可以在《新青年》及其同人的著述與實踐中「按圖索驥」或者「追本溯源」。儘管晚近三十年間，對於《新青年》及其相關的「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與「五四運動」等議題的討論也日趨多元，然而，倘若細查深究卻不難發現：無論「對話」、「補白」還是「翻案」，其內在的論說依據、論證邏輯乃至論辯方式，依舊仍在《新青年》打開的問題場域與話語空間的延長線上。

陳獨秀「新青年」之「新」，更是一個動

胡適

陳獨秀 胡適《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月刊，由陳獨秀主編，創刊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群益書社出版，每卷六號。因刊名與風格同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青年》月刊相似，遂於出滿一卷後歇刊。1916年9月1日更名為《新青年》後，繼續出版第二卷。

創刊前後的陳獨秀雖然也有過若干豪言壯語，但恐怕未能預料《新青年》此後的聲名卓著。對於1915年的他而言，辦刊主要還是為了擺脫從日本歸國之後的困厄局面。其時妻子高君曼卧病在床，又有四個孩子需要撫養，陷入失業狀態的他希望可以經此逐漸改善處境。

自辦刊物的想法，在陳獨秀那裡至少從「二次革命」以後亡命上海的1913年就已經開始醞釀。當時他曾遊說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汪孟鄒，「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可見，基於對時局以及自家刊物的判斷，陳獨秀並未抱有「暴得大名」的期待。而如此「長線經營」的計劃，自然也未能獲得亞東圖書館的支持。

兩年之後，陳獨秀「捲土重來」，創辦《青年雜誌》，卻不想又險些「折戟沉沙」。根據商務印書館提供的數據，在不支付編輯費的情況下，當年一種雜誌每期需要發行兩千冊以上方可盈利。但負責出版《青年雜誌》的群益書社不僅每期需要支付編輯費與稿費二百元，而且雜誌每期的實際印數也只有一千冊。倘若不是因為中途更名為《新青年》帶來了某種自新的契機，《青年雜誌》很可能在出滿一卷後就自然停刊了。而「有始無終」正是晚清與民國時期的絕大多數雜誌難逃的「宿命」。

在《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上，陳獨秀髮表「社告」，申言本刊「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在頭題文章《敬告青年》中，他又提出，青年應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與「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在這篇長期以來被作為雜誌的「准發刊詞」的文章中，後世史家多能讀出其中主張與日後《新青年》宗旨的暗合。可是，倘若拋開某種「後見之明」，在這些汪洋恣肆的文字中，究竟能夠見出多少獨到眼光與別緻思考，從而區別於同時代的「青年」論述，大概還要打上一個問號。

「青年崇拜」是清末民初的一大思想潮流。在《青年雜誌》創刊的1915年，僅冠名「青年」的雜誌就有面向全國發行的《青年會報》《青年》與China』sYoungMen等，在各省市還有《廣州青年》《天津青年》與《上海青年》等。而即便不以「青年」冠名，其時頗具影響的報刊大都也十分關注與「青年」有關的話題。而《青年雜誌》便是在這一潮流中創刊，可見陳獨秀的立意雖有寄託，亦屬時尚使然。

在陳獨秀看來，「新青年」之「新」不僅是一個形容詞，更是一個動詞。《青年雜誌》自第二捲起更名為《新青年》，這一動議原本是迫於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方面的壓力，但陳獨秀卻能在沉潛半年之後，變被動為主動，藉機完成了雜誌的自新。在第二卷第一號上，他先是發布「通告」，稱「自第二捲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且得當世名流之助，如溫宗堯、吳敬恆、張繼、馬君武、胡適、蘇曼殊諸君，允許關於青年文字，皆由本志發表。嗣後內容，當較前尤有精彩。此不獨本志之私幸，亦讀者諸君文字之緣也」。

雜誌的核心論題依舊是「青年」，但著力強調「當較前尤有精彩」，說明陳獨秀已經充分意識到了第一卷的「出師不利」，故而相應的改進措施也就自然可期。不僅指出雜誌「得當世名流之助」，而且刻意凸顯與「讀者諸君」的「文字之緣」，凡此雖為套話，卻不難見出陳獨秀的用心。

更有甚者，他還在該號開篇發表了與更名後的雜誌同題的《新青年》一文，開宗明義：「青年何為而雲新青年乎？以別夫舊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舊之別安在？自年齡言治，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值鴻溝，是不可不指陳其大別，以促吾青年之警覺。慎勿以年齡在青年時代，遂妄自以為取得青年之資格也。」也就是說，在陳獨秀看來，「新青年」之「新」不僅是一個形容詞，更是一個動詞。如此將雜誌自新與青年自新合而為一的論述策略，可見其躍躍欲試。

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的「通信」欄中，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投書陳獨秀，提出了「須從八事入手」開展「文學革命」。陳獨秀鼓勵胡適「倘能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其業尤盛」。於是便有了發表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號上的胡適的名文《文學改良芻議》。

在次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號上，陳獨秀緊接著又以頭題文章《文學革命論》向「貴族文學」、「古典文學」與「山林文學」發難，宣布「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此後即是陳獨秀與胡適等人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展開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的故事。如果以《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為「文學革命」發動的標誌的話，那麼這一影響深遠的「運動」迄今恰好百年。而「文學革命」的最終成功，便正是建立在「一校一刊」關係達成的基礎之上。「新文化」同人的群星聚奎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方才最終實現。

一校一刊攜手推動了新文化運動

箭桿衚衕9號文學革命

1916年12月21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決定從整頓文科開始，改革北大學風。蔡元培親自到陳獨秀居住的中西旅館拜訪，以「三顧茅廬」的誠意打動了陳獨秀。次年1月13日，教育部發函，核准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兩天以後，蔡元培發布布告，正式聘請陳獨秀。此後，陳獨秀一度成為了僅次於蔡元培的北大「二號人物」，由此可見蔡元培對他的信任與器重。

陳獨秀沒有辜負蔡元培的期待。他在返滬稍事安排後即隻身北上。到任之後的陳獨秀，搬進了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桿衚衕9號。這裡既是他的住地，也是《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上任伊始，陳獨秀便開始為蔡元培大力延攬文科人才。在陳獨秀與蔡元培的身邊迅速集聚起了一支認同與支持「新文化」的精幹力量。而「新文化運動」便正是在他們的手中從理論轉化成為了現實。陳獨秀無疑是這一群體的核心人物，亦即這場「運動」的「主將」。

陳獨秀不僅配合蔡元培將「新文化陣營」中的「一時之選」幾乎全部團結在了北大，同時也把他們團結在了《新青年》周圍。此時的北大，經由蔡元培的改革而朝氣蓬勃；而此時的《新青年》，則通過陳獨秀的調整正蓄勢待發。「一校一刊」的「合力」至此正式達成。待到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出版時，在雜誌的封面上已經不再署名「陳獨秀先生主撰」。第四卷第三號更是發布《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不另購稿。」《新青年》由是從是年起進入了「同人雜誌」時代。

所謂「同人」，主要是指負責第四與第五卷輪流編輯的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半農與胡適，負責第六卷輪流編輯的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與沈尹默，以及雖然自居「客員」，卻屢有精彩文章的周氏兄弟等人。在此期間，《新青年》最為輝煌的成就莫過於發動了「文學革命」並且取得了成功。

晚清以降的白話文運動淵源有自，但《新青年》將其上升到了文/白、舊/新與死/活三者彼此關聯的層面上，說的雖是「白話文」的問題，背後的關切卻是「新文化」的走向甚至新的民族—國家的建構方式，這也就決定了其展開路徑勢必別開生面。

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到他在「同人雜誌」時代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第四卷第四號）的問世，再到教育部訓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自其表言之，這是《新青年》的創穫與建樹；自其里言之，卻是一代知識範式、文化潮流甚至政治力量「權勢轉移」的表徵與結果。個中關鍵，便是源自「一校一刊」的協作模式。

北大作為當時唯一的國立大學，又在首都經營，學校內外的各方資源十分雄厚，同時也備受輿論關注。《新青年》第四至六卷的作者主要為北大教員。以北大為依託，《新青年》當然「得天獨厚」。同時，《新青年》發揮媒介優長，策劃或者參與的各種「事件」，也在客觀上推動了蔡元培主導的北大改革進程，兩者的關係可謂相生相成。而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就是著名的「雙簧信」事件。

雙簧戲 引發了新舊之爭，使《新青年》銷量大增 文/ 錢玄同 劉半農

在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與劉半農進行通信。他假託「讀者」身份，指責《新青年》對孔子與傳統倫理綱常的批評，尤其不贊同其「文學革命」的主張。劉半農代表雜誌同人逐條批駁。雙方言辭激烈，遂引發了廣泛關注。

在《新青年》陣營內部，對於這一「表演」不無異議，胡適就很不以為然。但此舉的效力卻是在「陽差陽錯」之間把新舊對峙的話題成功推向了大眾媒介，成為了「公共事件」。當然，效力的發生需要一個過程。「如果細讀第四、五兩卷的《新青年》，不難發現"雙簧戲』的上演對"文學革命』向外拓展的影響並不像以往學界認為的那樣顯著。」而使討論獲得實質性推進的，是林紓的意外介入。

1919年2月至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先後發表了《荊生》與《妖夢》兩篇小說，影射新文化人。由於此前他已有《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發表，並且在問世時間上很容易造成此文乃是直接針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的錯覺，所以雙方「結怨」也可謂其來有自。

兩篇小說發表以後，林紓又在北京的《公言報》上致書蔡元培，批評《新青年》與北大。蔡元培很快做出了回應。在此前後，多家報刊先後發布不實消息，指稱北大受到官方壓力，將辭退陳獨秀、錢玄同與胡適等人。儘管此說很快便被證實乃系謠傳，但「事件」的影響卻在這一迴環往複的過程中不斷發酵。「深悉大眾傳播心理和傳媒特點的陳獨秀又趁機將這些報道有選擇性地轉載於《每周評論》」，「林蔡之爭」也就迅速轉化成為了「新舊之爭」。

「在此之前，新聞報紙幾乎沒有關注過《新青年》」，「陳獨秀苦心孤詣未能實現的目標，無意中經由林琴南一手促成。」時過境遷，對於這一「事件」本身的開掘，其實不難見出若干縫隙；而對於這一「運動」方式本身的利弊得失，同樣也不乏可以繼續討論的餘地。但「一校一刊」的結合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為「新文化」打開的新的局面，卻不容漠視與低估。

談論《新青年》，沒有必要迴避其激進立場，也無需為其與傳統的斷裂姿態而曲解美飾；重要的是，能夠在歷史現場以及歷史的展開邏輯中理解其「激進」與「斷裂」的意義。沒有這份「激進」與「斷裂」，也就沒有《新青年》的成功與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的出現。1919年「新舊之爭」後，《新青年》銷量激增，一躍超過了商務印書館主辦的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東方雜誌》。同年5月，《新青年》重印了前五卷。

1917年以來，除「文學革命」外，《新青年》上發起過的討論還涉及孔子評議、歐戰風雲、女子貞操、羅素哲學、國語進化、科學方法、偶像破壞與新詩技巧等議題。如此領域眾多、角度各異，但《新青年》同人在討論時的策略卻十分一致，那便是大都首先在「通訊」或者「隨感」欄中發軔，然後再發展成為「專論」甚至頭題文章。在這一過程中，同人之間相互徵引，彼此推進，既在自我敘述中展開歷史，也在歷史敘述中表彰自我，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氣象。《新青年》由是成為一代名刊。

李浴洋（北京大學中文系）

1917—2017新文化運動百年③

供圖/李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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