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改革的突破口需著眼於現實

香港經濟導報2013年09期 本刊記者 張涵﹙發自北京﹚

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二字貫穿始終。過去30多年以來，改革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紅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是在一次次的改革中不斷發展和完善。

十八大前，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勢頭疲軟，長久擠壓的矛盾開始一一暴露，伴隨著資源枯竭、環境惡化、人口紅利的消失，更深層次的城鄉體制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壟斷問題等討論日盛。改革呼聲日高，民眾以及媒體都對新一屆中央政府的改革充滿期待。

然而面對著千頭萬緒又阻力重重的改革需求，下一步的改革將從何處著手實施，這卻是一個難以釐清的問題。就「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這一問題，本刊專訪了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教授。

《經濟導報》：您怎麼看待當前中國的改革信號與改革阻力？

高尚全：十八大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並強調指出：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三個同等非常重要，但是我認為落實起來難度很大。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才能落到實處。

現在看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使用生產數據是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重要條件。比如銀行貸款，60~70%都給了國有企業。而小微企業急需用錢，但很難得到銀行貸款。今年「兩會」上，民生銀行的董事長董文標說，現在銀行總資產的95%都是國有的，民間資本只有5%。土地和礦產資源也由國有經濟控制。

《經濟導報》：提到競爭必然說到壟斷，在這個話題上官方和民間的說法不一，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高尚全：有人認為，現在的國有企業都是競爭性企業，因此不同意國有經濟逐步從競爭性領域中退出的提法；也有人認為，現在的銀行之間都在開展競爭，因此銀行沒有壟斷。

那麼到底有沒有壟斷呢？我認為毫無疑問是有壟斷的。前不久媒體披露的數據，四大銀行連續第六年刷新了利潤的紀錄，去年利潤總額達到8,000億，成為世界上最賺錢的企業。更明顯的現象是2011年，國有銀行凈利潤是10,400億，比2010年增長了36.3%。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豐厚的利潤是在兩個背景下實現的，一是實體經濟不景氣；二是在百姓長期忍受負利率的情況下，銀行仍然達到了如此高的利潤率。

《經濟導報》：既然說到三個同等，那麼在法律保護方面是否同等？

高尚全：首先在司法方面，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訴訟案例中，民營企業少有能勝訴的。另外，在法律的執行上，在國有企業有貪污罪，而在民營企業就很難構成這項罪名，這可以看出，在法律面前兩者並不平等。

另外，在財產保護方面憲法有這樣一個表述的差異，「公有制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在提到公民財產時的表述是，「公民的合法財產受到法律保護」。「合法財產」這個表述實際上是一個有罪推定。我不知道你的財產是否合法，怎麼能保護呢？公民的財產是否是「合法的」是否先要鑒定？由誰鑒定？這說明，財產的權益在受到法律保護方面是不公平的。

《經濟導報》：為了落實三個平等，您認為如何深化改革？切入點在哪裡？

高尚全：在經濟方面，首先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原來的提法是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改革中的重大突破。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發展，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人提出，現在國有經濟的經營性資產在各種所有制總量中只佔23%的比例，在GDP中只佔到不到40%。因此公有製為主體已經邊緣化了，上綱為「不是搞社會主義了」。我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建議，把公有製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我認為這樣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既反映了我國的實際，又可避免無謂的爭論。十八大報告雖然仍按原來的提法，但留下了餘地，提出了要完善基本的經濟制度。

《經濟導報》：那麼現在能夠做到的，有什麼現實的做法嗎？

高尚全：現實的做法，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首先就是要打破行政性的壟斷。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就必須堅持市場公平競爭，壟斷就不是市場經濟。其次是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公平的司法制度。十八大提出法院檢察院要依法獨立地行使審判權。這一點中央釋放的信號是明確的，新一屆領導人上台以後一直在強調法治。

《經濟導報》：依法獨立審判，為什麼十八大會採用這種提法，它與司法獨立的區別在哪裡？

高尚全：現在學術界對「司法獨立」反映很強烈，認為如果沒有司法獨立，就不可能做到依法治國。但反對「司法獨立」的人仍然擔心，如果「獨立」了，黨的領導怎麼辦？

過去中央政法委書記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權力很大，統領公安、法院、檢察院三大系統。十八大之後新任的中央政法委書記不再由中央常委兼任了，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公平競爭就是要打破壟斷，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就是要完善司法體制保證司法公正。這些都是非常實際的做法。

《經濟導報》：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您主編的《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一書，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您可否介紹一下主要觀點是什麼？

高尚全：好的。本月18日《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了我為本書寫的序言，對本書的宗旨和內容作了說明。這本書是由國內的頂級學者共同寫作的。例如，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成思危先生提出：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之源。他認為，創新首先是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係。他認為現在的腐敗問題、官員自由裁量度過大引起的民眾不滿問題等諸多問題都是由於法治與人治的關係沒有協調好。所以需要在法治和黨的領導方面進行制度創新。

他提出，還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集權與分權的關係等，這也是需要進行制度創新的領域。

北大教授、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先生的主要觀點是可以通過具體的改革措施扭轉正在消失的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問題，創造新的紅利。這些改革包括增加人力投資以增加高素質工人；改變二元戶籍制度，增加農民工的就業積極性；鼓勵科技創新、保護創造者的利益，最終依靠科技進步創造新的資源紅利。就目前來看，現在可能創造資源紅利的技術就包括海水淡化、草場改良等。總的來看，厲先生的觀點是可以通過針對城鄉二元體制、市場化、國有資本配置體制、以及收入分配等一系列深入的改革創造出新的改革紅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先生的建議是儘快建立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他建議成立一個中央直屬的、超脫於局部利益的最高層次、且具有權威的機構來統籌改革。他希望中央能把這個工作的參與人員擴大，吸收各界人士討論和設計，同時也依靠過去國家體改委那樣專門的機關來負責監督時間表。

北大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先生的觀點是樂觀的，他認為雖然漸進式雙軌制轉型的「雙刃劍」效應，導致高增長背後的諸多矛盾如收入分配、消費與儲蓄以及國際收支失衡等，但是中國可以通過消除金融抑制、改革退休金制度以徵收適當的資源稅、鼓勵電力、電信、金融行業的准入和競爭三方面必要的改革扭轉目前的困境。系列改革之後，中國仍有潛力保持20年超過8%的高增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具體建議。他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與開放型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資源分配都密不可分。周先生認為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中，很多人一直持有偏見，認為這是「西方的東西」、「弊大於利」等，扭轉這些觀念也是改革中必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