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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治 天 下(推薦好文)

儒商道《儒商道》文章涵蓋國學、養生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內容 關注本文作者 2016-05-01 07:02

孝 治 天 下

----《孝經》札記

董 葛

《孝經》,顧名思義是一部專論孝道的經文,但細讀深思,實質上它是一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專著。在不足二千的經文中,「治」字出現了十多次,且絕大多數章節,表面在講「事於親」,實際是講「事於君」; 表面在講「齊家」, 實際是講「治國 」。「孝治」作為宗旨貫穿於全部經文。

經文起始,孔子在闡明「孝」的概念時,就開門見山提出了「孝治天下」的論點。

在「開宗明義」第一章,孔子問他的學生曾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意思是問曾子,『先帝有一種崇高之德,至妙之道,用其治理天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家皆相親相敬,國泰民安,和諧無怨。你知道是什麼嗎?』

當曾子回復自己不知曉時,孔子教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說, 上述的至德要道,即為孝道。這個孝道,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出發點。由此,將孝道定義為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的根本道德。

孔子在明確提出孝治天下的論點後,不惜筆墨,分別在「開宗明義」、「孝治」、「聖治」、「廣要道」 、「廣至德」 、「事君」等十三章篇幅進行了闡述論證,其餘的五章也無不涉及忠君治國。

一、至德要道

先王是如何以孝治天下? 何為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何為先王治理天下的「要道」? 孔子在「孝治」、「廣要道」、「廣至德」三章中,分別專題作了論述。

在「孝治」章中,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西周當時擁有八百諸侯(史書記載實際上大小有一千七百多家),無不國泰民安。聖明的先王是如何以孝道治理天下?孔子在此高度歸納了三條:一是不論國之大小,天子對其使臣都能待之以禮,對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更是以禮相待。天子這樣以禮敬對待天下人,自然就得到天下人的禮敬,得到各國諸侯的愛戴和擁護。二是作為一國之君的諸侯,治國時不僅能以孝敬之心對待自己的子民,而且更是關愛鰥夫和寡婦這樣的弱勢群體。所以百姓們就擁護國君,社稷自然長遠。三是治理采邑的卿大夫,象對待自己的妻子兒女一樣愛護著奴婢僮僕,不使他們失望,大家都能愉快生活。正因為這樣,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無論天子還是諸侯,無論官吏還是百姓,無論家主還是臣妾,上下都將行孝作為道德的根本,全民將孝敬作為行為準則,大家都互相恭敬,互相愛護,互相照顧,故父母在世的時候,都能幸福安樂,父母去世後,靈魂尚能安享祭奠。普天之下,必然風調雨順,和諧太平。

為進一步論述為什麼要把孝道作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又如何有效地倡導和推行孝道,並在執政的具體實踐中收到成效。

在「廣至德」章中,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孔子認為,倡導孝道最為有效的做法是,執政者首先為天下人做好表率。教人行孝道,首先大小官員人人都象孝敬自己父母一樣孝敬天下所有為人之父母,讓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孝敬。教人行悌道,首先大小官員人人都象恭敬自己兄長一樣恭敬天下所有為人之兄長,讓天下的兄長都受到恭敬。教人行臣道,首先大小官員人人都象尊重自己上司一樣尊重天下所有為人之上司,讓天下的上司都受到尊重。因為每位官員都能如此謙卑、恭敬,對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平易近人,老百姓則自然就會把你當成父母官。要達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非孝道莫屬。

在「廣要道」章中,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在此章,孔子提出了「四莫」,作為孝治天下的實施大綱。即:教人們相親相愛,非孝道莫屬;教人們恭敬和順,非悌道莫屬;社會要移風易俗,非樂教莫屬(這裡的「樂教」,應理解為現代的傳媒輿論 );國家要想長治久安,非禮法莫屬。可以說,這裡的「孝道」、「悌道」、「樂教」、「禮法」,涵蓋了整個社會政治生活。針對「禮」,孔子進而闡明,所謂「禮」,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敬』字。因此,尊敬他人的父母,其子就會高興;尊敬他人的兄長,其弟就會高興;尊敬他人的君王,其臣就會高興。雖然只尊敬了一人,但事半功倍,千千萬萬的人會感到高興。孔子認定,這就是把孝道作為「要道」的充足理由。

為進一步論證「孝治天下」,在「三才」章孔子講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也就是說,孝之所以為至高德行,是因為孝是人民道德的根本,是人民品行的首要,如天地常規,天經地義,順乎民情。先王正是遵循了天地之德,順從了人心所向,將孝道作為全民的價值趨向,作為社會自下而上的統治手段,國君以孝治國理政,民臣以孝修身齊家,則自然「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不需嚴肅的教育,不需嚴厲的統治,就達到了天下大治,社會和諧。

二、移孝作忠

《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繫在起來,從倫理道德升華為政治理念,使「孝道」具有了更鮮明的功利傾向和政治色彩。在《孝經》第一章,孔子就對「孝道」作了明確的定義:「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按照這個定義,行孝是一個系統的、連續的過程,且分為三個階段。青少年期,在家事奉雙親,為之始孝。邁入社會後,將孝親的精神用於社稷,服務民眾,為國家建功立業,為之中孝。忠是孝的本意,是孝中大孝。到了老年,要反思自己,完 善人格,修身自好,這便是立身,為之終孝。「終

於立身」是孝道的最高層次。

為了使「移孝作忠」的論點合情、合義、合理、合法,孔子從父子之愛的自然法則,從士族行孝的要點要旨,從孝道實現揚名後世的目標需求,從古代刑法角度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詳盡論證。

在「聖治」章中,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孔子認為,父子之愛,是天生的,是自然的法則。父親對子,有兩重恩愛,即是慈親,又是嚴君,所以恩愛之厚,莫重於此。這就是說,父親在兒女心目中是兩種角色,一種是慈親角色,一種是嚴君角色。慈親講愛,嚴君講敬。愛敬是孝的兩個方面,兒女愛父母,就必然敬重父母,否則就非真孝。這樣,兒女從小養成孝敬,成人後自然忠君。

在「士」章中,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在古代的統治階層排序中,士族是介於卿大夫和庶民之間的階層,泛指學子和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相當於現在的大學生和剛開始從政的機關公務員。對於這個屬於社會未來群體的孝道要義,孔子明確概括為:用侍奉父親的那種心來侍奉母親,用尊敬父親那種心尊敬上司,即「母取其愛,君取其敬」。進而明示,用孝心去侍奉君上,則為忠,用敬心去尊敬上司,就能順。只有這樣,士才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章末,孔子引用《詩經》裡面一段話:「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意為士族盡孝,欲使自己的父母不受恥辱,就必須起早貪黑,加倍努力,競競業業,竭力盡忠。教導士族,對父母要孝,對上司要忠。忠與孝乃為士族孝道的完整要義。

在「廣揚名」章中,孔子提出「揚名後世」是孝道的高級標準,它只有與忠君緊密聯繫才可能得到實現。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在此章,孔子從孝道「揚名後世」的自身需求,對移孝作忠的論點,作了進一步論證,並繼而提出齊家、治國相一致的主張。孔子認為,孝子以愛敬之誠孝親,移作事君,必能忠君;孝子以和悅態度敬兄,移於事長,必能順長;孝子將家務處理得頭頭是道,移於公務,必能有條不紊。故此,忠出於孝,順出於悌。在家行孝,出外忠君,不僅聲譽可顯耀一時,而且忠孝之名,將永遠留傳於後世。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便是「開宗明義」所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實現了揚名後世的高級標準,做到至孝。

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孔子在此引用古代刑法,目的是論證移孝作忠的合法性。按照古代刑法,罪名有三千條,刑罰分墨、劓、剕、宮、大辟五種。五刑中,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之罪。不孝中,首罪就是「要君者無上」,對上不忠,可謂「無天」。因為,在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對君王的尊敬猶如敬天,故而要挾非禮君上者就是「無天」。次罪為「非聖人者無法」,之所以謂之「無法」, 是因為聖人的教導都是本性本善的行為規範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這些法則,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如果無視或否定聖人的教化,必定使人心無所依從,引發社會不安,故而非聖人者就是「無法」。再罪是「非孝者無親」,因為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長輩,無視孝悌者,就是產生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謂之「無親」。 所以,孔子將無天、無法、無親這三罪謂之三惡,並警示這三惡為「大亂之道」,是引發社會動蕩的惡廇。

三、身體力行

孝治天下,關健是執政的各階層都能心存孝道,身體力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樣,才能使「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經文中,孔子不僅歸納了先王時期執政者力行「孝道」的言行規範,而且祈願後繼執政者「君行六事」。

在「聖治」章中,子曰:「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孔子在此祈願執政者,一是講出話必思量人們能否奉行;二是做出事須考慮人們能否快樂;三是道德為人們所尊敬;四是行事為人們所效法;五是容貌舉止端莊可觀;六是動靜進退合乎禮儀法。這謂之「君行六事」。若以這樣的作風面對百姓,百姓自然敬畏、愛戴,且事事效法。所以德教就能夠順利推行,政令就能自然貫徹。

在「天子」章中,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經文中,既是孔子對先王孝治天下的回顧,也是對後繼天子的祈願,言簡意賅,充分體現了先王「國以人為本,人為德為本,德以孝為本」的治國理念。孔子認為,先王愛人如己,仁者無敵,正如《弟子規》所言:「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即天子親愛自己的父母,必定博愛,絕不會對他人的父母有半點厭惡。恭敬自己的父母,必定廣敬,也絕不會對他人的父母有絲毫怠慢。這樣,天子率先垂範,普天之下的民眾都能廣泛受益,百姓就會自然效法,人人博愛廣敬,「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社會自然和諧,世界必然大同。

在「諸侯」章,孔子提出諸侯盡「孝」的基本要道。警誡其千萬不能驕奢淫逸:「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古代,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內的各方諸侯,上奉天子之令,下轄庶民之命。相當於現在的省、直轄市級黨政軍一把手,掌管著一方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要政。所以孔子特別教誡,「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對上替天子行道,對下為民眾造福,不驕不奢,廉明清政。在政務處理方面,要遵法守禮,謙恭下士,力戒凌上慢下,剛愎自用;在財務處理方面,要謹慎度用,量入而出,力戒貪圖享受,奢侈浪費。只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才能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永保基業,天長地久,也才能使腐敗以此自覺杜絕,國家以此安定,民眾也以安居樂業,達到「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的理想境界。這 既是諸侯當行的盡孝要道,也是諸侯立身行遠的長久之計。

作為輔佐國家行政官吏的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是孝治天下的重要環節。在「卿大夫」章,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孔子總結了先王時期有效做法,明確將「三不敢」作為卿大夫行孝的主要內容,主張不合乎先王禮法所規定的服裝不敢穿;不合乎先王禮法的言語不敢說;不合乎先王規定的道德的行為不敢做。這樣,才能做到言無口過,不因言語不當導致失誤,行無怨惡,不因行為不端招致怨憤,從而祿位可保,宗廟可祭,光宗耀祖,澤及後人。正如唐玄宗在《孝經御注》所言:「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在服、言、行三方面,孔子尤為重視言、行兩問題,經文僅四句話,就有三句是在講言、行。因為卿大夫作為天子或諸侯的大臣,雖不負守土治民之貴,但為國家的中堅,領袖的輔佐,對於執政的良窳,起有重大的影響。古代的卿,相當於現在的國家部委和省市廳局領導,大夫,相當於國家部委的司局長和省市廳局的處級幹部,統屬國家高級公務員。他們的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產生極大的社會效應,對執政的嚴肅性和有效性,無不產生極大影響。如果這些卿大夫都能自覺傳承「孝道」,按照君王的廉政要求,生活注重廉潔,待遇嚴禁超標,言必守法,行必尊法,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在自奉、言語、行為三方面都能主動遵紀守法,嚴格做到「三不敢」, 則就為卿大夫盡職盡責,盡到孝道。其結果,必然有促於官民和睦,上下無怨,社會和諧,達到天下大治。

總之,無論國家,還是團體、單位、企業,領導希望下屬能夠忠於職守,最有效的方式是領導本身力行孝道,為人師表。只有這樣,才能「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正如《論語》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四、倡導諫爭

孔子特別反對愚孝愚忠,極力主張「諫爭」,認為「不爭則非忠孝」,若兒女看到父母有過而不去勸諫,一味順從,就會陷父母於不義,這是不孝;人臣見到領導有過失而不去勸諫,盲目服從,就會陷領導於不義,這就不忠。經文中不僅在兩個章節中提到諫爭,而且還將「諫爭」專列一章,對其進行了詳細論述。

在「諫爭」章,「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當學生曾子請教孔子,如果兒女將慈愛恭敬、安親揚名都做得很好,一切順從父母,這是否可謂孝子?孔子聽後,連說兩句此言差也。接著教誨:從前,天子、諸侯、卿大夫身邊都曾有敢於直言勸諫的大臣。天子身邊有諫臣七名,諸侯身邊諫臣五名,卿大夫身邊諫臣三名。由於建立了訥諫、勸諫機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於失去天下;諸侯一時未善,也不至於亡國;卿大夫間有差誤,也不至於丟掉封邑。士身邊如果有敢於時進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夠保持美好的名聲;父母如果有敢於規過勸善的兒女,他就不會做出不義的事情。所以,面對父母、君王有不義的行為,做兒女和臣僚的,不僅不能盲目服從,而且必須竭力諫爭,勇於匡救。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孝忠。

但是,諫爭還必須講究策略,講究藝術。古人云:「武死戰,文死諫」,這當然說的是極端情形。《論語》中,也有「君子信而後諫」的警語,這些都是古人諫爭的藝術精典,值得我們借鑒。臣僚欲達到的勸諫的效果,首先平日要忠於職守,取得君王的信賴,在你諫爭時他就易於接受。當然君王也有一時昏晦,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那就另當別論了。這時犯顏諫爭,也許就是不得不採取的方式。《晏子春秋》和《史記 滑稽列傳》等經典名著中都記載了許多巧妙諫爭的事例,足以說明講策略、有藝術的諫爭效果,均值得後人效仿。

在「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孔子在專論如何事君時,又再次強調諫爭的重要性。他認為君臣之間,休戚相關。作為一個稱職的臣子,事奉君王時必須做好兩件事。一是上朝時,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獻計獻策,竭力盡忠。二是退朝後,不僅要檢討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過失,還要思慮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漸。對君王正確的決策,堅決遵照執行,對君王的過失,要竭力勸諫,防患未然。只有這樣,君臣之間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愛互敬。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孝治天下」是《孝經》的核心論點,是處在春秋戰國歷史大變動期間的孔子,對西周時期文武二王及周公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和嚮往。在以宗法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君主專制社會裡,出於社會現實的本身的需求,歷代統治階級都把「國以人為本,人以德為本,德以孝為本」的理政觀念,尊崇為自下而上的執政手段和治國方略,把孝治推崇到政治倫理和治政理念的核心地位,有其特定的歷史實踐意義。從那以後,在歷時兩千五百來年的中國社會中,歷代統治階級多數都把孝道視作施政治國綱領的核心內容,帝王將相、巨子碩儒為《孝經》作注者代有其人,孝治天下的踐行者更是層見迭出。

孝道,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孔子所推祟的先帝之道、明王之政、聖人之治、君子之行,無一不對歷代產生深刻的影響。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建設蓬勃發展的新時期,發掘《孝經》的精神實質,汲取其積極因素,這對於提高國民素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精神文明建設,乃至廉明執政,社會安定,都有著不可忽略的借鑒價值。

作者:董葛已授權

作者簡介:董革,筆名董葛,男,山西省直機關退休幹部,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高級科技諮詢師。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西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媒大學國學與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三晉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曾在《山西日報》、《山西文學》等報刋雜誌發表文章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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