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我的學術自傳

進入專題： 于光遠

　　 一、從事學術研究的歷程

　　 1、學生時代研究興趣的產生

　　 我1915年出生在上海，本姓郁，名鍾正，「于光遠」是我參加革命後改的名字。少年時，讀書是我的最大樂趣。從7歲時起，就開始閱讀家中的藏書，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中國古典文學、近代西方學者著述如赫胥黎的《天演論》，戊戌人物的政論如《梁啟超文集》，以及代數、幾何、物理、化學、槍炮製造原理等。12歲隨父母搬到北京。偶然發現西單南路有一個「頭髮衚衕圖書館」，興奮異常。我認為圖書館給予我的知識不亞於學校。

　　 我在青年時代一度想成為一個物理學家。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1934年轉學到清華。當時的清華大學物理系是一個培養物理學家的基地，有優秀的教師和富有才華的同窗，我的同班同學，如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等後來都成為著名物理學家。我的畢業論文是有關廣義相對論的，導師是周培源。但我的物理學家之夢卻沒有成為現實。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我於1935年底投身到「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之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戰爭成為我唯一的選擇。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徹底放棄了成為一個物理學家的夢想。

　　 2、兼跨兩科——走上科學研究之路

　　 我的大學生涯是在清華大學物理系度過的，可見我一開始並沒有想當一名社會科學家的意識。但是，在參加革命的過程中，因為認識到革命不僅需要科學的知識，而且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於是我在保持對自然科學興趣的同時，又逐漸對社會科學發生了興趣。通過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學習和對社會科學理論的鑽研，自然而然地又成為了一名社會科學工作者。我的學術興趣和研究經歷展現了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一個特點，即兼跨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領域，但研究興趣在不同時期又各有側重。

　　 我對哲學的喜愛，在初中時就開始了。在上海上高中和大學時，我就看了一些有關自然哲學的書。我最早對馬克思主義發生興趣，也是從自然哲學問題開始的。因為喜歡哲學，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就選修了張申府教授的「形而上學」課程。在張教授給我們開列的十幾本參考書中就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我從圖書館裡借來這兩本書的英譯本，從頭到尾啃了下來。這兩本書帶給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使我對馬克思主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可以說從此我開始走上了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至今我仍然對自己的選擇毫不動搖。我曾經說過：我是一個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

　　 大學畢業後，我到廣州嶺南大學任物理學助教，以此為掩護從事革命工作。當我著手建立的地下革命組織被破壞之後，我被黨組織調回北平，參加民先全國總隊部的工作。1936年夏天我回上海時參加了艾思奇、章漢夫等人組織的自然科學研究會，從此開始了我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習和研究生涯。193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1937年初到1939年5月，我先後在保定、石家莊、太原、武漢、長沙、南昌、鄂西、粵北等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黨的青年工作。

　　 1939年我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延安，在那裡我先後在中央青委從事青年工作；在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任教員，講授社會發展史等課程；在延安中山圖書館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調查局任研究員。那時我開始研究土地問題和陝甘寧邊區的減租問題、農業累進稅問題、農村互助合作問題等。我們在農村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後來我與彭平、柴樹藩同志合寫了《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該著作當年在延安印刷，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本書可以說是我寫的第一本社會科學著作。1943年到1945年我在延安大學財經系任教，並負責學校的教務工作。由於有了較好的學習和研究條件。在這期間我開始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關於自然科學中的哲學、物質的運動形式、數學和各門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等問題引起了我的高度興趣，於是開始著手此書的翻譯。在延安，我還參加了新哲學年會，毛澤東也是會員，與我們共同討論哲學問題。一次我關於事物發展過程中存在過渡階段的原因的發言，引起毛澤東的重視，受到他的好評。我還參加了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的籌建工作，並成為這個研究會的駐會幹事之一。

　　 日本投降後，1946年我被中共中央派往北平創辦《解放（三日刊）》，任編委。國共談判破裂之後，我回到延安，擔任《解放日報》言論部副主編。1947年3月，我參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團，在晉綏、河北、山東等革命根據地參加土改，同時進行調查研究。1948年，我被調往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同時開始編寫普及性的社會科學知識教材，如專門講授如何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的《調查研究》（該書1949年出版，1981年經改寫後以《怎樣進行調查研究》為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從解放初期到「文革」前，我主要從事科學技術政策的研究和科學技術的規劃制定及組織管理工作，曾擔任中宣部科學處的處長，國家科委的副主任，《學習》雜誌主編。五十年代初，我寫了相當數量的理論著述，編寫了多部教材。如，與王惠德合著了《中國革命讀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與胡繩、王惠德合著了《社會科學基礎知識講座》（1—4冊）（人民出版社，1951—1952年）；與王惠德合著了《政治經濟學講座》（三聯書店，1951年）；與胡繩、廖沫沙、季雲合著了《政治常識讀本》（上、下）（學習雜誌社，1951年）等。這些讀物在當時對於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曾起過重要作用。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1956年，我參與和指導了《十二1956-1967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的編製，還提議並主持指導了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編製，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我擔任這個研究組的組長，並創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擔任該雜誌的主編。我還參與並主持了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在會議發言中闡明了在自然科學領域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各種問題。在黨的八大上就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做了大會發言。1958年，我提出了研究《歷史唯物主義論科學》，提出研究自然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學在社會中發展的規律。這一時期，我在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哲學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1962年，我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國家科委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廣州會議），這個會議由聶榮臻主持，周恩來、陳毅等都到會並做了重要講話，該會議從總體上重新判斷了我國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在當時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概而言之，青年時期我並沒有想當社會科學家的意識，但在革命工作中逐漸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並自然而然地對社會科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兼跨兩科是我從事科學研究的一個特點，青年時代所受過的嚴格科學訓練和自然科學基礎，使我把自然科學的科學精神與社會科學的價值觀念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為我後來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改革開放中的學術影響

　　 與許多學者一樣，「文革」開始後，我的學術研究被迫停滯。「文革」後期，我從寧夏幹校回到北京後，先在家裡約集了一些人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自然辯證法和科學技術》的大型資料書。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我也是負責人之一。

　　 粉碎「四人幫」後，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鄧小平再次復出。1977年，我受託組建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併兼任所長；同年還重新兼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議過半的時候，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中談到為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起草講話稿的事情，並拿出他親自起草的一個講話稿提綱。根據鄧小平的思想，我們找到國務院政研室的林澗青等人和中央黨校的一位同志共同起草稿子。在整個過程中，鄧小平多次找我們談話，並不斷深化和充實自己的思想。這個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稿，實際上也就成為幾天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該報告後來被稱為「開闢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摘自中共中央十五大報告）。1982-1992年，我還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這些經歷對隨後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基本思想傾向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為我後來在黨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在積極進行政治上的撥亂反正的同時，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也在全國展開，學術領域空前活躍，社會實踐中出現了許多新的值得關注的問題，各種思想觀點交鋒，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需要探索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我對學術問題的關注轉向經濟領域。在這一時期，我參與組織了關於生產力問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按勞分配問題等一系列重大經濟理論問題的討論，並積極倡導和支持新學科的創立，如生產力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等學科，並對經濟效益學、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等學科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還先後發起組織了與上述學科有關的學術研究會、學術團體和學術活動，創辦了有關刊物。著有《關於規律客觀性質的幾個問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札記）》、《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論地區發展戰略》、《我的市場經濟觀》、《中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選編》等學術著作。

　　 在這一時期，我還參與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年擔任社科院副院長，1978年起兼任馬列所第一任所長，同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我擔任經濟學和哲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到1991年。1982年退居二線後任社科院顧問，到1986年。200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2008年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我被評選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傑出人物」之一、「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

　　 除了哲學、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之外，我在教育學、黨史等領域也有一定的研究，近年來還寫了一些散文與隨筆。

　　 我從學生時代起一直重視教育學這門學問，自學過若干部教育學的著作，對現實的教育問題也一直關心。但限於時間條件一直沒有深入研究。「文革」之後，我深感教育問題對我國現代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也深感要消除」文革」對教育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任務非常艱巨。於是我對不少教育問題進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少思想，動筆寫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文章，編就了《教育思想文選》於1989年出版。1991年河南教育出版社還出版了我在教育方面的專著——《我的教育思想》。

　　 我所涉及的另外一個研究領域是在黨史方面。1996年人民出版社以《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為書名，出版了我於1988年前後寫的兩篇黨史史論方面的文章。在這本書中，我總結了自己對中國近代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史方面的認識。這本書在2005年充實、增訂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我在黨史方面的研究還與我的個人經歷有一定的關係。199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之際，作為這次全會和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見證人，我覺得有責任將自己所親身經歷的事情和後來的想法寫下來，寫了《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與黨史有關的其它著作還包括個人自述《「文革」中的我》以及帶有個人回憶色彩的黨史方面的史實專著《我憶鄧小平》。

　　 二、主要學術貢獻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同時兼有著深切的社會關懷和深切的學術關懷的社會科學家，在我的學術活動中，總是試圖尋找二者間的支點，來確定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

廣泛的學術興趣和豐富的人生經歷，對我的學術思想及其內容有著重要的影響。由於我具有碰到什麼問題都要研究一番的特點，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雜家。因此，要了解我的學術思想和所提出的理論，離不開了解產生這些思想和理論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

　　 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哲學和經濟學，同時也涉獵教育學、黨史等其它方面。概括而言，我的學術貢獻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在自然辯證法學科的研究

　　 自然辯證法始終是我研究的領域。

　　 1936年我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最後一個學期學習時，對自然辯證法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周培源教授指導下，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坐標系在動力場中的運動》。1940年2月，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延安成立，該學會組織了一個自然辯證法研究小組，在會長徐特立指導下，由我主持。當時我還兼任延安中山圖書館館長，在圖書館多次舉辦了學習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座談會。為學習研究需要，我在延安時就開始從德文版翻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大部分，並陸續在延安報刊上發表。未譯完的部分後來經曹葆華、謝寧等同志從俄文譯完，整理校譯後集結成書，於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上世紀80年代初又在我的主持下，經查汝強等同志重新校譯，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1944年，我在延安大學講授自然發展史 。1955年，我與周培源、王竹溪、黃昆、徐光憲、沈同等科學家一起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了《自然和自然發展史》課程 。上世紀50年代初期，我找到李四光等自然科學家醞釀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1956年在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時，在我的倡議下，取得了潘梓年先生的支持，由我負責，專門制定了一個全國範圍的自然辯證法學科發展規劃，並且在中科院哲學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辯證法研究組，創辦了《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我兼任研究組組長和雜誌主編。1956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由我與馮定、汪子嵩一起任哲學導師，周培源、王竹溪、徐光憲、沈同任自然科學導師。同年，我參與並主持了著名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在會上，我就如何在自然科學領域裡貫徹「雙百方針」作了發言。1958年我提出研究「歷史唯物主義論科學」，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規律。1960年8月，我與李昌、潘梓年倡導召開並主持了全國自然辯證法座談會，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是開闢了關於生產實踐和技術發展的辯證法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同志邀周培源先生與我談話，從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文章《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談起，談了很多關於自然辯證法研究問題。1965年5月，我提議在《紅旗》雜誌上再次發表坂田文章，並根據毛澤東談話的精神寫了編者按語。我利用科技界和哲學界座談坂田文章的時機，進一步推動了自然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工作。1965年下半年，我倡議並組織編寫《自然界的辯證發展》多卷本巨著，其中包括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人類史、工業史、農業史、醫藥衛生史等。先後在大連、瀋陽、上海、杭州等地召開編書研討會，並開始組織編譯國外的有關研究資料。這一基礎性研究工作，由於「文化大革命」不幸夭折。

　　 針對「文革」中對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破壞，1977年我就開始考慮如何恢復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工作。我曾建議哲學研究所研究兩個問題，一是「科學是生產力」，另一題目是「用哲學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研究」。1977年3月，我倡議由中國科學院理論組、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理論組和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在京聯合召開了自然辯證法座談會，在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並就如何恢復和開展自然辯證法研究工作交流意見。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期間，我倡議並組織召開了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作為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的一個組成部分。會上制定了《1978年——1985年自然辯證法規劃綱要（草案）》。會議期間，我倡議創辦了《自然辯證法通信》小報，以推動全國自然辯證法工作的開展並加強學術信息交流。會議後，我在中國科學院創辦了《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並擔任主編。1978年夏季，我倡議，由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委會主辦，在北京召開了自然辯證法講習會，來自全國各地1500餘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還召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座談會。

　　 1981年10月，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我是這個研究會的第一屆和第二屆理事長。我們這個研究會始終在積極地推動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上世紀六十年代和「文革」後，我先後招收了四屆自然辯證法研究生。如今他們和他們的學生已成為我國自然辯證法研究和教學領域中的骨幹力量。1983——1993 年，我倡議並主持編寫了《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其中有些條目是我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寫的。我主張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哲學。我提倡自然辯證法不但要研究天然的自然，還要研究人工的即社會的自然。1994年《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達48萬字的著作：《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我們這個學派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學派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學派中重視自然辯證法的一個學派；在自然辯證法學派中，又是特別重視「人工的自然」和「社會的自然」的一個學派。

　　 2、「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

　　 我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上面。當時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通常承襲著蘇聯學者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說法，叫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我則提出了另外一個用語，即「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一用語是我發明和最早使用的，後來被不少經濟學家所接受。對於為什麼不沿用原來的說法，我提出的一個理由是，有一些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由於其著眼點和結論是社會主義的，因此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這種研究和以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為對象的研究是不同的，將兩者按照同樣的名稱稱呼容易發生混淆。

　　 然而這個根據只是我採用新用語的一個考慮。我採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這個用語時，事實上也是標誌著我當時所主張的一種研究取向，即試圖把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建立在統一的科學理論基礎上。在我看來，以蘇聯經濟學者寫的教科書和相關論著為代表的對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研究，遠未達到像馬克思那樣對一種經濟形態加以科學「解剖」的程度。

　　 不過，我並不主張將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局限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架構和範疇內。我認為，學科的發展，和時代的特點、時代的任務、時代的精神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在1983年的一篇論文中，以「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為基本命題展開了論述。在這裡，我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成上下兩篇，即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科學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資本論》屬於上篇的範圍，其任務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說明社會主義產生的根據。而當前的時代要求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以解決大量的建設問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是其中重要的基礎理論。它要分析一系列與經濟建設有關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如制度與個人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制度與合作和競爭、制度與計劃性等。我認為許多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著作事實上沒有揭示出多少對於建設有意義的道理。1958年，我將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論文結集出版，定名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人民出版社）。

　　 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央曾委託我主持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主義部分的編寫工作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基礎，很快便完成了，成為當時高等院校的教材。但社會主義部分的編寫則困難得多。這一背景曾促使我嘗試完成比較成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著作。當時我組織了一批經濟學家從1961年到1966年工作了5年，完成了幾十萬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初稿。但在準備修改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工作因此而中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受到批鬥，被剝奪了正常工作的權利，但我的思考並沒有停止。我在對「文化大革命」的觀察中，更深刻地考慮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1975年我恢復工作，是鄧小平直接領導下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之一。我積極投入和「四人幫」的鬥爭，並同時開始繼續我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

　　 「四人幫」倒台之後，我組織學術界針對「四人幫」宣傳的「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批判『唯生產力論』」等召開了一系列理論討論會。這些討論打破了長期形成的思想禁錮，推動了思想解放，同時也深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於按勞分配概念、勞動報酬形式、按勞分配與平等的關係等問題作出了較以往更為深入的闡述。然而，越是深入的研究，越使我放棄了體系化的打算，而寧可圍繞問題展開探索。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我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術積累日見豐富，但我卻最終放棄了完成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的想法。幾十年的探索，使我越感探索的必要。我仍繼續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人民出版社）為名出版我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成果，總共出版了7卷，約280多萬字，那裡面記錄了我和我的經濟學界同仁們不懈探索的歷程。

　　 3、所有制實現論和所有制選擇的生產力標準

　　 所有制理論是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來自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傳統架構是，將經濟關係分為三個方面，即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和人的關係、消費資料的分配。這三個方面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其他兩個方面，因而是最重要的。而生產資料所有制，在這個分析框架中，被處理為外生的，並不受經濟活動過程的直接影響。我不滿於這樣的處理。在系統研究了馬克思有關所有制的論述後，我根據馬克思關於「所有制是生產關係的總和」的思想，發展出「所有制實現論」。根據這一理論，所有制要在生產組織、交換、分配等經濟過程的各個環節中實現，才是有經濟意義的，否則便只是法律的想像。這樣，所有制不是被理解為由國家強制力一次性安排下來的，而是伴隨著各種經濟活動的一種過程，它在這一過程中被塑造、硬化或改變。70年代後期，我運用這樣的觀點，對於「四人幫」將按勞分配和公有制割裂開的做法進行了批判。「所有制實現論」為中國的一批經濟學家所接受。

　　 以「實現論」作為理論基礎，我對一些不同形式的所有制進行了分析。一個有代表性的論點是我對國家所有制的區分，即把國家所有制區分為直接的國家所有制和間接的國家所有制。所謂直接的國家所有制是指由國家支配資源的使用、確定和委派經營者的制度；間接的國家所有制則是和國家力量向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滲透聯繫在一起的，只要國家享有某種收益權，便意味著這種所有制的存在。依此邏輯，在存在國家稅收的地方，也意味著國家對計稅資產擁有某種所有權。我的這種思想來源於恩格斯關於國家稅收造成對私有權的約束的論點。許多經濟學家大概不會同意我的這一看法，但是，除了需要做出進一步澄清概念等技術性的工作之外，我的論點中涉及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即產權與國家權力間的關係，產權界定機制和國家權力結構的關係。

從1978年起，我把研究重點放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我最早主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改革的經濟學家之一。我提出，在決心改革之後，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應該確立怎樣的所有制形式和結構。我批評了當時的不少幹部頭腦中存在的以「大」和「公」為標準判別所有制優劣的看法，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所有制優劣的序列表，即國有制無條件地比集體所有制優越；集體所有制無條件地比私有制優越；在集體所有制範圍內,公社所有無條件地比大隊所有優越，大隊所有無條件地比小隊所有優越；在小隊所有的範圍內，不聯繫產量的工分制無條件比聯繫產量的責任制優越等。我認為，這樣一張所有制優越性的序列表不破除，改革是很難展開的。我在七十年代末寫的文章中明確主張以生產力為標準來判別所有制的優劣，我主張的態度是：凡是最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就贊成和支持；凡是雖能促進、但促進作用不大的，就不能那麼贊成，不能那麼去支持；凡是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就堅決反對。為表示其態度的堅決，我在一些場合表示，我可以承認自己是「唯生產力論者」。

　　 4、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和企業組織

　　 在對改革的研究中，我反覆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問題。我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提出，過去我們根據列寧的公式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理解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加按勞分配」是存在問題的，我認為商品生產和交換存在是一個必須補充的基本點。我一再強調，市場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製度一樣，是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不可少的制度。

　　 我認為，經濟活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改革之前的中國經濟可以概括地說是一種「調撥產品經濟加自然經濟」，而改革則是從這種經濟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轉化。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存在著兩個重要的機制，我稱之為「商品承認」和「商品化」。所謂「商品承認」指的是，對於過去沒有進入交換過程的勞動產品，現在承認它們是商品，使它們進入流通；所謂「商品化」指的是，一些本身並未消耗勞動的東西，使它們進入交換，具有價格。哪些物品被「商品承認」和「商品化」，在怎樣的規模上被「商品承認」和「商品化」，人們是可以做出安排的。然而，不同的安排狀態和經濟效益之間卻存在著有規律性的聯繫：在某種安排下，經濟可以得到較好的發展，人們可以取得更大的效益；而在另外的安排下，經濟則不能得到較好的發展，人們只能得到較小的效益。這裡存在著比較。取得較大效益的動機，會促使人們做出新的安排。從調撥產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視為對「商品承認」和「商品化」邊界的重新安排。

　　 那麼，更具體而言，究竟是怎樣的因素促使政府做出這種重新安排？我的論述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經營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的發揮，我認為這個因素和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因類似；二是經濟活動的規模和複雜性，當經濟活動的規模大到一定程度，複雜到一定的程度，再將它們納入調撥產品經濟框架，便會越來越困難，越來越不經濟。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我認為，只有具有獨立的商品-貨幣資金運動，進行獨立經濟核算的經濟組織才是企業。根據這樣的理解，我把現實中被人們稱為「企業」的經濟組織分為三類，即完全企業、不完全企業、虛假企業。完全企業是有完全獨立的資金運動，即完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虛假企業在表面上有資金運動，也計算「成本」、「利潤」，但本身沒有經營權，也不在經濟利益上承擔經營後果，這種經濟組織只有企業的外表；不完全企業則處在完全企業和虛假企業之間，這類企業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經營權，並部分承擔著經營的後果。這個分類為比較企業組織研究、為從調撥產品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礎框架。

　　 近20年來，我圍繞有關企業和市場經濟問題發表了許多見解。在1992年因患癌症住院治療期間，寫了一系列有關市場經濟的文章，匯成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為題的文集，於當年8月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5、按勞分配研究

　　 我從著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開始，便十分重視生產者激勵問題。承襲著當時的研究框架，我對這方面問題的研究首先集中在按勞分配範疇上。把我上個世紀50年代的有關論文和蘇聯經濟學家編寫的教科書做一比較，不難發現，我的研究不論是在概念的界定（如對勞動概念的分析），還是在命題的邏輯表述上，都更加精密。

　　 促使我進一步深入對按勞分配加以研究的社會事件，是「四人幫」在「文革」中對按勞分配的批判以及與相聯繫的對各種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勞動報酬形式（如計件工資、獎金等）的取消。1977-1978年間，我組織學術界針對「四人幫」宣傳的「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批判『唯生產力論』」等召開了一系列理論討論會。這些討論打破了長期形成的思想禁錮，推動了思想解放，同時也深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

　　 對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我詳細討論了對「勞」的幾種不同理解。它們包括：（1）按自然勞動時間來確定勞動量的大小；（2）按勞動支出或勞動力的消耗來確定勞動量大小，這裡考慮到勞動的複雜程度和熟練程度；（3）不僅考慮勞動的支出，而且將相同勞動條件下勞動有效性這一因素包括在內；（4）「勞」就是指勞動成果。我主張第三種理解，而第四種理解，因為加入了生產工具和自然條件的差別因素，所以已經超出了按勞分配的範圍之外。

　　 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我認為至少存在著這樣一些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按勞動能力分配、按崗位分配、按勞動成果分配、平均主義分配等。我對不同分配方式的存在條件，實施後果，以及可能的演變趨勢進行了分析。

　　 我從對按勞分配的研究引伸到對平等（公平）問題的研究。我強調，平等的觀念是相對的，它意味著使用同一尺度。這就是說，對某一尺度來說是平等的，對另一尺度來說就是不平等的。按勞分配以勞動作為尺度，這是一種平等，如果用需要做尺度來衡量，就是不平等；反過來，實行按需分配以需要做尺度來看是平等，但是用別的尺度，如勞動來衡量，就是不平等。我曾談到，對近年有一些關於公平和效率的談論存有懷疑，我認為，問題不在於一般地談論公平和效率是什麼關係，而是在於不同的尺度和效率是什麼關係。

　　 6、經濟效果學和以個人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效果觀

　　 經濟效果學是我從50年代起著手和倡導研究的學科。當時，針對以政治為引導的大範圍的浪費行為，我開始對經濟效果問題進行研究，並在研究中力求將數學方法引入。我將經濟效果學定義為，對各項社會實踐活動進行經濟效果計算、分析、評價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如何應用它們的科學。

　　 我的經濟效果（經濟效益）理論的一個特點，是強調個人使用價值（或個人需要的滿足）是社會經濟效果的基礎。我的這一認識在50-60年代的研究中已經基本清晰化和系統化。這種社會經濟效果觀和當時盛行的將政府目標等同於全社會目標的觀念有著不同的理論基礎。可以這樣說，我後來的經濟改革思想和我的這種理念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這種社會經濟效果觀（或社會經濟效益觀）和用政府目標，特別是政府的政治目標取代社會經濟效益目標的政策間的矛盾，是引導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我首先提出討論的我國經濟建設中的生產目的問題的一個較深層的根源。在一篇研究當事者的經濟效益和全社會的經濟效益的論文中，我明確地將政府部門的經濟效益和全社會的經濟效益區分開來。

　　 我考慮在經濟學中數學方法的運用時提出的一個思想是，不僅經濟學需要利用數學，而且數學很可能會因為經濟學而得到發展。我和華羅庚教授曾共同倡導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合作，並商量好兩人合作帶研究生。但是因為「文革」開始，未能實現這個計劃。

　　 我在50-60年代寫的關於經濟效果的論文，彙集於《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一書中，該書由人民出版社於1978年出版。1984年出版了增訂本。

　　 7、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被人們所熟知的命題。但是，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卻很少見有研究。由於這方面研究的缺乏，因此難以說明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如人們何以會建構起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也難以對生產力變化後將會對生產關係發生怎樣的影響做出較為具體的理論預測。

　　 我認為，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存在著有很大伸縮性但又有規律性的對應關係。我將對應關係分成兩類，即一一對應、一多或多一對應。我認為，不論是回顧歷史還是觀察現實，都可以看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的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而是「一多對應」和「多一對應」的關係。之所以會出現複雜的對應關係，是因為生產關係的形成和維持，除了受生產力制約外，還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影響。不過，強調對應關係的複雜性和彈性，並非認為生產力的任一狀態可以和生產關係的任一狀態相對應，也就是說，對應是有邊界的。

　　 複雜的對應關係會產生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我認為，有必要研究生產關係作用於生產力的機制問題。對此，我提出了一個雙渠道結構的理論框架。在我看來，生產關係促進或阻礙生產力是通過（1）生產者個人的積極性和（2）生產組織（分工、協作等）這樣兩個渠道實現的。我對這樣兩個渠道中的基本作用機製做了進一步研究，比如，我指出在生產者積極性和生產力之間存在這樣的鏈條：生產者積極性——原有生產力（生產力存量）的發揮——物質和精神產品的數量與質量——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組織和生產力之間也存在類似的鏈條，同時還涉及集合的生產力。雙渠道劃分隱含的一個命題是，特定的生產關係通過不同渠道影響生產力時，其作用方向（促進或抑制）及作用大小可能是有差別的。

　　 在兩個渠道中，我更重視研究的似乎是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從50年代起，我就十分重視激發生產者積極性的按勞分配問題的研究。在生產受到嚴重衝擊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進一步思考了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問題，這種研究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我或領導或倡導或支持並積極投入的有關按勞分配、所有制形式結構改革、商品經濟等頗有影響的討論奠定了基礎。個人的創造、經營、生產積極性是我評價經濟制度優劣的最主要標準，我的以所有制形式結構改革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主張，主要就是以此為基礎的。我對於發展市場經濟的積極主張，也與我對生產者、經營者積極性激發的重視有密切聯繫。

　　 8、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

　　 對社會歷史的演進進行理論思考，對社會發展的階段進行研究，一直是我的學術興趣所在。在思考我國改革前的重大政策失誤時，我意識到，現實地認識我國社會所處階段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開始研究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問題。我認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生產力高度發展、消滅了商品生產的社會之間的差異。同時我也不贊成認為我國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的看法，這是因為這一「過渡時期」已經有了明確的界定，按列寧的說法就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是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我思考的結果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確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不意味著承認原來所追求的那種沒有市場經濟、沒有多種經濟成份的社會主義是更高級的階段。我認為。五十年代的那種看法，並不是在對社會生產力和其他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主要因素進行了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今後將進入怎樣的階段，必須以現實為基礎，進行了科學分析後才能知道。

1979年5月蘇紹智、馮蘭瑞同志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文章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的極大反響。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甚至某些權威人士公開指責他們「否定社會主義」。我認為蘇馮文章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值得我們研究思考的問題，不應受到蠻不講理的打擊。也就在他們這篇文章的啟發之下，我提出了我國目前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看法。這種觀點很快得到了當時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認同，逐步成為我們制定各項重大政策的理論依據。從1981年起，我利用參與起草和討論中央文件的機會，多次主張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其基本特徵的論述寫入中央文件。我的意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87年，我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

寫出了專著《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在該書中，我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以往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失誤；探討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特徵；探討了現存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抑制或促進，以及可能的演變趨勢。我在學術上努力將由社會生產力所制約的大的歷史演進階段和在特殊的選擇、特殊事件影響下形成的小的階段有機地聯繫起來。這本書後來被評為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重大影響的十本著作之一。

　　 9、重視消費經濟學的研究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就提倡開展消費經濟學的研究。對當時有人提出我國「消費早熟」、要「抑需求」的說法，我就表示過不同的意見，認為我國不是「消費早熟」而是「不熟」，即消費不足，應千方百計擴大內需，鼓勵消費。為此我撰寫了許多有關消費經濟理論的論文，並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1999年，在我84歲高齡時，我學會了用電腦打字。由此引發了我對消費品理論新的思考，並在2003年出版了《我的「四種消費品理論」》一書。這還是得益於2000年我開始換筆、使用電腦以後受到的啟發。恩格斯把生活資料概括為三類：生存資料、享受資料、發展與表現自己的資料。我在恩格斯這一論點的基礎上，根據現代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狀況，對消費品進行了分類：第一種是生存資料。所謂生存資料，就是人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消費的物質資料和勞務。短缺這種物質資料和勞務，人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例如：食物、衣著、住房、交通工具、燃料、藥物及醫療服務等。第二種是享受資料。作為經濟概念的「享受資料」，就是超過生存需要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例如：美食、高級服飾、豪華住房、高級轎車等。還包括精神上的享受，比如休閑、旅遊、欣賞音樂會、看電影電視等等。第三種是近代交通工具和近代通訊工具。近代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車、汽車、飛機。第四種是近代發展資料。例如：教育、科學研究、現代化的先進的認識工具。電腦是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發展資料。這四種消費品對社會生產力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第一和第二種消費品，生產和消費得越多社會生產力不但可以維持，而且還可以有所發展。第三種消費品生產和消費得越多，表明生產力發展得越快。同時這種消費品的消費可以為這種消費品的生產，起到騰出市場和刺激生產的積極作用。這種消費品具有與前兩種消費品很不一樣的特點，那就是生產和消費它們的時候要花很多時間，但是在消費它們的同時大大提高了效率，也就是說，同時生產出許許多多可以利用的時間，從而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第四種消費品的特點是，它們是很有效地能夠直接提高人自身能力的產品。因此這種消費品生產和消費得越多，社會生產力發展得就越快。或者可以說這種消費品的特點是消費這種產品本身就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的活動。近代，特別是當代，第三種和第四種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已提高到了很顯赫的位置。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這兩種消費品地位的提高速度有增無減。而且我認為，這種趨勢改變了世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性，即它使世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了新的規律性。當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發展時，我們將不得不面對社會發展中許多新的問題，和社會發展理論的創新。該書出版後，召開了幾次研討會，許多經濟學家對我書中提出的獨到見解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並給予很高的關注和評價。

　　 10、從中國的現實出發開拓新研究領域

　　 我認為，經濟學可以研究的領域是十分廣泛的，而我們又面臨建設現代化社會的任務，非常需要有著多維度內容的經濟科學體系的支持。從這樣的考慮出發，我熱心倡導和支持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在逐漸積累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學科。

　　 例如，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以國土為對象的經濟學研究事實上已經在進行，因而可以建立一門國土經濟學。這門學科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保護、開發和利用國土資源加以研究。我不僅撰寫了一些論文，而且親自帶領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考察了甘肅、青海、貴州、江西等省和珠江、烏江流域等地區。我有關國土經濟學研究的一些意見不僅為經濟學界所重視，而且也被政府所採納。

　　 又如，八十年代初我提出應該開展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問題的研究。在這個研究領域，我強調產值目標的局限性，強調對生活質量、環境質量的重視。我在經濟發展戰略的一般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問題。我提出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中的兩個維度，即全國戰略中的地區戰略和地區戰略中的地區戰略，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我在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方面的著作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戰略學與地區戰略》等。

　　 我在經濟學方面倡導發展的學科還有：生產力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災害經濟學、環境（或生態）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等。為促進這些學科的發展，我寫了不少文章，也做了許多組織工作。

　　 在整個學術生涯中，開拓了許多新的學科領域，尤其在促進中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方面、在自然辯證法哲學學派的創立與發展方面、在反偽科學方面等等。

　　 11、其它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哲學、經濟學領域的一些研究之外，我還在教育學、黨史等研究領域有一些研究成果。

　　 我之所以對教育問題關心，是因為我認為教育對我國現代化關係極大，而我國的教育事業在「文革」期間遭受到的損失也極大。但是，人們對教育事業問題的嚴重性估計得很不夠。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包括指導思想上的問題，應該說是很嚴重的。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發表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文章。在教育學專著《我的教育思想》中，對教育是社會現象和認識現象的統一、教育學中的「三體問題」（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教材學校制度和社會進步、教育的全過程和全方位、對人的素質分析、教育的教育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

　　 在歷史方面，我的《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一部關於當代中國歷史和理論的著作。「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我創造出的名詞。我認為1940年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另一個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的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新中國建立之後的重大失誤就是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改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社會，而實踐證明此路行不通，才覺悟到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立場論上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之所以有這樣一種不幸的歷史命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國沒有完全擺脫對馬列著作的教條主義態度，不能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不能把馬克思經典作家所論述的觀點與中國現實很好地結合。《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是1998年我根據個人經歷帶有回憶色彩的史實專著。在寫作過程中，我加深了一個認識：人們接觸的新事物越多，接觸面越廣，對歷史的淡忘就越快，這大概是一種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應該特別重視加強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因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人類創造的財富，有的甚至是以慘重的損失為代價取得的寶貴財富，把歷史經驗和教訓淡忘了，是很大的損失。我從人們所熟知的列寧的「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套改過來為一句「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我認為歷史上有些東西還在起作用，而且在新的條件下起作用，可以說並沒有淡化，因此人是不能不懂歷史的，一切科學判斷都是從歷史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就是對當前現實問題的研究，考察的對象也都是過去了的東西，嚴格說來也已經是「歷史」。而離開現在較遠的那些歷史，因為有可能是後人所不知，更有對之進行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和做好歷史研究工作的必要。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精神和方法去研究歷史，包括中共歷史。沒有對「文革」十年教訓，就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因此中國絕不能沒有關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正科學的研究，不能沒有關於「文革」的科學的著作。

　　 三、治學經驗及心得體會

　　 1、我的治學求真態度與座右銘

　　 關於治學態度問題，我認為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求真」。求真是治學之根本。我這裡講的求真，就是追求真理。我們搞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就是要經過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去得到真理、擁有真理。「求真，就要堅持嚴格的科學態度」；「真理屬於對具體事物作了具體分析的人」。我有一個座右銘，那就是「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它集中體現了我的治學態度。「獨立思考」就是不盲從、不附和。不只是為他人的言論作註解而不去想想自己應該持什麼觀點和態度。思考的本性就是獨立的，不獨立就談不到思考。「只服從真理」講的是服從什麼的問題。能服從一己的利害得失嗎？能服從真理以外的某種權威嗎？「獨立思考只服從真理」這九個字是就認識而言的，至於行動則還要做其他的考慮。其實思考的本性就是獨立的，不獨立就談不上什麼思考。之所以加上「獨立」二字，就是強調反對盲從。我們常常會受到認識以外的各種其他因素的干擾，因而妨礙了我們對真理的認識和追求。強調只服從真理，就是不要去服從什麼權威、去跟風，因而講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這是搞科學研究的大忌。因為自己的獨立思考，我常常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和獨到的見解，卻因為不被人理解和接受而受到非議或批評。由於我堅信自己根據實際和科學推斷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不唯書、不唯上、不跟風、不畏人言。但我從不後悔，也未動搖過自己的信念。

　　 我還寫過一條「為了求真莫文過飾非」。由於事物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我們的認識也常常跟不上，難免會犯錯誤。犯了錯誤不要緊，認識了，改正了就好。最不應該的就是文過飾非。因為這就意味著你失去了堅持真理的勇氣。一個真正的學者是不會這麼做的。關於這一條，我經常會以我一生中發生過的一件丟臉的事為例：1958年夏天，有一天下午，當時擔任中央科學小組組長的聶榮臻同志帶著科學小組的兩個成員張勁夫和我，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彙報工作。聶總和張勁夫同志談完後，由我彙報各地在大躍進中科技方面的情況。我把各地報送的材料簡要作了介紹。其中有一條消息是當天早上收到的山東省委的喜報，我來不及斟酌，也彙報給主席。那份喜報的內容是：某縣某公社有一個農民在大躍進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一個正在生長的蘋果摘下來，對這個蘋果的把兒作了特殊的處理，然後插在正在生長的一個南瓜里。經過精心栽培，結果不僅這個南瓜長得特別大，插在裡面的那個蘋果也長得特別大。彙報結束後，我越想越覺得這個材料存在明顯的弄虛作假，可是自己卻不假思索地彙報給了黨的最高領導人。自己在大學裡是學自然科學的，又長期在黨內負責科學管理工作，卻犯下了這麼幼稚的錯誤。雖然主席和聶總都沒有批評我，可我後來每每想起這件事，都會感到臉紅。這件「丟臉」的事，我記了一輩子，時常講起，講給別人聽，更是講給我自己聽，時常警示自己。發生這件事情後，使我有了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那就是我們不僅要重視發展科學事業，而且要重視捍衛科學精神。我認為，把丟臉的事講出來就如同洗臉。講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乾淨。

　　 2、我是怎麼安排時間進行著作的

我的確是一個閑不住的人，關心的事情很多，熱心的事不少，這些確實佔了我大量的時間。我只能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寫作。我有一個「無時不思、無日不寫」的習慣。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場合很快進入寫作狀態，不受外界干擾。比如我可以在飛機上、甚至在汽車上寫作。我還可以邊主持會議，邊寫作，一心二用。在我的治學方法里非常重要的一條是「惜時、創時」： 一個人的生命的時間很有限，能夠有效地工作學習的時間更短。作為一個學者希望能夠有比較充裕的時間研究學問。因此與「惜時」對立的就是浪費時間。治學的人非常懂得這一點。我在時間問題上是特別摳門的，從不浪費自己的時間。我們國家解放後政治運動很多，特別是」文革」期間，浪費了我們大量的有效生命，這是沒有辦法的。「文革」後，我們就只好抓緊時間去彌補損失的時間.

　　 我有一個特殊收藏，那就是鉛筆頭。這些鉛筆頭攤在桌子上，有一大片，花花綠綠很好看。這些鉛筆頭都是我自己用過的，鉛筆頭大小差不多，每個都在兩公分左右，大約有兩千多個。這些鉛筆頭只是我從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十幾年裡使用過的。直到2001年，那一年我過86歲生日時，我的孩子們給我買了一台電腦，我就徹底換筆了。86歲開始學電腦，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艱巨的挑戰。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開始了新的學習。使用漢語拼音輸入法，這對於我這樣一個老上海人來說，其實是有一定難度。因為發音不準，常常找不到字，於是我就向自己的女兒和周圍的人請教，弄明白後，就死記硬背下來。時間一久，找不到的字越來越少了。我在學習電腦這件事上，真有不畏難的勁頭。我的右手食指在戰爭年代動過手術，無法彎曲，所以只能靠左手幫忙，才能操作滑鼠。儘管困難重重、儘管開始時輸入字的速度比手寫慢得多，我還是堅持下來了。我自己體會到改用電腦寫文章好處很大：便於寫作、便於修改，提高了工作效率；解放了秘書和打字員，她們再也不用費力地去辨認我的「天書」了，還產生了一個副產品，那就是因為使用電腦，啟發了我的思考，寫出了《我的四種消費品理論》。使用電腦唯一的損失是，我的手稿從此絕跡了。

　　 我認為，一個人要取得成功，天賦和機遇固然重要，但勤奮對於每一個成功者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很勤快的人。有人批評我這一點那一點，但是沒有人批評我懶惰。如果說這麼多年來我在學術方面有一點點成就的話，我想可能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吧。

　　 我如今已經90多歲高齡了，然而我始終有一顆年輕的、不服老的心。人老了，身體免不了走下坡路，但在精神上、知識上還是應該走上坡路。在我滿90周歲時，我向前來祝賀的朋友們講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話。說：「我認為對於90歲的人，保持一種積極的精神狀態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現在你們恐怕看不見我在為年齡而發愁，因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個年輕人的精神狀態。而年輕人是不會為他的年齡發愁的。」「我當然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我主張可以幻想。俄國民主主義的先軀者皮薩列夫在談到幻想和現實之間的不一致的問題時寫道：『有各種各樣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趕過事變的自然進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變的自然進程始終達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種情形下，幻想是絲毫沒有害處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強勞動者的毅力。』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條，我要的就是這樣能支持和加強自己毅力的幻想。」

　　 主要學術成果

　　 1.《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與柴樹藩、彭平合著），40年代出版，延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再版

　　 2.《經濟建設常識讀本》，《學習》雜誌社1952年11月——1954年12月連載，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

　　 3.《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學習雜誌社，1958年4月

　　 4.《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與蘇星等合著），人民出版社，1961年

　　 5.《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

　　 6.《談談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問題》，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

　　 7.《試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C.V.M——讀《資本論》的一個筆記》，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

　　 8.《關於規律客觀性質的幾個問題》，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

　　 9.《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1—6卷分別於1980年12月、1981年7月、1985年10月、1988年9月、1991年9月、199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卷於2001年11月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

　　 10.《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十三篇文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2月

　　 11.《論社會科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

　　 12.《怎樣進行調查研究》，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12月

　　 13.《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1月

　　 14.《哲學論文、演講和筆記（1950——1966）》，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15.《思考與實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16.《戰略學與地區戰略》，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

　　 17.《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18.《論社會科學研究（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19.《改革、經營、生活、組織建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20.《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知識出版社，1986年11月

　　 21.《論地區發展戰略》，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8月

　　 22.《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8月；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9月再版（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

　　 23.《我的教育思想》，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再版

　　 2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札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年8月

　　 25.《我的市場經濟觀》，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

　　 26.《「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3月

　　 27.《思維的年輪（1977-1995）》，湖南出版社，1995年5月

　　 28.《漫談競賽論?漫談聰明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6月

　　 29.《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30.《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江西科技出版社，1996年12月

　　 31.《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2008年第2版（內容稍有增加）

　　 32.《經濟學札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33.《吃喝玩：生活與經濟》，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

　　 34.《論普遍有閑的社會》，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1月

　　 35.《「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

　　 36.《靠理性的智慧——于光遠治學方法》，海天出版社（深圳），2007年5月

進入專題： 于光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