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芩哲：邵建與龍應台爭論之我見(南方都市報 2008-3-22)

來信／來論　　　　　　貴報3月20日刊發了台灣名作家龍應台所寫的宏論《給我們一個政治家》，隨後在3月21日又發表了由大陸學者、南京曉庄學院副教授邵建所撰寫的商榷文章《給我們一個公民社會》。對此，我以為這是兩地學者在不盡相同的環境之中相應表現出來的不同見解和訴求，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

　　之所以這麼說，並非是筆者有意在和稀泥，而是有理由和根據的。中國學界大概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下半葉才開始引入「市民社會」(civilsociety　，又譯「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理念的，市民社會被認為是一種用來「對抗或抵禦暴政、集權式統治的必要的手段」和「當然目的」。不過，國內「市民社會」理論研究專家鄧正來先生曾經提醒學界，要特別注意「大陸與台灣論者在援用市民社會理念時因他們所面對的社會政治經濟境況不同而存在著種種區別」。

　　大陸學者援用市民社會理念的主要目的是，建構經驗歷史及思想歷史全不知曉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因此，其首要任務是在社會上積極倡導市民社會理念，進而建構起中國的市民社會。並且就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過去國家、集體總是習慣凌駕於個人之上)而言，目前的中國大陸至少應該著重防範的是「過分社會化」(只承認共性而完全抹殺個性的社會現象，其對立面是「過分個性化」)的產生。正是基於學界的如此認識，這也就是為什麼類似邵建這樣的大陸學者一聽見龍應台說出「誰可以給我們6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好「總統」標準時，便急著要反駁的原因。

　　有學者曾概括出台灣的政治經濟根本問題，主要有：國際人格缺失，有認同危機；長期與大陸隔絕，有恐共心態；經濟發展依賴外部(主要是發達國家)，缺少自主性。如果了解上述這些問題和背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龍應台女士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一個國家元首的『4個核心責任』」，以及不厭其煩地細述她心目中的理想「總統」人選要求(有基本的品格、無限大的包容力、寬闊的全球視野和悲憫心)。

　　其實，說白了，台灣作家龍應台所主張的和大陸學者邵建所反駁的，只是分別表達了兩種語境下兩地民間精英(知識分子)思想的不同訴求——一種對未來民主政治進程的取向——而已。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會明白為什麼龍應台要希望「給我們一個政治家」，而邵建則強調「給我們一個公民社會」。□艾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