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圖]文革十大歷史人物——紅衛兵2010年10月25日11：28 來源：照片中國
當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之時，成千上萬的小生命也在這塊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呱呱墜地了。17年之後，年輕的共和國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在五星紅旗下誕生和成長起來的共和國第一代少男少女們——紅衛兵，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而可悲的角色。謂其特殊，是因為他們有如孫猴出世，突兀而來，大鬧天下，一時竟成為天之驕子，成為「文革」的開路先鋒和勇猛闖將；謂其可悲，是因為他們希望共和國長治久安，卻導致了一場空前的大動亂；希望成為紅色接班人，卻成了教育改造的對象，落魄他鄉。幾十年後的今天，回顧紅衛兵運動的歷史，咀嚼紅衛兵一代的命運，仍令人扼腕，發人深思。
橫空出世
1966年春夏之交，中國的政治空氣中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4月10日，中央批發經毛澤東3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斷定建國後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5月7日，毛澤東發出指示「學生也要批判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5月8日開始，社會上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布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領導「文化大革命」。「文革」正式爆發。
正是在這種緊張、異樣而又強烈刺激的氣氛中，紅衛兵——這個神奇而浪漫的學生組織誕生了。
紅衛兵組織最早出現於中學。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中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名作家的張承志和秦曉鷹——在圓明園聚會，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決定成立秘密的學生組織——紅衛兵。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一天成為紅衛兵的誕生日。6月2日，清華附中貼出了署名為「紅衛兵」
的大字報，紅衛兵組織第一次公開亮相。受此影響，北京的很多中學也出現了學生自發組織的「紅衛兵」。
紅衛兵組織公開化合法化是在反工作組的過程中完成的。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7人貼出了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指責宋、陸、彭等人壓制廣大師生的革命要求，把學校的「文革」運動弄得「冷冷清清，死氣沉沉」。6月1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了這篇大字報。次日，《人民日報》又在頭版頭條全文登載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以《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為題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北大事件很快波及到北京和各地的高校，掀起一片「學生批判校長」的熱潮，形勢一片混亂。
為控制日益動蕩的局勢，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決定向北京和全國各地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對不斷擴大的事態採取疏導和控制的方針。到7月中旬，局勢已有所緩和，學生的造反勁頭也有所收斂。就在此時，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明確表示了他反對工作組、支持學生造反的態度。毛澤東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煽動，使一度沉寂的反工作組運動再次高漲起來，形勢急轉直下，從此學生的造反風愈刮愈猛，終於使局勢失去了控制。
工作組的被否定，為紅衛兵組織的合法化、公開化埋下了伏筆。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對他們的造反表示支持。幾天後，他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口氣嚴厲，措辭激烈，進一步批判了工作組壓制學生的做法。毛澤東這兩個舉動，實際上肯定了紅衛兵組織的合法性，給紅衛兵以巨大的精神鼓舞。這期間，老紅衛兵組織紛紛從秘密轉向公開，新的紅衛兵組織也紛紛成立，取得了合法地位。紅衛兵很快從學校沖向社會，登上歷史舞台，掀起了狂濤巨瀾。
狂濤巨瀾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接著又令人難以置信地於8月至11月間，7次接見了紅衛兵，平均不到半個月接見一次。這8次接見，總共達1100萬人次。毛澤東連續不斷地接見紅衛兵，鞏固了紅衛兵堅持「造反」的信心和決心，同時也加劇了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心理。
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過程中，紅衛兵掀起了破「四舊」和「大串連」的高潮。
所謂「破四舊」，就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破四舊」的行為是荒誕瘋狂、駭人聽聞的。他們成群結隊湧上街頭，張貼傳單、標語和大字報，把街道、單位的名字改為帶有濃厚「革命」色彩的名字。北京的長安街被改成「東方紅大路」，全聚德烤鴨店被改成「北京烤鴨店」，上海的「永安」百貨公司被改為「永紅」百貨公司，有悠久歷史的成都「陳麻婆豆腐」被改為「麻辣豆腐」。紅衛兵在街頭路口設立糾察站，強迫人們把牛仔褲改為短褲，把「火箭鞋」改為涼鞋，把高跟鞋改為平底鞋，不準留長頭髮，不準穿港式衣服。一時間，小平頭、中山裝、平底鞋成了中國人統一的服飾格調。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寶貴文化遺產，紅衛兵也同樣視為「四舊」，予以砸爛和打碎，大批書刊在他們手中化為灰燼，眾多的文化古迹被他們破壞得面目全非。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紅衛兵對地、富、反、壞、右、知識分子等所謂的「牛鬼蛇神」進行了野蠻的抄家和殘酷的迫害，任意揪斗、毆打，乃至將其折磨至死，許多人為之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破四舊」活動是歷史上的一場「紅色恐怖」。
從紅衛兵運動的發展走向來看，「破四舊」使紅衛兵的影響範圍從學校擴展到了全社會。鬥爭對象變成了包括地、富、反、壞、右在內的所有「牛鬼蛇神」。從學校到社會，這是紅衛兵成為社會政治力量的關鍵一步。
「大串連」開始只是少數紅衛兵的自發行為，隨著毛澤東的不斷接見而成為紅衛兵運動的重要內容。紅衛兵的「大串連」起初主要是乘車串連，車船票一律免費，而且各地遍設「聯絡站」、「接待站」，以招待串連的紅衛兵。之後由於交通擁擠，車船超負荷運行，中央號召徒步串連。《人民日報》發表《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在中央的倡導下，徒步串連成了一時的風尚。
紅衛兵參加大串連的動機儘管千差萬別，但相當多的人帶著濃厚的政治目的。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除了「想見毛澤東」的樸素情感之外，不少人是為了上訪和尋求支持。運動初期，各省市領導大多對紅衛兵持抵制態度，受到壓制的紅衛兵不服氣，借大串連之機，便高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悲壯歌曲，紛紛上京告狀，控訴「受壓」之苦。這些上京告狀的紅衛兵大多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在幸福感激之餘，也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回到原單位後更加狂熱地投入運動。從北京殺向各地的紅衛兵則憑藉優越的身份，儼然以「欽差大臣」自居，四處煽風點火，傳經送寶，或挑動支持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他們衝擊黨政機關，或衝擊工廠、農村，挑動工農造反。正是在此過程中，紅衛兵成為「闖將」和運動的突擊力量。
從1966年11月起，鑒於「大串連」給各方面帶來的壓力和困難，中央開始勸止紅衛兵不要再到北京去。12月中旬，周恩來在講話中宣布停止紅衛兵免費乘坐車船的待遇。但紅衛兵的「大串連」並未就此終止，只是規模越來越小而已。
1966年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論對「文化大革命」還是對紅衛兵運動都具有轉折意義。在這之前，運動的重點在教育界和文化界，批鬥的對象主要是地、富、反、壞、右及「反動學術權威」；在這之後，運動的重點變成了各級黨政機關，批鬥的對象變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之前，各地區、各級領導幹部尚能對「文革」的一些錯誤做法採取抵制對策，在這之後，他們本身也成為鬥爭對象而陷於被動。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紅衛兵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除普遍衝擊各級領導機關，揪斗大批領導幹部外，他們還充當了中央文革的過河卒子，製造了在全國很有影響的幾個大事件。1966年11月，聶元梓、孫蓬一受江青的密令前往上海，從事打倒上海市委、從而徹底攪亂上海的活動；1966年底，受中央文革指使，蒯大富的「三司」紅衛兵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二五」大行動，將「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推向社會，影響極其惡劣；與此同時，以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為開路先鋒，各地紅衛兵掀起了「揪叛徒」的狂潮，致使許多老幹部蒙受冤屈。
運動初期受血統論和工作組壓制的大批學生得到「解放」，紛紛組織紅衛兵，致使紅衛兵隊伍空前壯大。由於這些後起的紅衛兵大多不是「文革」前政策的受益者，長期受壓制，他們更能領會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意圖，對運動更加投入，造反精神更為徹底。他們熱衷於反血統論和斗「走資派」，唯中央文革馬首是瞻。與此相反，老紅衛兵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堅持血統論，對斗「走資派」有抵觸情緒，對中央文革也從運動初期的緊跟逐漸變為對抗。這樣，紅衛兵組織第一次出現大的分裂，結果是老紅衛兵日漸失勢，最後因「聯動」反中央文革被鎮壓而退出歷史舞台。
大動蕩、大分化、大武鬥
1967年1月，上海發生「一月風暴」，接著開始了全國性的奪權運動。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一道參加了這場運動。紅衛兵的奪權範圍來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社會上的奪權。這種情況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紅衛兵組織的單獨奪權。這種奪權由於紅衛兵缺乏經驗和不符合中央「三團結」的精神，大多沒有成功。第二類是紅衛兵與其他群眾組織的聯合奪權，這種奪權紅衛兵往往不佔主導地位，但因容納了廣泛的群眾組織，又實現了「三結合」，得到中央的首肯，所以獲得了成功。
紅衛兵的另一種奪權是各學校內部的奪權。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由「文革」初期的倚重紅衛兵轉為倚重工人造反組織，加之紅衛兵缺乏經驗，使他們在社會上的奪權中處於下風，逐漸讓位於工人階級，這就迫使紅衛兵把奪取本校最高權力作為奮鬥目標。在奪權運動中，紅衛兵組織因利益分配不均開始出現分裂。
這是紅衛兵組織繼1966年下半年分裂之後的又一次大分裂。與上一次分裂相比，這一次分裂更為複雜。在學校，紅衛兵組織林立，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相互攻擊、混戰；在社會上，紅衛兵組織也分裂成兩大派，與對立的工人、農民、機關等群眾組織處於對立和衝突之中。
兩派紅衛兵組織的派性鬥爭時常伴隨著武力械鬥，到1967年夏天終於演變成一場遍及全國的大武鬥。幾乎所有的紅衛兵組織都捲入了這場武鬥。他們自製或搶奪軍隊的武器彈藥，修築工事，模仿戰爭年代的戰鬥場面，或衝鋒，或固守，或強攻，或偷襲，製造了許多慘不忍睹的血案。不少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在無知和狂熱中過早地凋落了。
文化大革命伊始，千千萬萬的紅衛兵成為衝擊劉少奇權力集團的政治武器和先鋒部隊。他們忠心不貳，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到近乎宗教信仰的境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忠誠、熱血、青春乃至生命。同時，在這種盲目的革命激情衝擊之下，衛衛兵成為一股恐怖力量，對國家行政體系、社會秩序、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千千萬萬人的無辜生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運動三階段與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文化大革命伊始，千千萬萬的紅衛兵成為衝擊劉少奇權力集團的政治武器和先鋒部隊。他們忠心不貳，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到近乎宗教信仰的境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忠誠、熱血、青春乃至生命。同時，在這種盲目的革命激情衝擊之下，衛衛兵成為一股恐怖力量，對國家行政體系、社會秩序、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千千萬萬人的無辜生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紅衛兵運動大體上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6年5、6月興起到該年的12月。此時期的特徵是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以血統論為旗幟，破四舊，打砸燒殺的時期。文革深入後，老紅衛兵的作為已嚴重妨礙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布置，於是中央文革小組轉而扶植大多出身平民的造反派紅衛兵，極大地衝擊了各地的黨政系統，在這個過程中，造反派紅衛兵成為主流，老紅衛兵賴以維持的血統論甚至遭到批判，12月間，老紅衛兵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發起反撲，隨即遭到鎮壓，到1967年1月老紅衛兵徹底瓦解。第二階段從1966年2月到1968年8月。這是造反派紅衛兵的極盛期。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策動下，掀起宏大的群眾運動，衝擊以劉少奇為首的黨政行政體系，直到將其在全國範圍內癱瘓，從而「全面奪權」。北京紅衛兵出現了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全國的造反組織基本上都是紅衛兵，紅衛兵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詞，不分年齡、性別。在此期間，造反派分化組合，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地方都分化成兩大派，相互武鬥。到1968年夏天，衝擊舊體制和奪權任務基本完成，紅衛兵惡性膨脹，局面動蕩不已，又成為毛澤東戰略部署的累贅，被有計劃地拋棄，鎮壓一部分狂熱分子。毛澤東派軍隊和工宣隊出面穩定局勢。紅衛兵遂被壓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昔日的造反派立即被發配到了農村，據統計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00多萬人，造反力量遂被徹底肅清。第三階段屬於紅衛兵運動的餘波階段。1968年10月以後，造反派雖然一部分進入了領導機構，有些組織以各種名義保存下來，在以後的歲月里也曾掀起過風浪，但基本上已經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紅衛兵作為一種黨團的外圍組織，在中學裡保存下來，但已經喪失了原來的造反意義。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毛澤東在黨內威信遭受重挫後，立意顛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領導的黨政體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使用了體制外的力量。他的新的力量來自青年學生，因為他認為，青年學生最積極，最少保守思想，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正適合作為造反先鋒。這就是紅衛兵的由來。1966年5月，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數名學生提出「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的口號，並於5月29日秘密組織紅衛兵組織，隨後北京許多中學紛紛效仿，這群中學生高喊「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 從此，「紅衛兵」作為文化大革命主力軍的統稱登上歷史舞台。紅衛兵的第一仗是對劉少奇派遣到各大高校的工作組發起進攻。他們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的思想指導下，漫天蓋地張貼大字報，還批鬥了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毛澤東予以堅決的支持，在7月下旬嚴令撤消了工作組。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印發了他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複信。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非常明確地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狂熱的紅衛兵向毛澤東誓忠8月10日，毛澤東親自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的群眾（包括紅衛兵）代表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8月17日，毛澤東特意穿上綠軍裝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以示他用戰士的身份與資產階級司令部戰鬥，同時還表示軍隊支持紅衛兵，翌日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慶祝，這成為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綠軍裝由此成為紅衛兵的標準制服。之後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七次接見紅衛兵。紅衛兵自此受到全國的追捧，從一個學生秘密組織變為公開的造反力量。
「造反有理 革命無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但破的方法卻沒有說明。當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後，三十萬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張貼傳單和大字報，集會演說。「紅色風暴」開始席捲北京的千家萬戶，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各大城市乃至廣闊的農村，偏遠的新疆也沒有幸免於難，難以估量的文物古迹受到衝擊，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在掃蕩之列。而揪斗「牛鬼蛇神」則使難以計數的當權派官員、教師等飽受人身侮辱乃至被剝奪生命，1966年11月，在陳伯達的批示下，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領袖譚厚蘭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挖了孔子墓，砍毀孔林松柏，三孔書籍也被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他們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為了顯示革命忠誠，紅衛兵在全國範圍掀起了改名浪潮。所有帶「封、資、修」色彩及有小資情調的名字，例如「梅、蘭、竹、雲」、「春、夏、秋、冬」，或帶有儒家特徵的「仁、義、理、智、信」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除了人名外，地名、店鋪、汽車站、機構名稱都逐一改名。紅衛兵分裂 兩派武鬥紅衛兵勢力的不斷發展導致內部走向分裂。以「紅五類」子弟（即家庭出身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學生）為基本隊伍，以高幹軍乾子女為頭目的第一批紅衛兵被稱為「保守派」（保皇派），他們以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為目標；而不注重家庭成分，以「平民子弟」為骨幹的另一組織被稱為「造反派」。 兩派由於在政治立場上存在偏差——例如，造反派堅決要打倒省市地方實權人物，而保守派則力保這些人，由是產生武鬥。兩派之間的武鬥由文革初期一直持續到1968年的「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才告一段落最終，保守派被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擊敗而瓦解，並退出了文革歷史舞台。在對待由譚震林等元老級將領發起的「二月逆流」上，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走向分裂，分為「擁軍派」與「反軍派」。事實上，當毛澤東轉而重用工人階級並派出軍隊介入地方武鬥後，紅衛兵的這種分裂已在所難免。鳥盡弓藏 紅衛兵發配農村當奪權目的已經實現後，紅衛兵作為造反力量已經妨礙了毛澤東新一輪權力平衡的安排。在這個新的目標之下，毛澤東所倚重的力量轉向工人階級，他此後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奪權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紅衛兵奪權了。為了能讓工人階級從紅衛兵手中奪過文革的權力，毛澤東向學校派駐工宣隊和軍宣隊，甚至由工人和軍人直接掌管學校，同時由工人和軍人掌握行政體系。逐漸邊緣化的紅衛兵仍然保持了造反的慣性，由於停課鬧革命，全國的學校幾乎癱瘓，學生到了畢業期亦無法分配工作，66、67、68連續三屆高中畢業生共四百多萬人在城市中無所事事。這股力量對毛澤東掌握政治形勢甚為不利。他於是開始將這些學生遣送到農村，大學畢業生到工廠和軍隊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的再教育，中學畢業生則發配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千六百多萬知青因此上山下鄉，後來引發了大規模的返城浪潮。亦有革命激情無法磨滅的部分紅衛兵，自動流亡東南亞，參加了緬甸、寮國、越南的戰爭。
相關文章：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內幕 （作者：舒雲）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的兇猛烈火，是從天安門廣場點燃的。毛澤東八次接見1100萬紅衛兵，把火種帶到了全國各地，從此燎原了整整十年。一紅衛兵組織誕生在清華附中，這是一所高幹子弟學校。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一些批評校方對運動領導不力的學生聚集在圓明園，決定成立秘密的學生組織紅衛兵，名字的寓意為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6月2日，他們在校園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6月初，北大附中、石油大學附中也成立了類似紅衛兵的組織。剛開始，紅衛兵這個由中學生自由組織的秘密團體，因為干擾了工作組在中學的正常工作，被視為非法的反革命活動。有幾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被強行解散。7月25日，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在北京大學的辯論會上，發表批判工作組的演講，當場受到江青的稱讚。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連續寫了一、二、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7月28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舉行海淀區中學革命師生代表大會，把他們寫的「論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和給毛澤東的信交給出席大會的江青，請她轉交，並請毛澤東對他們的觀點及與工作組的爭論作指示。8月1日，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的當天，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複信，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一個中學生的組織，值得毛澤東如此興師動眾嗎？原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出師不利，江青等人搞的評《海瑞罷官》沒有打中要害，又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只得另尋途徑。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根據江青講話內容整理出座談會紀要，即《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建議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央批准。《紀要》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對著文藝界領導，更是對著中央領導人。彭羅陸楊被揪出來了。5月8日，在江青等人策划下，《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開火》一文。《光明日報》發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一文，矛頭指向北京市委。5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一文，戚本禹發表《〈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文，結果北京市委癱瘓，彭真被打倒，吳晗、鄧拓被迫害致死。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此文件發到縣團級。《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黨和國家的錯誤估計，號召全國人民向黨政軍文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經毛澤東批准，5月31日，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6月1日起，連續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類的社論，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造反。北京的紅衛兵剛剛冒頭，6月初，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制定中央八條，決定向北京市各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要求在運動中做到內外有別，注意保密，規定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遊行示威，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許多省市也相繼派出工作組。「文化大革命」的剛燒起的烈火很快奄奄一息。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對劉少奇派工作組提出批評。毛澤東認為，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在發動「文革」的過程中遇到兩個問題，一是運動的阻力太大，主要來自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幹部；二是運動的方針政策還不夠明確，需要具體化。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日至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外，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校師生代表。會議原定開五天，中心議題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但是全會開得很不順利，不得不延長。毛澤東命令請病假的林彪出山，不來不行。8月7日，印發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8月8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清華附中紅衛兵關於「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兩篇文章，以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林彪五一八講話作為大會文件印發。 二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黨中央的領導機構，林彪成為第二號人物。這之後，打倒劉少奇已經成為定論，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現了兩件過去沒有的事情。一件是人們排著長隊搶購毛澤東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雲集北京。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燒得更旺，8月17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代表。8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大會，與會者並不僅僅是紅衛兵。《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一個十分醒目的通欄大標題《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不過，毛澤東也沒有想到這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但是，《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的兩張毛澤東大照片，足以說明問題。一張是毛澤東穿軍裝戴紅衛兵袖章向群眾招手，一張是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鼓掌。這兩張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發行了上千萬張吧。在新華社的報道中還專門有這樣一段文字：「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的『紅衛兵』是首都大中學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創建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表示要一輩子當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祖國的紅色尖兵。」這是紅衛兵第一次被官方報道。這個時候的紅衛兵，還不是專有名詞，還要用引號括弧起來。直到8月25日，紅衛兵這三個字的引號才被去掉。8月2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裡面有「英雄的紅衛兵萬歲」的字樣，並提出把紅衛兵建設成為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隊伍。從此，紅衛兵被推上歷史舞台，從北京蔓延全國，向舊世界宣戰，破四舊，大串連，成為那個瘋狂年代的專有名詞和強大的集團力量。 三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後，《人民日報》頭版通欄大標題《毛主席接見5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9月15日，第三次接見的報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見百萬革命小將》為題的。然後是10月1日國慶節，毛主席檢閱150萬遊行大軍。從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才開始「排隊」。10月18日，《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見150萬革命小將》。文中提到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毛主席先後四次接見紅衛兵。到11月3日，第五次接見卻變成了第六次檢閱文化革命大軍。《人民日報》解釋說，這是連國慶節也算在內的。這就是說，第四次實際上是第五次。只有從第六次開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隊。以後，就第七次第八次順序下去了。算下來，大概是平均十二天接見一次。第一次的慶祝大會預定在早上七點半鐘開始。那一天，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凌晨一點開始就步行往天安門方向前進了。想到要見毛主席，誰也不覺得困，每個人都興奮異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萬紅衛兵已經在天安門廣場集合完畢。新華社報道，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紅衛兵」維持秩序。天安門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他們高舉著第一張革命大字報的模型。這第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格外讚賞的。本來，聶元梓等七人造黨委反的大字報一貼出來，就遭到上千張大字報的批判。康生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下令，向全中國公布這張大字報，這之後，才有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誕生。所以「第一張大字報」當之無愧地站在毛澤東視線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學紅衛兵的周圍，是來自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紅衛兵。天安門兩側的觀禮台上也站滿了數以萬計的紅衛兵代表。清晨五點，離大會開始還有整整兩個小時，毛澤東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下。 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因為8月的北京最熱，早晨不僅氣候適宜，而且從保衛方面說安全係數更大一些。四毛澤東穿著一身綠軍裝，由一名年輕的女兵陪同，走過金水橋，微笑著和紅衛兵握手，人群沸騰起來。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來到了他們中間，淚流滿面的紅衛兵都以能與偉大領袖握手而感到自豪。毛澤東的軍裝是新的，有點瘦。之後有人來信批評，為什麼不給領袖一件合身的軍裝？其實這是毛澤東靈機一動。8月17日夜很深了，毛澤東突然提出要穿軍裝。作為中央軍委主席，他當然可以穿軍裝，這本無可非議。但解放以後，尤其在公開場合，毛澤東從來沒有穿過軍裝。他又高又胖，一般的軍裝不行，深更半夜到哪裡去找特體軍裝呢？工作人員急得團團轉，幸虧想起來有一位警衛戰士的身材和毛澤東差不多，這才解了燃眉之急。毛澤東為什麼要穿綠軍裝呢？他要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決心以戰士的身分與資產階級決一死戰，更表示人民解放軍與紅衛兵站在一邊。當時在天安門城樓負責組織的同志說，那時候太亂，都打倒了，沒有軍隊不成。老人家穿軍裝也表示對解放軍的一個支持。於是，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就成了那一個時代青年人最嚮往的職業，綠軍裝成了紅衛兵的標準服裝，也成了那個時代的時髦。毛澤東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橋，凝神望著，他似乎被這一片翻騰的紅海洋感動了，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一再招手，軍帽上紅星在初升的朝陽下閃著紅光。然後，毛澤東戴上軍帽，轉身上了天安門城樓。緊接著，1500名被推選出來的各地紅衛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門城樓上和領袖一起檢閱。大概七點十六分，毛澤東單獨接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四十名代表，和他們一一握手，併合影留念。七點三十分，慶祝大會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準時開始。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大會，林彪講話。就從這以後，領袖、導師、統帥、舵手就成了毛澤東這個名字之前的四個固定的副詞。大會結束後，像五一、十一那樣，百萬人盛大遊行。這時，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彬彬把一枚紅衛兵袖章給毛澤東戴在了左胳膊上。幾天後宋彬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講述她給毛澤東戴紅袖章的經過。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她突然想，應該讓毛主席也參加我們的紅衛兵。有了這個讓她砰砰心跳的想法後，她對負責大會的工作人員說，想獻給毛主席一個紅袖章。在過去的集會上，經常有給毛澤東戴紅領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員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帶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宋要武」。另一個名叫杭生的軍人後代也獻給毛澤東一個黃絲線繡的紅衛兵袖章，上面別著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澤東接過來，沖他微微一笑。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駱小海最先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室看到毛澤東，他和兩名同學宋柏林和韓平大聲地對毛主席說，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好好，你們是哪裡的？幾名紅衛兵自豪地說，我們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毛主席大聲說，我堅決支持你們。跟在後面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周春曉高興地說，毛主席也參加我們紅衛兵了。紅衛兵隊伍直到上午十一點才全部走出天安門廣場，仍然沒有倦意的毛澤東又在城樓上分批接見了和他一同檢閱的紅衛兵代表，並與他們合影。當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北大紅衛兵提出要讓毛主席講話，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每人手裡拿的不是毛主席語錄嗎？那上邊都是毛主席的話。8月19日，全國各大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了「八一八」的盛況。9月8日，一部題為《毛澤東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紀錄片在全國放映，觀看的群眾在幾億人次以上。宣傳範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五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後，觀禮台上的數萬紅衛兵始終沒有走，他們說他們沒有看見毛主席。因為他始終在天安門的下面，觀禮台上看不清。所以，他們揮舞著紅紅的語錄本，有節奏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就是不離開觀禮台。工作人員建議毛澤東在天安門東西兩側來回走一走，但紅衛兵仍不滿足，要毛澤東接見。老人家已經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六個多小時了，已經回去休息，總不能再讓他重返回天安門吧？再說，在觀禮台上的紅衛兵還很多，要分好多批，再有兩三個小時恐怕也打不住怎麼辦？周恩來和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商量，找幾個代表上天安門城樓代表一下。誰去辦這件事呢？周恩來想了一下，叫北京軍區作戰部的科長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紅衛兵代表請上來。籌備辦公室是由北京市負責，駐京各大單位都有人參加，像總參、總政以及各兵種都抽人，以北京軍區為主。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幾乎每一次都參加。實際上這個籌備辦也是軍隊在那裡起主要作用。地方幹部一聽說紅衛兵，立刻就躲開了。作戰科長郭春暄穿著軍裝，他不怕。而且他從五十年代就搞五一、十一的節日閱兵，對這一套程序很熟悉。再說，那時紅衛兵對解放軍是無比崇拜的，他們聽解放軍的話，別人去紅衛兵不一定聽。一共四個觀禮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個觀禮台都跑到了，和紅衛兵頭頭「談判」，請他們選出三四個代表上天安門城樓。紅衛兵代表也是又渴又餓，他們一上天安門城樓，工作人員就把人民大會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給他們端出來。讓他們吃飽喝足後，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想不想讓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剛下去，還忍心讓他再上來嗎？紅衛兵代表也不說別的話，只一個勁地說，我們要見毛主席！周恩來說，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紅衛兵代表還是那句話，我們要見毛主席！就咬著這麼一句，不鬆口。周恩來沒有辦法，吩咐讓北京軍區出動汽車團，把觀禮台上的紅衛兵全拉到東郊的工人體育館。紅衛兵太多，汽車團跑了一趟，沒有拉完，又跑了一趟。周恩來給紅衛兵們講話，向他們保證，你們不要走，下次接見一定讓你們見到毛主席。工作人員都說，真想不到紅衛兵想見毛主席的心情那麼迫切，一看到從天安門上下來的工作人員，就搶著跟他們握手，說他們跟毛主席握過手，跟他們握手，也等於跟毛主席握過手了。有一個南方來的小女孩，毛澤東出來時，她上廁所去了，回來已經接見完了，小女孩一聽說，當場就暈倒了，摔在地上。那時的人們瘋了一般地要見毛主席，這種心情是我們現在不好理解的。當時的天安門哨兵盧燕財說，每天都有一隊一隊的紅衛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還親眼看見一個外地的紅衛兵因為來晚了，沒有趕上接見，目不轉睛地望著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個多小時，仍捨不得離去。六不僅紅衛兵提出要見領袖，毛澤東也多次提出還要見紅衛兵。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後，毛澤東一直覺得不夠，想更多地見到群眾，埋怨籌備辦公室不讓他見群眾。他那時有兩句話，說我願意見群眾，群眾也願意見我，就是你們…… 這話說得工作人員都特別害怕，不讓毛主席見群眾，這是多麼大的帽子啊。其實讓毛澤東見一次群眾很困難。在天安門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門城樓又怕出事。工作人員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適。這種接見，不同於十一、五一的大會，人員沒有經過嚴格的政審，難免魚龍混珠。要是出現暗殺，保衛人員就成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須出其不意。從以後的幾次接見也可以看出來，接見的時間和接見的方式都各不相同，形勢那麼亂，保衛人員只有在「千方百計」上下功夫了。就是在天安門城樓上，也採取了很多措施。負責接見事宜的是首都工作組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三十多部電話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機關。毛主席的休息的地方用屏風隔開，一般人不讓進去。在天安門上的工作人員吃飯時不用下去，有人專門往城樓上送飯。幾十年後，時任北京軍區保衛部部長的張德斌說，那時真怕出事。安全一出問題，就不好交待了。記不清是哪一次，毛澤東的車在大會堂西邊走不動了，紅衛兵圍住了車，有的甚至被擠進了車裡。等到警衛好不容易開出一條路，才發現毛澤東的車裡有一隻女孩子的鞋。還有一次，天還沒亮，紅衛兵已經來了一部分，毛澤東首先到金水橋，警衛趕緊勸他上城樓，好一陣子才勸走。接見完，毛澤東自己又下了城樓，過了金水橋。當時周恩來正在城樓上給工作人員總結，布置下一次的接見，聽說主席過了金水橋，也顧不上說什麼，急著往下跑，工作人員也急著往下跑。年輕人腿腳快，很快超過了周恩來。大家一齊站毛澤東的對面喊，請主席上去，請主席上去。毛澤東不理，還是任群眾把他緊緊地圍在中間，以後司機把車開過來才上車走了。另一次，毛澤東接見完紅衛兵來到金水橋邊，一屁股坐在地上。紅衛兵立刻圍上來，幾十個記者也蜂擁上來拍照。警衛部隊費了好大的勁，才把毛澤東接出來。周總理同意叫保衛組審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再接見保衛組就把攝影記者「鏟」了很多，只剩下兩個人。沒想到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熟悉的攝影記者都沒來 毛澤東要與外國人合影，周恩來火了，為什麼不讓他們上來？現在怎麼辦？他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事後總結，周恩來說，不叫他們上來，有什麼理由？你保衛組長怎麼當的？光靠秘書怎麼行？也難怪保衛人員擔心毛澤東的安全，每一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一車一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每回都有好幾十塊，甚至有紅衛兵被擠死。七組織接見很不容易，很費事，往往是一次剛弄完馬上又開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為了讓紅衛兵更多地見到毛澤東，在接見形式上每每翻新。而且還不能出差錯，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還有群眾怎麼擺？毛主席怎麼走？還有那時老有被打倒的領導，誰能上天安門，誰不能上天安門，位置怎麼排？如何見報？都要考慮周全。有一次，離開會只有十分鐘了，陳伯達還沒有到。周恩來急了，到底來不來？不來，空一個位置怎麼行？來了，沒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員說，打過電話，他說請帖收到了。總理說：不能只問收到沒收到，還要問到底來不來。最後沒辦法，總理說不等了，開會！這時，陳伯達笑眯眯地來了。第一次接見是周恩來拍的板，他說，就安排在天安門廣場吧。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彙報。總理抓得很緊，總結後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參加首都工作組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大都來自總參和北京軍區的作戰和保衛部門，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吳德以及北京市委秘書長黃作珍等都參加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間，曾經選擇過東郊的首都飛機場，因為道路擁擠，不行。又選擇過動物園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幾個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後決定還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主。哪種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北京軍區保衛部長張德斌記得，那一年太頻繁了，他幾乎脫離了部隊，一天到晚在搞這件事。第二次檢閱採用了閱兵式，這種「動」的方式比「靜」的方式要多接見兩到三倍。想法倒不錯，但隊伍從東往西走，計劃兩三個小時，卻拖了四五個小時。費了好大的勁，怎麼動員，隊伍也淤積在天安門城樓下不走，誰不想多看一眼呢？以後就採取群眾就地、領導乘車的檢閱方式了。確定地點後，幾個小時內，沿途的廁所和衛生站等一套程序就安排好了。組織是嚴密的，但工作人員的壓力特別大，都擔心出事，絞盡腦汁想了很多辦法。毛澤東經過的沿途高層建築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進行了檢查。第二次接見選擇在下午十七點四十分。時間變了，接見的方式也變了。為了讓更多的紅衛兵把領袖看個清楚，採取了領袖到群眾中去的辦法。這一次，還沒有倒的三個最大的走資派劉鄧陶都出來了。但排列發生了一些變化，周恩來之後，是陶鑄，然後是鄧小平、康生，最後才是劉少奇。領袖們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車進入天安門廣場，最前面的是前導車，由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領導在前面開路。毛澤東在第一輛車上，他還是穿著綠軍裝。陪同他的有林彪、賀龍、謝富治、楊成武。第二輛車上是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第三輛車上是鄧小平、劉少奇，第四輛車上是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第五輛車上是葉劍英、肖華、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一共六輛車，緩緩繞場一周，然後毛主席登上天安門。第二次，毛澤東接見了外地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約五十萬人，正式肯定了大串連。中央決定，讓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支持他們進行大串連。如此一來，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學，都成了臨時旅館。以後，機關單位也都騰出房子讓給毛主席的客人住。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是在9月15日下午十七點十五分，開始不久就華燈齊上了。這一次是參加大會的數十萬師生按大會的指揮，有秩序地向南移動，讓東、西長安街兩側的師生進入廣場。在調整期間，領袖們進入休息室休息，直到二十點十五分，才又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10月1日，接見150萬人。因為是國慶，採取了通常的群眾遊行，持續了整整六個小時。10月18日的接見不再是群眾遊行，而是在中午時分，兩列隊伍綿延在五十華里的長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後面的伸長脖子，等著領袖乘車檢閱。11月3日是先大會，後遊行。11月11日的第七次檢閱是個新花樣，六十多萬紅衛兵分乘來自全國各地的六千多輛卡車，通過了天安門。車隊長達三十多里地。車隊全部過完後，三十萬群眾又湧向天安門。然後毛澤東乘車檢閱了150萬紅衛兵。八最後一次接見的紅衛兵比較多，達二百多萬。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聯合起來算作是第八次接見。除了第一次，後來接見的時間一般都不長，在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間。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跟紅衛兵代表握握手，也不說什麼話，主要是集合時間長。本來有一個方案是想讓毛主席更多地見到群眾，也可以解決群眾看不清毛澤東的問題。這第八次，毛澤東乘車環城接見。原來考慮從通縣一直到建國門大街，路兩邊都站上人，讓領袖從中間過。但馬上又有反對意見，車速慢了，出事怎麼辦？就一直沒有採用。最後這一次接見為了更多地見紅衛兵，還是決定「環城」，只是車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幾乎全城的老百姓都出來了，各單位都有通知，只是沒有說時間。人們在馬路上耐心地等著，良久，車隊才來。最前面是幾輛摩托開路，穿著軍大衣的毛澤東站在敞篷吉普車上，繞城一周。車開得快極了，根本看不清車上的人，只覺得一陣風呼呼地過去。環城的路線基本上是現在的二環路，從天安門出發，走東直門。過鐵路時車速慢了一些，群眾就立刻圍了上來，走不了，只好下車。由警衛開路，繞道到釣魚台休息。第二天安排在西郊機場，計劃天安門安排一部分，毛澤東從天安門那邊過來再到西郊機場。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二十萬人，頂多四十萬人，沒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二百萬人，大大超過了計劃，快擠崩了。把警衛部隊和西郊機場的空軍全動員來維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這時周恩來到了，張德斌給他彙報，群眾怎麼擺的？道路怎麼走的？因為張德斌著急，怕主席很快到，就說得快了一點。周恩來說，不要講這麼快，講慢一點。彙報完之後，周恩來說，光這樣講不行，你帶我走一圈。還沒轉上一圈，毛澤東就到了。主席剛過，紅衛兵就湧上來了，海浪一般。後面的警衛車一下子被擠壞了不說，還傷亡了兩個人。真是險之又險。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每一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長期這樣下去不得了。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向總理彙報，天越來越冷了，25日這一天，氣溫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個小時，年輕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說上了年紀的中央領導人了。再加上後來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讓他見群眾的事了，就算了。這樣，在1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報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說，毛主席先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接見了250萬。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是三個多月來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的勝利總結。於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也就由第八次而成為最後一次。紅衛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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