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構論的興起與社會理論重建
作 者：林聚任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內容提要】社會建構論這一學術思潮的興盛，既反映了西方社會理論發展的新趨勢，同時也反映出當前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正發生重要轉向。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社會實在的認識，重塑了我們的知識觀。此外，社會建構論及相關研究實踐表明，一個學科或知識的創新發展是多元的，反思性研究和理論重建將有助於提出新的理論解釋，開拓新的研究方向。
社會建構論作為與後現代主義密切相關的一種新的學術思潮，對傳統思維觀念提出了極大挑戰，引發了人文社會科學多個學科研究範式的變革，也正在重塑我們對社會的認識以及對各學科知識本身的認識。可以說，社會建構論的興起帶來了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或認識論危機，成為當前學術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
一、建構論的勃興與西方社會理論的危機
(一)社會建構論的勃興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理論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受後現代主義、後人文主義等觀點的影響，西方社會理論在基本觀點、理論取向以及特徵等方面都與傳統理論形成了明顯對立，各式各樣所謂的「新—」理論或「後—」理論層出不窮。其中，社會建構論就是最有影響的新思潮之一。近年來，建構論作為一種試圖超越傳統社會理論的新觀念得到了廣泛流行，各種形式的建構主義觀點開始從不同層面顛覆傳統理論的基本信條。正如論者所指出的，「社會建構論已成為當代社會科學中一種具有很大影響但也極具爭議的思潮的統稱」①。 人們關於建構論(constructionism)②的解釋眾說紛紜，因此目前出現了各種不同形態的建構主義觀點。如傑拉德·德蘭逖(Gerard Delanty)把建構主義分為三種：社會建構主義、科學建構主義和激進建構主義。每一種又有「強」和「弱」的不同形式③。還有學者把建構化區分為「客觀社會建構論」和「解釋性社會建構論」④。本文將集中探討與社會理論密切相關的建構論思潮，把建構論納入西方社會理論發展的脈絡之中，探討其理論意義、學術地位及影響。 儘管早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受哲學中的直覺主義、認知理論以及某些藝術流派的影響，特別是受俄國「立方主義」藝術流派的影響，在認知心理學等領域出現了所謂的「構成主義」 (constructivism)；但這實際上是一種結構主義觀，強調各種結構要素之間的組合。例如，著名認知心理學家皮亞傑(J.Piaget)所主張的「建構主義」觀點，就具有突出的結構主義色彩。而後來興起的社會建構論顯然跟以上的「構成主義」或結構主義觀點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可以說，它們屬於不同的學術傳統。建構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康德主義或現象學傳統的影響。正是在現象學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觀點基礎上，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L.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於1966出版了《現實的社會構建：知識社會學論》一書，此書被看作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社會建構論的經典之作。此後，「社會建構」概念在社會學等學科中得到廣泛傳播，建構論觀點開始流行起來。 到20世紀70年代末，建構論的觀點已經在社會學關於新聞、科學、越軌行為和社會問題研究的多個領域中被大量採用⑤。例如，社會學家一直關注社會問題研究，並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解釋，如衝突論、社會解組論、社會病理論、失范論、標籤論等，其中，關於社會問題的定義就存在很大的爭議。而一些主張建構論的學者明確提出了社會問題是社會建構的觀點。最有代表性的一項成果是馬爾科姆·斯佩克特(Malcolm Spector)和約翰·基特修斯(John I.Kitsuse)1977年出版的《建構社會問題》。在此書中，他們對傳統的關於社會問題的界定和理論提出了挑戰。他們提出，所謂「社會問題」可以看作個人或群體做出宣稱(claims-making)的活動，即人們認為某種社會狀況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或有害的，因此應予以關注。按其觀點，社會問題產生於社會互動的過程，社會問題應當被看作社會中的事實，但它不具有自然事實性，而是人們通過宣稱過程建構性地生成的。《建構社會問題》一書所提出的關於社會問題的建構論研究範式後來產生了廣泛影響。如有的學者指出，該書代表了社會問題理論研究的重要突破，是社會問題理論發展的一次重要轉折⑥。在該書出版25周年之際，社會學家喬爾·貝斯特(Joel Best)撰文指出，《建構社會問題》一書開創了研究社會問題的建構論這一新路徑。正是由於斯佩克特和基特修斯所做出的實質性貢獻，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社會問題社會學出現了⑦。此後，有更多的社會學家開始從社會建構的角度去研究社會問題，還有學者嘗試進一步拓展關於社會問題的建構論解釋⑧。 此外，在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中，社會建構論更為活躍、影響更大的一個領域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以羅伯特·默頓(Robert K.Merton)為代表的傳統科學社會學家賦予了科學以特殊的認識論地位，主張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形態(如宗教、意識形態等)有著本質的區別，認為後者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而科學知識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適性。因此，傳統的知識社會學家沒有把科學知識列入其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內。然而，20世紀70年代之後，一批深受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觀點影響的學者轉向了對科學知識的研究。他們提出，科學知識也是社會建構物，必然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故這種觀點又被稱為「建構主義」。例如，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史蒂夫·伍爾加(Steve Woolgar)和卡林·諾爾—塞蒂納(Karin Knorr-Cetina)等人在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研究中，普遍地把社會建構的觀點擴展到對科學事實的分析，進而對科學實踐活動的微觀建構過程進行深入剖析，以揭示所謂「黑箱」問題。諾爾—塞蒂納指出：「科學成果，包括經驗資料，其特徵首要的就是建構過程的產物。」⑨她把這種對科學活動的研究界定為建構主義解釋，或稱「強建構主義」(strong contructivism)綱領，即「按照拉圖爾、伍爾加、諾爾—塞蒂納、柯林斯(H.Collins)和皮克林(A.Pickering)的觀點，不但科學信念是社會建構的，科學事實也是如此」⑩。 社會建構論新思潮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迅速在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中勃興，離不開後現代主義潮流的巨大推動。後現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在西方興起的一股強大思潮，表現在藝術、電影、建築、哲學及社會思想等多個領域。儘管其流派眾多，觀點紛雜，但它們有一些共同之處，比如強調反理性、反主流文化，倡導多元主義和非正統觀點，等等。社會建構論者在很多方面汲取了後現代主義者的某些思想，如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既是後現代主義者，也被看作是建構論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論者所指出的：「社會理論在20世紀末所遇到的主要挑戰來自於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在21世紀，後現代主義看似消亡了。然而社會理論承襲其遺產……或許這一過程中最廣泛和富有成果的產物是社會建構論，它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興盛起來了。」(11)實際上，社會建構論是在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以及新科學社會學等各種流派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新思潮。它體現了西方社會理論的重要發展或轉向，同時也表明了傳統的社會理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二)社會理論的新危機正如著名的社會理論家布賴恩·特納(Bryan S.Turner)在其所編《新布萊克威爾社會理論指南》新版導言中指出的，當代社會理論可以說正處於危機之中，這一危機跟後現代主義思潮興起、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全球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生活的轉型密切相關。這可以說是雙重危機，一方面是社會危機，另一方面是理論危機。單從理論危機的方面來說，這場危機反映了社會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的變革。特納列舉了當前社會理論危機的一些表現：(1)社會理論被碎片化為文化理論、電影理論、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等等；(2)廣泛地對古典理論的放棄或懷疑；(3)依賴於(大陸)哲學、文學和人文學獲取靈感的傾向越來越明顯；(4)理論和經驗研究之間的割裂日益加深；(5)對現在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環境污染、不斷的戰爭和動蕩、恐怖主義、饑荒和全球性奴隸制的存在，不能提供更多的洞見；(6)社會理論表現出自戀傾向，從而導致了從理論到理論，或有關理論家的理論(12)。 當前社會理論危機的出現，要求我們從元理論的層面去重新審視或反思某些基本問題。其中，首要的是對實證主義科學觀和知識觀的質疑與挑戰。實證主義主張科學知識的外在客觀性、統一性和普遍有效性，認為科學知識是關於自然世界的客觀反映，其內容本身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但這種科學實在論觀點目前受到了社會建構論的挑戰。如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指出，這種挑戰明顯地對科學實在論的兩個重要論斷提出了質疑：(1)科學說明是普遍有效的。因此，如果科學理論T是真的，那麼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真的。但相對主義觀點對此予以否定，主張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內，實在會隨空間而變化。(2)科學說明的有效性並不依賴於人們想什麼和做什麼。因此，如果T是真的，那麼即使沒有人相信它，它也是真的。但建構論者對此予以否定，主張在特定的地點，實在會隨時間而變化(13)。 顯然導致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源於學者們對科學及實證主義方法論合理性的質疑。「科學的社會認識論必須拷問：一旦社會建構主義的解釋被廣泛地接受，科學怎樣取得其合法性？」(14)因此，這一危機首先是科學的合法性危機。當然，一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建構主義者也指出，對傳統科學觀提出質疑，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反科學的，而是要求重新審視傳統的科學認識論。 新的科學認識論主張把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同等看待，認為它們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都具有社會文化構成性。這就是「對稱性」原理的基本主張，它要求我們去重新認識知識的屬性與特徵。「社會建構論對人類科學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貢獻，就在於它對什麼樣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以及為什麼所做的堅定的經驗性研究」(15)。通過科學社會學家和建構主義者的研究，人們開始關注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一切知識的社會屬性，認識到它們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受到社會文化情境因素的影響。正如邁克爾·馬爾凱(Michael Mulkay)所指出的：「儘管物質世界對科學結論施加了限制，但它從來不是決定那些結論的唯一因素。科學研究從來都不只是記錄一個客觀的世界。它總是包含科學家關於物質世界的研究所產生的複雜線索的意義屬性；而且此類意義屬性不是在由一套嚴格的道德規定所維持的社會真空中產生的。相反，技術意義的屬性總是無可避免地與那些社會互動的過程捆綁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參與者的社會屬性與他們的主張得以磋商。」(16)因此，社會建構論者重視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強調知識的社會性、反思性、多元性等特徵；他們主張我們對社會事物的認識，主要的不是取決於經驗客觀性，而是取決於社會過程(溝通、磋商、話語等)。 社會建構論主張認識的標準因社會文化而存在差異，因而具有明顯的相對主義色彩。這種認識上的相對主義對傳統的科學理性觀形成了極大挑戰，但同時也受到了許多學者的批判與質疑。如伊恩·哈金指出：「建構的話題傾向於削弱知識及其範疇的權威性。它對那些我們原來自認為是必然的，甚至我們目前做事方式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戰，它不是用拒絕或提出一種更好的方式，而是用『揭露』的方式。」(17)哈金認為，某些建構論者很可能會滑向相對主義和極端的主觀主義。不過，無論如何，社會建構論衝擊了傳統的認識論，正在重塑新的知識觀。 二、社會研究的新轉向
隨著建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各種新思潮的興起，西方的社會研究出現了重大轉向。人們更加關注非正統的新理論和新事物，各種反實證主義、非理性主義等觀點開始流行。社會建構論思潮成為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據美國社會學家喬爾·貝斯特所做的統計，近幾十年來發表在美國社會學主要雜誌上的文章，討論「社會建構」問題的論文數量明顯不斷上升，特別是在《社會問題》和《科學的社會研究》雜誌上，相關研究成果更為集中。例如，1970-1979年，刊登在《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上的有關論文只有8篇，但此後論文數量激增，1980-1989年為106篇，1990-1999年為143篇(18)。
社會建構論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對社會實在及知識的認識。按其觀點，一切社會存在物都是人類建構的，是社會構造物，具有社會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建構是人類認識事物和解釋事物的一項重要活動，「因為它在對基本實踐活動做模糊的描述性解釋與更明確地關注製造知識之間架起了橋樑」(19)。因此，知識既不是關於外部事物與現象的簡單反映或表徵，也不是一成不變、普遍認可的認知之物。知識作為人類活動的產物，其生產過程與知識生產者及其社會文化環境或特定情境密切相關，它是人們社會建構的結果。在知識的生產過程中，表徵與社會建構相結合，主體與客體相聯繫，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相一致，從而使知識不再是純粹「再現」某些實在，而是「獲取應對現實的行動習慣的某種東西」(20)。由此而言，從社會實踐的動態角度去認識知識的建構屬性、機制與過程，是當代知識觀的重大進步。 隨著社會建構論的興起和認識觀的改變，社會研究發生了一系列明顯的轉向。這些轉向可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研究由重表徵(representation)到重社會建構的轉變。在傳統的社會研究中，「再現」論的表徵觀一直佔主導地位。這種表徵觀主張實在論、真理符合論、客觀主義、本質主義等，把知識看作對「在那裡」的實在的客觀表徵。然而，社會建構論完全顛覆了這種表徵觀，它強調知識構成的變化性、相對性、不確定性及意義的情境性。 與之相對應，我們對科學以及研究過程的認識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傳統上，科學以及科學方法極具權威性，實證主義者把其視為社會科學研究之圭臬。然而，在這一單向思維主導下，人類社會研究的某些獨特性被忽視了，社會研究的價值也被單一化了。而建構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傳統研究思維，使我們對社會研究有了新的認識。正如法國著名學者拉圖爾所指出的，一個半世紀以來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這場你死我活的角力，不再是人們的唯一選擇了。現在，出現了另一種選擇。對於科學那古老的口號——一門學科愈是獨立，這門學科愈有前景——而言，現在，與之相對，我們提出一個更加現實的行動呼籲：一門學科愈是與其他學科相涉，這門學科就愈有未來」(21)。 第二，社會研究由重經驗描述到重話語建構的轉變。傳統的社會研究從經驗主義出發，重視所謂的客觀事實，並依賴經驗觀察，過於相信量化數據資料的精確性。然而，建構論者指出，在社會研究過程中，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話語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實際上，以利奧塔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者，旗幟鮮明地對傳統的宏大敘事或元敘事提出了批評，並指出了語言或話語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敘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對象：偉大的英雄、偉大的冒險者、偉大的航程、偉大的目標。它被分解成了敘事語言元素的雲團——有敘述性的，但也有指示性、規定性、描述性的，等等。每個雲團都帶有特定於其類型的語用學化合價。」(22)而另一位有影響的後現代主義者福柯，對話語分析的重視成為其理論的突出特徵之一，形成了鮮明的話語建構論。 從話語建構的角度來看，語言不再是自然中立的符號媒介，而是體現社會行動者一定目的的建構工具。「語言在建構論運動中處於中心地位」，建構論者強調，語言修辭所表達的是某種社會「合約」，具有特定的社會情境意義。建構論者在此有兩個基本的假定條件：其一，語言和修辭是自我、社會和知識的構成性條件；其二，人類行動者是語言，因此也是人類知識的構成性條件(23)。這種觀點無疑對傳統的社會研究強調運用所謂科學的正確方法獲得研究結論的主張形成了極大挑戰。 第三，社會研究由重知識本身到重實踐建構的轉變。當前學術研究出現明顯的「實踐轉向」，反映了人們的分析重點由對知識自身的分析，轉向了對研究的實踐建構過程的分析。實際上，面對社會研究過程中遇到的方法論難題，許多學者都做了有益探索，嘗試提出新的思路，「實踐建構論」的提出就是這種嘗試的突出體現。早期的建構論者主要重視對知識本身社會構成性的研究，指出了知識受社會因素的影響。但他們仍把知識當作「黑箱」，並沒有揭示出知識建構的機制與過程。實踐建構論者則試圖找出知識建構的社會機理。儘管實踐理論家關注的方面也非常廣泛，但作為一個基本的「分析理路」，實踐建構論有兩個要點：(1)提出了一種關於實踐的解釋，既包括實踐領域，也包括某些次屬領域(如科學)；(2)把實踐領域當作研究的場域，研究者在實踐場域中對其研究對象的性質或轉變等展開研究(24)。 從實踐建構論的角度來看，一切社會現實和知識都是人類實踐的產物。社會學研究本身實際上就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實踐活動，社會研究者及其對象都是處於實踐之中的要素。所以實踐取向的社會研究需要對「作為研究對象的實踐」與「作為研究過程的實踐」都做出認真合理的分析，深入把握研究與實踐的複雜關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社會現實和知識。或者說，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本身，以及研究場景、物質手段等都參與到研究實踐之中，共同展示出現實的面相。在研究中不存在什麼旁觀者，研究者、對象、環境條件等構成了一張無縫之網，它們相互干預、相互介入，通過表徵與建構之間的不斷震蕩磨合，碰撞出我們稱為知識或現實的東西(25)。總之，知識是人類實踐的產物，正是在實踐過程中，表徵與建構實現了結合。 第四，社會研究由尋找一般規律到重視多元文化意義的轉變。建構論的興起也引發了關於社會科學研究目的性的討論。傳統的實證主義觀點主張社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尋找社會的一般規律，並相信藉助於科學方法可以達到此目的。然而，建構論者卻指出，由於社會事物和現象的複雜性，特別是社會意義的相對性，我們難以獲得普遍公認的社會規律。正如建構論者肯尼思·格根(Kenneth Gergen)所指出的：「不論世界的本質是什麼，從來就沒有單一的詞語、圖表或圖畫能與它們所描繪的事物完全對應。而且，每種建構都有其潛在的優勢和局限，有其科學價值，也有其社會意義。因而，追求單一答案而忽視所有其他聲音，明顯壓制了潛在的可能性。」(26)特別是從建構論觀點來看，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必須是多元的，切要關注「他者」的聲音和訴求。這樣，社會科學研究者就很難做到價值中立，總有一定的價值或利益取向。「在後現代的時代，知識的價值將會與它所塑造的生活、與它藉以促成某種美好社會的方式緊密相連。後現代知識將會包括實用理性」(27)。許多學者還把建構論看作一種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性的理論，它有助於我們擺脫傳統思維的束縛，對社會事物與現象獲得新的洞見與認識。 三、理論反思與理論重建
反思性成為當前眾多學科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它尤其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新發展以及社會建構論密切相關。科學知識社會學作為當代知識社會學發展的新形態，與一般知識社會學一樣，具有自指屬性，即它所提出的新問題及理論與方法，同樣適用於自身。邁克爾·馬爾凱指出，通過對我們自己話語的創造性分析，設法去接受反思性，從反思性中受益，甚至欣賞它或許是可能的(28)。因此，反思性成為當代知識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話題和特徵。 實際上，對反思性的重視不但表現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而且也表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反思性已被看作後現代主義或建構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徵。此外，學者們對反思性的關注並不局限於理論層面，而是擴展到了研究實踐之中。在這方面，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布迪厄明確主張，在社會研究中必須以反思性為基本原則。他基於社會學研究問題的社會建構性，倡導一種實在論的理性主義，並特別重視社會研究中主客觀的統一。他指出：「為了能夠把應用於其他科學的客觀化的技術應用於他們自身的實踐，社會學家必須把反思性轉化為構成其科學習性的一種傾向，這是自反的反思性(a reflexivity reflex)。」「即使社會學具有自我意識的價值，其警覺性仍然不夠。反思性只有當它在集體中體現出來，才發揮其全部功效，此時集體最大限度地採用它，使其體現為一種自反性。」(29)布迪厄對「反思社會學」的運用是富有成效的。正如華康德所總結的：「布迪厄對反思性的關注，與他的社會理論一樣，既不是自我中心論的，也不是邏各斯中心論的，而是本質上根植於科學實踐，並面向科學實踐的」(30)。反思社會學的提出，有助於我們對社會學自身特徵的認識，從而更好地促進學科知識的發展。近年來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人類研究思維及知識的反思屬性，這是學術自覺性的重要體現。這也就是所謂的「反思性研究」，它有兩個基本特徵：謹慎的解釋和反思。 由此來說，社會建構論所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通過理論反思，實現理論重建或突破是完全可能的。在當代全球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西方話語的霸權性地位更加凸顯，中國的社會科學要實現學術「突圍」或創新，似乎更為艱難。但是，社會建構論和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可能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希望或方向，指出了理論創新與發展的可能性。即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來說，學科知識的發展也是一種社會建構，這種建構具有多種可能性，而不是只有唯一的模式或選擇。中國本土的學術資源和社會科學家的某些學術實踐也表明，突破西方話語體系，建構自己的學術話語或理論是可行的。例如，中國社會結構以重「關係」為特徵，費孝通等學者通過對「關係」和「差序格局」的研究，揭示了中國社會跟西方社會的重大差別。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獨特領域。 當今中國正處於快速的社會轉型之中，社會經濟實力在全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為中國社會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空間。同時，中國學者也清楚認識到理論自覺和理論創新的必要性，強調學術研究的主體性和反思性，正如鄭杭生等學者所指出的，適合西方社會概括出來的那些話語，並不都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應該根據中國的情況，概括、創造出適合中國的學術話語。理論重建和學術創新是無止境的，中國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建構已經具備了理論和現實的可能性。我們只要在了解和借鑒西方社會學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時，加強自身的理論自覺，立足於本土社會，發掘可利用的社會文化資源，就有可能實現中國學術的創新性發展。 注釋：①蘇國勛：《社會學與社會建構論》，《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②關於「建構主義」這一術語，科學哲學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對constructionism、constructionalism、constructivism做了辨析。他強調constructionism本身就含有社會性建構的意義，所以當說「social constructionism」時，定語「社會的」似乎是多餘的(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8)。③Gerard Delanty,"Constructivism,Sociology and the New Genetics",New Genetics and Society,2002(3).④S.R.Harris,What Is Constructionism? Navigating Its Use in Sociology,Boulder,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0,p.2.⑤Joel Best,"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efining Issues of Constructionist Inquiry",in J.A.Holstein and J.F.Gubrium(eds.),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08,p.43.⑥D.R.Loseke,Thinking about Social Problems:An Introduction to Constructionists Perspectives,NY:Aldine de Gruyter,1999,p.192.⑦Joel Best,"Constructing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Spector and Kitsuse Twenty-five Years Later",Sociological Forum,2002(4).⑧James A.Holstein and Gale Miller(eds.),Reconsider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Debates in Social Problems Theory,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3.⑨Karin 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Oxford:Pergamon,1981,p.5.⑩Andre Kukla,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London:Routledge,2000,p.9.(11)Dave Elder-Vass,The Real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4.(12)B.S.Turner,"Introduction:A New Agenda for Social Theory",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Oxford:Blackwell,2009.(13)斯蒂夫·富勒：《科技研究與社會科學哲學》，載斯蒂芬·P.特納等編《社會科學哲學》，楊富斌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頁。(14)斯蒂夫·富勒：《科技研究與社會科學哲學》，載斯蒂芬·P.特納等編《社會科學哲學》，第250頁。(15)Darin Weinberg,Contemporary Social Constructionism,Philadelphia,Penn.: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4,p.2.(16)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林聚任等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55頁。(17)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p.58.(18)Joel Best,"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efining Issues of Constructionist Inquiry",in J.A.Holstein and J.F.Gubrium(eds.),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p.60.(19)Michael Lynch,"Towards a Constructivist Genealog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in Irving Velody and Robin Williams(eds.),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oni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8,p.27.(20)R.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 Tru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21)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序言，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22)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xxiv.(23)R.H.Brown,"Rhetoric,Textuality,and the Postmodern Turn in Sociological Theory",Sociological Theory,1990(2).(24)T.R.Schatzki,et al.(eds.),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1,p.2.(25)劉翠霞、林聚任：《表徵與建構：兩種理念還是一種實踐？》，《科學與社會》2013年第1期。(26)肯尼思·格根：《社會構建的邀請》，許婧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27)史蒂文·塞德曼：《有爭議的知識——後現代時代的社會理論》，劉北成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頁。(28)M.Mulkay,The Word and the World:Explorations in the Form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5,p.157.(29)P.Bourdieu,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pp.89,114.(30)P.Bourdieu and L.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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