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摘錄（106）

關於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中央做這樣的考慮，原因是什麼呢？ 一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一個人的知識、經驗、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職過多，工作難以深入，特別是妨礙選拔更多更適當的同志來擔任領導工作。副職過多，效率難以提高，容易助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三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於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 四是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老同志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責任重大，而他們現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幫助黨組織正確地選擇接班人。這是一個莊嚴的職責。讓比較年輕的同志走上第一線，老同志當好他們的參謀，支持他們的工作，這是保持黨和政府正確領導的連續性、穩定性的重大戰略措施。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一定要真正把優秀的中青年幹部提拔上來，快點提拔上來。提拔幹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誤現代化建設的大事。現在就已經誤了不少啊！特別優秀的，要給他們搭個比較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這次我們提出減少兼職過多、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目的之一，也是為了給中青年同志騰出台階。台階擠得滿滿的，他們怎麼上來？台階有了空位又不給他們，他們怎麼上來？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於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鬥爭。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我不是說不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強調集中統一都不對，也不是說不要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問題都在於「過分」，而且對什麼是分散主義、鬧獨立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 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溫家寶 鄧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我非常佩服鄧小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要結合，這一點說得非常好，社會主義就是要有社會保護機制。 市場經濟創造了財富，社會主義創造了保護社會的機制，這樣的情況下，基本國家制度就建設好了。有了這些基本國家制度，才談得上好的民主。為什麼拉丁美洲、亞洲有那麼多的劣質民主？就是因為沒有這些國家制度，在國家制度建成之前，過早引入選舉民主。西方國家因為有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有社會保護機制，它的中產階級是最大的。當中產階級是社會主體的時候，政黨政治、多黨政治是一個穩定的力量。因為是社會制約政黨，不是政黨之間互相制約。像美國，無論是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無論哪一黨上台都要照顧龐大的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的利益，只是一個偏右一點，一個偏左一點，但偏不到哪裡去，因為一旦喪失中間群體的話，誰也執不了政。這就是社會力量制約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如果和兩黨制一配合，這種民主形態是最糟糕的，剛好把社會一分為二。泰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農民選舉出來的總理，城市居民不承認；城市居民選出來的，農民不承認，整個社會一分為二。所以，中產階級很大的一個社會，多黨制是可以穩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會，多黨政治一來，就是非常劣質的民主。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任何國家的制度建設都要通過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強調，世界歷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國家基本的國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國最典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俾斯麥這樣的鐵血宰相建立起來的。當然，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後有改善，這不需要迴避。所以，中國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國家制度建設好，肯定是一個劣質的民主--從世界歷史的經驗出發，我可以這麼比較有信心地說。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現在大家都在推動自下而上的民主，這是很危險的一個過程。自下而上，第一會產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我幹嗎要聽你的，幹嗎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會產生制度的分化。因為如果制度建設都在地方進行，那麼就會產生國家制度多樣性的問題，各地方就會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這樣，以後國家在制度層面怎麼整合？中國的司法現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個民主因素的話，就更地方化了。過度地方化以後，國家的制度建設怎麼做？按照政治學上國家制度的邏輯，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沒有一種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種壓力和推動力，不是建立制度的過程。被社會推著走是很危險的，反應式的救火，那麼大的國家這兒潑一下，那兒潑一下，水也不夠用啊，這種局面維持不下去的。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怎麼樣超越既得利益呢？這是改革的技術問題、策略問題。鄧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礙的話，就在外面培養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對老的利益構成壓力，從而推進改革。當前中國改革的形勢，比起鄧小平時代，很多方面的條件都好多了。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強大的，甚至比現在更強大，包括思想上、體制上、財力上，一大堆阻力，這就是當時為什麼要強調思想解放。現在各方面的準備更充分了，社會力量變強，要求改革的聲音在，經濟財力也在那裡，改革的條件除了強人政治這一條，實際上要好很多。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不穩定是因為社會遭到破壞，沒有穩定的基礎了。維穩只是外用藥，而社會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話，就能構成穩定的基礎。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嚴重啊，基尼係數和中國差不多，或者還高一點。那它為什麼沒有社會穩定的問題，反而很和諧，中國羨慕得不得了？因為新加坡做到了保護社會，雖然上不封頂，但它保底，把社會保護機制建設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組屋裡面，教育是有保證的，醫療保障也是有的。有了這些，中產階級就得到了保護；有了這些，就沒有絕對的窮人了。 而在中國，即使城市的所謂的中產階級也在提心弔膽，今天是中產階級，一個政策一變，明天就變成貧窮階層了。為什麼強調保護社會的概念？你把社會破壞掉了，哪有穩定？維穩最好的方法就是保護社會，而不是破壞社會，維穩本身就是社會被破壞之後不得不做的政策，但這樣一套政策出來之後又有可能加速破壞社會。並不是說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就穩定，貧窮社會主義也是不行的，也不穩定。通過保護社會達到穩定，這是各國一個比較普遍的經驗。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經過二十幾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來了。社會改革也需要二十來年，現在差不多10年過去了。如果能在今後的10年通過社會改革，建設好社會制度，中國基本上平穩的發展不會有大問題，而此後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礎和保障了。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破局》 鄭永年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過程來看，不否定過去，則改革無從開始，徹底否定過去，則社會進入巨大的不確定狀態，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難題是如何在否定過去和保持連續性之間維持平衡。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到了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結果來看，有三種情況： 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階段轉變成不間斷的調整，即建立一種新制度，它能自我調整，釋放出社會內的壓力； ②失敗：改革導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壓力的釋放速度太慢，社會內部矛盾加劇，最後改革轉化為革命； 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層次，不願觸及較長期的利益關係，以致不斷改變策略。改革成為時斷時續，時而前進，時而倒退的膠著狀態，這種狀態可以維持很長時期，直到新的契機出現，從而轉入成功或變為失敗。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到了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成敗原因的分析來看，決定改革成敗的幾個要素：①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時俱進，因時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②看力量對比是否有利於改革，要從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兩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從內外兩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③改革必然會損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會遇到阻力，不會一帆風順，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遠見卓識和堅定的政治魄力。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是否行之有效。⑤當時的內外環境是否有利於改革的開展和執行。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到了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 對政治改革成功與失敗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和認識：①任何改革，從根本上說，都是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進行調整。從適應的程度來看，一般有兩種情況：整體適應，局部不適應下的改革，這種改革是在不觸動根本制度前提下對具體制度或政策的局部調整，是改良性的改革，如王安石變法、羅斯福新政、中國的改革開放等。整體不適應，必須從根本上推翻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確立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種改革是革命性的改革，必然導致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化，如商鞅變法、明治維新等。②凡是改革，都必然要觸及一部分社會既得利益者或特權階層，必然遇到阻力。③改革有成敗，決定改革成敗的因素很多。如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變法觸動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們在北宋政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權勢，堅決反對變法。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到了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 專製為什麼必然倒台？ 那是因為專制制度不具有自我清潔能力，惡人不會自己退岀，專制制度只能越來越骯髒，越來越臃腫； 而民主，是具有自我清潔能力的政治制度，淘汰惡人的制度。 所以能夠持續發展。 --柴靜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都有一個很弔詭之處，那就是當國運或者叫政權的官運走不下去了才改革，不是民運走不下去時才改革。從商鞅到王安石，從王安石到張居正，從張居正到戊戌變法。歷來如此，在國運改革中一旦人民發出聲音，或者說人民的聲音一旦開始左右改革進程，必遭彈壓與清洗，胡與趙的悲劇即在如此。因為中國的改革都是至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至上而下的改革一旦倒逼到政權自己頭上，改革必然會陷入停滯。所以，中國的改革歷來是不徹底的和半途而廢的，一旦陷入停滯，最後不是加速政權潰敗，就是導致社會混亂失序，從而激起大面積的民變、或出現革命。 --《中國政治改革的阻力來自哪裡？》 我們不得不承認，當前中國幾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內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早已喪失殆盡。對於強大的利益集團特別是能夠影響中國改革的人物來說，主動發起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已經幾乎不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了。我們再也看不到力圖有一番作為的改革人物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因為自清末光緒以來，中國力主政治體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曇花一現。 --《中國政治改革的阻力來自哪裡？》 中國之最大內憂就是專制和不受限制的權力。 --《維穩的最大不安定因素就是專制本身》 我們把正確的政體分為三類，即君主制、貴族制（政體）和共和制；這些政體又有三類相應的變體：僭主制或暴君制是君主制的蛻變，寡頭政體是貴族政體的蛻變，平民政體是共和政體的蛻變。 --亞里士多德 在行政集權的一定時代和一定的地區，可能把一個國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結集起來迎來戰爭的凱旋，但卻無補於一個民族的持久的繁榮。我相信民主政府經過時間的推移一定能顯示它的實力，如果一個民主國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個世紀，那麼在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它一定會比相鄰的專制國家更富有，更加人丁興旺，更加繁榮。 --托克維爾 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不少繁榮和盛世，漢代唐代、清代都有盛世，但都在歷史的硝煙中灰飛煙滅。晚清洋務運動中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工業、交通通訊和國防的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是，由於政治民主化制度沒有過關，經濟改革的成就毀於一旦。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中，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發展方向大體是並行的，德國民主化落後於工業化，國內危機導致德國兩次發動世界大戰。日本也有相似的情況。歷史告訴我們，在威權國家，經過一個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後，如不及時進行民主化轉型，經濟發展勢頭將很難長期保持下去。 我們既然意識到這個道理，就應該儘早地在時機、條件比較好的時候來進行制度轉型。近代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強敵強制打開中國的大門，強制改革開放。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以政府為主導實行經濟改革；19世紀末，我們原以為富國強兵就可以達到強國的目的，但是甲午戰爭我們潰敗，這是制度的問題。於是才反思，才有戊戌變法。落後不僅僅是因為經濟落後，是因為制度落後。日本戰勝，是因為有明治維新，有憲法。所以才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提倡開議會、立憲法。如果不是保守政治勢力的阻礙，如果戊戌變法、清末君主立憲改革能夠成功的話，清朝也不至於崩潰，中國就沒有後來40年的戰爭了。加上建國以後又搞階級鬥爭，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花了整整70年的時間付出代價，國家已經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們要在大好形勢下，有一些憂慮，有一些危機感，不要以為經濟改革取得成就就不需要政治改革了。 思想的阻力，還體現在「穩定壓倒一切」和「國情特殊論」。你一談政治體制改革，馬上有人說穩定壓倒一切，免談，改革就不穩定了。一談政治體制改革，馬上就有人說中國的國情特殊，中國的國情是要中國特色。 穩定能不能壓倒一切？穩定當然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沒有一個穩定的制度環境是不可以的，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就是因為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這點毫無疑問。我們需要穩定，誰也不想動亂，但是穩定也不可能是壓倒一切的。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30年》 蔡定劍 中國面臨的改革應該有四個層面：一個是經濟改革，一個是社會改革，一個是行政改革，一個是政治改革。現在我們在做的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市場經濟。社會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獨立、平等的公民社會及其社會結構。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規矩辦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憲政。第一個層面的經濟改革，它不需要民主就可以做到。但是後面三個層面的改革，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30年》 蔡定劍 從改革路徑上來說，當今人們對中國社會發展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中國只能走漸進改革的路。當然，一個國家走什麼路並不完全取決於統治者；但是，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有選擇權。任何社會統治者有非常強的維護現有秩序的惰性（這種惰性常常是眼前既得利益造成），從而蒙蔽統治者「智慧」的頭腦，使其很容易坐失變革的良機。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30年》 蔡定劍 政治體制的改革已經不可拖延。持續30年的經濟改革創造的社會繁榮，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良好時機。問題什麼是漸進的改革？如果說漸進的政治改革是中國需要50年或100年才能民選國家的民意代表和國家領導人，可能難以讓人置信。按現在的全球化趨勢，那個時候也許連主權國家都沒有了。漸進的改革更不能被作為有意推諉改革的理由。這在中國歷史上慈禧的「預備立憲」和國民黨的「訓政立憲」都有其教訓。從現在起認真地、腳踏實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是好的選擇。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30年》 蔡定劍 一個政府，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就兩個事：一個是保持秩序，使一個社會有秩序；一個就是推進進步。但是秩序跟進步之間是有矛盾的。如果過分地強調秩序的話，社會的進步可能就會緩慢，或者不能進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進進步的話，可能會給秩序帶來一定的危險，但是一個好的政府是能推進進步的，而不單單尋求秩序。如果一個社會僅僅尋求維持秩序的話，這個社會就會僵化、死亡。 --《代議制政府》 密爾 改革開放以來提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話題，第一次是1980年，鄧小平講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現了一些民間刊物，威脅了黨的專政，所以剛一年就流產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認真地研討政治體制改革，但發生「六四」又流產了。現在溫總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們再擴大一點看，毛澤東時代也提過兩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但很快變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開始時提到巴黎公社原則，好像有對國家體製做改革的意思，結果演變成十年浩劫。這裡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訓：每一次政治體制改革最後都夭折、流產了，就是因為它觸及了既得利益，到這個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緊接著是專政的強化，強化的結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後又提政改，成了一種循環。所以現在再提政改，要觸及這個核心。 --錢理群 追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改革進行最好的時候，往往是上下互動最好的時候。所謂「上下互動」，即是高層和民間都有同一個共識。一項改革決策的形成，有時候大多不是來自於中央的威權，而更多的是來自於民間的訴求。中央的威權呼應民間的訴求，而民間同樣尊重中央的威權。改革的共識就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形成了。 --徐慶前 現在中國的事情處在世界一體化的環境中。不光是經濟一體化，政治、思想都在一體化，有很多東西對我們有用。台灣、香港也是炎黃一分子，台灣選舉這個現象不可小看，可以請專門研究台灣的人對台灣的選舉做些分析。 --張宏遵 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鄧小平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溫家寶 堅持政治民主化改革，實現政治權力運作的民主化、程序化和法制化。民主是一個重要的合作機制，強調求同存異，而革命是你死我活。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法制機制。民主必須事先通過法制而明確各自的遊戲規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和牛鼻子，就是選舉，就是看你的長官是不是由全體選民選舉產生。同時，要建立起權力的制衡機制。政治體制改革，不闖選舉關，將難以推進。民主不是天生就會，需要一個學習過程，如果什麼事情都要等到條件都成熟後才搞，其實什麼也幹不成，也永遠不會有成熟的一天。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姓「資」姓「社」的新束縛，借鑒人類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的有益成果。 --鍾堅 香港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由英國人治理，香港的最高權力在港督手中，而港督的權力來自英女王的授權，港督下的立法局僅是一個諮詢機構而非最高權力機關。英人治理香港的整個期間始終沒有實行民主政治，但香港在短短150年的時間裡由一個寂寂無聞、並無什麼資源的小漁村迅速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的充滿活力、高度繁榮的大都會，成為舉世聞名的東方之珠，靠的什麼？靠的就是由於英人由於他們母國的文化哲學觀念，由於他們的母國的政治體治，在香港實現了充分的法治，使香港人民享受到了法治下的自由。人民在享受這種自由後，在社會生活中就可以煥發出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而有沒有這種自由，由於有中國大陸在旁做參照物而更顯得愈發珍貴。高度獨立的、高效運作的良好的司法體制，在長期法治環境熏陶下養成知法、遵法、守法習慣的人民，實是英國治理香港留下的最為可貴的遺產。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宜以司法獨立為先步》 何小原 民主政治體制當然不是一種沒有弊病的體制，不過人類並無能力發明一種沒有毛病的體制，因為人類自己是有缺陷的。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宜以司法獨立為先步》 何小原 中國之所以能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由於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災難，使得無論是社會執政的上層和下層都不再有信心和興趣沿著過去的路走下去，皆思改弦易張。上下都有改革的動力和願望，所以經濟體制改革得以啟動，並不斷深化發展，至今持續了三十餘年。而政治體制改革同樣也是一開始就提出的口號，但至今仍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就算是經濟先行，政治隨之，但即使是現在要啟動，也是困難重重。之所以如此，其實大家都明白，是因為有一個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存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不僅不能獲利，而且還要求他們自覺地以社會道義為重，放棄相當的既得利益。與虎謀皮，天下至難之事也！改革初期社會上層和下層都有改革熱望，形成合力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因此我們就需要尋找一個阻力較小的突破口，循序漸進，形成新的改革動力源泉，使得中國的改革大業得以和平漸進，穩妥有序地臻於成功。司法獨立，實現徹底的法治國家應該就是一個較好的突破口。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宜以司法獨立為先步》 何小原 在古希臘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裡，法治和民主制都廣泛存在，在它們的兩者之間，應該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催生的關係。但在根本上，究竟是民主制催生了法治還是法治催生了民主制呢？古希臘的時代離我們已經久遠，史料缺乏，我們現今已很難做出清楚的判斷。我們能夠說的是，在古希臘的世界裡，法治比民主製得到了更廣泛的尊崇，更高的評價。在古希臘的世界裡，不少城邦實行民主制，但也有一些城邦實行王制（斯巴達）或者僭主制（敘拉古）。伯里克利熱情地讚揚了民主制，將雅典譽為全世界的學校。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對民主制評價不高，但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推崇法治。我們須記住，蘇格拉底之所以不願意逃跑，自願接受雅典公民大會對他的死刑判決，走向刑場，他說出來的理由，就是不願意破壞他事先已同意的城邦的法律制度。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宜以司法獨立為先步》 何小原 美國的每一屆新總統在就職典禮時都要將手按在《聖經》之上宣誓捍衛國家憲法，這是至為神聖莊嚴之事，捍衛國家憲法是歐美民主憲政國家元首的第一職責。違憲是極重的罪行，任何一個法官都會極認真地審理。好的憲法，成功的憲法應是組成社會共同體的各方面都真正崇仰、信奉、認可、遵從的那些思想信念和行為準則的體現和結晶，社會各方面都真誠信仰，願意身體力行，願為這些原則在社會上實現而奮鬥，真正捍衛和維護這些權力，而不僅是一部用美麗動人的詞藻裝點起來，然後束之高閣的文獻。也不能是某一君主，某一政黨專橫意志的體現。歷史上失敗的憲法很多。墨西哥的憲法幾乎逐字逐句地照抄了美國憲法，可這並沒有讓墨西哥變成和美國一樣的國家。南美的某個國家每一次政變就會產生一部新憲法，結果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產生了七十多部憲法，完全成了笑話。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劉少奇做為國家主席，拿著國家憲法與紅衛兵對話，也沒有改變被迫害致死的命運，這個悲慘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 獨立後的司法權力當然也是需要而且必須接受其他權力系統的監督制約的，其實僅僅是獨立這一事實就必然要導致它要接受其它權力系統（議會、人大、政府、政黨、新聞輿論、社會團體等）的制約，同時導向各個權力系統之間的制約制衡。凡是獨立的、內涵清晰、邊界清楚的權力都比較容易制約，而含混的，包羅萬象的，沒有清楚的內涵和邊界的權力我們如何能監督制約它呢？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宜以司法獨立為先步》 何小原 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在一戰之前是伊斯蘭教最強大最頑固的堡壘，但在凱末爾高瞻遠囑的領導和周密的策劃改革下，土耳其成為第一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伊斯蘭國家，它現在正積極要求加入歐盟，而其他的伊斯蘭國家至今仍在宗教迷狂的泥淖中掙扎，還有李光耀與新加坡都是政府造就民情的例子。 --何小原 中國領導人力圖避免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在他們看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犯了嚴重錯誤，過快地放鬆了政治控制，導致政權丟失。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仍停留在前現代形式，尚無法提供一個公民直接推舉領導人的選舉機制。這一機制的缺失使中國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也使中國與金磚集團中的其他國家有所不同。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這種缺失的負面影響將愈發明顯，甚至會導致政體不穩。與此同時，如果考慮到中共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我們就更不應低估未來20年中國領導人代際變化的重要影響。 中國領導人的代際變化很可能導致進一步的政治變革。明年上台的第五代領導集體，將是中國第一批在改革開放時代度過大部分工作生涯的領導人。11年後，於2022年接權的第六代領導人則不會對「文化大革命」留有任何記憶。他們面對的將是中國快速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但他們更熟悉外部世界，對中國日益融入其中的全球經濟有獨特的理解，因而對諸多挑戰的反應也會與其前任大相徑庭。這正是許多分析家誤判戈爾巴喬夫的原因所在。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名蘇聯共產黨員，必定全盤繼承前任衣缽。事實的確如此，但他也是1922年斯大林成為蘇共總書記之後最年輕的蘇聯領導人。因此，戈爾巴喬夫走上與其年邁的前任完全不同的道路，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從未放棄政治改革》 芮效儉 司法是任何社會基本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這個防線如果失守，那麼基本社會正義就會蕩然無存。 --《中國的政治改革向何處去？》 鄭永年 司法系統是中國社會最為腐敗的部門之一。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體現在司法方面。 --《中國的政治改革向何處去？》 鄭永年 法律權威得不到確立，國家治理就會變得非常困難。怎麼辦？執政黨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須讓司法相對獨立。 --《中國的政治改革向何處去？》 鄭永年 司法相對獨立是中國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國家制度的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法治。 --《中國的政治改革向何處去？》 鄭永年 儘管現在中國的主體性改革是社會改革，但這並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會改革缺少進展和缺少政治改革有關。要推進社會改革，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不是截然分開的先後兩個階段；但政治改革在當前是輔助性的。較之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並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會上下容易取得共識，因此比較容易進行。但社會改革並不能替代政治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主張，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在先，而民主化在後。 民主政治在西方社會為什麼運作良好，但到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就運作不良呢？主要是國家制度建設問題。 歷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為界，基本國家制度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大眾民主化之前就必須建立的制度。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後就很少有機會了。這類制度對於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最重要。實際上，任何一個（近）現代國家都必須具有這些國家制度。從經驗看，大多數國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軍隊、外交、國防、中央與地方體制（比如聯邦制）、市場經濟、稅收體制、現代銀行體系、基本法律體系、公共住房、教育和醫療以及基本社會保障等很多國家制度的確立和選舉民主沒有什麼關係。很少有國家以民主化為工具進行國家制度建設的。換句話說，在國家制度建設方面，民主化的業績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類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後發生變化的制度。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後得到改善，收入分配製度例如稅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轉型，而傳統的一些特權制度則消亡。第三類是必須在民主化之後發生和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關的制度。 --《中國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徑》 鄭永年 從長遠看，以選舉民主為主體的民主化不可避免。這當然不是說，中國要實現西方式的選舉民主。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民主，需要從中國政治歷史與現實的實踐中去尋找未來。政治問題是經驗性的，道德判斷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中國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徑》 鄭永年 在中國，執政黨只有一個，因為其他黨派和政治團體必須通過執政黨所確定的政治過程參與政治，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性不言自明。因此在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所有關鍵的改革都和執政黨的改革和發展聯繫在一起。 --《中國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徑》 鄭永年 開放最重要，即政治過程向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的利益開放。開放是競爭的前提條件，沒有政治過程向社會開放，不同社會群體的人才就難以參與政治，就談不上競爭了。但競爭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單純選舉，而是選拔基礎之上的選舉。參與就是社會的不同群體參與政治過程。競爭又是參與的前提條件，沒有競爭，就沒有參與。參與既可以是對人才的選拔或者選舉，也可以是對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實的參與。 政治上的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來實現，在中國依靠的是一黨內部多元主義來實現。從中共所經歷的變化來看，它追求一個一黨制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制度。 今天，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很多政治問題，可以用執政黨對內對外的開放性不足來解釋。因此，根據中國文明的特點，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開放式建黨，實現開放政治。 --《中國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徑》 鄭永年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物之既形而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張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受賄如同搶劫，人們始終認為，受賄者與竊賊是一丘之貉。 --切斯特菲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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