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憤」和「實錄」 ——我的《隨想》

06-15

「怨憤」和「實錄」

——我的《隨想》

怨憤生文是文學心本源說的一個證據。情動於心，自然流露，容易言之有物，不做無病呻吟，為文而文。心有所怨，情有所寄，不能自已。凡是能打動讀者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幾乎不能例外。怨憤生文，可以追溯到《詩經》：《十月之交》是憤文，《正月》是憤文，《鴇羽》是怨文，《氓》是怨文。就連大名鼎鼎的精典且精美的《蒹葭》也是那個痴情男子希望「溯洄從之」的無窮思念中滿含著「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的一絲怨情，只是這「怨」含蓄朦朧凄迷哀婉，「不直說」而已。怨憤不止在詩歌。《水滸傳》稱為「憤書」，蒲松齡自稱《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老殘遊記》的作者在《自敘》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於《紅樓夢》……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照他這個意見來看，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中國作家哭泣史，怨憤史。　　怨憤生文，不平則鳴，這怨憤須是具有「典型意義」，還須是反映時代的怨憤，鳴時代不平，作家的真情實感來自於現實生活的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悲憤，「是以一國之事，合一人之體」，否則易成謗文。比如屈原，那個時代，諸侯兼并戰爭空前激烈，統一局面即將出現，各國變法相遞進行。統一天下，非秦即楚。屈子怨恨楚王在這樣歷史的緊要關頭「聽之不聰也，讒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目光短淺，昏庸貪利，使楚國步步走向衰落。怨恨上官大夫、子蘭等奸臣小人為私利誤國賣國，迫害賢良，加速了楚國的滅亡。他滿懷「存君興國」之志，卻喚不醒昏庸之君，眼看楚國兵挫地削，危亡無日，自己卻被疏失位，救國無門，含恨投江，能無怨乎？那滿腔熱情化成了無比的悲傷和憤慨，寫出了蘊藏愛國激情、滿含血淚、讀之令人催肝裂膽、驚心動魄的《離騷》。古往今來，《離騷》感動、教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屈子乘風去，文章千古留。」這「怨」這「憤」，多麼偉大高尚啊。《離騷》精神成了中華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藝術獨創性上，《離騷》的美人世界、神話世界、香草世界和對楚地民歌的改造升華不僅開自有《詩經》以來又一代新風，而且當時就使之達到一個令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司馬遷也許是最早理解屈原的人。他說屈原是因為「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但被人所讒，致使君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所以「自怨生也」，說《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挈，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類舉邇而見義遠。」，「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的「怨」是隱諱的曲筆，對楚王和自身遭遇「憤」「怨」有度，司馬遷說就像「《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一樣雅正。這種欣賞的態度使我們想起孔子評價《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思無邪」。司馬遷其實是在說自己。他自己也因「替投降匈奴的敗將李陵說了些公允的話，被處腐刑。」，「這對他內心產生了深重的影響」，「怨」而生文，發憤著書，激情來自於胸中積鬱，「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賢聖發之所作也」一段議論事實清楚，論據充分，怨而不哀，精彩絕倫，無可辯駁。　　與《離騷》不同的是，司馬遷含「怨」著文是另一種筆法。作為歷史學家，他的「怨」在《史記》中更多地體現在「實錄」精神上，並且在那個時代就達到了在今天我們看來都非常值得稱頌和學習的高度。他並不以個人好惡來寫歷史，「作者受到漢武帝的殘酷打擊和迫害，但在《史記》中，他並不發泄私憤，而是客觀地記述武帝的事迹，既記述他的功績也不避諱他的殘忍和好大喜功以及求仙訪道、追求長生不老等可笑事實。對漢高祖，也是既寫了劉邦的推翻暴秦、統一天下的偉大歷史作用，他的知人善任、深謀遠慮的政治家風采，也揭露了他的虛偽、狡詐、殘忍和無賴的流氓嘴臉。」他能夠盡量做到既不「為尊者諱」，也不隱卑者功，甚至連造反失敗的陳勝都可以列入「世家」。他認真負責地用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述了中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年間，凡三千來年曆代帝王的生平事迹，各個歷史時期簡單的大事記，天文地理、龜策貨殖、滑稽酷吏、甚至能工巧匠也一併「實錄」。對不僅為後代子孫保留了豐富的歷史，也為後來撰史者樹立了一條「實錄」的榜樣。從此，中國史學有了所謂「明鏡高懸，妍蚩畢露」和「虛空傳響，清濁必聞」的傳統，即對歷史人物不虛美，也不隱惡，「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寓褒貶，別善惡」。可以說，中國如果沒有個把皇帝，仍是中國，「不廢江河萬古流」；沒有若干名著，只會引起遺憾，或有所缺；但如果沒有《史記》，中國連「根」都成問題了，豈止在今天！　　「怨憤」和「實錄」其實難以分開。《詩經》中《七月》和《伐檀》就是勞動者的「怨憤」和「實錄」。中國詩歌「怨憤」和「實錄」精神流傳不息，成了中國文學史一個耀眼的亮點。你讀《古詩十九首》中《十五從軍征》，讀曹操《嵩里行》，讀王粲《七哀詩》，一幅漢末群雄並起、戰亂不已、田園荒蕪、親人盡死、白骨遍野的悲慘景象是否生哀痛之心和歷歷在目之感？你讀有「詩史」之稱的杜甫作品如《兵車行》、《石壕吏》等，似乎看到了號為盛唐的王朝在天寶年間窮兵黷武、賦稅繁重、荒淫昏庸，終於釀成「安史之亂」，造成國破家亡、百姓離散，國家無兵可征的慘象，能不痛心疾首？至於張元干《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陸遊《關山月》、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詞，面對外族入侵，統治者不思抵抗、只求一時偏安曲膝投降、步步走向滅亡，以及忠臣義士棄家忘身、精忠報國、大義凜然、傲骨錚錚的高大形象更是讓人看到了黑白立分、忠奸兩道、不禁潸然淚下，頓生咬牙切齒、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之情！　　因「怨憤」可以生文，且又「實錄」，引起歷代統治者的驚慌。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孔子是「為尊者諱」的，「實錄」精神有限。我們讀《史記》，卻能看到楚王荒淫，秦王暴政，（秦）二世昏庸，（漢）高祖無賴，呂后歹毒……凡此種種「實錄」，懼者豈只在「亂臣賊子」？文字獄因此而生，有時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連出「維止」作文的考官和寫「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遊戲詩人都要掉腦袋。偏偏中國又有「興觀群怨」的文學傳統，文人不能改其癖，「聖人」不能容其胸，文學與政治恩怨難解，悲劇從此多矣。這樣說來，「實錄」不是資料齊全與否問題，也不是學識深淺問題，更不是文筆工夫如何問題，首先是勇氣夠不夠的問題，「浩然之氣」養成與否的問題。你說他干預政治，《離騷》發自己心中不平的塊壘，對楚王是批評是污衊仰或鼓吹「造反」？你說《史記》「頗謬於聖人」但「聖人」自謬而不許「實錄」算什麼東西！今天的年輕人不信，說在中國，史官「實錄」有罪嗎？我翻開史書請他們看那個被君王威逼不許「實錄」而不肯從的終於被殺頭的董姓父子兩代史官以及……不能說了！一個國家如果現代史無，近代史亂，古代史謬，不懂、不肯、不許「實錄」一定是重要原因。勝為王，敗為寇，「亂世英雄起四方」，「你方唱罷我登台」，似是而非，歷史變成娼妓院，文人甘為階下奴，讓人噁心。　　中國有《離騷》幸甚。中國有《史記》，幸甚。　　如果「怨憤」文章和「實錄」精神成了絕唱，則中國哀甚。

我是有感而發，但不是「憤青」！我真正相信，事情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中國文人的使命感從來就存在和發展著，如文學藝術作品對腐敗問題的揭露即使現在也沒有中斷過。看完「怨憤」和「實錄」，應該承認這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我們不能因為有一些人的不良行為，否認這一傳統，董狐之所以受人敬重，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