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電視節目低俗化問題

淺議電視節目低俗化問題

張春林

摘要：以「性」為看點渲染兩性話題、以殘忍為噱頭放大人性之惡、以惡搞為笑料顛覆傳統文化、以窺探為資本暴露個人隱私是當前電視節目低俗化的主要表現。電視節目低俗化的惡性競爭，既不利於電視業的健康發展，又不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建設，遏制並防範電視節目的低俗化刻不容緩。本文認為，應該從建立「收視率」與「滿意度」結合的評價體系、強化對電視節目全程監督管理、提升電視人的專業素養等方面來遏制電視節目低俗化趨勢。

關鍵詞：電視、低俗化、問題、防範

近年來，在收視率的瘋狂追逐中，一場席捲我國電視業的低俗之風愈演愈烈，電視節目品位大幅降低。電視節目低俗化的惡性競爭，既不利於電視業的健康發展，又不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建設。因此，遏制並防範電視節目的低俗化刻不容緩。

一、電視節目低俗化的表現

（一）以「性」為看點，渲染兩性話題

一時間，「性」成為電視吸引觀眾的強有力賣點。湖南電視台娛樂頻道2003年就推出過一個名為《星氣象》的天氣播報節目。主持該節目的妙齡「星姐」身著艷裝躺在沙發上大「秀」美腿，播報的內容也與權威發布的氣象信息差異很大；而且該節目從音效、燈光到主持人的台詞都極其曖昧。儘管該頻道總編室一再以節目涉及一定的「娛樂尺度」為由而否認「色情天氣預報」的說法，但迫於各方壓力，不足一個月就被迫取消。此外，部分情感類節目也大打「性」的擦邊球。譬如重慶電視台《今夜不設防》節目，就特別鍾情於婚外情、第三者、出軌、不倫戀、畸形戀等題材，雖然收視率不錯，但終因播出內容和題材的低下而被迫改版。

（二）以殘忍為噱頭，放大人性之惡

部分電視節目以實驗或者教化為借口，毫不負責地肆意播放殘忍鏡頭，內容低俗不堪。2005年，旅遊衛視「怪怪大學堂」就播出了「貓能從四層樓摔下而安然無恙」的活體實驗。一隻掛著彩條的白貓被一個男子從四樓左右高的地方丟下來，旁白還在若無其事地對整個墜落過程進行解說。這一殘忍行徑遭到動物保護者的抗議，迫於輿論壓力，旅遊衛視節目中心負責人不得不道歉，並同時表示節目中心已經做出明確要求，嚴禁播出以動物活體做實驗的節目。一些披露犯罪行為的電視劇也通過展示犯罪細節來吸引觀眾。2007年9月，國家廣電總局發出緊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播以女性犯罪為題材的電視劇《紅問號》，原因是該劇「格調低級庸俗，製作粗劣，播出後產生了不良的社會效果，也給電視劇製作業的整體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

（三）以惡搞為笑料，顛覆傳統文化

部分電視節目一味追求新奇怪異，肆意「惡搞」、「戲說」。不少電視劇製作者為了製造喜劇衝突，不顧歷史，給一個個「聖明」君王編造宮闈秘事、生平事迹、甚至誇張地渲染帝王將相的奇遇、艷史。部分紅色經典也遭遇「改編潮」。譬如根據《苦菜花》改編的電視劇中革命母親與特務發生感情、馮大娘捲入「三角戀」；《紅色娘子軍》中被壓縮到極限的洪常青與吳瓊花之間的感情被渲染、放大，使得該劇儼然成了青春偶像劇；《小兵張嘎》里，鬼子隊長竟然養了一個中國兒子，還在關鍵時刻救出了嘎子。這些橫生枝節的「戲說」和「改編」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嚴肅性和經典性，使得電視節目不可避免地陷入低俗。

（四）以窺探為資本，暴露個人隱私

部分電視節目以窺探為資本、瘋狂暴露個人隱私並以此為噱頭大肆炒作。特別是一些娛樂節目，狗仔們總是以偷窺明星們的私生活為榮，並使盡渾身解數讓高不可攀的明星們隱私得到最大限度的曝光。2008年的「艷照門」事件被媒體整整炒作了一個月，原本早就該平息的事件硬是被娛記們不停地挖掘出「新料」，使得這樣嚴重違背倫理道德的不雅事件硬是被大家茶餘飯後津津樂道了一個多月。而回頭看看，許多電視節目里對此事的報道都無非只是專註於事件的細枝末節、不停地報料事件所牽涉的明星們的婚姻狀況、感情歷史等等，內容可謂無聊低俗至極。當一個個節目因為「艷照門」而收視率飆升時，似乎已經很少有人想到：電視節目在滿足觀眾窺視欲的同時更應該引導觀眾朝著理性的方面深入思考。

二、電視節目低俗化的成因

（一）客觀上，機制不健全

從立法機制來看，許多國家都有打擊和制止電視傳播中低俗不雅現象的相關法規，如美國《聯邦通訊法》確立了「公正原則」及限制「不體面節目原則」，英國《獨立電視委員會節目準則》對可能發生的低俗不雅、色情現象進行限制等。而1997年我國頒布的《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內容仍比較寬泛，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使得有關部門在依法實施管理的時候仍然出現「無確切相應條款」的政策困境，給許多低俗電視節目提供了大打政策擦邊球的機會。

從監管機制來看，多數國家都設有專門的機構對電視傳播進行直接監管。例如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韓國的廣播委員會（KBC）等。而我國雖然從廣電總局到省級廣電局大都建立了廣播電視收聽收看中心，但由於中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職能，其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且不論收聽收看中心有沒有24小時不間斷地監看電視節目，及時發現電視台的違規行為，就算髮現了某電視台播出了低俗不雅的節目，收聽收看中心也沒有節目審查權、處罰權，更沒有對播出機構執照的登記、吊銷權。這樣一種「非電視監管執法機構」的尷尬身份使得收聽收看中心對電視節目的管理力度大打折扣，對播出低俗不雅節目的電視台的處罰不痛不癢。

從經營機制來看，各家電視台狂熱追求收視率的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無非是各方經濟利益的博弈。國外電視台收入主要依靠入戶的數字電視費、電視執照費以及廣告等，前兩部分甚至超過了第三部分。而國內電視台基本上依靠廣告。例如，2006年，我國電視廣告收入與有線電視收視費收入之比為1比0.29。二者的差距之大讓前面提到的電視傳播商業化的形成原因不言而喻。儘管我國現在正在逐步實現模擬電視向數字電視轉換，有線電視產業的盈利模式也將從「以廣告收入為主」向「廣告＋收費並重」轉化，但要想讓中國電視早日擺脫對廣告利潤的白熱化競爭恐怕還需要任重而道遠的一系列經營機制改革。

（二）主觀上，自律他律不到位

從自律來看，部分電視媒體無原則地一味迎合觀眾，只要是觀眾「對口味」的節目，不管是否媚俗、是否低俗、是否惡俗，統統搬上熒幕。這樣對「受眾中心論」的無限泛化無疑將造成電視節目低俗化成風。「我們的傳播如果仍然停留在只是反映和表現大眾的層面上，只是跟在大眾的後面，當大眾的尾巴，而不能幫助大眾對各種觀念意識和文化價值做一番認真的審視，那麼，我們的傳播就要被歷史所降格，所貶低，甚至於被淘汰。」[1]（P85）媒體屈就大眾低俗的收視習慣無疑是培養一部分庸眾收視慣性，損害最大多數受眾對文化的需求。就在收視率越來越受到重視並成為電視欄目、電視從業者重要考察指標的情況下，一種將收視率導向「神化」的現象已經出現。我們暫且不從技術層面上來批評它的客觀性，僅從節目質量和媒體責任的角度，單靠觀眾對節目選擇的喜好來決定節目的走向，恐怕媒體失去了「把關人」本身應盡的義務。正如重慶電視台台長李曉楓所言：「收視率是集體無意識的反映，受大眾消費心理的引導，那麼這種以收視率為導向，跟著這種收視率走，追求高收視率，就是迎合，就是媚俗。」[2]

從他律來看，國外行業協會對制止低俗電視節目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新聞協會制定的《新聞倫理綱要》，韓國新聞協會、廣播編輯人協會和記者協會制定的《新聞道德實踐綱要》等都明確對新聞報道的品味提出了要求，從而禁止了許多低俗不雅內容的傳播。而我國的廣播電視協會、記者協會在行業監督和行業自律方面還很乏力。它們對低俗電視節目的整頓力度不夠，除了在行業內進行通告、警示外，很少有其他利益攸關的處罰舉措。2007年8月，當廣電總局向《第一次心動》亮出國內選秀節目的第一張「紅牌」時，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就表示：「實際上，這次『紅牌』可以不通過政府行為，而是通過行業行為來管理……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構，於是就只能靠政府出面了。」[3]行業協會監督的不得力為電視節目的低俗化一路開了綠燈。

三、電視節目低俗化的防範

（一）建立「收視率」與「滿意度」結合的評價體系

不管是「泛化的受眾中心論」還是「收視率至上論」，反映的都是媒體對電視節目質量的評估標準問題。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就應該建立收視率與滿意度結合的電視節目評價體系。所謂電視滿意度，國外稱為欣賞指數（Appreciation Index），是用以測量觀眾對電視節目喜好與評價的一項指標，與收視率這個「數量」指標相比，滿意度實際上是一個「質量」指標。[4]（P23-24）這一「質量指標」恰恰是對收視率的一個重要補充。收視率高，並不意味著節目受好評，而後者才是節目成功與否的一個更具價值的衡量標準。被譽為年度選秀節目「黑馬」的《第一次心動》，收視率位居同期全國綜藝娛樂節目榜首，卻被廣電總局以「評委言行舉止失態」、「內容格調低下」為由緊急叫停。這就顯示了「收視率」與「節目品質」之間的錯位甚至是矛盾。有關調查顯示，除去不了解《第一次心動》節目內容和性質者，96.4%的受訪者給廣電總局此局投了贊成票。與此相應，95.4%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的電視節目存在低俗化趨勢。[5][11]可見，收視率反映出來的「叫座」節目並不一定是觀眾心目中的「叫好」節目。只有恰到好處地將「收視率」與「電視滿意度」結合時，電視節目評價體系才會更加完善，電視節目品質才會得到進一步提升。

（二）強化對電視節目全程監督管理

首先，低俗當頭「禁」為快。一旦發現低俗化的電視節目，有關部門就應該立即下令整頓或禁止，把對觀眾的毒害和對輿論導向的影響降到最低。廣電總局2007年就下令整頓了一系列低俗化電視節目：4月9日，要求全面抵制低俗之風；7月13日，電視競猜類節目被整頓；8月2日，性暗示廣告被叫停；8月15日，選秀節目《第一次心動》被叫停；8月23日，群眾參與的整容變性節目被禁等。一紙禁令雖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但卻恰恰是最為直接、最為迅速的辦法。

其次，防範為主「堵」為先。地方電視台一般對節目實行「三審制」，三級審查、多級過濾。各省上星的節目還要接受國家、省兩級廣播電視中心的收聽收看中心的監控。這些監管手段對防止低俗化電視節目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操作過程中還是有監管不力的現象。《第一次心動》鬧劇之所以被全程直播直播，據稱是因為相關負責人在開會、住院等巧合造成，這樣的「巧合」背後恐怕存在著一定的「必然」。現場難以把控的選秀類節目是否應該被允許搞直播？直播類電視節目又怎樣責任到人？這一系列問題才應該是我們透過「巧合」思考的本質。顯然，只有將節目審查的管理機制進一步完善，才能有效防範電視節目低俗化現象蔓延。

再次，解決根本「疏」為道。「禁」和「堵」都不是長遠之計，要從根本上遏制低俗，還應當以「疏通」為主要辦法。一些電視台之所以青睞低俗節目，關鍵是經濟利益的驅使。如果只是用政策去規制，很難保證藥到病除。因此，切實從體制上解決電視檯面臨的經濟壓力，才是「疏通」的根本。我國可適當學習國外將公共電視台與商業電視台分開的做法。由政府的資助建立公共服務電視，不以贏利為目的，不以收視率作為衡量節目質量的標準，專門製作、播放、傳播一些品味比較高的節目。而商業電視台則加大對電視收視費的收取比例，進而緩解其在廣告收入方面的壓力。

（三）提升電視人的專業素養

國家廣電總局副總編輯黃勇曾在首屆中國媒介素養教育國際研討會上表示：「傳播人才和媒介從業人員的素養最終會影響受眾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取向，因此，加強傳者的媒介素養教育尤為重要」。[6]導向決定生存，市場決定發展，而素養又決定導向。在這樣的一種決定論中，電視人是否具備應有的職業道德素養，是否具備對受眾、對電視行業、對社會的責任心顯得至關重要。因此，如何提升電視人的專業素養將成為解決電視節目低俗化現象的一個長久性話題。而作為電視媒體而言，把電視人的素質培養納入傳媒發展的整體規劃恐怕是當務之急，也是固本培元的基本途徑。

（原載《電影文學》2008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