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70後」女作家的新鄉土敘事丨劉瓊
日前，《大風》先後入選《人民日報》2016年度五部文學作品推薦、2016「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榜、中國小說學會2016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受到各界一致好評。
十年求生史，四代人漂流記。
最卑微的小人物，眾聲喧嘩的多聲部敘述。七十年，四代人，淪落、遷徙、改名換姓、奮力圖存、尋祖覓蹤、自我放逐……
漏洞百出的謊言掩飾著求活的艱辛，被謊言包裹的憤怒演化成異常的性格，怪誕的舉止引發異常的風波，祖宗的烙印無形中鐫刻於子孫的血液。憤怒、迷茫、抑鬱及尋覓，歷史車輪悄無聲息地向前，這四代人的生活、性格以及各自的下落，經由他們各自的講述，斷續成為完整。生存成為信念，沉重和眼淚變成一種機智，甚至變成一種滑稽，風雲變幻似乎在他們身上看不出痕迹，但是，每一道紋理都寫著：命運和中國。
老實說，現有的大量的鄉土書寫與中國鄉村現狀並不匹配：一是不能真實地再現鄉村現實的複雜性；二是敘事陳舊，墮入模式化和淺表化。
解決第一個問題，應首先解決作家自身的認知。今天的鄉村無論貧窮還是富裕，都不能擺脫「21世紀」和「中國特色」這個時空背景。上世紀末以來，時代變革和歷史轉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深刻的影響，其中鄉村變化最明顯。傳統的中國鄉村，詩意、安穩，也閉塞、保守、貧窮。遭遇激變後的鄉村，還有詩意和安穩嗎？還閉塞、保守、貧窮嗎？作為寫作者，哪怕只是寫一個角落，也應看到鄉村整體現實。整體經驗的匱乏，導致許多鄉土寫作簡單粗暴，對鄉村現實進行著錯誤想像和傳播：鄉村毀滅，現代文明和農耕文明二元對立。而這反過來又會加深整個社會對鄉村現實的誤讀。
文學寫作中的認知度，表現為文學處理現實經驗的能力。時至今日，在先鋒寫作將鄉土敘事寓言化改道之後，我們終於再一次意識到，對複雜現實的忠實表現更加考驗寫作的能力。從鄉土書寫獲得突破這個角度，我要對幾位「70後」女作家近年來的表現致敬，無論是「認知」還是「技術」，她們都很出色。這其中，便有李鳳群。
在中國社會向小康社會努力的進程中，鄉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重要問題。如果我們對農村社會有所了解，就會明白，今天這個問題比較起四十年前甚至更加複雜。複雜性一部分來自農村社會客體改造推進的困難，一部分來自農民主體分層的加劇。
什麼是農民？依靠土地及其生產方式謀生的當然是農民，進城務工者雖然暫時脫離土地，但他們的住房、親人和精神歸宿還在土地上，他們是不是農民？他們還想回來嗎？還回得來嗎？身份和身份感是最大的政治，既是經濟來源，更是精神構成。農村社會最終呈現狀態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前途和命運，對於農民的存在感、幸福感和發展權利，今天的失語和誤讀，都是罪過。
李鳳群的長篇小說《大風》，可以看作是一部關於中國農民身份和身份感的寫作。
書名：《大風》
作者：李鳳群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07
這部作品打破了家族史慣常的線性時間敘事模式，採用穹頂式空間敘事策略，「身份」是穹頂結構的頂點，從不同的方向，用不同的敘事角度，書寫一個家族四代人身上延續下來的，不同形式的對於身份的追求、選擇以及痛感。隨著時間和事件的流逝，痛感在不同主體間轉移，痛感的動力、緣起也在轉移，反擊痛感的方式也在轉移。四代人各自立場和視角，差異的聲音，混合為一部江心洲農民命運交響樂。其明確的主體旋律是，在時間和時代的局限面前，人對自身命運的把握和反抗，主要表現為對空間的搬移和選擇。面對「身份」這一敏感、「形而上」、重要的生命經驗，《大風》放棄了傳統鄉土敘事的寫實模式，採用心理敘事乃至魔幻寫實的敘事策略，這種復調講述方法便於人物命運的空間搬移，表現出對比、疊加和混響效果。
梅子傑，是這部長篇小說里最奇怪、最有意味的存在。作品中，梅子傑是第一個也是出場次數較多的講述者。他是江心洲張家第三代張文亮的私生子。他從一出生就沒有合法身份，他的存在似乎一直被張家忽視，這種「身份感」的曲折，讓他的講述具有超越年齡的滄桑和寬諒。張家第二代張廣深是關鍵人物，他經歷張家整個家族的身份巨變——從地主喬裝成赤貧的農民，他的姓名被父親由梅學文改成了張廣深。第一章，五歲的張廣深半夜被父母從床上叫醒，一家人喬裝改扮後出逃，一路坎坷，最後隱居在烏源溝，父親變成老農張長工，母親裝扮成啞巴，經歷劇變，張廣深成為傻子。這個傻子張廣深後來成為江心洲上富裕農民許家的上門毛腳女婿。傻大黑粗的毛腳女婿因為貧窮被嘲笑，後來成為不斷虧本的小生意人。整部作品裡，張廣深的講述最具有歷史感，並且語氣是怒氣沖沖，戲劇性強。最平和的講述人除了第四代張文豪之外，就是張文亮。張文亮按理說不應該平和，他的身份本身有兩重困惑：一是倫理困惑，隨母親姓許後又被改姓張；一是政治地位和經濟前途困惑，以致拋棄女朋友，逃離江心洲和鳳凰鎮，尋找新的生活。張文亮的女朋友生下私生子，這就是作品裡第一個出場的梅子傑。梅是張家的本姓。張文亮還有一個婚生子張子豪。看張文亮的前史，他應該是被施以唾棄的人。但是，從張文亮的處境、出路和經歷，他是我們這個時代許多脫離了土地的農民的命運或經歷的一個縮影。為了擺脫一眼看得見前途的固有生活，他們付出了情感代價、道德代價、倫理代價、尊嚴代價，換來了城市身份，換來了經濟地位，心態表面上基本平和了，但路途中經受的傷痛無法避免。不同歷史時期的四代人看起來在為不同的身份煎熬，關鍵詞只有一個「生存」：土改時期的第一代是保全生命的生存，江心洲時期的第二代是姓氏的生存，開坪、上海時期的第三代是經濟身份改善的生存，鳳凰鎮上的第四代是倫理身份的生存。
在江心洲與陸地之間的鳳凰鎮江壩上，未被認可的私生子和他被遺棄的母親在此卑微地生活。遺棄他們母子的張文亮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嗎？我這麼說，似乎滿紙都是質問。其實不是。在經濟身份改善後，大家都在老太爺的聲音召喚中回到了江心洲，回到了生命的家園，這是隱喻的完成，也是李鳳群對鄉土生活經驗的認知。寫作是作家對於現實世界和人生經驗的認知和處理，《大風》這種處理看起來有理想主義色彩，其實是對現實的清醒——返鄉在個別農村正成為一種潮流。作品對於鄉土的體認和建構既是新鮮的、反常的，又是有倫理和邏輯依據的，是可信的。
我注意到李鳳群，完全是因為她前幾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大江邊》。一個幾乎名不見經傳的「70後」女作家，平地驚雷，突然拿出一部長江流域農民百年家族史。它的出色不僅是人物獨特、經驗罕見、痛感強烈，而主要是在豐沛細膩的女性書寫之外，表現出令人驚訝的「雄性」氣質：文字粗糲、有力、筋骨凸現，彷彿每個字都是咬緊牙關寫出來的，此其一；其二，結構清晰流暢，線索交叉繁多，節奏卻張弛不亂，把控能力強。在《大江邊》里，李鳳群為中國當代鄉土寫作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文學空間和地理空間：江心洲。
江心洲是距離陸地不遠的凸出於長江水面的小片土地，因為面積小，連島都算不上，但是由於長江下遊人口多土地少，人們被迫選擇上「洲」生活。比較起陸地，江心洲是不宜生存的生存之所，生產資料匱乏，生活貧窮、孤獨。它既是被主體離棄的角落，又是時代風潮裹挾下的鄉土，在李鳳群的文字里，江心洲成為獨特的文學意象和隱喻，是傳統生活和生產方式的一類博物館。江心洲是李鳳群的鄉愁，也是她用文字建立的精神鄉土。我以為《大風》會承繼《大江邊》已經被激賞的文風，然而，作家完全拋棄了《大江邊》，這部《大風》對於李鳳群來說是「空穴來風」。
事實表明，一個吸引人的敘事一定存在技巧之外的追求，這就是敘事狂歡後的意義沉澱。李鳳群作為一個鄉村走到城市的「70後」女作家，鄉村生活只是前經驗，但《大風》卻寫出了當下經驗和文化實質，這很不簡單。
《大風》寫到鳳凰鎮和上海，這是空間移動後的新空間，但江心洲仍然是做出道場的螺螄殼，四代農民都集合在江心洲上，作品的開頭和收尾也都落在這個點上。與《大江邊》質樸有力的敘事風格相比，《大風》變洋氣了。所謂洋氣，是因為《大風》不像李鳳群，倒像福克納。如果說《大江邊》是代入主體情感的宣洩和抒情，《大風》則刻意與人物保持距離，企圖通過隱喻式的寫作，向一種先鋒寫作靠攏。在這個保持距離的敘事中，價值傾向、情感傾向甚至倫理傾向都暫時擱置，而講述中的調侃和戲謔，還原了相對客觀的人物關係和人物狀態。用多維視角和多維坐標透視現實，講出真實，這的確是福克納式的陰謀。當然，不是福克納式的復調就一定高級，也不是川端康成式的抒情就一定落後。每個故事都應該有匹配的講述方式。
看到《大風》這副洋氣的模樣，我也似乎不應該感到奇怪。與李鳳群只有短暫的兩面之緣，寥寥數語間，她的敏感而直接甚至熱烈的氣質給我留下深刻感受。她讓我想起了南方街頭常常栽種的泡桐樹，泡桐吃水，成長很快，紫色的大花一樹一樹，一雨過後落花委地，踩上去是厚厚的質感，倒不那麼覺得心疼。隔著寬寬的太平洋，這兩年，李鳳群離開江城南京，旅居美國，但旅居美國不是李鳳群寫作變洋氣的必然理由，《大風》的文風寫作，再次證明李鳳群是個野心勃勃的女作家。野心勃勃，對於一個寫作者，當然是必須的。
我願意向許多人推薦《大風》，還有《大江邊》，是因為在我成長的空間，我也屢屢看到江心洲，江水漲起的時候，遠遠看去只有影影綽綽的房頂，江水退去的時候，那裡是綠樹紅磚。我也認為，李鳳群寫出了一種現實。
還有，無論是《大江邊》，還是《大風》，江心洲都不是孤島，連接它的有渡船。也許，我們還可以從這個層面來理解。
（作者系《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評論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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