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有春運？

算上806期《春運買票難 網友最明白》，09年我們會操作「春運三部曲」。第一部曬民情，讓人明白看到；第二部推理，編輯自己也想一想明白。簡單說，如果沒有千萬民工像候鳥一樣經年在城鄉間遷徙，便沒有春運。我們也曾想過擬標題《中國農民工為何像候鳥》，但後來覺得，不要這樣。農民工和城裡人一樣，本該過不折騰的生活。輕快地把人比作鳥，雖然符合事實，但那是不對的。

第809期

算上806期《春運買票難 網友最明白》，09年我們會操作「春運三部曲」。第一部曬民情，讓人明白看到；第二部推理，編輯自己也想一想明白。簡單說，如果沒有千萬民工像候鳥一樣經年在城鄉間遷徙，便沒有春運。我們也曾想過擬標題《中國農民工為何像候鳥》，但後來覺得，不要這樣。農民工和城裡人一樣，本該過不折騰的生活。輕快地把人比作鳥，雖然符合事實，但那是不對的。

第809期

算上806期《春運買票難 網友最明白》，09年我們會操作「春運三部曲」。第一部曬民情，讓人明白看到；第二部推理，編輯自己也想一想明白。簡單說，如果沒有千萬民工像候鳥一樣經年在城鄉間遷徙，便沒有春運。我們也曾想過擬標題《中國農民工為何像候鳥》，但後來覺得，不要這樣。農民工和城裡人一樣，本該過不折騰的生活。輕快地把人比作鳥，雖然符合事實，但那是不對的。

第809期

算上806期《春運買票難 網友最明白》，09年我們會操作「春運三部曲」。第一部曬民情，讓人明白看到；第二部推理，編輯自己也想一想明白。簡單說，如果沒有千萬民工像候鳥一樣經年在城鄉間遷徙，便沒有春運。我們也曾想過擬標題《中國農民工為何像候鳥》，但後來覺得，不要這樣。農民工和城裡人一樣，本該過不折騰的生活。輕快地把人比作鳥，雖然符合事實，但那是不對的。

第809期

第一個原因：地理決定東西差異歐洲的城市化是相對均勻的城市化，城市星羅棋布，經濟發展也比較均衡，是因為是歐洲大陸普遍適合人居，氣候與自然條件差異不大。中國三分之二的領土是不宜人居也不能承載過多人口的高原高山和內陸草原荒漠，人口必然集中於東部和中部地區。第二個原因：製造業階段要求人口集中傳統工業特別是製造業有集中的客觀要求，集中度越高，效益越好；同時，工業越集中，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的分攤治理成本越低。另外，中國的工業在一段時期內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將佔有很大比重，更要求工廠布點於沿海港口附近。還有個奇特的因素，那就是工業離開沿海向內陸走一步，對企業都是艱難的長征。企業集中，企業平均承受的吃拿卡要的壓力就會小一些特大城市化,一條無可奈何的路 中國網　 余日網上一個"磚家"的文章正挨飛來的板磚,想起了我以前寫的這篇文章.我也認為特大城市或是城市群化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磚家"說對了,只是這城市化城市群化是天然的,是經濟規律自然形成的,不是象那"磚家"一廂情願圖上作業的,甚至不是按聖旨"建設"的.現實中，我們已經有活生生的例子．東北是老工業基地吧？當初沒少花錢,今天怎麼樣?說句我也不願說的話,絕無其它意思,只是個事實.這些年,東北什麼出名?除了二王,就是小姐了.**(想來想去還是刪掉這個地名吧,一個老工業基地)桑拿小姐差不多成了品牌.那麼,我們的特大城市會出現嗎?會在哪裡呢?其實,我們的特大城市群已經出現了,只是"磚家"們視而不見或是不願承認罷了.長三角和珠三角都已經出現了特大城市群，只是統計的人口規模暫還沒有磚家設計的那麼大．深圳有多少人?官方統計一千二百萬吧,東莞有多少人?各種口徑綜合,七百到一千萬吧(看磚家多搞笑,要在二十年後將東莞建成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不管磚家還是官方怎麼認識,香港深圳東莞其實就是個一體的城市群.香港是龍頭,深圳(關外)和東莞是香港幅射的工業區.香港有鐵絲網攔著不算,深圳加東莞已經有了二千多萬人，離磚家標準的特大城市群還有點距離．但是，我們看看這二千萬是什麼人呢?在深圳寶安區的＂街道＂，如龍華、松崗，東莞的「鎮」，如長安、塘廈，這都是人口四五十萬，相當於內地一個中等城市，進出口頂內地一個省的特大"街"或"鎮"，在這些地方，你到處走走，你會發現人口結構很奇特，二三十歲的佔了行人的絕大部分，老人和孩子都很少。也就是說,深圳、東莞城市群的現有人口全部是正值青年的勞動人口,而供養人口,在勞動年齡以外靠勞動者供養生活的人口比例很低。勞動者在這裡工作,在這裡卻沒有家!這是個在中國大陸以外別的地方找不到的畸型的城市,一個由純勞動者構成的城市.勞動者的家人,他們的供養人口在農村老家.深圳和東莞是這樣,廣州和佛山是這樣,長三角,寧杭經濟區也是這樣.我們的人口學家有意無意的忽略了這麼個問題．我們的城市化,統計進去的大多數是勞動人口，而留在農村的那些供養人口，是統計為農村人口的．這部分農村人口，我說它是人口經濟學上的＂假人＂，他們反倒是真正的＂暫住人口＂，只是暫住在農村．一旦這些農村＂暫住人口＂向城市轉移的人為限制消除，＂城市化人口＂的比率就會訊速上升．也就是說，只要我們現有的城市群消除人倫畸型，返歸自然,勞動者能有個人倫的生活,他們的供養人口和勞動者本人生活在一個城市,這些城市的人口立即就會翻倍,數個五千萬的城市群其實已經形成了.我們常常炫耀的沒有貧民窟，是以犧牲人倫為代價的．違反人倫的事總不能長久.關鍵是,人倫究竟是以現在農村的供養人口來到勞動人口所在的城市實現呢,還是以現在的勞動人口將來回到農村實現?這裡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工業會不會轉移,會有多大程度的轉移.撥轉地球儀．在陸地面積廣闊又最宜人居的北溫帶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集中了地球上的一半以上的人口．而這東西兩端人口的生活質量對比卻是那麼明顯，西邊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富裕的地區的七億歐洲人；東邊，主要是十三億的中國大陸人，差不多是地球上最窮的人類．歐亞大陸的西端，歐洲，是最早城市化的地區，它的城市化是相對均勻的城市化，城市星羅棋布，經濟發展也比較均衡．雖然由於經濟以外的原因，東歐近幾十年與西歐的差距擴大了，但這種差距在政治變革後會很快縮小．歐洲模式的城市化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歐洲大陸普遍適合人居，氣候與自然條件差異不大；二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小國政體．對比中國．自然條件上，中國和歐洲不同，三分之二的領土是不宜人居也不能承載過多人口的高原高山和內陸草原荒漠，人口必然集中於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口絕對數大，宜居面積小，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的規模必然大於歐洲．自然條件方面，中國和美國有點相似，而美國的城市就相對集中，規模也比歐洲大．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如果是美國模式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規模就將是美國的四倍！換一種說法應該更準確：中國和美國的耕地面積接近，只能承載差不多相同的農業勞動者（當然可能會有日本些精耕細作與美國式大農業的差別，但農業勞動力數量的差距相對中國的十三億人口可以忽略不計），那麼，除了這些農業勞動力及供養人口，一個億吧，其餘的十二億要全部居住在城市！美國的城市化率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有二億五六千萬城市人口，中國將有至少十二億，也就是會五倍於美國！除了人口和自然條件的因素，經濟發展階段也決定了現階段的中國，人口的集中度要高於歐美．傳統工業特別是製造業有集中的客觀要求，集中度越高，效益越好．工廠集中帶來了人口集中，人隨工廠走而不是工廠隨人走．中國經濟剛剛開始向現代經濟發展，決定了中國的工業在一段時期內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將佔有很大比重，而這種出口加工型工業，更要求工廠布點於沿海港口附近。而歐美已經進入後工業化階段，軟經濟的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要遠高於以製造業為主的中國，而軟經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費用低，有分散的條件。另一方面，他們信息交通的基礎也遠好於中國．環境成本也是人口集中的重要原因．簡單說，工業越集中，工業污染的分攤治理成本越低；人口越集中，生活污染治理的效率越高，單位人口需要的環境治理成本越低．一個現在一年只扔幾個塑料袋的農村老太太，要是象城市居民那樣生活，每年製造以噸計垃圾，那樣的分散居住的農村，垃圾處理成本之高，是不可想像的。當然，人口過於集中，相應的代價是生活質量下降，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影響中國工業分布進而影響人口分布的，還有個奇特的因素，那就是工業離開沿海向內陸走一步，對企業都是艱難的長征．企業集中，企業平均承受的＂管理＂－－－吃拿卡要，的壓力就會小一些，骨頭多，狗相對少．誰也不敢輕宜去狗多骨頭少的內地．每向內地走一步，企業就要承受多一份的＂關卡＂成本，有形的如公路通行費鐵路的官僚作風，無形的各種攔路虎更多．因此，中國城市的沿海化進而特大化，比經濟自身需要的，還要更甚．工業轉移不是一廂情願的事。第二個問題,如果經濟天然要集中,現在這種供養人口和勞動人口分離的現象會不會出現在這一代勞動人口和他們的子女之間,如現在他們和他們的父母之間一樣?現在的勞動者,二十年後,會不會象他們的父母一樣,回老家領孫子?這個問題屬於「意識」領域的軟問題,不好理論,只能說點感受.我前年春節在上海過．春節前一天，特地去奉賢海邊星火鎮拜訪已經在那定居多年的一個初中同學．當然，按現在的標準，哪怕你在上海住一輩子，只要沒有戶口那一張紙，那就是暫住，我說的定居是實際意義上的．在那裡，同學開車帶我轉轉．經過一家奶牛場，同學說，這裡的工人全是你老家那個鄉王樓村的．而那個同學夫妻兩邊親戚在海灣鎮的也有十幾人．送別時，我們站在農工商超市門前的公路邊等公交，一會的功夫，同學就打了幾次招呼，這個表哥，那個姨夫．同學兩個孩子，大的在上海讀書，小的跟爺爺奶奶在老家讀書．同學自己開出租，妻子在工廠做管理，在海灣鎮這個地方已經生活了十幾年。按戶口統計，他這一家都是安徽農村人；按實際生活地區算，正好對半，上海三個，老家農村三個．然而，本質上，他們這一家都是上海人，城市人，他們的經濟來源來自於在上海的工作．海灣鎮雖然還只是遠郊，但他們從事的工作已經不是農業．而那在農村的三個，才是無可奈何的「暫住」．我那同學今年四十歲，他肯定還會在上海呆下去，而他的兒女，排除特殊情況，也一定會在上海生活，打工（他們還是＂農民工＂么？我也要心虛了）．最後，留在農村的無依無靠的兩個老人，只要同學經濟條件能過得去，多半也是要接到上海度過最後的幾年，因為同學不可能回老家，回去了就沒有收入．我在老家的叔叔家也是同樣情況。叔叔有五個孩子。現在，我那五個堂弟妹全在長三角做＂農民工＂，家裡是太爺爺（修改此文時，太爺爺已經過世，在08年那個冰雪交加的春節，包括我在內的八個孫輩為風雪所阻無一能送終）、爺爺、奶奶領一群孫子外孫子．去年，我大堂弟的兒子，我的大侄子，初中畢業，也去上海加入了打工隊伍．我們家族誕生了第二代＂農民工＂．這個＂農民工＂真正是一天「農民」也沒當過的，家裡雖然不算富，可一個獨子還是養得很精細，該嬌的嬌該慣的慣，不要說農活了，連家務活也沒做過，＂農民工＂的標籤貼在他身上實在太不合適．這個侄子的身份弄了我這個自認為很有學問的大伯一頭霧水．本來＂農民工＂就夠奇特的了，是農民還是工人？還是昨天是農民今天是工人？這又來個從沒做過一天農民的小＂農民工＂．媽媽的，真應了那句話，沒有什麼奇蹟創造不出來．但我相信,我那堂弟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這個獨子一個人扔在長三角,扔在莘庄之類的上海的工業區,自己回家領孫子了.上面只是兩個我親身感受的例子。其實，這種現象在我老家那樣的內地農村十分普遍。老家那個縣有一百六十萬人口，可靠的數據，有三十多萬人在沿海打工，家裡剩下的全是老人和孩子，經濟上已經完全依靠打工收入反哺的「純消費地區」，商業和房地產業基本靠打工迴流資金支撐。上一代老人已經不可能離開故土，但是，現在的勞動者在他們幾十年老了以後，他們會選擇回到家鄉嗎？他們久已習慣城市生活，他們已飽嘗在城市獨自打拚的艱辛，他們會丟下自己的孩子回到農村老家嗎？我相信大部分不會。那麼，這種奇特的城鄉二元的人口結構還能維持多久？如果他們留在城市，那麼二十年或稍長，現在的沿海城市群就將是特大城市群。中國的人口規模、地理結構和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中國的現代化努力，註定中國要走一條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大城市化＂的道路．不管願意不願意,這是一條無可奈何的路.為了修改這篇文章，我特意去圖書館查閱了關於城市化研究的相關資料。不少研究城市化的學者已經在關注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把它們和新加坡及周邊馬來西亞印尼地區並列為三大發展中「特大城市群」。生活在珠三角，我也留意觀察珠三角的城市化。從珠江邊的東莞石龍鎮（那裡有日本三大手機手產商之一的京瓷集團的生產基地，以前還以為是保溫杯呢）往東，經光學工業集中的石碣鎮、東莞城區，再往南走，是以傢具製鞋鞋材工業聞名有幾家五星級酒店的厚街鎮、高樓林立城市形象不輸任何國內大都市的服裝產業基地虎門鎮、機械五金重鎮長安鎮，再南下接深圳松崗寶安西鄉到寶安城區再接深圳香港，這一帶已經是個綿延一百餘公里的完全城市化的「城市帶」，所謂「鎮」不過是個行政稱謂，和傳統的「鎮」的概念已毫無共同之處。第三個原因：人口紅利加劇以上不平衡所謂人口紅利，通俗一點解釋就是一國在某一時間段內，幹活的青壯年多，不幹活的老年人少。經過建國後的生育高峰，加之改革開放使相當一部分農村剩餘生產力獲得解放這一背景，大量農村青壯年湧入城市，使民工潮「遷徙」的規模驟然變得浩浩湯湯。農民第六次拯救中國金羊網　 吳曉波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蕭條以及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東南沿海數以十萬計的工廠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員，從10月份開始，百萬農民工被迫提早返回鄉村，他們將為這輪經濟調整付出最大的代價，他們極可能是最受傷的群體。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國。在此之前，我是一個成長在江南城市裡的文學青年，我只讀到過課本上的中國，在用5個月時間踏遍南部中國之後，我在社會底層觸摸到什麼叫貧困、什麼叫絕望、什麼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農民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江西井岡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兒子，他的父親在1927年把毛澤東迎到了山上，從此拉開了改變中國命運的農民革命。我們在一堵泥牆前交談，牆上塗著六個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遺迹，雖已褪色，卻仍然無比醒目，如附著一個不滅的靈魂。我是在很多年後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農民兄弟們之所以拋頭顱、灑熱血地跟隨毛澤東打天下，就是因了這六個字的鼓動。這六個字贏得了中國農民的心。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的興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後的二十年里，農民以消極怠工來應對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國開始本輪改革開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農民冒死開始包產到戶，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農民手中，它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尋常，三十年間，中國改革數次峰迴路轉，卻始終沒有爆發糧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農民在一開始就自行解決了產能問題，這一景象與另外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在1990年推動休克式市場改革的時候，曾經爆發過嚴重的糧食危機。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驗，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國。隨著土地分包到戶，耕作效率大為提升，大量的農村人口從土地中溢出，可是當時的城市實行的是「圍城政策」，嚴格控制農民進城，因為戶籍制度的執行，農民在城市無法找到工作，無法享受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因此，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洗腳上田」後，「離土不離鄉」，就地辦起了鄉鎮企業，它很快構成了國有工業體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靈活和充滿生機的力量。就在擁有所有資源優勢卻體制僵硬的國有企業長期徘徊在放權讓利的試驗路徑上的同時，鄉土工業的崛起成為中國經濟變革最重要的推動力，也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鄧小平承認，「在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人們可以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第238頁找到這一段話。以今視之，如果沒有鄉鎮企業的出現，中國經濟變革的格局是不堪設想的。鄉鎮企業的崛起，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國。進入80 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城市體制的改革，大量的農民被招進工廠，他們很快成為最廉價的、最沒有保障的勞動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優勢構成了「中國製造」的最大競爭力。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中國商品橫掃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歐日工廠便宜4到8倍的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學上，它有一個很動聽的名詞叫「人口紅利」，紅色讓人聯想到鮮血，這個比喻因此十分恰當。依賴於農民工人的「中國製造」，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國。再說到了1998年前後，房地產成為拉動中國內需的發動機，農民再次成為「城市經營」的利益奉獻者，政府以數萬元的低廉價格徵用無數農田，然後再以數倍、數十倍乃至數百倍的價格出讓給開發商。地產的繁榮，造就了富可敵國的地方政府、造就了無數的富豪、造就了無數全世界最嶄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無數的中產階級，但是，這一切都基礎在中國農民的土地貢獻上，在過去十年里，他們成為惟一沒有實現財產性收入增長的社會階層。因征奪農民土地而形成的地產繁榮，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國。現在，輪到他們第六次拯救中國。正在眼下，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蕭條以及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東南沿海數以十萬計的工廠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員，從10月份開始，百萬農民工被迫提早返回鄉村，他們將為這輪經濟調整付出最大的代價，他們極可能是最受傷的群體。據估算，如果經濟在明年6月份前無法復甦，新增失業農民工人將超過2000萬人。這是一個可怕的數據，早在1961年底，因「大躍進」運動失敗，中央政府曾經發布《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將2600人已經進城的農民全數精簡下鄉，而在1998年前後的國有企業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萬工人的下崗，在當年這都釀成劇烈的社會動蕩。近期的政策動態表明，中央政府在對外貿易和地產消費無法復甦的情景下，試圖以巨額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式強行拉動中國經濟，其成效實在讓人擔憂。道理非常簡單，如果消費——無論是國際貿易還是國內市場——沒有復甦，對交通、能源性企業的投入都將是無法保證有效產出的，它除了讓少數壟斷企業獲得大量機會以及造成新的投資浪費之外，很難有正向的效應。在我看來，當前政府最應該提出的是一個強有力的「就業保障計劃」，以此為核心，實施企業減稅、社會保障及失業救濟等一攬子救援方案，並對各地政府進行剛性化的考核監督。這樣的方案也許比拿出數萬億元救市要複雜得多，但卻是根本之道。當然，政策的軌道似乎正鋪向另外一個方向。在充滿了無窮變數的2009年，一個似乎確定下來的事實將是：我們的農民兄弟，將一如既往地、以無比慘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國。（原載《金融時報》）制度性根源：政府全能與縣際競爭張五常就認為，用「縣際競爭制度」可以充分解釋中國過去取得的所謂經濟奇蹟。一方面，政府有效地把財政資源、政策資源更多注入中心城市，農村自然愈顯凋敝；同時，「不光縣一級，中國各級政府都在進行跨地區之間的競爭」(張維迎語)。動態當中的城鄉二元結構，最終帶來人口擺動。「平生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制度」2008年09月12日07:11 　 南方網　 張五常【市場化三十年】交鋒 「縣際競爭」:未來有那麼樂觀嗎？記者 戴志勇

北京拆遷工地的農民工，他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8小時。張五常教授的演講一結束，即引起會議現場的「喧嘩與騷動」。從農轉工的規模，到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提供了差異巨大的數據與判斷。對腐敗嚴重程度的爭議，則反映出經濟學家們對中國制度現狀的不同判斷。吳敬璉教授對層層承包體系的看法，與演講者更是大異其趣。如張五常所說，「中國的制度是被逼出來的」，這個被逼出來的制度，還存在哪些可能令改革之船減速乃至擱淺的「沙石」？我們所有人，下一步會「被逼向」何方？一 新勞動合同法：幫不幫得到窮人?現場提問：您說農村出來勞動力已佔75％左右，還需要繼續往外移。現在農村很多地方拋荒，糧食安全怎麼保障？農村自身發展怎麼解決？張五常：

我覺得北京取消農業稅是對的。很多荒棄的農地，因為農業稅的取消又重新被耕種了。你要明白，傳統中國農業都是自己家人做的，很少僱用勞動力，一年只不過忙兩三個月。現在大轉變，變成專業耕種，可以減少很多勞動人口，而農產品並沒有減少。通常是50到80塊錢種一畝地，收割也是。每年不一樣，有20％的增長。所以，很多事情在改變。這個發展是好的，取消農業稅幫了農民很大的忙，我認為，假如農民的生活不能改進，怎麼樣改革都沒有用，把農村生活搞好了，什麼都不用擔心。我為這個新勞動合同法發了很大的脾氣，不是這樣改就可以幫到農民，現在都要轉型，取消比較低檔的工業，難道讓這些農民一出來就到微軟去上班嗎？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還是從掃地、洗碗、賣報紙出身的，誰不是這樣起家？我父親也是這樣起家的。我兒子在美國，從4歲念書，到36歲還在念。他每個星期上班80個小時，做研究，他的薪水比香港小學教師還低，就是要這麼拚命的。他有兩個博士學位，一個是醫學博士，但是認為自己還要學習。現在這個新勞動合同法，規定每個月超時工作只能36個小時，為什麼要把他們看得那麼金貴？要是新勞動法可以幫助到窮人，我絕對支持。可是幫不到。我告訴科斯，聽說林毅夫贊成。科斯說，怎麼可能呢？瞎編的吧。現在農民回去農村耕種了，農民勞動力下降15％，現在開始上升了，真是很頭疼。二 收入差距：究竟在擴大還是縮小李實：

我對張教授的兩個判斷有不同的看法，這兩個判斷都是大問題，涉及到如何認識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第一個，農村勞動力到底有多少轉移出來？張教授認為可能有70%－80％，這個數字是嚴重高估。為什麼呢？可以看各種各樣的調查數據，包括最近的農業普查數據，它應該是一個非常權威的數據，當然也可以挑戰它，說中國的數據都不可靠，但即使不可靠，比個人拍腦袋得出的數據要可靠。農業普查的數據得出，外出打工一個月以上農村勞動力大概是1.3億，在鄉鎮企業工作，就地轉移的是1億左右，這兩個加起來只佔農村勞動力的50％左右。農業部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一個追蹤調查，選了幾百個村進行調查，這個數據可以看出一個動態變化，和農業普查數據得出的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數字基本上差不多，也是這個水平。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有關數據，說農村轉移出來勞動力超過50％。70%－80％可能是個別地區的情況，不是全國的數字。第二個判斷，關於收入差距變化，最近幾年很多人提出收入差距在擴大的看法，你有不同的意見。我想你的一些判斷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有偏差。各種各樣有關收入差距的估計，包括國家統計局入戶調查數據、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都可以看出來，19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內部、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是在不斷擴大。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最近幾年還在擴大。你認為這個差距縮小了，農民收入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長，這可能是東部地區的情況，不是中西部地區的情況。應該看一下中西部地區，到山區、一些乾旱地區看看。我剛從寧夏回來，一些地方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十年前沒有多大差別。數據情況和實際發生的情況，大家都感覺收入差距是在擴大，不是在縮小。縮小可能是一種想像和願望，不是現實。張五常：我完全不同意。你說的那些數據我不相信，我相信自己口袋拿出多少錢來。說農民生活這幾年沒有很大的改進，這是大錯特錯。我在很多地區請農民，我付錢給他們，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的人工成本升得不得了，幾年前是三百塊錢一個月，現在是一千塊錢請不到，你說這個數據準確不準確呢？這個錢是我自己口袋拿出來的。人口問題，靠近城市的農村，農轉工是沒有那麼高，因為他們可以回家。所以，我建議要把工業往農村遷移，以前的鄉鎮企業不成功，現在是時候了，這樣離開農村的農民就越來越少。貴陽大學很多專家專門做這個研究，資料很詳細，統計也是和政府完全不同。我到農村，他們都告訴我說離開城市遠的，走了70％多，靠近城市的走得少一點，因為沒有人希望離家，很多人都是離家兩三年就回家一次。李實：如果是社會學家，這種調查方式我沒什麼好說的，可以看一兩個點就得出結論。經濟學家要講有代表性的平均水平，而不是一個案例。我沒有說農民的收入不增加，而是說，農民收入以20％的速度在增加是一個高估的數字。張五常：你一個案例都沒有。三 縣際競爭：走向徹底市場化還是政府繼續主導？盛洪：

我對張教授的租稅互替的想法非常欽佩，這是一個天才的想法。但是，我加上一句，租稅互替體現在很多方面，稅率低就會使地租上升，地租高就不能征較高的稅。香港就是一個低稅率高地租的例子。另外，縣與縣之間的競爭不僅是租稅率的競爭，而且是制度的競爭。租稅率相當於價格，其實在價格競爭起不了作用的時候，縣級政府可以在制度上有多種選擇，在競爭的壓力下，可以促進位度變遷。張維迎：

張五常教授的許多觀點我是贊成的，有些觀點與我不謀而合。從地區競爭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的變革，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贊成的。其實不光縣一級，中國各級政府都在進行跨地區之間的競爭。但是，為什麼縣一級是重點呢？他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權力主要集中在縣一級，不在省，也不在鄉。這個觀察可能是對的，但需要做一個定量分析。張教授研究土地分配權力，但還有很多其他的權力。整個中國各級政府的權力究竟是如何分配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還要補充一點，競爭的結果是什麼呢？特別是是否走向比較典型的企業主導而非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他沒有講。我認為競爭結果實際上還是變成西方意義上的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體制；也就是說，地區之間的競爭一定會導致出企業之間競爭主導的經濟體制。我在1993年寫過一篇文章，針對當時人們對地區分權不符合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批評，我說，如果中國變成三千個或五萬多個小公有經濟，最終就變成沒有公有經濟了。一個國家內，公有經濟體的數量越多，保持公有體制的難度就越大。地區之間的競爭在推動中國經濟的民營化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第二點，張五常教授把增值稅理解為租，而不是稅，這是非常深刻的一個觀點。在中國，租、稅、利這三個概念一般都是在官方法律意義上使用的，可是在經濟學上是什麼意義，我們不過問。張教授把租、稅從根源上理解為經濟行為。叫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影響經濟行為。第三點，就是合約的概念。張五常教授說原來的約束體制也是一種合約，我有點不太相同的看法。他對合約解釋得太寬了。我認為，合約是在產權交易方面自願達成的協議，不是任何約束競爭的規定都是合約。當然，他這樣定義有好處，就是統一從合約的角度理解中國的經濟轉變，合約滲透在政府關係中。但是，一個不太好的地方是，對合約的定義太寬了之後，可能使得這個概念容易被濫用。所以，我還是更喜歡傳統相對比較窄的合約概念，至少不包括他講的這個合約。當然，在經濟學理論里，本來用的合約概念也是比較含糊的。第四點，我想強調，張教授在很多著作中特彆強調產權和所有權的區別，從意識形態角度講，他的觀點很重要，很巧妙，就像鄧小平講「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一樣，可以迴避一些爭論。但我認為過分強調產權和所有權的區別，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不是很徹底。可能張五常教授有自己的想法。

城市歡迎的只是農村勞動力城市就像一台貪婪的抽水機，抽空了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大量農村勞動力的存在，使支撐著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各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甚至血汗工廠得以存在和發展。城裡人也都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城市要想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除了接納他們，城市別無選擇。[詳細]但城市並不歡迎農村勞動者地方人均GDP只能計算市民的，如果是拿暫住證，對不起沒有份，否則僅社保、醫保等相關配套開支就足以令地方政府心痛不已。對於城市來說，農民工是透明的，他們只是為這座城市添磚加瓦，「農民工」這三個字足以道盡尷尬：他們就是農民，需要時為工，工作後無法分享自己建設的成果。[詳細]

城裡不能建貧民窟他們不能在城市佔地，政府不許建立簡易住房，又租不起更買不起常規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內過集體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貧民窟好看的集體宿舍(工棚)，並把家庭留在農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紮根於城市，通常在出賣青春之後便回鄉度過餘生。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貧民窟問題。[詳細]村裡不能自由流轉土地農民沒有地權，不可能賣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然而就連「三農」學者們也不得不承認，人多地少格局下人均那三五分地最主要的功能是承擔農民的社保——這裡且不論為何同為一國公民，單只農民要靠土裡刨食來保障自己——根本無法形成規模效益。[詳細]

不讓更多的人回家是殘酷的春節是傳統帶給我們的禮物，讓更多人回家是美好的。人人都有團聚的願望，這個願望無分高下，人人也都有根據自己能力而滿足願望的權利。都是人，都得講人倫，憑啥主張一部分人團聚一部分人不用團聚？嫌「春運想回家的人太多」說到底，不過就是對能力低下的人的願望的輕蔑罷了。[詳細]火車，你敢再少載點人么我認為運力上是沒有儘力的，至少沒有取消卧鋪，本身說明還有潛力可挖。為什麼不把卧鋪拆掉換成硬座？為什麼不把硬座拆掉換成站著？為什麼不能多開車次？為什麼貨運車不停運？為什麼不能多跑，早發晚到？這樣的車票哪怕賣五塊錢，大家路上遭點罪也是值得的，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家。[詳細]結語專題再宏大，結語應該簡潔。上述內容其實只有四句話：春運可以是任何人的，但本質上是農民工的；他們為城市貢獻了青春，卻在城裡找不到完整的人生；城裡的房子他們買不起，鄉下的房子他們賣不掉；現在火車開得貴，貌緊實松，最起碼過年了，請送他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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