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再擴容，下一步就看美國了

06-15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2016年1月正式開業運作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文簡稱「亞投行」）擴容了。隨著13個新成員3月23日獲准加入，亞投行成員總數達到了70個，一舉超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61個成員）、亞洲開發銀行（67個成員），躍居僅次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且其成員覆蓋世界各大洲。

那麼，亞投行這一輪擴容意味著什麼？它首先意味著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

從當初中國突破美國奧巴馬政府狙擊而成功發起亞投行，英國、德國、法國等一大批老牌歐洲發達國家也不顧美國奧巴馬政府掣肘阻撓而加入創始成員國的行列，再到這次擴容，其中包括比利時、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國家，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實力，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實踐未來前景的看好。

畢竟，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第一工業大國、第一貿易大國，經濟總量很可能在十年之內趕超美國躍居世界之首，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也早已是遙遙領先的世界最大開發性金融機構。

在經營頭一年裡亞投行穩步開展業務，批准貸款17.3億美元，支持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塔吉克、印度尼西亞、緬甸、亞塞拜然、葉門7個國家的9個基礎設施項目，覆蓋能源、交通、民生等多個領域，也增強了國際社會對亞投行的信心。

其次，亞投行擴容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需要花費更大力氣改善自己內部商業環境，以免錯失這一機遇。

亞投行擴容，表明中國希望儘可能不讓一個國家在全球發展進程中掉隊，希望給所有欠發達國家、特別是其中的最不發達國家多提供一些機會；但能否抓住這個機會，卻是要靠各個欠發達國家下大功夫改善自身商業環境。

栽好梧桐樹，才能引來金鳳凰；亞投行是一家追求可持續經營的開發性金融機構，並非無償捐贈的慈善組織；國際社會數十年發展援助經驗教訓也證明無償援助效果不佳，不如貿易發展。

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各人；我們已經拿出了十足的誠意，希望其它發展中國家能虛心學習各國、包括中國的成功經驗，不斷提高自己。

第三，亞投行擴容也意味著特朗普的美國可以認真考慮申請加入亞投行了，因為亞投行是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良而非根本性顛覆。

毫無疑問，中國之所以率先倡議發起成立亞投行，關鍵原因是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架構，已經不能充分體現國際經濟和金融實力的現實格局及發展趨勢，不能滿足中國和其它一批新興市場經濟體正當的、有著充分實力基礎的權利要求，中國為此不得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外發起亞投行這樣一個新的多邊開發銀行。

對此，從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等美國經濟政治頭面人物，到英國《金融時報》等西方主流媒體，都明確承認這一點，伯南克等人當初也正是基於此抱怨美國國會逼出了亞投行，可能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分庭抗禮。

但是，中國並沒有意願與美國全面對抗，沒有意願顛覆現行國際經濟政治體系。這是因為現行國際經濟政治體系具有突出的兩面性：其不公正不平等和效率不足一面固然早已飽受詬病，對其不公正不平等內容的抱怨尤其多。正是這種不公正不平等阻礙了中國的進一步成長，不能滿足中國的全部正當權利要求。

但另一方面，它又有體現了國際治理和客觀經濟規律要求的一面，中國恰恰是經過自我奮鬥以基本平等地位進入這一體系之後，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經濟飛躍，創造了世人稱羨的「中國奇蹟」，成為近三十年、至少是近二十年來現行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下成就最大的受益者。

正因為如此，即使不考慮是否具備足夠實力，徹底顛覆現行國際經濟政治體系對我國也未必有利，卻必然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難以估量的不確定性風險。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某些國家、某些勢力抱怨的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不公正」之處實際上體現了國際治理和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他們的抱怨只是暴露了他們的道德風險而已，只能進一步惡化現行國際經濟體系的效率問題。

而作為一個生氣勃勃的成長大國，我們對現行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抱怨有相當一部分集中於其低效率問題，我們自信能夠通過自己的積极參与顯著提升國際經濟體系效率，把世界經濟的「蛋糕」做大，造福世界人民。

更有某些勢力激進地極力主張中國全面挑戰現行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只不過是企圖挑唆中國為其野心火中取栗，我們對此應有清醒、冷峻認識，不可入其彀中。

正因為如此，我們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把「一帶一路計劃」稱為新的「馬歇爾計劃」，這不僅僅是因為馬歇爾計劃以財政資金援助為主，「一帶一路」則是一套發展規劃，其中的發展項目以商業性項目為主。

更關鍵的是，「馬歇爾計劃」與全球性冷戰緊密相聯，世人皆知喬治·凱南以其八千字長電與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共同開啟了冷戰，結果是導致了形成斯大林所說的「兩個平行世界市場」格局，而喬治·凱南同時也是「馬歇爾計劃」的兩位實際主導者之一。

今天的中國雖然力推一系列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但顯然並不追求二戰前英國的「帝國特惠制」，更不用說重蹈「兩個平行世界市場」和冷戰覆轍；相反，中國非常清楚只有全球性多邊貿易體系才能滿足自己對外部市場的需求，因此，中國不斷強調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性，強調自己參與、發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體系兼容互補，「一帶一路」規劃覆蓋的國家和地區也超出了亞太自貿區的範疇。

即使對設計者初衷意在排擠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對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唱對台戲的二十國集團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世界銀行全球基礎設施基金構想，中國也表示了兼容並包、共同發展的態度。

亞投行貸款的其中一個項目：印度阿馬拉瓦蒂的可持續城市建設項目。

正是在發起國中國的這種指導思想下，橫空出世的亞投行不是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顛覆性挑戰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改良者。《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下文簡稱「《亞投行協定》」）開篇前言就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

「……認識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銀行』）通過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開展合作，將更好地為亞洲地區長期的巨額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缺口提供資金支持。」

「確信作為旨在支持基礎設施發展的多邊金融機構，銀行的成立將有助於從亞洲域內及域外動員更多的亟需資金，緩解亞洲經濟體面臨的融資瓶頸，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形成互補，推進亞洲實現持續穩定增長……」

《亞投行協定》的具體條款一方面賦予了中國對重大事項的一票否決權，並規定亞投行總部設在北京；另一方面規定以美元為股本計價和認繳貨幣、以英語為工作語言，充分體現了中國對亞投行方向和戰略保持主導權、但亞投行應在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下按照現行國際金融規則運營的思路。

同時，規定採購不得給予特定國家優惠；可在國際金融市場融資；每個成員都在理事會中有代表，理事會授權董事會，不得同時有兩名或兩名以上董事同屬一個國籍；董事、行長、高級職員應為專業人士，以確保效率與技術能力達到最高標準為重要前提……所有這一切都體現了中國和其它創始成員國力推在亞投行內部治理中統一效率與公平的意願。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特朗普政府的目標是帶領美國實行戰略收縮、減少與中國這樣的大國對抗，既然特朗普政府這麼快就與中方進入安排元首互訪的階段；那麼，只要美國願意接受《亞投行協定》，美國完全有必要申請加入亞投行，我們也完全可以認真考慮接納美國的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