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我不是活動家 我是幻想家」

扎加耶夫斯基很喜歡廣州的光孝寺、陳家祠和民間針灸。 （孫海/圖）

過去作家和詩人承擔了社會批判的作用，現在有了媒體，詩歌更多的是要表現內心世界的思考，更廣義的關切。 ——扎加耶夫斯基

「我有烏克蘭情結，每次我去利沃夫的時候，總喜歡漫步在大街小巷，沉浸在過往和歷史中。我喜歡想像我的家庭在這裡，曾有過的那些兄弟姐妹。」扎加耶夫斯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4年3月，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來廣州接受第九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時，惦記的是他的出生地烏克蘭的局勢，從廣州離開後，他馬不停蹄地去了烏克蘭西邊的利沃夫和斯坦尼斯瓦夫。

「在利沃夫小小的機場，四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砂岩雕塑向我告別——一個士兵、一個農夫、一個領航員、一個工人。他們立正於五月明亮的陽光下，像被遺忘的希臘史詩里的英雄。」他說，他能表達的是：「祝願一個新的、民主的烏克蘭一切順利。」

原本他的計劃是要去做心臟手術。

這位1945年出生於利沃夫的波蘭詩人在2004年獲得了由美國《今日世界文學》頒發的諾斯達特國際文學獎，那一年，曾獲得該獎的波蘭詩人米沃什去世。波蘭有過顯克微支、萊蒙特、米沃什、辛波斯卡等諾獎得主，扎加耶夫斯基則在近年來連續成為諾獎博彩榜上的熱門人物。

「我不是一個活動家，我是幻想家，任何比較嚴肅的行動或者組織都不會因為我而得益，但我也不是一個與現實完全脫離的人。」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9·11」事件之後的9月24日，《紐約客》發表了扎加耶夫斯基的《試著讚美這遭損毀的世界》，美國很多家庭的冰箱上都貼了這首詩。蘇珊·桑塔格評說扎加耶夫斯基的詩歌：「這裡雖然有痛苦，但平靜總能不斷地降臨。這裡有鄙視，但博愛的鐘聲遲早總會敲響。這裡也有絕望，但慰藉的到來同樣勢不可擋。」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扎加耶夫斯基作為克拉科夫「新浪潮」成員，走上波蘭詩壇。1970年代末，他加入波蘭民主反對派組織，作品遭禁。從1979年開始，扎加耶夫斯基主動到西柏林和巴黎「流亡」，退出政治運動。「如果我從事政治運動，會影響我寫詩的時間和精力。」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擁有一份寫著『去過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個人簡歷當然很好，不過我沒有。」

1988年，扎加耶夫斯基在美國休斯敦大學教授詩歌課，2002年，返回波蘭，在美國和波蘭之間穿梭。「我的美國同行詩人們羨慕像我這樣的詩人常常因為寫作受到跟蹤；他們也想被別人跟蹤，有一種緊張感、緊迫感。」扎加耶夫斯基分析在不同制度下的詩人的存在狀態，「過去作家和詩人承擔了社會的批判的作用，現在大家更多是一種私人寫作。」

「心臟手術很成功。」2014年12月22日晚，扎加耶夫斯基的妻子瑪雅通過翻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扎加耶夫斯基即將邁入七十歲，一周前心臟不適，終於不得已做了手術，計劃聖誕節後出院。

三個好朋友：辛波斯卡、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

南方周末：你的處女作是在哪一年發表的？

扎加耶夫斯基：21歲發表了處女作詩。我送到文學周刊（現在已經沒有了），辛波斯卡當時是周刊的主編，她看了之後覺得還不夠好，讓我回去多看書，多練習。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再次把詩給了辛波斯卡，她覺得可以發表了。後來我和辛波斯卡成為了好朋友。

第一首詩寫的是一件讓我記憶猶新的事。我在交響樂團聽音樂會，一個樂手暈倒了，我覺得音樂是超時空的，是永恆的，怎麼可能樂手會暈倒在舞台上呢？因為樂手暈倒了，音樂就停止了一會兒。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對比。我把我認為永恆的事物和人生的脆弱的對比寫出來了。

南方周末：比起其他波蘭作家，你跟辛波斯卡認識得更早？

扎加耶夫斯基：我最先跟辛波斯卡認識，到辛波斯卡去世的時候我和她已經認識四十多年了。我妻子瑪雅是1990年代認識辛波斯卡的，辛波斯卡特別喜歡瑪雅，因為瑪雅不是詩歌圈子裡的人，可以離開詩歌談點別的，整天談詩太累了。

南方周末：辛波斯卡好像沒有子女。她遺產中的兩個戒指給了瑪雅。聽說那個戒指是她祖母的。

扎加耶夫斯基：辛波斯卡在世請朋友們去吃飯的時候常常弄些小禮品讓每個人抽。她不是很有錢，就是喜歡小東西。她在遺囑里寫了10個紙袋子，編號從1到10。她去世一年之後大家聚在一起執行她的遺囑，瑪雅抽到了5號，兩個戒指，跟她手指尺寸還是合的。其中一個是辛波斯卡平日常戴的戒指，人們時常可以在照片上看到。還有的人抽到的是絲巾，都是辛波斯卡個人的東西。這是一種命運的安排，或是一種緣分。

米沃什和辛波斯卡跟我們都有互相邀請彼此去家裡吃飯。

南方周末：波蘭的作協主席說過，自從辛波斯卡獲了諾獎以後，米沃什好像對她很有意見，然後就沒跟她交往了。

扎加耶夫斯基：這是沒有來由的說法，辛波斯卡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米沃什第一時間打了電話。他用錄音機把這段話錄下來，證明了他的興奮。他對辛波斯卡說非常高興，祝賀她得了獎，也調侃說現在你就沒什麼和平生活可過了，不停地要參加各種會議，跟各種各樣的人見面。因為辛波斯卡是不喜歡熱鬧的人，她喜歡安靜的生活。這是一種玩笑。後來他們接觸都非常多，還常常請去家裡面吃飯。說句玩笑話，如果米沃什根本沒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許他會嫉妒說本來是我得的現在給了你了。但他自己是諾獎獲得者他有什麼好嫉妒和生氣的。

南方周末：你在大學圖書館裡悄悄借閱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以及其它禁書。當時你所處的環境是怎麼樣的？

扎加耶夫斯基：我們把這類書叫做「地下書」，每個人讀完後都非常震驚和喜歡。

當時我是學哲學的，去讀文學屬於跨專業，需要系主任批准，我就說我要寫篇關於米沃什的論文。米沃什的這本書只能在閱覽室里看，有幾周，我每天有空就到閱覽室去。後來我還花了一百個茲羅提（波蘭幣）買了1945年米沃什出版的《拯救》。

南方周末：你跟米沃什的交往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扎加耶夫斯基：至少是讀完這些書十五年以後。我開始讀他的書差不多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我是在1983年6月認識的米沃什本人。

我有一個類似於地下沙龍的圈子，是個人組織，沒有任何色彩。大家都是朋友，就討論米沃什的書。《被禁錮的頭腦》是在1950年代寫成的，已經算是歷史書籍了。我們當時去討論的更多是他的《烏羅大地》，那本書是反映米沃什對當代文明的一種反思。那時候我們看到的米沃什的書，大多數不是在波蘭出版的，而是在外國正式出版的外文書。所以，到他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基本上對於他的思想脈絡已非常熟悉。所以我們也很快成了朋友。

辛波斯卡是扎加耶夫斯基的伯樂，他的處女詩，就是辛波斯卡發表的。辛波斯卡去世後，把自己收藏的個人物品，編了號碼，請自己的朋友抽取，扎加耶夫斯基的妻子抽到了5號，兩枚戒指。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作家和詩人承擔的社會責任小了很多

南方周末：你曾與亞當·米奇尼克一道作為「59人公開信」的發起和召集人，並因此丟了工作，你覺得從事政治運動和寫作之間是不是很矛盾？

扎加耶夫斯基：這完全取決於個人。如果我從事一些政治運動，會影響我寫詩的時間和精力，所以我就退居後面。有些詩人覺得可以同時搞政治和寫詩，波蘭有個叫巴蘭扎克的人，就寫了很多關於政治的詩。我不是一個好的組織者，讓我去組織這樣的活動，我一首詩也寫不出來。

南方周末：你的詩歌中常常提到「新時代」、「新世紀」，詩里還有如「鐵的膨脹」，這種「新」是不是讓你很恐懼？

扎加耶夫斯基：「鐵的膨脹」之類的還算我中早期的詩。現在我就不寫這些新時代啊新潮流啊什麼的。

那是在實行軍管幾天之後寫出來的，現在我就不寫這樣的詩了。現在比如說克里米亞事情發生以後，烏克蘭的局勢發生了變化，我也擔心要出現某種新時代。但是我現在還沒有打算說要寫某種新時代的詩。這不完全出於恐懼，是出於當時的形勢以及對整個形勢的思考和觀察。

南方周末：波蘭社會對個人的「擴張性」前後有沒有變化？

扎加耶夫斯基：從文學界來說，有變化但也不是很大。文學家、詩人，還是有自己流派的傳承，還是有自己的技巧、藝術，包括思維。

文學家在過去的時代特別容易出名，他只要站在反對派的一邊拚命寫文章批判，很多人就會認識他。現在就沒有這種機會，出名也不是那麼容易。

南方周末：詩歌在社會變化之後它所承擔的東西有沒有減輕？

扎加耶夫斯基：現在應該說，作家和詩人的責任義務要比過去輕得多。過去作家和詩人承擔了社會批判的作用，現在更是一種私人寫作，承擔的責任要小得多。現在有媒體，有記者，他們批評社會，對勞動制度的不公平的不滿，對社會不安定、不穩定的擔心，但是這一類的東西用詩表達就比較難。即使你寫出來，它也不會流傳。詩歌更多是要表現內心世界的思考，就是更廣義的關切。

南方周末：1982年你到了巴黎，後來在巴黎的二十多年當中你說過，「我沒有觸及法國的根」，你對法國的知識界整體的評價是什麼？

扎加耶夫斯基：我其實跟他們沒有什麼聯繫。原因是法國知識界根本不讀詩，我倒是讀法國知識界的書，這個情況一直沒有改變。

法國的知識界還是非常好的，那裡有很多大的知識分子，很多哲學家，法國本身是有哲學思維的傳統的。但是，法國人喜歡集體主義，喜歡所謂傳統的分流派的概念，喜歡隨大流。如果現在流行的是存在主義，整個知識界都是喜歡存在主義的流派，如果這個流派又叫做別的什麼，一大撥人都去隨大流成了這個流派了。

他們給我一種感覺，特別是用法文的時候，我稱之為法國特殊的不自然的人為的語言，相對來講比較僵化不自然；這是隨大流主義或者是所謂的集體主義、集體性行為，也可以說是從眾行為。他們給我的感覺是不夠深刻，缺乏獨立思考，更多時候，他們是患有一種集體主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