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活在喧囂的國度

余華：活在喧囂的國度

文/許知遠

1982年，余華22歲了，他決定成為一名作家。之前5年，他每天8小時，在浙江的一個叫海鹽的小縣城的一所牙科醫院裡拔牙。他相信自己至少見到了上萬張嘴巴，卻仍發現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和整整一代中國作家一樣，對余華而言，文學與其說一種內心壓抑不住的才情的釋放，不如說是對單調生活的最有效的逃離。「作曲與繪畫太難了，而寫作只要認識漢字就行」，1997年他謙虛而認真地回憶說，「我只能寫作了」。

此時，他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作家了，1991年他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一年後人們又看到了《活著》，1995年他完成了《許三觀賣血記》。在此之前，批評家把他劃入了先鋒派小說家的行列，他像北村、蘇童、格非一樣是80年代最後幾年中國文壇最讓興奮的幾個年輕人，他們對於中學式作文式的寫作厭倦透頂，正探索一種與眾不同的寫作方式。

但更廣泛的承認似乎仍未到來。三部長篇小說的印數加在一起仍不超過2萬冊，儘管其中一兩本些得到了中等規模的獎項，比如中國時報的十本好書獎，張藝謀在1994年把《活著》搬上了熒幕，那更是導演而非作家的作品。

他居住在五棵松的一處不到40平米的小公寓內。他多年的朋友陳年記得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場景，後者當年是《北京青年報》27歲的年輕記者，前去採訪36歲的作家余華。見面的氣氛誠懇而緊張的氣氛。在採訪進行到一半時，陳年被仍進一個黑黑的小房間里，余華把巴赫的唱片放進唱機後離開，半個小時後，他回來詢問仍莫名其妙的記者，你覺得巴赫怎麼樣。

這可能是余華第一次接受大眾媒體的採訪，以《北京青年報》在當時的影響力，採訪使余華收到了一個小說家都想像不到後果——他兒子的幼兒園老師找上門來，詢問能否幫助她的兒子上小學，因為他顯然是個名人。陳年也記得，在1996年的那個暑假，余華如何不知疲倦地從五棵松騎上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北京大學，再加上一個北大青年老師韓毓海，三個人坐在學校的草坪上。「我們在一起胡說八道，相互打擊，沒個正經」，陳年說回憶說，「余華是個驕傲的人，和朋友在一起又是滿口放肆的傢伙，激動起來還口吃，他從不懷疑自己是最好的小說家。」1996年初時，余華對於獨立採訪者許曉煜說：「我認為我始終是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列的。」

但在此後將近十年中，余華沒有出版任何小說，他開始在《收穫》雜誌上斷斷續續地發表隨筆，卡夫卡與川端康成，布爾加科夫與福克納，博爾赫斯與三島由紀夫，他回憶這些年輕時痴狂喜愛的經典作家。他也開始講述音樂如何影響了他的寫作，它和文學一樣都代表了對於敘述的迷戀，他想起了1975年，在他仍是個初中生時，如何突然間愛上的作曲，用整整一個下午，將《狂人日記》譜成了曲。

是隨筆而非小說，使我第一次對余華產生興趣。1998年的夏天，我買到《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華在《收穫》上讀書筆記的合集。那個時候，我們喜歡各種各樣的文論，從T·S·艾略特到沃爾特·本雅明，愛德蒙·威爾遜到米蘭·昆德拉，他們談論如何寫作小說與詩歌，比小說與詩歌本身對我更有吸引力。廚房的秘密比餐桌上的菜肴更讓我興緻盎然。

我完全被《我能否相信自己》的敘事迷住了，一句與一句構成了一條綿延的河流，我只能順流而下。我懷疑自己從未看出其中的特別之處，只是覺得它寫得幾乎像是博爾赫斯的隨筆，在每一句話後面我都讀到了更悠長的意味，那的確是個「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緊接著，《高潮》又出版了，他將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和霍桑的《紅字》放在了同一坐標系中，儘管「他們置身於兩個決然不同的時代，完成了兩個決然不同的命運……」，然而，「……他們對內心的堅持卻是一樣的固執和一樣的密不透風……他們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們獲得了類似的方式，在歲月一樣漫長的敘述里去經歷共同的高潮」。

我從未學會文本分析，在文學理論家們強調余華作品中的「暴力」、「冷酷」色彩時，余華在我心目中卻是一個溫暖、富激情、又有點無賴孩子氣的形象。我從也不是文學青年，對中國文壇的興衰一無所知。因為隨筆，我開始閱讀余華的小說。令我激動的是，它們看起來一點都不先鋒，而是像極了我心目中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我被敘述的節奏、人物的命運牽引著，頭也不回地往下讀。

但我得承認，我仍主要用隨筆、甚至警句閱讀者的眼光在讀余華的小說。他的小說的序言比小說主題更讓我著迷。我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不同小說的中文版、韓文版、日本版、義大利版的序言。那裡面充滿了讓我擊節讚賞的語句。《許三觀賣血記》的序言是這樣開頭的「這本書表達了作者對長度的迷戀，一條道路、一條河流、一條雨後的彩虹、一個綿延不絕的記憶、一首有始無終的民歌、一個人的一生。」在《在細雨中呼喊》的韓文版序中，他又寫道：「這本書試圖表達人們面對過去時，比面對未來更有信心。因為未來充滿了冒險，充滿了不可戰勝的神秘，只有當這些結束以後，驚奇和恐懼也就轉化成了幽默和甜蜜。這就是人們為什麼如此熱愛回憶的理由。如同流動的河水，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語言里永久而寬廣的蕩漾著，支持著我們的生活和閱讀。」

從1999年夏天到2000年的冬天，在很多安靜的下午與夜晚，我縮在沙發上、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想像著是什麼人寫出了這樣的文字。我從他偶爾給大眾報刊撰寫不隨意性的小文章，知道了他生活的一些片斷，他的父母都是醫生，他如何躺醫院的太平間里涼爽的水泥板上度過炎熱，在夜深人靜之時，躺在小床上，透過樹梢看到月光的抖動，夜空的深遠和廣闊與無邊無際的寒冷，給了他持久的恐懼感；第一次戰戰兢兢前來北京改稿的經歷，他有一個叫漏漏的兒子，他是多麼高興能夠搬到北京來住，他在這裡不需要主動和任何人說說話，是個真正的陌生人。

也就是在這幾年中，對於余華的更廣泛的承認終於到來。南海出版公司最初發現了這位作家的市場價值。那是一種窄窄的、不帶勒口的開本，康笑宇的封面設計，儘管內頁的紙張不無粗糙，我買的幾本都有蛀蟲的痕迹，但在當時仍不失包裝精美。它們在書店裡都成為了長銷書，他主要作品開始以不同的版本進入國際市場，國際性的獎項也接踵而來，他開始週遊世界，去歐洲簽名售書、美國的大學做講演、為義大利的中學生分析「活著與生存」的差異，去韓國作訪問，參加不同國家的文學節……在世俗意義上，他的確已經是個大作家，甚至可以說沒有一位中國小說家比他更聲名顯赫。

也是在這幾年中，中國社會的運轉速度進入了一個新的時刻，它變得空前的喧嘩與躁動，所有人都把他們所有的慾望都釋放與表達出來，它混亂、粗俗而生氣勃勃。而對於作家而言，寫作也突然變得蓬勃且泛濫，他們曾經宣稱詩人已死，小說已死，作家在80年代的風光無限，已徹底地讓位於商人、娛樂明星，但由於媒體的爆炸、互聯網的興起，突然之間，每個人都在宣稱自己在寫作小說、劇本、詩歌、隨筆，但與此同時寫作不再被稱之為寫作，而是寫字。

在這種喧鬧的映襯下，余華那些往昔的作品，那些飽含深情的閱讀、音樂體驗，散發的光彩顯得不真實的動人。他引用著賀拉斯的名句，用崔護的「人面桃花別樣紅」的詩句向日本人解釋「活著」的意義，乃至於我毫不懷疑，他不屬於我們的時代，而是從屬所有時代的傑出作家的行列。

2005年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三，我第一次見到了他。一個月前，他十年來的第一部小說《兄弟》的上半部出版了，不需要再多的時間檢驗，我們已經知道了它肯定是2005年最受矚目的文化事件之一。首先是長篇小說、其次是短篇小說、然後才是隨筆，在余華的內心中，它們的重要性是如此順序排列的。可能即使最親密的人也不知道，整整十年中，焦慮感如何困擾著他，沒有一個長篇、一個中篇，甚至一篇短篇都沒有。

無論是封面設計還是第一頁正文，《兄弟》都讓我既驚詫又失望。在前幾頁，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本一流網路小說家的作品，語言粗糙重複。是的，我一口氣讀了兩章，但很大程度是被林紅的那個可能曼妙的臀部所吸引的，像劉鎮上所有人一樣，獵奇感牽引著我。這些文字與那個我熟悉的余華相去甚遠。他選擇了在一個傍晚見面，他那個著名的、相當有禮貌的兒子漏漏為我們開了門。在客廳的西邊牆上是一排又一排的唱片架，東牆則堆放著一疊疊雜亂的過期報紙雜誌，一台飲水機不和諧地矗立其中。他穿著灰色的短褲，暗青色的、有些折皺的T恤衫，短簇的頭髮，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年輕得多。

他客氣地讓我們坐下，談話開始了，我卻不知道如何開始。我應該告訴多年來，他的作品如何在我內心中激發出溫暖和詩意的嗎？還好，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開頭方式。與1996年陳年相見時不同，他不會再有任何緊張不安。他已經習慣面對媒體的談話。僅僅在過去的四個星期中，他已前往了四個城市，接受數不清的彼此重複的採訪。

「前兩天，我接受了35個採訪，有面對面，也有電話的。」他以這種方式開頭。他態度和氣，聲音似乎既有點尖利又有點沙啞，但音量足夠高，有一種顯而易見的快活和興奮。然後他談起這本書如何暢銷，在不到一個月內的印量就達到了25萬冊。對我而言，接下來是一段艱難的心理適應期。余華談起了他如何在噹噹網上查看跟貼，發現其中大部分人都持肯定態度，甚至還抱怨了新浪網的發言限制，它影響了更多人對《兄弟》做出評價。「沒有一口氣讀完更好的評價了」，他說，「我對於這些網友的比那些批評家更重視。」

事實上，他只願談論這本書，不是書本身，而是它引起的反響。至於作家的使命，敘述的藝術，這樣的詢問大部分被他一句帶過。總之，他沒有說出任何我所習慣的、一心期待的那種意味深遠的語句。他斜坐在沙發上，右腿翹在左腿上，雙手似乎總也安靜不下來，不是摸摸這裡，就是碰碰那裡，隨著談話的繼續，他身體傾斜的角度越大，以至於我擔心他會像上課時調皮的小學生一樣從課椅上出溜到地板上。過程中，他還會穿插著接一兩個採訪電話，把剛剛對我們說的一段話再公平地送給對方。一些時刻，眼前的情景讓我恍惚，彷彿是在面對一個精明的商人在沿街兜售他的撥浪鼓。

誰都讀得出他的隨和裡面蘊涵的自負。他為自己在《兄弟》中的粗糙語言辯護說：如果你習慣了你在《許三觀賣血記》的開頭，不一定喜歡現在這麼嘈雜的開頭。但是當13年前，《活著》剛剛發表的時候，文學批評界一片否定之聲。他們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認為我這樣的先鋒作家不應該寫這樣的小說。」況且，他還相信「凡是容量足夠大的作品，就無法同時做到精緻，它們必然是衝突的」。

「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那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400年間的動蕩萬變濃縮在了40年之中。」在《後記》中，余華為小說的基調做出了說明，這種說明對於小說家而言顯得過分直白。

這種對比的確讓他亢奮異常。今日中國社會的光怪陸離與文革時的普遍性的瘋狂，一樣給他刺激與靈感，前著是慾望的極度泛濫，而後者卻是慾望的極度壓抑。他不止一次地說，新浪的社會新聞給予他源源不斷的靈感，他相信這種荒誕性給予了中國作家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創作題材，就像南美洲大陸的混亂曾經給予魔幻現實主義作家的刺激一樣，一個把自己家的祖墳修建得像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河北農民，與《百年孤獨》里長尾巴情節難道沒有相似之處嗎？

在《兄弟》里，在談話時，那個我臆想中的從容而富有節奏感的余華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有點世俗的浙江海鹽人，只是看不出他是否給人拔過牙。但我得承認，他的確沒有必要將他那一面更為敏感、深情的一面暴露給我們，過多的採訪使他必須學會機械而禮貌的應對，採訪者不是他小說里的主人公、需要鮮明的個性、被認真的對待，我猜想，他根本不會留意你是誰，重要的是，他需要把這本書推廣出去，這是雙方都需要的工作。當他偶爾說到斯湯達於連握到德瑞納夫人的手的那一段描寫時，那個我期待的余華顯靈了，「那麼一個簡單的動作，它驚心動魄地就像拿破崙的一場戰役」，他在說完後，還不忘加上一句，「真他媽的精彩」。他說起了他的妻子和《收穫》雜誌的兩位編輯是他最好的評判者時，那種真誠簡直令人感動。

寫作長篇小說一項艱難而漫長的訓練。余華不斷的強調說，體力肯定比才華更關鍵。「有些時候你興奮不起來，不是別的原因，而是因為你的身體不夠興奮」。余華說，漫長的努力隨時可能被一次小胃病或是意外的感冒所擊垮，所以在寫作期間，他經常要突擊性的鍛煉，以使自己的身體健康並興奮起來。《兄弟》是不到10個月產物，之前他在美國講學，在東部與西部之間遊盪，在之前他已經一個字一個字的敲出了30幾萬字，「它或許符合你的期待，語言比「許三觀」還精緻。」最終，他還是讓它安靜留在了硬碟里。他需要突破，就像他的朋友朱偉說的，「他需要寫一些和之前的《活者》、《在細雨中呼喊》不一樣的東西」。

「先鋒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始終不滿足於現狀。過去，幾乎我的每一篇小說都能引起評論，如果我用我所熟練、被稱為余華式的寫作，繼續寫下去的話，寫到今天的話，也會受歡迎……但是，我就是不滿意，我寫不出更好的東西……我就發現必須否定自己，這時我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先鋒派了。」在1996年那篇《我永遠是個先鋒派》的訪談中，他對許曉煜說。「13年前，活著剛剛發表的時候，文學批評界一片否定之聲。他們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認為我這樣的先鋒作家不應該寫這樣的小說。而《兄弟》也可能類似。」2005年時，1996年的那段表白再次找到了呼應，「一部小說剛出版的時候，一片叫好的話是比較可怕的，因為它可能是短命的。當你是一片批評的時候，往往生命力會很強。」

談話的氣氛從未熱烈起來，就像夏日悶悶的夜晚，你看到雲層厚積，風已起，卻不見雷電的到來。有幾次，明顯的冷場的出現了。我始終未能從驚奇感中擺脫出來，而余華則依舊保持著他的心不在焉，卻沒有絲毫急躁的情緒。他的妻子正在和12歲的兒子大院里的活動室打乒乓球，他得意於兒子發現了《三劍客》、《基督山伯爵》、《大衛·科波菲爾》比《哈里·波特》更好看，兩天後他準備要去新加坡參加一個文學節。一直到9月3日之前，他不準備從事任何緊張的精神活動，決定這個日期的原因是他在那天將到新浪的作客聊天，談《兄弟》，之後，他就準備回到小說里，回到李光頭與宋鋼的命運里，外部世界不再與他有任何關聯。

我們起身告別，他站起來送行，鬆鬆垮垮的姿態，就像是和隔壁的鄰居吹完牛後，帶著不願繼續、也不願意結束的漫不經心。那一瞬間，我又想起了那個22歲的小鎮牙醫，他站在醫院的櫥窗前，看著空空的街道發獃，看到文化館的職員以工作的名義在大街上的閑逛時的羨慕；也想起了《活著》開頭裡那個把毛巾別在腰帶上，走起路來啪噠啪噠打在屁股上，走在鄉間與田野里採風的年輕人；或許還有那個小學生，他把所有的鞋都穿成了拖鞋，把所有的課本都捲成了圓柱體，塞在口袋裡……

那次見面使我精心塑造的余華形象破裂，我甚至懷疑把文學解讀得讓人心神蕩漾的人可能根本不是他，不過是一個精靈恰巧寄居在他體內。

兩周後，我從《兄弟》的第三章讀起。我放鬆了要求，它比我從前的感覺好得多。其中一些段落讓我感動。我記得宋鋼在進城時，把青菜放在李光頭家門口，然後再回去賣菜，而兩個孩子在小鎮的街道上瘋狂地跑著，尋找著毫無血緣關係的另一個兄弟；他們在看到曾經高大無比的父親瞬間變成了一個軟弱無力的人時的心情……

語言依舊粗糙，但我開始期待它的下半部，或許它將給呈現出另一個讓你驚嘆的世界，或許它可能繼續延續了上半部的水準。《兄弟》即使未能與之前的作品相比，也是一部不錯的作品。余華毫不猶豫向我表明，一個作家的創造力是沒有枯竭之時，只要身體狀況良好，他就可以繼續寫下去，因此「在一個作家沒有到達80歲之前，不要輕易給他下判斷」。不管這是真正的自信還是盲目的自負，這都表明《兄弟》是余華的一個旅程的開端，轉折點的作品不是因為它多麼傑出，而是它標誌著新的可能性。當然，對於余華來說，所有的寫作都理應是為作家的內心服務的（儘管他其實也不可避免地很在乎市場承認），那麼別人的評價就更不值得理會了。

在《兄弟》里，一個余拔牙、佔據了幾百字的形象，讓我再次想起了那個年輕的、悶得發慌、一心想週遊世界的牙醫余華，在過去的23年里，他的個人故事正像很多作品中主題：命運是如此難測、不可言說。但在這種充滿詭譎的命運里，每個人卻可能依靠不同類型的奇特的力量而與命運共處，並總是抵達到一個陌生的奇妙之地。正如余華在1997年對青年時代寫作的回憶：「在潮濕的陰雨綿綿的南方，我寫下了它們，我記得那時的稿紙受潮之後就像布一樣的柔軟，我將暴力、恐懼、死亡，還有血跡寫在了這一張張柔軟之上。這似乎就是我的生活，在一間臨河的小屋子裡，我孤獨地寫作，寫作使我的生命活躍起來，就像波濤一樣，充滿了激情。」

下半部的《兄弟》，沒給我帶來喜悅，事實上，它是驚人的糟糕。鄉鎮企業家的粗鄙慾望、處女選美大賽、隆胸葯的推銷員，讓余華津津樂道的荒誕軼聞是小說的主角。原本的主人公消失了，他們的勉強存在似乎就是為了串聯起這些碎片。余華的在拚命的追趕這個光怪陸離的鍍金時代，以完成他最初設定的雄心——中國人在六十年間的戲劇性轉變。他太沉浸在這些荒誕的奇觀中，為此樂不可支，卻沒興趣做出任何細膩與深入的探究。你也感覺得出，即使這些荒誕，他也缺乏足夠體驗，他依賴的是報紙、網路與談話中新聞與傳言。

《兄弟》讓嚴肅讀者倍感失望，但它仍帶來市場的成功，不僅在中國市場，也是全球範圍。不管是在劍橋的鬧市區，巴黎第八區的小書店，還是班加羅爾發著霉味的二樓書店，我都見到了不同版本的《兄弟》。余華，就像張藝謀的電影、海爾電器，是我在旅行時碰到的少見的中國標識之一。從美國到歐洲，他穿梭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間，發表演講、接受採訪，為陌生人講解的當代中國。一位中國記者發現，余華已變成了一名技巧高超的演講者，自如的控制語氣、節奏，知道何時該插入一個笑話了。小牙醫不僅變成了大作家，還變成了國際明星。

看到英文版的《兄弟》時，離我上次、也是唯一次見到余華時，五年過去了。中國變化的速度比所有人預想得都更快。五年前，人們還嘗試性的探討中國崛起，今天則不容置疑的宣稱「中國統治世界」。人們總是先被物質力量震驚，才會感興趣它的內涵。這個要統治世界的中國到底怎樣思考，有著怎樣的內心？

魯迅曾經抱怨這是個「無聲的中國」，中國人不分析自身。八十年過去了，中國仍是「無聲」的，誰也說不清這個國家內部的複雜變化。但中國遠不是那個衰退、富有觀賞價值的古老文明，而可能決定世界的命運。世界理解中國的慾望更為強烈。中國代藝術家，電影導演，還有中國模式的理論家們，湧入了西方市場，他們是窺探中國內部的捷徑。

余華是這股浪潮中最重要的作家，《兄弟》符合外來者對於中國的期待。六十年來，它從紅色的共產主義到鍍金的資本主義，它是人類行為的試驗場，必然怪相叢生。余華曾把當代中國的混亂比作馬爾克斯筆下的南美洲，它們都是「魔幻的現實」。但《兄弟》卻與《百年孤獨》相去甚遠，中國的悲劇與荒誕沒有激起深層的、普遍的情感，它變成了這股「中國熱」中的消費品，充滿了獵奇。

再次閱讀余華，是因他的散文集《十個詞里的中國》，藉由「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這十個辭彙，余華希望能夠「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辭彙中……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可以將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在氣質與主題上，它是《兄弟》的延續。余華似乎喜歡上了中國解釋者的角色，他不僅通過虛構故事來描寫中國，他還準備直接做出詮釋。他或許也想追隨很多偉大作家的道路，他們不僅說故事，還是個智者。

很多人對此表示讚歎，余華表現出一個中國作家罕見的勇敢。他在這本書里批評了毛澤東、1989、現政權的腐敗、政府對於高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在中國主流作家裡，他是第一位這樣做的。這也是令人心酸的讚歎，作家本應是一個社會天然的批評者，但在不日益封閉、自滿、壓制的中國社會，這態度倒成了例外。

我的感受是複雜的。是的，它仍有很多迷人之處，余華保持著敘述從容，對生活中荒誕的敏銳捕捉，很多段落、尤其是與他的童年記憶相關的描寫，仍讓我哈哈大笑，它讓我想起了十年前最初閱讀到他的散文時的快樂。他覺察到中國歷史的連續性，狂熱的三十年革命與拜金浪潮的三十年，並沒有表面上那麼大的差別。「為什麼我在討論今日中國的時候總是會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時期？這是因為這兩個時代緊密相連，儘管社會形態已經絕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內容依然驚人的相似。比如我們以全民運動的方式進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又以全民運動的方式進行了經濟發展」，他在《山寨》一章中寫道。

與此同時，他的弱點也暴露出來。和大多數同代作家一樣，他沒接受過太多的正規教育，他們幾乎全部依賴於直接經驗和個人感受力，藉由中國社會提供的豐富素材，他們可能迸發出特別的創造力。但去理性的分析社會是另一回事，這需要你掌握更多的分析工具，更廣闊的知識背景，而余華沒有這個能力，再最初的敏銳發現之後，他沒有能力探測得更深入、也更全面，在同一種分析中打轉，不斷的重複。這有情可原，我們不該要求一位作家也是思想家。

隨著閱讀的深入，我慢慢意識到這不僅僅是知識結構與分析能力，它可能還蘊涵著某種更深的危機，這危機不僅與余華有關，也是一代中國作家的困境。它或許還解釋了，《兄弟》讓我不適的原因。

不管是《兄弟》還是《十個詞里的中國》，余華從未試圖進行真正的道德與價值上的追問。他聰明的列舉種種例證，質疑流行的觀念，在時空中穿梭，但他從未試圖做出追問——倘若眼前問題重重，到處是欺騙與躁動，什麼才是有意義的人生與社會？

這種追問不是為了找到「怎麼辦」式的答案，而是重建意義系統的努力。正因為缺乏這種追問，中國的苦難與荒誕，才僅僅變成了觀賞與消費，它轉化不成更普遍的人類經驗，更高級的藝術表現。這或許與余華這一代人的經歷相關，他們出生與成長在一個充斥著空洞道德的年代，在多年的欺騙後，道德與意義徹底破產了，人們再不相信這些光輝的辭彙。嘲諷與功利主義變成了自我保護與自我實現的主要方式。這也解釋了《活著》這本小說和這個辭彙，能讓這麼多中國人心顫不已，在一個意義崩潰的時代，惟有活下去的動物本能才是真實的，而余華為這卑微的慾望賦予了更高（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存在）的意義。

道德與意義追問的缺失，也表現到余華的敘述上。只有個人責任，才是道德與意義的最終承載者。一直以來，他宣稱要為內心寫作，但他從未試圖逼近自己的內心。在閱讀《十個詞里的中國》，你強烈地感覺得到，他在為一群國外的讀者寫作，他簡單化、說明式、方向明確的努力，蓋過了想要探索的慾望和必然伴隨的未知。在行文里，他也從未自我質疑與追問，彷彿一切就是如此。我在他文字里，看不到他的內心，他精明的組合文字與感受，他太精明了，他的產物精美卻沒有靈魂。

對意義的放棄，也多少解釋了《兄弟》中混亂的敘述。因為缺乏內在的價值與意義，雜亂的社會現象在小說中也以雜亂的描述出現，他沒有凈化它們，只任由它們的蔓延。

我要承認，我的懷疑可能太苛刻了。這種情緒就像是一次逆反。昔日過度崇拜，而現在則太過刻薄。我多麼希望，余華能如他五年前所說，把作家的創作力維持到80歲。但如今，我很懷疑這一點，因為他缺乏那股真正的道德激情，正是這激情，而不是敏銳與機巧，才是驅動一個偉大作家的真正源泉。

　原文來源：東方歷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