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系列 — 皮林馬其頓,里拉山,索非亞,科索沃戰役
在這裡先澄清一個失誤,包括之前《南斯拉夫民族地緣結構圖》在內的圖中,里拉山的位置都向西偏移到了塞、馬、保三國邊境了(會有新圖修訂)。實際上,里拉山的位置處在索非亞的正南,與羅多彼山脈緊密相接,廣義上亦屬於後者的一部分。里拉山之所以經常被單獨分離出來,一方面因為它是巴爾幹的最高點;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成為了保加利亞的地理中心。共計有四條大河發源於里拉山,包括:向北穿越索非亞盆地、巴爾幹山脈注入多瑙河的伊斯克河;向東經色雷斯注入愛琴海的馬里查河;向南流經馬其頓注入愛琴海的奈斯托斯河(保加利亞稱梅斯塔河)、斯特里蒙河。
從這個角度,大家應該能夠明白,為什麼今天的馬其頓跟保加利亞的地緣關係更近(而不是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也一直視馬其頓為自己一部分。事實上,拋開中世紀保加利亞對上馬其頓的經營不說,保加利亞在擺脫奧斯曼帝國的控制之後,馬其頓也仍然是保加利亞的一部分(實現統一的保加利亞建立了第三王國)。不過在擺脫奧斯曼控制之後,基於巴爾幹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保加利亞對上馬其頓甚至北色雷斯的控制都出現過反覆。 今天,在以地勢高低來劃分的上、下馬其頓,馬其頓這個標籤的歸屬問題,似乎只是馬其頓共和國與希臘之間的糾葛。不過雖然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因為在上馬其頓的存在,有機會繼承古馬其頓的地緣政治遺產(希臘自是竭力反對出現這種情況),但保加利亞其實也得到了部分上馬其頓領土。 這塊隸屬保加利亞的馬其頓,被稱之為「皮林馬其頓」。所謂「皮林馬其頓」,所指向的就是斯特里蒙河上遊河谷地區。它的名字來源於河谷東側的「皮林山」。皮林山、里拉山,一般都被視為羅多彼山脈的一部分,只不過相比一個有高度、一個有長度的後鄰居,皮林山的名氣不夠大,整條山脈因此多被統稱為「里拉——羅多彼山脈」罷了。鑒於保加利亞也控制了少部分上馬其頓地區,讓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壟斷「上馬其頓」的標籤,多少會有些不合適(雖然它是主體)。為了以示區別,與皮林馬其頓之稱同時出現時,一般會稱之為「瓦爾達爾馬其頓」。 至於歸屬希臘的,包括瓦爾達爾河、斯特里蒙河等河流下游的沿海部分, 「愛琴海馬其頓」是最能表示其地理屬性的名稱。基於希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歷史上,都曾經統治過馬其頓,今天這種分配方法也不失為一種平衡(源自於1913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束後的《布加勒斯特協議》)。在政治、民族結構複雜多變的巴爾幹地區,用地緣的方法劃分板塊,更有助於我們從紛亂的歷史中,釐清彼此的關係。最起碼大家能夠因此而清楚,每個民族國家與它的鄰居之間,矛盾的焦點在哪裡。
既然已經得到了馬里查河谷,那土耳其人就沒有可能放過索非亞了。在基本的掃清色雷斯(包括西、北、東色雷斯)的抵抗之後,土耳其人拿下了索非亞(公元1382年)。需要指出的是,索非亞成為保加利亞首都,只是19世紀末的事情。在保加利亞第一、第二王國時期,巴爾幹山脈與多瑙河之間的大特爾諾沃、普雷斯拉夫、普利斯卡才是都城所在(可以用谷歌地圖定位),上述三座城市並稱為保加利亞三大古都。當然,如果現在瓦爾達爾馬其頓歸屬保加利亞的話,今天馬其頓共和國首都斯科普里,也肯定會被保加利亞人認定為古都的。 雖然索非亞這座城市成為保加利亞首都的時間不長,但它地緣位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佔領這座城市,土耳其人不僅能夠很便當的通過伊斯克爾河谷,向多瑙河下游平原滲透,同時也能夠沿巴爾幹山脈南麓,進入塞爾維亞人的南摩拉瓦河谷。13世紀中葉,因大汗之位出現空缺而結束在西征的拔都,就是透過這樣的線路,從巴爾幹和匈牙利平原,經由索非亞中轉回到南俄草原的。如果不是戰略上結束了擴張,蒙古人很有可能在下一次西征中,反向重走一下多瑙河下游平原——索非亞盆地——南摩拉瓦河谷這條西征之路。不過不要緊,140多年後,同樣出身亞洲游牧文化的土耳其人,會「幫助」蒙古人完成未競的事業的。 算上匈人、蒙古人,這已經是歐洲人面臨的第三次「黃禍」了。當然,此時的土耳其人到底還有多「黃」是存疑的,畢竟從塞爾柱時期算起,突厥人在小亞細亞的經營也有兩百年了,土耳其人在應羅姆蘇丹國之召進入小亞細亞之前,也在阿姆河中游這一混血之地呆了不少時日(最初建立帝國的塞爾柱突厥人,最起碼貴族肯定是標準的蒙古人種)。其實歐洲人也注意到了這一基因變化,所以在中世紀後期乃至近代,他們更多用「韃靼人」這一不帶種族特徵的標籤,來形容進入歐洲的蒙古人、土耳其人等亞洲游牧民族,並將這個概念擴張至整個亞洲地區的馬上民族(包括滿洲人這種漁獵出身的民族)。 從索非亞進入南摩拉瓦河谷的第一站,是今天塞爾維亞第二大城市「尼什」(僅次於首都貝爾格萊德)。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尼什——索非亞就是溝通東西兩端的重要通道,蒙古人、保加利亞人完成征服事業時也都走過這條路。控制索非亞之後的奧斯曼帝國,很快便將兵鋒指向的尼什,而失去了尼什的塞爾維亞,自然明白自己將大難臨頭了。對於塞爾維亞來說,危機並不止東線。已經控制了色雷斯和索非亞的土耳其人,沒有理由不對馬其頓下手。在與塞爾維亞人進行決戰之前,除了最北端的斯科普里盆地,以及最南端那個手掌形的「哈爾基季基」半島(帶三根手掌)以外,土耳其人幾乎拿下了整個上、下馬其頓地區。 最後的決戰,發生在我們已經花了不少筆墨的科索沃盆地東部,也就是今天塞爾維亞人認定的科索沃地區,史稱「科索沃戰役」(公元1389年)。基於土耳其人的給基督教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這次不僅巴爾幹半島上的保加利亞人、克羅埃西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前來參戰,基督教聯軍還包括天主教世界的匈牙利人,以及還沒有成為羅馬尼亞的瓦拉幾亞人(甚至還有少量波蘭人)。然而經驗告訴我們,最終的結果還是取決於塞爾維亞人自己的表現。 在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中,塞爾維亞人的表現不能說不好。他們當中甚至有貴族出身的勇士,刺殺了親自領軍西征的奧斯曼君主(穆拉德一世)。很難說20世紀初,薩拉熱窩那位塞爾維亞青年的表現,沒有受到這次成功刺殺的影響(刺殺者是塞爾維亞歷史中的英雄)。然而事實再一次證明,歷史並不是由偶發事件決定的。就像即使沒有塞爾維亞人當年對奧匈帝國王儲的刺殺,矛盾已經不可調和的歐洲也一樣會有其它事件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 如果說100年前的那次刺殺,還的確直接成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那麼600多年前的這次刺殺,對局勢的影響就不大了,因為塞爾維亞人還是輸掉了這場戰爭。由於在科索戰役中,塞爾維亞的貴族精英傷亡慘重、無力再戰,這個曾經懷有帝國夢的王國,戰後很快便接受了自己的新命運——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附庸。接下來,奧斯曼人開始著手解決保加利亞人問題,希望能夠擴張至多瑙河下游。 很顯然,保加利亞亡國只是時間問題,而保加利亞的淪落,也意味著匈牙利將再次履行它「基督教之盾」的責任。問題是,此時的匈牙利王國已經不復當年之勇了。在土耳其人進入歐洲之前,喀爾巴阡山脈外圍那些說拉丁語的瓦拉幾亞人、摩爾達維亞人,已經先後脫離匈牙利王國的控制,獨立建立自己的公國。那麼,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就這樣看著奧斯曼帝國,在14世紀行將結束之時吞併整個巴爾幹嗎?當然不是。一場由教皇呼籲組成的「新十字軍」,將再次對異教徒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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