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學視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讀

【摘要】形象學是比較文學理論中的重要研究領域，以形象學為依託可以了解不同國家對本國形象的理解與闡釋。瑪格麗特?杜拉斯的自傳性小說《情人》正是可以被形象學細緻闡述的典範。它承載了杜拉斯在西方社會集體想像的影響下對中國人烏托邦式的想像與刻畫，也展現了一位女性對異國愛情意味深長的追溯與懷念。　　【關鍵詞】形象學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法國著名的作家、劇作家、電影編導，並曾經引發了轟動一時的「歷史性的杜拉斯現象」；她率性洒脫，放蕩不羈；抽煙酗酒，感情生活也相當豐富，擁有過多位情人；她的寫作風格同樣標新立異，以亦真亦幻的　　筆端化為近乎呢喃囈語的文字；在1984年她以小說《情人》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之前，她還曾一度被評價為「一個專門寫令人昏昏欲睡而且複雜得要命的書的作家」、「枯燥的、知識分子式的女小說家」，其傳奇色彩和文學價值不言而喻。而且自杜拉斯引發狂熱的「杜拉斯現象」後，世界範圍內對杜拉斯的研究眾說紛紜，為我們了解杜拉斯以及她的作品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研究角度。　　形象學，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學科分支，它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學作品中的異國異族形象。法國學者亨利?巴柔對「形象」的解釋是：「一切形象都源於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係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的，且能說明符指關係的表述。」①形象學的發展也經歷了從早期傳統形象學演變到當代形象學的過程。早期傳統形象學大致停留在「一個形象與『被注視者』國相比是否『錯誤』或其『忠實程度』的問題」②。簡言之，即形象的「他者」差距。當代形象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將研究重心轉向對作家主體的關注以及作家對「他者」形象的塑造。根據形象學理論的闡述，形象學研究可分為文本外部研究和文本內部研究。文本內部研究可以稱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的基石，它以文學文本為基礎，從辭彙研究、等級關係研究、故事情節研究這三個方面展開。然而文學不是孤立地存在，不能只局限於文本範圍以內，也應涉及到文本以外的一系列影響，所以文本的外部研究也同樣重要。文本的外部研究包含了以下三個層面：社會集體想像、作家、作家描寫的異國形象與現實異國形象的關係。基於文本外部研究的跨學科性，研究意義豐富，本文擬用形象學研究中的文本外部研究理論，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之上，對杜拉斯小說《情人》做進一步的分析，以便更加完善對「杜拉斯現象」的了解，也為形象學研究領域和杜氏研究領域增添新的色彩。　　一、19世紀到20世紀西方文學中的社會集體想像物　　亨利?巴柔認為：「異國形象應被作為一個廣泛且複雜的總和――想像物的一部分來研究。更確切地說，它是社會集體想像物（這是從史學家們那裡借來的詞）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對他者的描述。」③顯然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異國形象並不是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而是整個社會集體話語共同的凝結。形象學研究異國形象的意義不在於複製原型，而是由作者集合社會集體想像創造性地打造印有自己專屬烙印的形象模式。「他者」形象已無法真實還原現實，複製歷史，必然淪為「社會集體想像物」。　　19世紀到20世紀的中國，社會動蕩，經歷了一系列的巨大變化，飽受苦難的中國開始覺醒，被迫打開國門面向世界，與此同時歐洲的文學家也把目光重新投射在了這個古老而又神秘的國家，他們迫切地想了解關於這個曾經繁榮神秘國度的一切，包括生活在這裡的種族。他們憑藉由經濟和工業力量強大而產生的種族優越感，以一種極度輕蔑的姿態遙望這片土地。但由於遠在重洋之外的他們無法來到中國進行切實的體驗和感受，他們的眼光依然還停留在過去，憑藉著以往對中國的零碎記憶刪減拼接，勾畫了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的形象等同於愚昧、野蠻、麻木、粗俗、卑微、沒有行動能力和自主性甚至將之與獸類相提並論，還出現了「支那」、「黃禍」等帶有鮮明種族歧視意義的詞語。毋庸置疑，這些描繪與現實大不相符甚至故意醜化，但是卻潛移默化地熏染了遠在大洋彼岸的大多數西方人，特別是那些幾乎未曾與中國深入接觸過的西方大眾。當然，這種醜陋、負面的形象也由社會集體話語傳遞給了從未真正到過中國的杜拉斯。　　正是在西方集體社會種族偏見的誤導下，杜拉斯作為一個法國白人無法摒棄西方人的身份認同，使她在創作《情人》時無可避免地帶有種族主義的有色眼鏡來審視東方古國、中國形象。「我所愛的母親……，她頭髮緊緊地梳成一個中國女人的髮髻，她那副樣子看了真叫我們丟臉」④，對中國的蔑視，已經連帶著對中國衣式髮型同樣的不屑，白人母親梳著中國女人的髮髻，這足以讓杜拉斯高傲的種族自尊心難以承受，感到丟臉和難為情。「人行道上，人群雜沓，十分擁擠，人流或急或緩向四面八方湧出，有幾股人流推擠出幾條通道，就像無家可歸的野狗那樣骯髒可厭，像乞丐那樣盲目又無理性，這裡是一群中國人」；「我們走進一家有幾層樓的中國飯店……，從這些大樓發出的聲音在歐洲簡直不可想像，這就是堂倌包菜和廚房呼應的吆喝聲。任何人在這種飯店吃飯都無法談話」⑤。印度街道上的中國人對杜拉斯而言從來都不是單獨的個體形象，他們密集、模糊、無法分辨，永遠是個集體形象，陌生的中國話在她聽來也是野蠻原始的吼叫，那是在高尚尊貴的西方不曾有過的粗俗。劃分清晰的界限，輕蔑不屑的口吻，在《情人》這部小說里，無不展示著杜拉斯由西方社會集體想像帶來的無上的種族優越感，黃色人種在她眼裡是註定要被俯視和鄙夷的。　　二、作者混雜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身份　　在形象學文本的外部研究過程中，社會集體想像物屬於總體分析，可看做文本創作的時代和社會背景，然而作家研究也同樣重要。「在形象學研究中，作家與社會集體想像物主要構成引導、複製、批判三種關係形態。」⑥他者形象正是作家的想像性產物，而瑪格麗特?杜拉斯混雜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身份為她的想像性產物――《情人》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厚養料。　　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並在這裡度過了17年的青少年時代。「在那個國土上，沒有四季之分，我們就生活在唯一一個季節之中，同樣的炎熱，同樣的單調，我們生活在世界上一個狹長的炎熱地帶，既沒有春天，也沒有季節的更替嬗變。」⑦就在這17年中，東方的文明、異域的文化同那無休無止的炎熱一道融入了杜拉斯的身體，化為血肉，成為她一生文化創作不竭的源泉。印度獨有的東方風情有別於西方世界，在杜拉斯的記憶里，永生難以忘懷，即使分別久遠，她依然清晰記得那些畫面。印度的亞熱帶風光：「夜晚，有一些夜晚，我還記得，沒有忘記……，光從天上飛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每一夜都是獨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作夜的延綿的時間」；「在庭院的小徑上，番荔枝樹陰影像黑墨水勾畫出來的」⑧；獨特的城市氣息：「有焦糖的氣味侵入，還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國菜湯的氣味，烤肉的香味，各種綠草的氣息，茉莉的芬香，飛塵的氣息，乳香的氣味，燒炭發出的氣味……，所以城市的氣味就是叢莽、森林中偏僻村莊發出的氣息」⑨。小說里一次次不惜筆墨地描繪這樣的東方環境，這裡孕育了杜拉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杜拉斯已儼然一副印度支那地方少女的模樣了，正如同她自己曾在訪談錄里說過：「我們與其說是法國人，不如說是越南人。」 　　然而，畢竟膚色有差、種族有異，作為西方殖民主義下的白人，杜拉斯內心深處的種族主義萌芽伴隨著她對世界的認知也漸漸顯現。她對印度的感情開始變得矛盾起來，熱愛的同時又充滿了排斥。當時的印度支那是隸屬於法國的殖民地，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以及強烈的種族歧視讓這個充斥著白種人和黃種人的狹長地帶變得等級森嚴、階層分明。然而處於高高在上的白種人中也有不同的等級，杜拉斯一家恰恰處在白種人的最底層，在白人社會她們遭到嘲笑和排斥，但是種族的優越感又讓她們時時刻刻與「低微」的黃種人保持距離。尤其在她回法國之後，強烈的歸屬感讓杜拉斯迫切地想融入法國母語文化世界裡，然而法國對從小在印度長大的杜拉斯而言是陌生的，與她在印度所習慣的生活是那麼的格格不入。面對著擁有所謂的文明與高貴的法蘭西文化，她熱愛的故土開始變得讓她感到羞恥，她試圖遺忘那片東方土地來換取法國文化的認同。這樣混雜的生活背景緻使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交織註定伴隨她整個的寫作生涯，她無法擺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背景將深深植根於她的意識深層，這也使她「面對西方經常處於一種失語與無根狀態，卻在面對東方時又具有西方人的優越感」。⑩也正因如此，才賦予了杜拉斯獨特的文化視角和情感體驗，讓東西方的文明與文化在她身上迸發出了如此獨樹一幟的絢麗色彩，所以說《情人》的成功並不是偶然，正是得益於杜拉斯這種混雜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身份。　　三、想像與現實中的異國形象　　關於杜拉斯描寫中的中國與現實中的中國的關係，是真實的再現還是帶有不同程度的美化或醜化，從這部小說塑造的「中國情人」形象中我們便不難得知。　　小說通篇一直以詠嘆式的第一人稱敘述，首先便確立了「我」的主體性地位。「我」以一種自由回憶的方式娓娓道來，更像是一幀幀的鏡頭由遠及近，從「我」現在年老的樣子回憶到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從那時已經支離破碎的皮膚再退回到十五歲半，最終定格在十五歲半那年的湄公河輪渡上。這裡是故事的開始，主人公卻沒有出現，一直到小說的第二十九頁，「情人」才正式閃現了身影。這部名叫《情人》的小說，「情人」卻不是重點，只是作為這段漫長回憶里的點綴。在往後的敘述里，杜拉斯也是不斷地突出這位情人卑微、從屬的弱勢地位，他在白人女孩面前永遠是被動的、沒有選擇權利的那一個。「他」在湄公河初次見到白人女孩時：「他慢慢地往她這邊走來……，他是膽怯的……，他的手直打顫。這裡有種族的差異，他不是白人，他必須克服這種差異，所以他直打顫。」⑾顯然無比豐厚的財富沒有給過他任何高於種族等級的優勢，一個二十五歲的富商之子在一個十五歲半的貧窮白人姑娘面前是如此的膽怯和畏懼。這是多麼強烈的反差，種族等級差異在這位情人和白人女孩之間阻隔了一條深深的鴻溝，不管這位情人多麼富有，多麼深情，多麼優雅，只是一身膚色便註定了他始終無法跨越鴻溝走近女孩，而女孩儘管再貧窮，再悲慘，再叛逆也無法克服種族觀念帶來的心理障礙，即使身體跨了過去，她的靈魂也依然保持著白人的優越感所帶來的羞恥心。杜拉斯儼然將「我」與「情人」的關係上升到了種族主義。「我」――一個白人女孩，代表的是西方高等殖民者，「情人」――一個華人青年，代表的是東方低等被殖民者，「我」永遠處在主動、強勢的地位，而「情人」總是懦弱、膽怯。這無疑代表了杜拉斯在社會集體想像影響下對中國先入為主的醜化。　　然而杜拉斯的魅力就在於她既能認同本民族立場下的醜化形象，她也能在醜化中質疑和顛覆自身立場。她在不斷醜化中國情人形象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中國情人不自知卻獨有的美雅和「無可言狀的溫柔甘美」。「他給我洗澡，沖浴，給我擦身，給我沖水，他又是愛又是讚歎，他給我施脂敷粉，他給我穿衣，他愛我，讚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寵愛的」⑿，她不禁在他絲綢般的柔情里一天天地愛上了這個中國情人，「每天傍晚我都在學校門前他的黑色汽車裡看到他，羞恥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⒀。年輕的杜拉斯，沒有完全地籠罩在西方社會集體想像之中，中國情人的出現像一隻輕柔的手撥開了擋在杜拉斯眼前的薄霧，她在卑微中看到了美雅，在野蠻中看到了溫柔，在懦弱中看到了勇猛，那真實的感官無關乎社會集體想像賦予的偏見，而是來自自身的體會，來自那遙遠的東方中國的男子。只是這段愛情開始的迅速，消逝也如同暗夜流星般匆匆墜落，就在杜拉斯發現愛情悄悄萌芽時，轉眼面對的卻是離別，即便此生不復相見，浪漫的杜拉斯也在自己有限的人生和無限的文學世界裡永遠地愛上了這個來自中國的情人以及這份異國情緣。　　結語　　縱觀杜拉斯的一系列作品不難發現，杜拉斯的寫作終其一生都在圍繞著愛情主題，真實的情愛經歷與想像中的虛幻建構如同那湍急不息的湄公河一直縈繞在心頭，流淌在杜拉斯的文學血液中，無法割離。杜拉斯愛情小說的典範《情人》雖已走過三十年韶華，卻在文學作品不斷湧現的今天仍不失為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可見其文學價值之大。　　本文雖從形象學文本的外部研究的角度對這部小說做了一番解讀，卻也只是個人之見，也許對杜拉斯來說，如何解讀《情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愛情本身。一個中國情人貫穿了杜拉斯的一生，也成就了杜拉斯的藝術生涯。由此帶來的世界效應讓我們也從中看到了中國人形象在西方文化發展中的縮影，並被深深吸引，一步步走進了一個本真女性對初戀情人刻骨銘心的追憶與懷念里……□　　參考文獻　　①②③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4、122、121　　④⑤⑦⑧⑨⑾⑿⒀瑪格麗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譯：《情人》[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21、41、6、68、36-37、29、53、91　　⑥曹順慶：《比較文學概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87　　⑩王岳川：《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M].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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