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導演寵明星輕編劇 國產電影發展面臨原創危機

日前，第3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組委會宣布，從本屆電影節開始恢復最佳編劇獎。「這是眾望所歸。」年過六旬的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直言，恢復編劇獎是一個風向標，可以在影視界乃至整個社會倡導尊重編劇、尊重原創的意識。

「原創疲軟已成為中國電影發展的首要危機。當下的『劇本荒』不是靠設立編劇獎就能立馬解決的。」王興東說，中國電影要走出發展困境，國家必須大力扶持、鼓勵、重獎、保護原創。

中國電影不缺導演明星和資金，缺的是好劇本

中國青年報：您從2008年起，就在全國政協會議等多個場合呼籲百花獎恢復設立編劇獎。您為什麼堅持多年為編劇獎鼓與呼？

王興東：百花獎在1962年創建時，是注重獎勵優質劇本的。第一屆最佳編劇獎是夏衍、水華的《革命家庭》；第二屆授予李的《李雙雙》。百花獎因故中斷17年後，第三屆（1980年）最佳編劇獎是陳立德的《吉鴻昌》。後來，百花獎一直沒有編劇獎。連這樣的國家級電影評獎都漠視編劇的作用，大學生電影節當然也不設了，毫無知識產權的意識和學術概念。這當然會貶低原創的價值，讓業內界外不把編劇當回事兒。很多製片人、導演也對在字幕、海報、媒體上消除編劇的署名權習以為常。這種連鎖反應造成了編劇的生存狀況日益嚴峻，創意被剽竊、作品被隨意篡改等問題叢生。編劇辛辛苦苦地創作劇本，結果拍攝成影片卻都是他人的成就，這顯然不公正。

我們一直爭取恢復編劇獎，不是為了爭百花獎盃，而是為了維護編劇在電影版權經濟中的法定地位和權益，在影視界乃至整個社會倡導尊重編劇、尊重原創的意識。我相信，觀眾有能力參與百花獎最佳編劇獎投票，選出自己心中的好劇本。

中國青年報：恢復編劇獎，能改變優秀編劇缺乏的現狀嗎？

王興東：恢複評獎是一個風向標，可以鼓勵好編劇，獎勵好作品。但是，多年來，影視界捨本逐末，重導演、寵明星，輕編劇，光靠設立一兩個獎很難立馬出現大批的優秀編劇。演員可能因為一個角色一夜成名，導演也可能因為兩部影片備受追捧，而培養一個優秀的編劇得有長期的過程。編劇不僅是文學家，還要是思想家，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編劇田漢在《風雲兒女》電影中留下來的，這是中國電影編劇自豪的旗幟。

評電影編劇獎，必須要看文學劇本。檢驗一部電影，讀了文學劇本，再看電影就知道導演負責製作的水準了。比如，《辛亥革命》的劇本發表在《中國作家》2010年12期，如果能讀到劇本，再剖析電影，會得出結論。當下影視界胡亂篡改原創的劇本，顛倒人物，肢解主題，破壞結構的現象很普遍。這種惡習不依法遏制，中國電影早晚走向末路。

中國青年報：您做了30多年編劇，在您印象中，「輕編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王興東：編劇的地位轉換大致有三個階段：1981年我開始寫劇本，當時無論多老資格的導演拍攝我的劇本，編劇的署名總是第一個出場。那時編劇的稿酬比導演和演員掙的錢還多。從上世紀90年代起，編劇漸漸不受重視。因為受到電視的衝擊，國產電影開始走下坡路，後來電影市場改革，取消了文學部，編劇沒了「娘家」，發表劇本的刊物也解散了，很多電影編劇轉向搞電視劇，有的改行經商了。2000年開始，編劇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更多了，電影中總監製、總顧問、總協調等一大堆名稱被加到編劇前面。比如，影片竟然出現導演署名為「某某作品」，不僅踐踏製片人權益，也把原創編劇的權益吞食了。另外，編劇參加電影節卻不能走紅地毯，稿費被拖欠現象也屢見不鮮。

中國青年報：「輕編劇」給中國電影帶來了什麼後果？

王興東：想當編劇的人越來越少，想當導演的人越來越多；深入生活的人越來越少，閉門造車的人越來越多；改舊翻版的電影越來越多，自主原創的故事越來越少。原創疲軟已成中國電影發展首要危機。現在中國電影不缺國際導演和大牌明星，不缺資金，缺的就是好劇本。

由於國內市場國際化，第一輪競爭就是比劇本創意。可是國產電影還在依靠改編和翻拍，比如，用《雷雨》的戲核做《滿城盡帶黃金甲》；把《哈姆雷特》改成《夜宴》和《喜馬拉雅王子》；把四大名著拿出來拍了又拍，最後發現實在沒什麼可拍了。著名編劇柳建偉曾說，「在電影的生命維持不下去的時候，人們才知道生命的源頭在哪裡。」電影的源頭就是編劇的原創作品。當外國影片打入中國市場時，如果能把編劇的質量提上去，我們就有了競爭的實力。

中國導演一次次衝擊奧斯卡失敗，說明了什麼？同樣是亞洲電影，為什麼伊朗電影《一次別離》和日本電影《入殮師》就能贏得世界讚譽？特別是《一次別離》，成本僅30多萬美元，拍攝手段也並不複雜，卻勝出我們投資上億元的影片，這充分說明電影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原創內容。

好劇本要深入生活寫成，但現在大多數編劇閉門造車

中國青年報：您的《離開雷鋒的日子》等劇本都是經過實地調查和採訪寫成的。現在像您這樣肯花時間的年輕編劇多嗎？

王興東：現在很多編劇是自由職業者，他們不是不想深入生活，問題是誰給出路費，誰給他們的工作提供保障？俗話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然而大多數製片商不願意拿出「一粒粟」的成本，只想「掠奪果實」。

中國電影文學協會的會員如果出去調查寫劇本，我們會有專門蓋章的介紹信證明他們的身份。而自由職業者，想要實地調研太難了。我曾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多次提案，國家應建立編劇深入生活的激勵機制，可以像大學申報科研課題一樣，國家根據劇目選題，支付前期資金，扶持原創，給足路費。另外，國家要重獎原創，評獎中有所區別，原創與改編是不同的，如果原創作品得不到肯定，甚至被盜版侵權，那就沒有人肯下去深入生活搞原創了。

中國青年報：現在是讀像時代，優秀影視作品的教化作用尤為重要。一個好編劇應深入生活，同時要有建設人們美好內心世界的責任感。您覺得呢？

王興東：王安石有一句詩可以給編劇啟示：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美國電影通過「007系列」向世界輸出強烈的美國英雄形象和愛國精神，中國電影也應當成為體現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名片。

《離開雷鋒的日子》北京有180萬人走進影院觀看，呼喚道德建設產生了共鳴。應該承認，閉門編造的情節永遠沒真實生活中的事情生動精彩，生活中處處有奇人奇事，就看原創是否有發現美的眼睛。

用中國的資源做中國的菜，才能端上世界的餐桌

中國青年報：1968年，前蘇聯傾舉國之力拍攝《戰爭與和平》，獲得當年的奧斯卡獎，安德烈公爵的民族形象震撼人心。我國這樣的作品在哪兒？

王興東：2011年，中國年產791部電影，但缺乏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影視創作源於文學，而文學又源於生活。俄羅斯的劇本大多有非常深厚的文學功底，他們注重表現民族英雄，比如，前蘇聯的《解放》、《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還有前不久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合拍的《決戰要塞》，都很震撼人心。

我們要創作出鮮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從文化資源中挖掘齣戲劇性的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是到社會的實踐中去感知人們心靈的需求，發現鮮活的人物形象。日本人能用26年拍攝48部寅次郎的電影，我們的電影人也應創作反映中國人形象的連續性的作品。

中國青年報：現在外國人也來挖中國的題材了，我們的編劇應該怎樣向世界展現獨特的中華文化？

王興東：好萊塢製作的《花木蘭》、《功夫熊貓》等中國題材電影，都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成功。我們守著如此豐富的資源，該思考如何把資源大國變成電影產業的強國，只有發掘中國題材，表達中國人的情感，用中國的資源做中國的菜，才能端上世界的餐桌。

中國青年報：要改變現在「劇本荒」現狀，除了評獎鼓勵外，您認為還應採取哪些舉措？

王興東：首先，我國應儘快出台《電影法》，規範電影行業秩序，依法保護電影版權，堅決打擊非法侵權和盜版。

其次，要有文化戰略眼光，鼓勵和培育原創。發展電影不能急功近利，劇本創作不能搞一窩蜂，要像蠶吃桑葉那樣細細咀嚼醞釀，才能織成錦緞。政府要在劇本題材和人才培育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另外，要想電影走出去，首先要讓編劇走出去，要給編劇更多出國採風的機會，與世界交流，創造國際合作的劇目，才能做大中國電影。

最後，培養和提倡編劇們自編自導的一體化創作方向，像《鋼的琴》的編劇張猛，彈響了自編自導的最強音，寫出了反映東北老工業基地失業工人生活的現實主義力作，震撼人心。編劇承擔視覺文學的創作，也應承擔視聽作品的製作，這是未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