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作家的批評算友好的——顧彬再論中國當代文學

我對中國作家的批評算友好的——顧彬再論中國當代文學　　　　作者：周安平《世界博覽》2009年第14期在去年底與編輯部一起策劃這個以「行走在中西文明衝突核心地帶的人們」為主題的專欄時，我的腦中就出現了顧彬的影像：銀白的亂髮，瘦削、刻滿歲月溝壑的面頰，犀利如鷹的眼神。我有不少漢學家朋友，顧彬是其中最具個性的一個。我曾瀏覽過不少關於顧彬的中外網站，看過不少他寫的以及寫他的文章，最後我竟漸漸喜歡上了這個倔強、簡單、直爽的老人。我們之間通過不少次話，有時我打給他本人，有時也打給其秘書，有時情急之下甚至直接打到他家裡。他的中國太太甚至抱怨怎麼還是問關於中國文學的問題？我只好笑著解釋，關於中國文學實在有太多的話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切入。顧彬雖然接受過無數次的訪談，但他每次都能談出新意，刺激得中國讀者、尤其是那些文學圈裡吃這碗飯的人一激靈一激靈的。所以，只好再度騷擾了。　　採訪顧彬的人很多，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顧彬說，對不起，老周，你現在只能排第二了。我說排第二那得候多久啊？我這兒可急！他也急了：老周，你幹嗎這麼著急？我說趕著發稿，沒辦法。老頭只好說那我周末答覆你吧。我趕緊頂了一句：說好了，周五之前！　　顧彬不愧是德國人，周四一早我剛進辦公室打開郵箱，就看見了他的郵件。在此之前，顧彬曾給我發過一個郵件，很直率地告訴我，老周，你們的問題非常保守，我得慢慢回答！我只好趕緊告訴他，你盡可不必受我的問題約束，有話就說，直言不諱！顧彬的批評一向直接而中肯，鄙人虛心接受，畢竟鄙人不是文學圈裡的人。對這樣一個浸淫中國文學長達35年的漢學家而言，有些問題對他來說的確如隔靴搔癢。其實，為了與這個倔強的老頭打交道，我還專門下了番功夫，惡補了一通當代中國文學。趁著去年底回國度假的機會，我專門到王府井買了冊顧彬撰寫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讀，還與《世界博覽》雜誌的總編、當代著名詩人席亞兵先生一起坐在北京東城南小街的酒館裡，就著二鍋頭縱論了一番中國當代文學。回到德國後，我把席先生的詩集寄了一本給顧彬，我知道，在顧彬的眼裡，除了詩歌，中國當代文學什麼都不是……　　我只與顧彬在電話里聊過，因此我知道他長什麼樣兒，他卻不知道我長什麼樣兒，難怪他一直稱呼小他近20歲的我為老周。下面就是老周與顧彬的對話：　　　　老周：中國當代文學的狀況似乎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不相適應。是因為中國作家的創作理念受到約束，還是因為作家受市場的影響而在創作上表現出的過於功利性？文學是否應獨立存在？以前的革命文學以及後來的遵命文學似乎都是一種政治的工具。但文學又不能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比如如魯迅。魯迅是您最欣賞的20 世紀中國的作家，也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世界博覽》刊載文章　　顧彬：我完全不同意把中國當代作家看成政治和經濟的犧牲品。從郭沫若、臧克家和何其芳開始，是中國作家自己破壞中國文學。他們的心不在文學那裡，他們的目的是政治、做官等等。　　文學是文學，政治只是政治。文學不能完成政治的任務，政治也不會完成文學的任務。不過，政治可以影響到文學，文學也可以影響到政治。因為作家應該有他自己的語言，所以他的語言暗示會對政治進行一種語言性的批評。比方說，留在納粹德國的作家寫作的時候當時不用納粹分子的辭彙，用他們自己的詞，這樣表示對上面的反抗。　　　　老周：中國人常言：愛之深，責之切。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可謂十分犀利，是否可理解為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切和期待？　　顧彬：德國漢學家一般的來說看不起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他們有同樣的口氣: 中國當代作家根本不知道怎麼寫作。我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的批評還應該算友好的。很可惜，中國只能聽到我的聲音，不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連一點希望也沒有，所以沒有必要公開地說。如果公開地說，這是浪費時間。《世界博覽》刊載文章　　　　老周：簡單描述一下當代德國文壇的現狀，都流行什麼創作理念和風格？德國人都喜歡讀什麼樣的書？　　顧彬：雖然德國文壇也有通俗文學的傾向，也有圖書的市場化，但是沒有美國和中國那麼厲害。大部分作家還是為了他們的理想而從事寫作。一個非常重要的理想是啟蒙，讓讀者通過語言了解到現代、當代社會的危機和危難。另外，他們大部分也是翻譯家。跟中國當代作家不一樣，他們覺得，他們的一個使命在於翻譯和介紹他們外國同行的作品。　　德國每年出版的書70%是譯本，而美國只是5%。德國普通讀者不一定喜歡看德國當代文學。德國讀者大部分是女人，她們喜歡看長篇小說。她們看的長篇小說，德國文人界、知識分子界都不會看。女讀者的希望是: 還會有一種傳統的敘說者給她們講她們已經聽到的故事。這樣的讀者界，因為愛看美國小說，也可能能接受中國當代小說。中國當代小說集中在於故事，不在於人的心。《世界博覽》刊載文章　　　　老周：中國作家有無必要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衡量水平的標準？畢竟諾貝爾獎是西方的獎項，其標準與中國的觀念有很大差距，如高行健獲獎就大出中國人和中國作家的預料，匪夷所思。　　顧彬：對我來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學作品標準。不少文學水平差一點的作家也獲得了它。除了詩人以外，中國到目前為止沒有能代表世界文學的作家。不少中國當代作家的表現是土包子的樣子。　　老高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他自己寫小說寫得太可怕。中國有一百個作家比他還好，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政治問題」，所以他們希望不大。德國大報如果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的話，他們會諷刺中國作家。最近德國報紙評論高行健的話劇《八月雪》，他們說，這個話劇是木偶遊戲，給小孩子看。原來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德語國家的漢學教授不再接受中國作家，不翻譯、不分析他們的作品。連德國最成功的翻譯家也會說，我還在等中國的好作品。　　（老周註：「德國之聲」曾就相似問題問過顧彬，當時顧彬的回答要不客氣得多：諾貝爾文學獎是次要的。誰寫得不好，誰才能夠獲得。如果誰能夠寫作，一輩子沒有什麼希望。所以這個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垃圾。）　　　　老周：今年是中國著名詩人海子逝世20周年。海子的詩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有著什麼特別的意義？有人說海子之所以擁有這麼高的地位，是因為他已經死去。您怎麼看？中國的當代詩人似乎追求詩的形式甚於內在的東西。所以現在的詩歌很難讀懂，中國的詩歌日益萎縮。　　顧彬：海子是白死的。他的詩歌不成熟。在德國他不會有什麼讀者。我翻譯了他的詩，發表過他的詩，不過都不怎麼重視。可能這是德中文化溝吧。我希望我的看法是錯的，因為我的中國學生都愛看他的詩歌。我盼望有人告訴我，我應該用哪一種方法來讀他。　　中國當代詩歌的地位目前在中國社會很低，也許是正常的。詩人和詩歌應該在邊緣。如果不是的話，詩或詩人肯定有問題。詩人應該是少數的。因此愛看詩的人（必定也是少數的——老周補），詩人不應該老訴苦，相反地應該高興，應該宣布，他不屬於一種蒼蠅文化。　　　　老周：很多人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最核心的頑疾是缺乏思想、缺乏靈魂，而這種思想與靈魂的缺失源自體制的約束。　　顧彬：中國當代文學的缺點有好幾個原因。最明顯的缺點是，它沒有思想。1942年以來中國作家越來越少敢於自己想，他們讓別人為他們而想，然後寫當天需要的東西。1979年後作家原來可以用自己的頭腦，不過他們已經丟掉了他們的語言、中國的傳統、外語能力等。1992年以後他們變成市場的工具。除了詩人以外中國當代作家沒有真正的自我。他們應該承認，我們失敗了，我們應該重新開始，我們應該跟小孩子一樣重新學中文。讓他們沉默20年，讓他們20年之內給抽屜寫小說等。過了20年以後讓他們打開抽屜，看看那裡面有什麼好的文學作品。如果有的話，他們的失敗就變成了勝利。中國當代作家能等這麼長嗎？恐怕不會。《世界博覽》刊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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