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風眠:一卷20世紀藝術百科全書
他就是我國現代畫壇一代巨匠,中國現代藝術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林風眠。 林風眠(1900-1991) 出生於廣東梅縣,19歲赴歐遊學,曾擔任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現中央美術學院前身)校長,也是國立藝術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首任校長。他倡導「介紹西洋 藝術,整理中國藝術,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的理念,先後培養了一大批享譽世界的藝術大家,如吳冠中、李可染、趙無極、朱德群、蘇天賜、席德進等。
新文化運動的狂飆突進,抗戰的滔天洪流,文革的牢獄之災,遠走香江的韜光晦跡,作為二十世紀的同齡人,林風眠見證了百年來民族文化所遭受的困厄 與磨難、「中西融合」所歷經的波折與流衍。他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極少數不為時局所左右、一輩子不改理想初衷的藝術大師之一。觀其一生來去浮沉,從「兼濟天 下」到「獨善其身」,這其中既有「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弘毅之志,更蘊含著一種「時命或大繆,仲尼將奈何?」的悲愴。 誠如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所言,「林風眠是一卷世紀性的藝術百科全書」。從林風眠獨特的個案身上,「能看到百年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忠誠和激情,也能從他和時代的關係中去領會藝術家的責任,重新撿回那些被忽視的價值。」
命運開篇處的寒涼底色 1900年11月22日,林風眠出生於廣東梅縣閣公嶺村一個石匠家庭。上中學時其繪畫天分已讓老師自愧弗如。傅雷曾說他對藝術的追求,正如他的祖父不論四時晴雨、赤腳鑿堅鐫石之精神。用林風眠自己的話來說,一生「從未無故放下畫筆」。 同鄉摯友林文錚曾用「痛苦」一詞來概括林風眠畢生創作的基調。林風眠的藝術具有一種「罕見的苦味」(許江語),發源於命運開篇一抹寒涼的底色——幼年時,母親與人私奔未果,險被宗法私刑處死,後被賣到他鄉,再無音訊。他因此大病一場,卧床半年,變得沉默寡言。
1919年底,林風眠赴法勤工儉學。在歐6年,林風眠遊學於法、德,曾先後投師於法國第戎美術學院和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柯羅蒙工作室。他喜歡到戶 外進行色彩寫生和人體速寫訓練,同學李金髮說他下筆「信手拈來皆成妙諦」。在第戎美術學院院長楊西斯「珍視本民族藝術遺產」的提點下,他花了大量時間去東 方美術館和陶瓷博物館臨摹。他與當時學院派眼中「欺世盜名」的塞尚、畢加索、馬蒂斯甚為投緣,亦從叔本華的哲學、波德萊爾的詩歌等不同藝術門類中博採廣 擷,創作出了具有表現、抽象等現代藝術風格的《柏林之醉》、《暴風雨後》等作品。 1924年5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行的中國美術展覽會上,林風眠的作品引起轟動,尤其是高2米、長4.5米的油畫巨作《摸索》。當時中國《藝 術評論》的報道稱,「全幅布滿古今偉人」,從荷馬、耶穌到托爾斯泰、歌德,「個個相貌不特畢肖而描繪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隱露於筆底」,「皆有摸索奧秘之深 意。」這幅筆法粗獷、寫意,色調灰黑沉鬱的作品,據說只用一天時間一氣呵成,深得學界泰斗蔡元培的器重。
在藝壇初露鋒芒之際,林風眠第一任德籍妻子羅達在分娩時染上產褥熱去世,嬰兒隨之夭折。悲慟之餘他寫下「人生有情淚沾臆」的字句,親手為羅達刻 了一方墓碑,《令人讚賞的春天失去了她的香味》,被視為畫家當時「心境」的寫照——這幅畫描繪一群燕子飛過霧中開花的梨樹,恍如柔情一夢,蘊含著一種花落 燕歸的迷離的惆悵。 50多年後,劫後餘生的林風眠於1979年赴法國舉辦畫展,期間曾到巴黎郊外弔唁羅達的墓地,奈何遍尋不得,頓時老淚縱橫。
萬馬齊喑時的「一聲驚雷」 1926年初,林風眠攜第二任法籍妻子阿麗絲回國,在蔡元培的提攜之下,未滿26歲被聘為北京藝專校長。兩年後,又赴杭州出任我國第一所綜合性 國立高等藝術學府——「國立藝術院」的首任校長。執掌中國南北兩大美術陣營的十年時間裡,林風眠在中國藝壇一舉成為眾所仰望的風雲人物,一度被稱作「藝術 界的胡適之」。 在這一時期的史料中,林風眠的形象既揮斥方遒、士氣俊發,又隱忍藏鋒、用晦而明。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為中國藝術界打開一條血路」的決心,投 身「改造藝術院校」的事業。在北京,他力排眾議,邀請當時被正統國畫家譏為「野狐禪」的齊白石來校講學,又大膽將裸體藝術引入教學;在杭州,他嘗試將西畫 系與國畫系合併,毫不避諱地延請與己觀點針鋒相對、強調國畫獨立性的潘天壽任教,頗具蔡元培兼容並包、唯才是舉的風範。
在社會活動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獄」之精神,將美術作為開啟民智、移風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畫怒斥政治腐敗,在白色恐怖下掩護進步學生;他 發起、組織了以「藝術社會化」為宗旨的北京藝術大會,主辦西湖博覽會藝術館;1928年,他在杭州牽頭組建了「藝術運動社」,發出了「集中全國藝術界之新 力量」、「促成新時代藝術之實現」的豪邁新聲。 著名美術評論家郎紹君將其十年創作歷程總結為「救世」與「避世」兩個階段:從1926年到30年代初,以油畫居多,取材于軍閥連年混戰、政變屠 殺、民不聊生等黑暗現實,呼喚人道主義,抗爭意味濃烈。畫風傾向於表現主義,構圖簡約,筆法凌厲,用色強烈而凝重,如《人道》、《人類的痛苦》、《悲哀》 等。這些作品「直接描寫人類自相殘殺的惡性」(林文錚語),畫面遍布絞架、鎖鏈以及扭曲的、受難的人體,充滿無言的斷喊凄嘶,「在萬馬齊喑的時刻……彷彿 從沉悶的雲縫裡響出一聲驚雷」(蔡若虹語)。林風眠多次觸怒當局,在北京差點招來殺身之禍,辭職南下之後,又惹惱戴季陶,被指「在人的心靈方面殺人放 火」,險些令杭州藝專關門。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看到《痛苦》時,放話稱:「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迫於政治高壓,林風眠遂轉攻國畫花鳥、風景和 人物,在造型、設色、空間處理等各個方面進行融匯中西的嘗試,運筆簡潔、迅疾,色彩斑斕,畫面蘊藉、靈動,已具有了「風眠體」的雛形。 在王朝聞等學生眼中,這位年輕的校長總是輕言細語,微笑可親,有如「恬淡和澹蕩的惠風」,有時上台講話還會臉紅。周末,他時常與弟子們歡聚於西 湖邊上親手設計、建造的寓所「玉泉居」,他鼓勵學生縱筆隨心,摒除拘謹,甚至勸他們作畫前喝點酒,釋放天性。待到夜深人散,他棲身於二樓畫室,一邊聽著古 典音樂,一邊鋪紙開筆,通宵跋涉,直至精疲力竭。 於人,他是盜天火的普羅米修斯;於己,則是滾石頭的西西弗斯,筆下可撼搖星河,亦可靜影沉璧,林風眠為布豐所言「風格即人」留下了一個精妙的詮釋。
「沉默洞窟」中的驚世蛻變 抗戰爆發後,經歷遷徙、並校、學潮和辭職等一系列風波,林風眠將妻兒安置於上海,輾轉浙、贛、湘、雲、貴及香港、越南,避居重慶,從少年得志、才彥環繞的藝專校長猝然跌入殘山剩水、鄉野民叢,由此迎來了一生由顯轉隱的分水嶺。 在沅陵辭職之際,林風眠對追隨多年的師生「無不念念」,留下信件叮囑校方「加意維護,勿使流離」,令聞者痛哭。他料想不到的是,此時杭州舊居已被日軍佔用為傷兵醫院,《人道》、《痛苦》等昔日巨作,被扯碎當成了馬廄的遮雨篷……
在重慶,林風眠沒有開過畫展,他託人謀了一個負責宣傳抗日的「設計委員」的虛職,靠微薄的薪水維生,在長江南岸大佛段一座土牆泥地的倉庫里,一 住就是將近七年。據李可染等人的記述,林風眠當時過著遺世獨立、「苦行僧一般的清凈生活」,自己操持家務、置辦三餐。他經常就著一點水煮豬肉、蔬菜,足不 出戶地畫上一天,一次可畫幾十、上百張,大部分付之一炬,剩下的直摞到屋頂。 事後,林風眠談起這段往事卻說:「在北京和杭州當了十幾年校長,住洋房,乘私人轎車,身上一點人氣幾乎耗光了。你必須真正生活著……身上才有真正人味,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即便在抗戰期間,林風眠仍堅持藝術的非功利主義態度,拒絕轉投寫實主義,不喜歡「照相式刻板與平俗」,理由是「在藝術的價值上是微細的。」他將 精力集中於宣紙彩墨創作,偏愛風景、花鳥、仕女、苗疆與戲曲人物等「小眾」題材;在技法與材質上,他打破油畫、水粉、國畫等邊界,探索方形構圖、瓷繪筆 線、空間糅合、光線透視、色墨層疊等形式構成,將西方的寫實與東方的寫意進行挪移、錯置、嫁接和重組。 謝春彥、郎紹君等評論家指出,這種「調合中西」的嘗試,絕非患得患失、流於皮相的「修補」或「妝點」,而真正是由內及外、由個性語言到氣質內涵 的涅槃。無論是《拾玉鐲》中煙視媚行中的玉姣斜坐,背簍擺攤的苗族女子,乃至蒼莽遠山與曠野泊船,「無一筆傳統程式」,卻又是十足詩化的東方意蘊。即使是 在最清寂、蕭瑟的空山鳥語、風吟漁唱之中,也滲透著一股熱辣、渾厚的自由創造之精神,大 有「元氣淋漓嶂猶濕」之勢。
正如他本人對弟子所言,林風眠很清楚「我走的路,正是你們沒走過的」,他更明白,藝術家之修鍊譬如織繭化蝶,除了沉潛蛻變,還要有能力掙脫過往 經驗的牢籠,破繭而出,「許多人走不出來就死在那裡了!」他以大破大立之勢促成了「風眠體」的出世,但這種與當時的「主流」格格不入的自我苦鬥,卻註定了 餘生無盡的孤獨。 抗戰勝利後,林風眠拋棄了所有行李,只帶了幾十公斤未托裱的彩墨畫登上回滬的飛機。此時,作家無名氏卻預言,他的命運是「殘酷定了」的,「過去他奮鬥了20年,被誤解了20年,在『沉默洞窟』里隱藏了10年。今後他還得被誤解20年,沉默20年。」
寂寞蟄伏里的精神遠征 1945年之後,林風眠被杭州藝專聘為教授,主持林風眠畫室,與家人團聚,此時距其初下杭州一晃已近20年。「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他溫 文隨和,深受愛戴,一如往常;他又像過去一樣辦畫展、作報告,課餘與學生縱論古今,聽貝多芬和花腔女高音,與傅雷、關良等名流交往,只是「歡笑情如舊,蕭 疏鬢已斑。」 1951年杭州藝專改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轟轟烈烈的「徹底改造」中,原有教學體系被一概推翻:油畫先驅吳大羽遭到解職,退隱上海;潘天壽、黃賓虹等丹青巨擘,被勒令從石膏素描重頭學起;林風眠、關良被當成「新派畫小集團頭頭」,和學生一起下鄉「改造思想」。
林風眠「識趣」地辭職離開,攜眷寓居於上海南昌路一棟法式二層小樓,又一次開始了漫長的蟄伏和寂寞的精神遠征。他依靠賣畫和一點補貼為生,經濟 拮据,不得不出售畫冊和唱片,裁下宣紙邊條作畫,以求物盡其用。1956年妻女遠赴巴西投奔親戚,孑然一身的林風眠退居二樓,深居簡出,常以麵條、稀飯果 腹,作畫之餘,飲茶、養花、看戲。 在這種「野鶴無糧天地寬」的氛圍中,沒有附庸迎合的累贅,只有以心飼藝的純正。林風眠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自稱畫風「改變得很厲害」:在戲曲人物 題材上,他借鑒立體主義畫派,將分場的故事人物折 疊在同一畫面上,以尋求一種時空上「綜合的連續感」;他又將敦煌壁畫、皮影等作為「形式的來源」,想從 「民族形式」中尋求一條比馬蒂斯、畢加索更具進化意義的「出路」。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林風眠完成了一系列以鶩鳥和秋景為母題的彩墨畫。無論背景是晨光或暮雲,布局是群飛或獨宿,色調採花青或赭墨,如其自述,這 些鶩鳥圖都給人「渚清沙白鳥飛回」之感,有杜詩蒼涼沉鬱之況味。而在西湖秋景系列中,林風眠頓悟自己是「一個從記憶中汲取靈感的畫家」。畫中的湖、橋、 屋、柳,既非西畫的對景寫生、摹仿自然,更非因襲傳統筆墨範式,而是畫家在追思、神遊中「飽游飫看」,由此提煉出白牆黑瓦配金紅樹葉的刺激、極致的對照。 畫中秋色的剛烈與濃釅,沒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自憐做派,而是呈現出一種「君子固窮」、怡然自處的氣品。
林風眠在繪畫上正值盛年,靜物畫之考究多變,花鳥畫之特立獨行,仕女畫之疏離如詩,均標誌著「風眠體」的成熟,即便是表現山河新貌、漁村豐收等「應命之作」,也絕不流俗,沒有染上「浮誇病」。 上世紀60年代初,林風眠的作品成了「黑畫」,1966年傅雷夫婦含恨自盡,林風眠震驚之餘,為免留下「罪證」,趕在紅衛兵抄家前閉門燒畫。由 於擔心煙囪冒煙被人發現,遂改將上千幅畫作撕碎、沉入浴缸溶成紙漿,再倒入馬桶沖走,與平生心血慘烈揮別。義女馮葉回憶說,在陰沉的氣氛中,他「光著頭, 一言不發」, 臉上一反常態地「堅毅、決絕」。
遠走香江後的滄桑詩意 文革之中,林風眠遭到批鬥和抄家,一度因「間諜罪」蒙冤入獄。1972年底,林風眠被釋放,收藏家柳和清稱,4年多不見天日的牢獄生活,使得他 的胃病和心臟病更為加重,「臉上一無血色」。因顧慮「時局難料」,他不敢再提筆作畫。果不其然,1974年,水墨畫《山村》又一次受到批判。
1977年,林風眠在葉劍英家族幫助下被批准出國探親,赴巴西探望闊別20年的妻女,此後移居香港。臨行前,好友巴金收到的告別留念是他的一幅《鷺鷥圖》,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青藍色調的葦塘孤雁,他為此賦詩一首,遙祝恩師「浮萍葦葉經霜打,失途孤雁去復還。」客居香港的10多年間,林風眠先後在日本、法國、香港、台灣成功舉辦個展,在80高齡憑記憶重畫在「文革」中毀掉的作品,「將生命留在尺牘間奔 騰、呼號、哭之笑之」(吳冠中語)。《人生百態》、《噩夢》系列等作品,不復精緻的含蓄,而是回歸青年時代蓬勃的浪漫與表現主義格調,既老辣又天真,彷彿 讓人看到「尖峰突兀,山林深杳,殘陽如火,雪域荒莽」,「筆觸之粗獷、色彩之強烈、風格之縱放,前所未有。」(郎紹君語)
林風眠大半生都在孤獨和艱辛中度過,在獄中他曾作詩自嘲:「我獨無才作畫師,燈殘黑盡夜眠遲。青山霧裡花迷徑,秋樹紅染水一池。」更於「沉沉夢 里鐘聲」,發出「問蒼天所為何來!」的不平之聲。 然而,其暮年所繪秋景,卻始終涌動、彌散著一股哀而不傷、純凈雋永的滄桑詩意,如天風嵐靄,徐徐拂面。
在香港,林風眠聽聞有愛國華僑願意捐款在其杭州故居建紀念館,他婉言謝絕,表示願將資助之經費,用於培養青年深造。有人建議將款項命名為「林風眠獎學金」,他說:「那就應該從我自己的口袋裡拿出錢來,不能佔個空名。」 1986年,華君武、黃苗子等人代表全國美術家協會,邀請林風眠在「合適的時候」回來看看,林風眠微笑著點點頭。他還曾誠摯地期盼:「如果再多給我50年,能夠再多畫一點……」 1991年7月,林風眠突發心臟病入院,絕筆之作是應邀為「傅雷紀念音樂會」題字。一個月之後,一代宗師長眠香江。
許江用細膩的文字為林風眠描繪了一幅「永恆的肖像」:「鼻樑之上立著圓拱頂一般的隆光引著你潛入他的內心」,「這眼中有火,而雙唇卻又似冰一樣 的沉默。」林風眠彷彿知道「那悲慘而恢弘的命運的意義」,「他從孤寂中產生對孤寂的愛,並把這種愛化作藝術的烈焰,溫暖著他的時代和人間」。(報道主要參考了郎紹君著《林風眠》、朱朴編《林風眠研究文選》,並得到了廣東林風眠藝術園的鼎力支持,特此致謝。) 文/南方日報記者 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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