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嶺：中國並沒有形成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經濟力量」

2015年09月13日 09:37來源：鳳凰國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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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的認知來說，放棄了「中國老大」的觀念，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秩序觀，開始倡導國家平等和以此為基礎的和平共處。

張蘊嶺：中國的周邊區域觀回歸與新秩序構建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期

作者簡介：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會長。(北京郵編：100732)

內容提要：歷史上中國與周邊構建了穩定的關係結構與秩序，至近代，由於中國的衰落，傳統的關係與秩序崩塌。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線，開始逐步重建周邊關係與秩序，但長期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以周邊為基礎的區域觀並沒有確立起來。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中國採取新的措施逐步與周邊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形成愈益密切的經濟關係，利用不斷提升的實力和影響力，推動地區關係向良性的方向發展，並且在調整中構建新的地區發展和安全秩序。對中國來說，構建秩序的目標不是為了獲取霸權，也不是要建立以己為中心的勢力範圍，而是為了一個穩定、和平、合作、發展的地緣區域綜合環境。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周邊區域觀開始回歸，命運共同體成為中國構建新周邊關係與秩序的重要載體。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以及周邊地區秩序的變化要放在歷史轉變長進程中來認識和考察。

關鍵詞：周邊外交#地區秩序#區域觀#命運共同體

中國有著眾多鄰國，接鄰地區形成寬闊的周邊區域，既有大陸，也有海洋。一直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有著特殊的地緣關係，形成了以周邊區域為中心的區域觀和獨具特色的區域共處關係與秩序。

近代中國由強轉衰，受到外患內亂的困擾，歷史上形成的周邊關係和秩序遭到破壞。新中國的誕生結束了內亂，中國開始走向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之路。但是，由於冷戰和其他複雜的因素，周邊關係和秩序的重建經歷了艱難的歷程。

總的來看，隨著內外因素和環境的變化，以周邊區域為中心的中國區域觀逐漸回歸，中國在周邊區域關係和秩序構建上逐步取得主動。本文從中國的區域觀歷史考察出發，分析了中國以周邊為中心的區域觀回歸以及區域新關係與地區秩序構建的進程和特點，提出新形勢下構建周邊戰略依託與命運共同體的戰略。

一歷史上的周邊關係與秩序

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交往理念、規則和方式。據研究，中國的「世界觀」源於以中原華夏民族為中心的認知和秩序。在很長的歷史時期，發達的華夏民族與周邊眾多的族群部落相鄰而居，逐步發展起以其為核心的相互交往的關係。秦朝統一中國之後，擴大了華夏的區域範圍，進一步強化了華夏中心文化與秩序。①

自漢朝以後，中國的交往開始擴大，往東，開始與朝鮮半島、琉球、日本列島交往；向西，則經由河西走廊，開闢古絲綢之路，交往延伸到中亞、地中海；向南，交往不僅擴及整個東南亞，而且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亞各國甚至是阿拉伯地區以及非洲發展商貿關係。②儘管如此，中國仍然堅持以近鄰周邊為基礎，沒有像近代的西方國家那樣，在世界範圍建立殖民地，不斷地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長期的交往中，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複雜、多樣的關係，有些國家被納入華夏體系，接受中國的冊封，向中國納貢。儘管中國的大部分鄰國並沒有加入華夏體系，但也儘可能與中國保持友好交往，形成了穩定的周邊關係。③

鑒於自己是最強大的國家，中國自然以己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處理與外部的關係，與周邊鄰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華夷秩序」。為構建和維繫「華夷秩序」，中國一方面維護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尊嚴，另一方面基於「和而不同」的理念，對他國的內部事務不主動進行干涉和介入，對屬國的納貢也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因為中國所在乎的是禮尊、秩序，而非貢品。正如明朝皇帝所言：「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④在長期的歷史中，儘管中國在與鄰國的關係中「恩威並用」，但總的來說，所實行的是一種「懷柔周邊」政策。⑤

中國處在一個有著眾多鄰國的複雜環境之中。在長期的交往中，中國與周邊國家逐步發展起一套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⑥這個體系以儒家的等級秩序思想為指導，構建了一種「中心—邊緣式」的穩定架構。⑦該架構被認為是建立在兩個基本保障基礎之上：一是中國具有佔壓倒性優勢的經濟力量，二是中國為區域提供安全保障。⑧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構建，其廣度和深度是與中國自身的發展相向而行的。

當然，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中國的中心地位也受到來自外部的挑戰和衝擊，與周邊的一些國家和部族不時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但總的來說，中國能夠長期保持強大，主導地位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戰，也就是說，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關係秩序基本上沒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預。由此，在很長的歷史中，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主要表現為一種區域內部的關係互動。⑨

長期積累和發展的這種區域性互動關係對於中國區域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歸納它的重要性：一是區域的地緣視野，始終把周邊地區作為基礎；二是把周邊地區作為利益攸關區；三是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形成一套相處的規則和行為方式。所謂「君臨天下」，其核心價值是要對與中國密切相連的周邊國家負責。⑩

然而，到19世紀中葉，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這種秩序基礎被摧毀。一則中國本身開始逐步衰落，二則西方列強大舉向東方擴張，染指中國及其周邊鄰國。面對西方列強的勢力擴張和入侵，中國敗下陣來，被迫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支付賠款，割讓領土；周邊鄰國大多被列強佔領，成為殖民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中國的權威被擊破，而周邊國家被殖民，則割斷了中國與它們直接交往的聯繫。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徹底解體。

特別是在19世紀後期，崛起的日本發起直接挑戰，進犯並打敗中國，吞併琉球，佔領朝鮮，使中國失去了僅存的一點「大國尊嚴」。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5年日本戰敗，其間100年，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不僅失去了自我(能力)，而且失去了自己所在地區的正常關係和環境。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的傳統區域觀被埋滅，周邊地區成為危及中國自身生存安全和利益的禍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內亂結束，衰敗的下行線也終停。不過，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係還是經歷了艱難的調整。由於形勢複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周邊國家的關係定位處於被動之中。在很多情況下，是外部因素決定中國與鄰國關係的特徵和性質，中國則主要是被動應對。新中國也試圖做出努力扭轉被動格局，推動新的關係發展。比如，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就與緬甸和印度一起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該原則的內核是維護國家主權，不干涉內政，友好相處，基本出發點是爭取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穩定與和平環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提出的這些原則具有了新意。從中國的認知來說，放棄了「中國老大」的觀念，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秩序觀，開始倡導國家平等和以此為基礎的和平共處。不過，由於冷戰格局、中蘇分裂等因素，中國周邊地區的關係變得異常複雜，關於和平共處的原則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

與周邊國家關係的一個大的轉變出現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改革開放需要穩定和平的外部政治環境以及開放合作的經濟環境，於是，中國開始採取積極措施，推動與鄰國關係的改善，促進相互之間經濟關係的發展。

冷戰結束後，中國周邊地區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方面為中國進一步改善與鄰國的關係提供了政治氛圍和環境，另一方面，各國採取的開放發展政策也為中國與鄰國之間發展更為廣泛的經濟關係創造了條件。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全新的變化：第一，中國實現了與所有鄰國關係的正常化。第二，中國與鄰國之間建立了密切的經貿聯繫，成為它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這是近代以來一個歷史性的大轉變。隨之而來的則是中國的周邊區域意識開始逐步回歸。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也不可能退回到古代的「華夷秩序」模式，而是基於新環境下的新認知、新定位和新構建。

二對新周邊關係與秩序的構建

當今，中國是在一種全新的形勢和關係架構下開始發展與周邊國家關係，進行周邊地區關係和秩序構建的。中國還處在復興的進程之中，儘管已是亞洲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但還很難說是最強的國家；儘管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大幅提升，但美國的霸權地位並未有根本性動搖。中國並沒有形成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經濟力量」，更不能為周邊國家提供安全保證。周邊地區國家的情況相當複雜，存在多種力量的博弈。因此，中國對周邊區域的認知定位還在形成過程中，需要時間逐步梳理和清晰；對周邊地區關係結構和秩序構建的努力，也需要在參與中逐步發揮作用和提升影響力。

(一)把東盟作為構建新關係的「試驗田」

中國與東南亞接鄰，陸海相接相通。二戰後，東南亞國家相繼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但與中國的關係經歷了複雜的轉換。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構建新關係是沿著「雙軌路徑」進行的：在把發展與東南亞各國雙邊關係作為基礎的同時，充分利用東盟這個平台，構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綜合新關係，而後一個方面的努力是中國構建周邊新關係與秩序的重要嘗試。

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曾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在近代，東南亞地區被殖民分解，中國與各國的關係性質發生變化，傳統的關係已無蹤影。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開始與東南亞國家重建雙邊關係，但受到複雜因素的影響，這個進程反覆曲折。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國首先與越南、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寮國建交。60年代，因印度尼西亞政局變動，發生反華事件，中國與印尼的外交關係中斷。70年代，因越南實行擴張主義政策，中越兩國斷交，並發生了戰爭，與寮國的關係也在此期間惡化。柬埔寨因國內政局變化，在70至80年代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出現大的波折。第二批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是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70年代)，建交以後沒有出現大的波折；第三批是新加坡(11)和汶萊(90年代初)，與此同時，中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寮國的關係也恢復了正常化。可以說，直到90年代初，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係才算走向真正的正常化。儘管此後的關係並非完全順暢，比如，近年來因南海問題，中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的關係變得緊張，但是不會出現像以往那樣的大反轉。

東盟的建立和發展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東盟從小到大，逐步成為東南亞區域整體發展利益的代表，構建了以東盟為中心的對話與合作關係，這是東南亞地區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2)

東盟成立之初帶有很強的反共意識，而當時中國與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保持著聯繫，是其活動的支持者。(13)但是，隨著環境的變化，中國與東盟也找到了新的利益結合點。從中國方面來說，主動放棄支持東南亞國家內部共產黨革命的政策，支持東南亞地區的穩定、發展、合作與和平；從東盟方面來說，把創建東南亞地區的和平放在突出位置，利用區域合作解決衝突和矛盾，反對越南的擴張政策。由此，在制止越南擴張、推進地區和平上，中國與東盟(越南不是成員)找到了利益與合作的契合點。(14)

在東盟實現包括越南在內的擴大後，中國把東盟作為一個可以與之構建新關係的區域組織。以往合作的基礎加上新的形勢發展，促使中國以積極的姿態發展與東盟的對話夥伴關係。(15)中國積极參加東盟倡導的「10+1」和「10+3」對話，率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率先提出與東盟構建自貿區和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且與東盟簽署旨在穩定南海大局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等。顯然，中國力圖利用東盟這個區域合作機制，構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地緣區域新關係。在南海爭端升溫的情況下，中國提出南海「雙軌思路」，即主權爭端由當事國談判解決，而維護南海和整個地區穩定則依靠與東盟合作。這表明中國對東盟作為區域合作組織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其在中國的周邊關係與秩序構建中的特殊性給予了特別的重視。(16)

儘管中國與東盟的綜合關係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也從對東盟的關係中體驗到了「區域性構建」的重要性，但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關係的構建，特別是區域秩序構建並不很順暢。首先，東盟實施大國平衡外交，不希望把與中國的關係拉得太近。在很大程度上，大國平衡主要是東盟利用其他大國平衡中國。其次，中國與東盟的幾個成員在南海存在爭端，而爭端往往成為疏遠與中國關係的重要因素。儘管中國與東盟之間完成了自貿區談判，但東盟並沒有想與中國構建一個統一的區域合作組織，保持東盟的自主性和主動性是東盟發展與中國關係的一個底線。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一種功能性機制構建，即著眼於推動雙邊的市場開放和加強經濟合作。其實，從東南亞國家的角度來說，東盟作為一個整體還有一層含義，即利用集體的力量與中國這個大國打交道，以此取得與中國實力對比的「均衡」。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只要東盟不成為「反華基地」，而是「穩邊、興邊」之地，中國就會尊重東盟的中心地位及其在區域合作中的領導作用。儘管中國與東盟國家間仍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與一些國家存在領土領海爭端，中國政府還是把發展與東盟的關係作為中國外交的「首要和優先方向」，對發展與東盟的關係「抱有信心」。(17)

從中國方面說，有了東盟，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就有了一個新的大平台。為此，中國重視東盟的整體地位和作用，積極發展與它的關係，讓它成為發展友好與合作關係的支柱，成為拓展綜合利益和維護安全的重要戰略依託。從區域關係和秩序構建的角度來看，在周邊，還沒有一個地區像東盟那樣有能力建設經濟、安全與社會文化共同體。因此，中國重視東盟的地位和作用是理所當然的。不管出現多少波折，中國都要做出不懈的努力，使友好與合作的基礎不可逆轉。比如，2013年，正是南海爭端升溫之時，中國還主動提出要搞自貿區升級版，與東盟構建命運共同體，繼續談判制定南海行為守則，簽署睦鄰友好條約，這足見中國對東盟的戰略意圖是著眼於長期發展的。(18)從這個方面來說，東盟是中國構建周邊新關係與新秩序的一個「試驗田」。

(二)對東亞合作的傾注與調整

東亞地區在中國的周邊認知中有著特殊的地緣情結，中國對於「10+3」有著清晰的區域觀認知。(19)當東盟於1997年邀請中日韓對話時，中國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積極。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對東盟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東亞區域主體性」的認知。從地緣上，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在內的地域，對中國來說才是東亞，是一個連成一片的共處區域。因此，中國對推動東亞合作表現得非常認真和務實。比如，在1998年「10+3」領導人對話會議上，中國就提議成立央行和財政部負責人的合作機制。此後，中國積極推動發表《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支持「東亞展望小組」的研究，主動提議牽頭組織進行關於東亞自貿區的可行性研究，積極支持以金融貨幣合作為宗旨的「清邁倡議」，推動「清邁倡議」框架下的貨幣互換機制多邊化，建立東亞外匯儲備庫以及成立東亞宏觀經濟辦公室，並擔任首任主任等。

顯然，在中國的地緣區域利益和戰略思考中，東亞地區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義。(20)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沿海地區先行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心。由此，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緣東亞地區對中國的發展和綜合利益都有著特別的重要性。儘管中國參與和推動東亞合作的主要內容是經濟，但是，東亞對中國也具有很強的政治與戰略意義，中國希望逐步推進東亞地區合作的整體框架和組織結構發展。(21)

近代以來，東亞地區關係變化和力量對比是中國衰落的一面鏡子，中國的利益從這裡被剝奪，中國從這裡被入侵，戰爭在這裡發生……而在改革開放後，也正是在這裡，中國打開了走向世界的大門，構建了經濟發展的市場平台(貿易、投資、服務)。然而，構建一個合作的東亞遇到了三大障礙：一是力量的對比和競爭，這主要表現在「守成的日本」和「上升的中國」之間。日本懼怕中國獲得主導性影響，竭力阻撓中國所推動的區域合作議程，同時，它通過拉攏更多國家參與東亞合作進程，平衡中國，化解所謂「東亞地緣區域之困」。(22)二是東盟堅持中心地位。儘管東盟希望藉助更大的區域合作框架來擴展自己的利益，但又不願意被更大的區域機制融化掉。因此，東盟堅守自己構建以「東盟+」為架構的「軸—輻」對話合作機制，對於推動東亞的制度化建設則比較謹慎。三是美國的干預。出於對東亞合作機制排除自己、損害自身主導地位的擔心，美國要構建由其主導的區域機制(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推動擴大的東亞對話機制發展，並直接參与其中(如東亞峰會)，以此增大其對東亞合作走向的影響力。

出於多重力量的作用，以「10+3」為主渠道的東亞合作進程一波三折，實際上形成了多層機制並存的局面，這與中國起初對東亞的區域定位和戰略設計大不一樣。(23)這種形勢迫使中國對東亞的區域合作進行重新思考和政策定位。出於地緣綜合利益上的考慮，中國當然不會放棄推動東亞地區合作的努力，但對重點和方式進行了調整，其中，把務實性的功能構建而不是整體制度性構建作為重點。

隨著中國越來越重視整體周邊的大區域關係和秩序構建，其對東亞地區的認知和戰略定位也發生變化，即把東亞作為周邊大地緣區域的一個組成部分來對待。基於周邊大區域的視角，「東方不亮西方亮」，在東亞搞不成的事，也可以在別處推動，也許能夠成功。由此，中國開始超越「東亞中心」的地緣區域認知，以新的大周邊地緣區域認知和戰略來進行區域關係和秩序的構建。

(三)創建亞太的相容性區域空間

就中國的區域認知來說，亞太是一個新概念。亞太之所以成為一個區域，一是經濟上的聯繫，二是安全上的聯繫。從經濟聯繫來看，亞太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對外開放空間，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市場和外來投資的主要來源。從安全上的聯繫看，亞太是中國主要的安全與戰略關注區域，尤其是需要處理好崛起的中國與守成霸權美國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因此，亞太作為一個區域，既要為中國經濟參與提供平台，又要為中國處理政治與安全關係提供空間。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是中國經濟參與的主要平台。中國之所以積極申請加入APEC，主要原因包括兩點：第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進程不順利，希望加入APEC獲得參與機會。第二，1989年因國內政治風波遭到西方制裁，中國希望通過加入APEC顯示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並以此突破西方的制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對APEC的區域意識和區域定位並不強，主要還是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把它作為加入世貿組織的一個演練場。(24)APEC實行自主自願和協商一致的「APEC方式」，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適合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不支持強推市場開放，更願意循序漸進。比如，加拿大在2004年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倡議，美國2006年正式提出推動亞太自貿區建設，中國表示了保留態度。(25)但是，在美國領銜TPP談判、把中國排除在外的情況下，中國則轉而推動FTAAP。2014年，中國承辦APEC系列會議，成功使啟動FTAAP進程成為共識。(26)應該說，把FTAAP列入APEC議程，這是中國對亞太區域性認識的一個轉變。

儘管APEC是一個經濟組織，主要的議程是推動亞太地區的市場開放與開展經濟和技術合作，但它也具有很強的政治含義。它所提供的區域對話與合作框架，也成為開展外交活動的場所。比如，20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出現波折，在關係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是APEC領導人會議、部長級會議提供了打開關係僵局的機會。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最大，特別是在安全領域，中國並不是美國主導體系的組成部分。因此，中國在亞太區域關係和秩序整體構建中並不佔主動。中國實現國家復興需要穩定與和平的外部環境，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至關重要。為此，中國的主要戰略是拓展安全與戰略空間，讓太平洋「容下中美兩國」。(27)從這個意義上說，APEC也是中國處理複雜大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平台。(28)

當然，如何看待亞太，學界存在不同認識。有學者認為，在亞太地區，中國的戰略主要還是塑造大國的戰略均勢，以均勢來穩定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29)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地處亞太，在此有重大利益，應該在地區事務中發揮規範性作用，提出有引導力的理念和有吸引力的模式。中國的亞太戰略應該是在各個層次發揮重要作用。(30)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中國處在不斷擴展的亞太地區的地理中心，成為吸引力的中心和亞太地區的「地緣中心國」。(31)不過，從中國的地緣區域認知來說，很難把亞太塑造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亞太地區是中國地緣利益的一個交匯點，也是處理大國關係的一個焦點，但是，中國難以通過區域性秩序構建來實現目標。儘管如此，中國還是力圖利用好這個區域平台來實現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利用區域機制拓展戰略和利益空間。

(四)上海合作組織構建實現新跨越

冷戰結束前，中國與中亞地區的關係只是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雙邊關係。蘇聯解體後，就變成了帶有區域性的多國家間的關係。該地區的關係變得複雜了，既需要處理雙邊關係，又需要處理區域關係。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確立了新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中亞五國獨立後，中國迅速與它們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在較短的時間內劃定了邊界。中國—俄羅斯—中亞關係既具有雙邊和三邊特徵，又具有區域性的特徵。這些關係相互交織，如果有一個區域性的合作機制，就會易於處理，把許多共同關心的問題放在區域的框架下解決。在蘇聯時期，中亞是一國內部的次區，如今中亞則成為一個具有單獨含義的國際地區，是一個具有特別重要性且又充滿變數的區域。(32)

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中國推動成立的第一個區域合作組織。(33)它的基礎是蘇聯解體後中國與俄羅斯以及從蘇聯分離出來的中亞國家處理外交關係的協商機制，通過該機制中國確立了與新生的俄羅斯和中亞諸國的新關係，同時，也在合作中建立了相互信任。應該說，藉助構建區域合作機制來推動中國與多個國家關係的發展，通過發揮區域合作組織的功能來構建區域的綜合發展和安全環境，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對周邊區域認知的一個新的轉變。

上海合作組織之所以能夠聚同化異，是因為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找到了具有最大公約數的合作切合點——共同安全。(34)儘管上合組織是一個以安全為主軸的合作組織，但它有別於美國、歐洲以及美歐之間建立的安全機制。上合組織不搞軍事聯盟，不搞軍事擴張，而是在平等參與和協商的基礎上，進行安全合作，創造共享的穩定與和平發展環境。這樣的合作方式被認為是「在當代秩序之外的另一種溫和的選擇」，它的功能主要體現在解決成員國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方面，同時也成為維護歐亞地區安全的穩定器。(35)《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是一個巨大成就，這是中國第一次與區域組織成員集體簽訂一項條約。

中國重視中亞地區不僅僅在於安全，也重視綜合關係的發展，特別是推動經濟發展合作。中國先後提出許多倡議，包括構建自貿區、組建上合組織開發銀行、成立能源俱樂部、建立糧食安全合作機制、建設基礎設施網等。對於中國的某些倡議，中亞國家和俄羅斯並沒有立即做出積極的回應，之所以如此，還是出於對中國意圖的擔心。比如，中亞國家擔心構建自貿區，向中國全面開放市場會導致中國對其市場的壟斷；擔心成立上合組織銀行會被中國主導，為中國在那裡的經營活動提供融資等，特別是俄羅斯，最為擔心的是中國主導中亞，排擠俄羅斯的傳統利益。(36)儘管如此，上合組織還是在經濟合作領域取得不少進展。鑒於中亞地區的重要性，中國會鍥而不捨地開展區域合作，2013年又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此推動與中亞地區的全面經濟合作，構建延伸與擴展的經濟發展區。(37)

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是一個奇蹟。(38)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中國有明確的區域定位和戰略；二是因為中國、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具有共識，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中俄達成了戰略性共識；三是因為沒有外部大國的直接干預。人們原來對上合組織的發展並不太看好，而現實的發展卻遠超預期。如今，它的吸引力在增加，功能在擴大，吸納新成員也在準備之中。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推動創立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是使其成為一個新型的區域合作組織，以其為依託，創建和平、合作與發展的西部環境。隨著上海合作組織規模的擴大和功能的擴展，它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大西部區域的影響。歷史上，中國西部與外部的聯繫主要通過古絲綢之路，從中亞延伸至西亞和歐洲。如今，藉助上合組織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中國獲得更大的拓展空間，可以實現經濟、政治和安全的綜合利益。中國最不穩定的是西部，當前又面臨新的安全威脅(極端主義與分裂勢力)。中國力圖通過這樣的綜合戰略，構建穩定西部、發展西部、掌控西部發展大局的長久機制。

(五)力求突破「東北亞困境」

在周邊地緣區域中，東北亞的地位舉足輕重。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東北亞地區對中國都至關重要。二戰後，中國只與蘇聯(部分東北亞)、蒙古國和朝鮮建立了外交關係，後來與蘇聯關係惡化，與蒙古國的關係也隨之逆轉。20世紀70年代，中日實現關係正常化。冷戰結束後，中國與韓國建交，與俄羅斯實現關係正常化，與蒙古國的關係也恢復正常。就雙邊關係而言，中國與所有的東北亞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但是，東北亞作為一個地區仍然是分裂的，歷史的創傷、二戰後留下的分裂結構仍然沒有彌合，中日關係陷入「戰略性競爭」，中朝關係不僅受到朝鮮半島南北關係、美朝關係的影響，而且處於新的調整期，世界上像這樣的地區已不多見。

中國曾經試圖通過構建六方會談機制來解決朝核問題以及東北亞的綜合關係與長久和平問題，但是，出於複雜關係的掣肘，這個機制運轉不靈，半途停滯了。這是新形勢下中國第一次從區域構建的角度試圖創建東北亞的新區域關係與合作框架。(39)然而，事實證明，中國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發揮主導性作用，也缺乏真正的戰略志同道合者助力推動。美日韓是盟友，為了維護它們的團結和利益，建立了六方會談下的三國協調機制；朝鮮與中國儘管有傳統的關係，但二者戰略目標並不一致；俄羅斯像個局外人，對深度參與並不十分投入。因此，中國的這種「中間人」角色註定難以發揮重要的或者主導性的作用。

朝鮮擁核改變了東北亞地區的關係結構和性質，破壞了以東北亞區域為框架的合作機制構建基礎。朝核問題的結症是美朝關係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與戰略意圖。如果朝鮮不做出大的改變，美國難以接納它，也不會改變對朝政策。朝鮮對六方會談不信任的根本原因在於它以解決朝核問題為主要目標，而不是以解決朝鮮的生存與發展環境為目標。朝鮮的主要關注是解決與美國的關係，要美國改變對朝鮮的政策。這些問題顯然僅通過區域性合作機制難以解決。如今，儘管朝鮮對返回六方會談機制不鬆口，其他各方仍表示要維護六方會談框架下達成的協議。然而，以區域框架一攬子解決朝核問題和朝鮮半島的長久和平問題，仍需要雙邊關係改善，特別是需要美國的政策調整。因此，中國在東北亞地區構建新關係和新秩序的戰略也許需要有新的思考。

中日韓合作機制是以經濟鏈接利益為基礎，中國原想通過把其作為主渠道，突破東北亞的「區域困境」。鑒於中日韓關係的敏感性，也考慮到由東盟主持的「10+3」框架，一開始，中國對1999年三國領導人利用「10+3」對話框架提供的平台進行會晤(早餐聚會)很謹慎，官方表態盡量淡化它的政治含義。但是，中國後來逐步放開對它的支持，這包括使三國在「10+3」框架下會晤的機制常態化，建立獨立於「10+3」框架的三國峰會機制，並設立秘書處，推動三國自貿區的建設等。中國對中日韓合作的這種進取性態度，體現了其對東北亞區域重要性的認知。(40)比如，由於發展水平的差異，中國本來是構建中日韓三國自貿區談判中面臨困難最多的一方，然而，中國卻表現出比日韓更為積極的態度。特別是在美國大力推動TPP、「10+3」東亞自貿區建設停滯的情況下，中國把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看作是一個進取性的應對戰略，希望以中日韓自貿區進程推動東亞自貿區進程，應對來自TPP的挑戰。然而，中日韓合作的致命缺陷是不穩定的政治關係。正當中日韓合作出現良好的勢頭時，(41)因為中日關係、韓日關係出現逆轉而陷入困境，峰會停止，高層會晤減少，合作項目難以推進，儘管自貿區談判進程仍在繼續，但是難說不受到冷政治的影響。(42)

中國的東北亞區域構建遇到的是政治問題，表明東北亞地區各方對構建區域性合作機制缺乏共識。不少專家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有關東北亞區域合作的構想，其中最理想的方案當屬建立東北亞共同體。不過，構建東北亞共同體會遇到一系列障礙。(43)迄今，中國對於東北亞區域性機制構建的努力主要還是著眼於務實的功能性建設，即便如此，也遇到了很大的障礙。這表明東北亞的區域分裂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彌合，同時，中國的區域性關係和秩序構建也需要採取多管齊下的戰略。(44)

(六)尋求與南亞的區域利益共同點

在中國的周邊區域認知里，南亞地區的重要性凸顯。首先，印度是一個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需要與其構建新型的發展中大國關係。其次，印度洋對中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需要建立開放與合作的海上通道。一個穩定、開放、發展與友好的南亞地區符合中國的利益。就雙邊關係而言，儘管中國與南亞國家都較早實現關係正常化，但是關係結構差別比較大。中國與印度的關係因為領土爭端而複雜多變，中國與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與斯里蘭卡、孟加拉國以及尼泊爾的關係也取得新的發展。印度對中國加強與南亞其他國家關係一直很敏感。中印兩國不僅存在領土爭端，也有發展崛起的競爭因素。同時，出於戰略利益上的考慮，中國與巴基斯坦的特殊關係也令印度不快。特別是在中國取得快速發展、綜合實力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印度對中國的戰略警惕加強。因此，如何破解中印關係的困局，開拓與南亞地區關係的新局面，對中國周邊地緣區域關係與秩序構建是一個考驗。

理想的結構是中國與南亞整體構建合作機制框架。(45)南亞地區成立了區域組織——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亦構建了自貿區。中國希望與南盟建立合作關係，得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南盟成員的支持，但印度開始表示反對。在其他南盟成員的大力支持下，中國才在2006年與日本(印度堅持必須同時吸納日本)一起，被接納為南盟的觀察員。從未來發展看，中國加入南盟幾無可能，中國自身也不會考慮加入，最理想的發展是與南盟建立「1+8」(中國主持)，或者「8+1」(南盟主持)的對話合作機制。(46)

中國與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從發展的角度，各國都需要通過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加快自身的經濟發展，搭上中國發展的便車。事實上，中國與南亞其他國家快速發展的雙邊經濟關係和多領域合作促使印度對中國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即在進一步拉近與南亞國家關係的同時，積極發展與中國的關係。201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與新當選的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Modi)達成許多重要共識，「從戰略和全局的角度看待中印關係」，以深化發展夥伴關係為核心，「進一步夯實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印關係的拉近為中國推進與南亞地區合作機制構建提供了新的環境。(47)中國與南亞地區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只要「精耕細作」，中國與南亞的新關係與地區新秩序的機制就能夠逐步建立起來。

綜上所述，從中國的區域參與和構建實踐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區域觀認知也在根據區域實際的發展和中國本身的發展進行互動調整。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中國更多地從以東亞為中心的參與轉向以周邊整體為基礎的全面規劃與構建，也就是說，中國越來越清晰地回歸其地緣區域的本源認知：中國—周邊關係。儘管周邊被分割為多個次區域，各次區域有著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關係架構，但對中國來說，都是山水相連的周鄰之邦，有著不可割捨的共生利益基礎和長久的歷史積澱，各國、各地區以多樣性的經濟、政治、安全和社會文化聯繫相鏈接，是一個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的地緣區域。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在轉強新形勢下的一種區域認知回歸。

三歷史長進程中的命運共同體構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係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要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同周邊國家開展合作，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路，把雙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讓周邊國家得益於我國發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48)中國國家領導人對周邊外交發表這樣的新認知，足以表明中國開始把周邊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來定位、來營造。(49)鑒於中國擁有眾多的周邊鄰國，構成獨特的周邊關係和地緣格局，周邊地區是中國維護國家權益的重點，是發揮大國作用的首要選擇，也是中國提升國際地位的主要支撐點與戰略依託。把周邊地區作為中國走向大國、強國之路的戰略依託帶，構建基於共同發展、共同安全的命運共同體，這是對周邊地區的一個全新認識。這意味著讓周邊地區不再是中國安全威脅的根源，不再是麻煩不斷的包袱，而是發展和安全的依託帶，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50)

將周邊地區構建為中國崛起的戰略依託帶，一是要發展好雙邊關係，穩定關係大局，擴大好鄰居陣線；二是要以區域合作機製為平台，打造綜合利益基礎。這需要進一步加深中國與周邊國家在經濟上的緊密聯結和相互依賴，包括中國成為大多數鄰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加大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投資等，由此，構建起中國與周邊國家共享利益的堅實基礎；在政治安全上，通過各種區域性合作機制，與周邊國家開展對話協商和發展合作，建立基於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機制。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與鄰國一起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革開放以後，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堅持安鄰、睦鄰、富鄰的指導思想；在新的形勢下，中國又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倡導與周邊國家構建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應該說，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周邊區域構建的最新定位，而這樣的定位和努力是著眼於中國復興大局下周邊關係和秩序百年重構的長歷史進程。(51)

從總體來看，當今的周邊環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威脅性最小的，不存在一個或者幾個外部國家能夠進犯中國，或者有能力發動針對中國的戰爭，明目張胆地侵害中國的利益。周邊絕大多數國家都希望與中國發展合作的關係，共同維護大局穩定與和平。

當然，中國實力由弱變強必然導致地區關係重大而深刻的調整。首先，中國實力變強使得對自身利益的訴求增強，必然會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空間。其次，居於主導地位的美國力圖調動多種資源，以更大的力度防範和制約中國崛起，在其對華「接觸加防範」的兩面政策中，防範的一面明顯上升。美國通過實施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強在中國周邊地區的軍事、經濟存在，擠壓中國的戰略拓展空間。最後，相鄰國家採取對沖對策，緩解中國快速崛起帶來的挑戰。儘管各國的對策不盡相同，但大都是「兩手」：一手是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另一手是對中國加以防範。特別是，作為實力大國的日本既與中國存在「戰略性競爭」，(52)又與中國存在領土領海主權爭議，備感中國崛起的壓力。因此，它便把權衡如何應對一個強勢中國，防止中國做大、「侵犯」其既有利益作為戰略重點。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周邊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緊張局面，東海、南海地區的矛盾似乎有些劍拔弩張，有發生武裝衝突的風險。不過，固然一些矛盾升溫帶來風險，對中國所處的周邊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但中國對總的局勢還是可以把握得住的。應該說，目前是近代以來中國掌控周邊大局能力最強的時期。隨著國力上升，中國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局勢走向，通過自身的運作制約局勢走向惡化，利用不斷提升的實力和影響力，推動地區關係向良性的方向發展，並且在調整中構建新的地區發展和安全秩序。對中國來說，構建秩序的目標不是為了獲取霸權，也不是要建立以己為中心的勢力範圍，而是為了塑造一個穩定、和平、合作、發展的地緣區域綜合環境，有利於中國實現民族復興之夢。

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眾多周邊鄰國的大國，需要有能夠起主導性，或者可以發揮重要影響力的超越雙邊關係的平台。構建周邊地緣區域性合作機制，是中國與鄰國關係的一個新發展。迄今，中國在周邊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與相關國家建立了對話與合作機制。中國—東盟合作機制既包括自貿區，也包括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的政治與安全對話合作；上合組織是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共建的區域合作機制，以安全合作為中心，也拓展到經貿、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重要的是，上合組織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在提升，成為構建區域新安全關係和新秩序的重要平台。在東北亞，出於複雜的原因，區域性的機制比較脆弱。目前，以解決朝核問題為宗旨的六方會談機制處於停滯狀態，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處於半停滯狀態。但是，從未來看，重啟六方會談機制並非沒有可能，恢復中日韓峰會機制只是時間問題。在南亞，中國是南盟的觀察員，還沒有與其建立對話合作框架，從未來發展看，構建中國—南盟對話合作機制，包括自貿區也不是沒有可能。周邊次區域對話合作框架的建立改變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只有雙邊關係的結構，增加了區域性綜合利益平衡與拓展機制，有助於構建中國周邊地區的新關係和新秩序。

基於共享利益的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周邊戰略依託的支柱。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主要基於兩個合作框架：一是合作發展，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開放與合作的發展機制，建立開放與合作的大市場，建設互聯互通大網路，讓周邊國家優先從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中受益，增大其對中國市場和投入的依賴性；二是合作安全，建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安全對話、協商與合作機制，打造基於共同安全、共擔責任的新型安全合作機制，以合作的精神和以共同安全的宗旨處理爭端，降低發生衝突的風險。(53)

地緣聯繫賦予中國構建周邊大互聯互通網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互聯互通網路猶如周邊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機體的動脈，有了它才可以有生命力和能動性。因此，在深化中國與周邊地區國家的市場開放與發展合作中，互聯互通建設居於核心地位。2013年，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倡議。「絲綢之路經濟帶」以推動中國西部陸地開放發展為基軸，拓展向西部延伸的巨大區域空間，構建從中亞到歐洲的廣闊開放合作經濟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旨在推動建設開放與合作的海上大通道和創建沿海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新動力。「一帶一路」所倡導的是新發展觀、新安全觀和新文明觀，藉助古絲綢之路的共利共贏交往精神以及鄭和下西洋所開創的「海上文明」，推動陸地發展和建立海洋新秩序。因此，「一帶一路」並不限定區域、形式和參與國家，本質上是開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基於地區、面向世界的大戰略。

周邊戰略依託帶需要軟實力支柱。中國的軟實力首先在於其發展成功的影響力，更在於其倡導和而不同、包容和諧的思想文化傳統價值。西方的軟實力強調的是其價值觀與文化的優越性和主導性，而中國則倡導價值與文化的多樣性，強調相互尊重和相互學習。中國立足現代，重視歷史文明的傳承，就可以在未來的發展中擁有佔據文化制高點的優勢。

比較而言，歐洲構建共同體是靠制度建設，中國與周邊鄰國構建命運共同體則不同，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共生理念，一種共利的關係，一種多層次、多樣性的開放合作框架。(54)命運共同體存在於各種複雜交錯的關係之中，構建所依託的是基於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處，因此，這樣的共同體既體現於現實之上，也存在於過程之中。(55)作為命運共同體，其突出特徵是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合作安全和人民的和諧相處，把實現中國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與別國的強國之夢鏈接起來。(56)這與以往中國所提倡的和諧世界、和諧周邊是相聯繫的。(57)

當然，中國地緣區域觀的回歸和區域秩序構建是一個長歷史進程，需要周邊國家的理解、認可與支持。在如今複雜多變的世界，要實現這種「和諧」與「大同」並非易事，既需要時間的考驗，也需要進程的檢驗。當前，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復興，特別是對中國形象與作為的認可度差異很大，疑慮也很多。(58)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畢竟這一切都發生得那麼快，那麼「與眾不同」，地區和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新作為的認知定位，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觀察和更多的實踐來檢驗。

四結論

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筆者認為中國與周邊地區的關係經歷了以下三個方面的重要轉變。

第一，中國經歷了由要求別國接受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到別國如何接受一個「綜合實力迅速提升的中國」的重要變化。比如，在前期，外國關注最多的問題是中國國內的改革，國內的政治、社會局勢等，因為它們希望了解中國的政策變化，希望知曉中國的局勢到底如何。而到後來，大家討論得最多的問題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國如何使用增強起來的實力、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等。

第二，中國由主要被動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或者衝擊，到主動營造環境和構建機制與秩序的轉變。比如，在前期，中國對外交往的重點是參與，是如何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到後來，則轉向如何主動提出中國推進的方案或者倡議，並為自己的方案提供具體的財力支持。

第三，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由簡單到複雜的轉變。所謂向複雜關係轉變，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首先，中國的影響更具綜合性，包括經濟、政治、安全與文化等各個方面。其次，周邊國家對與中國的關係考慮得更為複雜，不僅考慮利益，也考慮綜合影響。最後，周邊國家與外部力量對中國力量上升的對應進行多重構造，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不僅僅是雙邊的結構，(59)更是雙邊與多邊交織在一起。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周邊區域觀回歸和周邊關係與秩序構建需要考慮三個方面的挑戰。

其一，如何理順周邊關係。儘管中國與周邊國家早期歷史上形成的關係結構在近代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也存在著諸多歷史的相互聯繫與繼承，而這種歷史的交叉與當代的變遷又往往成為當今中國與一些周邊國家關係的矛盾點。為此，中國必須努力與鄰國就「歷史共享」達成共識。(60)再則就是近代歷史的糾葛，特別是日本侵略留下的歷史傷痛。由於當今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一再否認歷史，歷史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特別是，歷史和解又與中日兩國力量的對比轉換交織在一起，更增加了理順關係的難度。新中國成立以來，鑒於當時的複雜局勢與中國自身的國情，中國的對外政策多變，遺留下諸多「後遺症」，這需要中國與鄰國以向前看和包容的姿態加以熨平。因此，中國的親、誠、惠、容新政和新形象確立還是需要時間的，需要中國做出不懈努力。

其二，構建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包容關係與秩序。周邊區域觀回歸是中國地緣區域認識論的必然轉變，也是中國復興的一個必然結果。但是，中國要以「我與周邊」觀念來構建新關係和新秩序，需要考慮到如今現實的格局和複雜的關係架構。復興的中國不再是早期歷史上的中國，如今的周邊也不是當年的周邊。中國所回歸的區域觀既是「地緣為框」的，又是「開放為架」的。在這樣的框架中，一方面，中國要力求能夠發揮儘可能大的作用，以掌控大局；另一方面，中國的作為要能被周邊國家所接受。這樣的關係和秩序構建，既是中國發揮作用的過程，也是「強中國」被接受的過程。

其三，中國的行為本身定位。中國曾經是一個強國，近代衰落，現在走向復興。如何妥善處理「失去的」與「回歸的」，這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智慧。力量是實現復興的基礎，但只依賴力量，就可能重複歷史上大國崛起所犯的錯誤，即貿然使用武力，靠武力拓展邊疆，或者謀求霸權。之所以說需要智慧，是因為關係複雜，矛盾很多，有時也會有風險，善用智慧則可以避免衝突，獲得共贏。中國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諾，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道路、不稱霸、和平解決爭端等，這些都是以往任何崛起大國沒有承諾過的，中國既然敢於承諾，也就有信心和意志做到。

近代，中國經歷了百年衰落的痛苦歷程；如今，中國進入新百年復興的關鍵時期。回顧百年衰落期發生的巨大演變，我們所記住的不僅僅是痛苦、屈辱，也應該從中吸取自己和別國的教訓。中國所做的一系列承諾，正是對以往教訓的總結。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要誠心誠意對待周邊國家，爭取更多朋友和夥伴」；「要讓周邊國家得益於我國發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導包容的思想，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促進地區合作」。(61)面對複雜的關係和局勢，要做到這些是很不容易的，但只要堅持做下去，也許會取得比預想更好的結果。

*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和建議。文中疏漏由筆者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