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禾：「老路」有好也有壞，焉能一概否定？

　　「不走老路」，這是「中國宣言」。對於什麼是「老路」，當然是見仁見智了。不該據我看來，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世界上所有的「老路」統統堵死，另闢新途，未必就是明智的選擇。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走「老路」，也就是走人家西方國家在多年前已經走爛了的路子，如股票市場的開放，私人企業的開辦，等等。不走這樣的「老路」，中國經濟絕對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成就。因此，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全不走「老路」，無異痴人說夢。

　　可能有人會說了，「中國宣言」所說的「不走老路」是從政治上來說的。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呢，中國理論一向是把經濟與政治捆綁在一起的。有門學問就叫「政治經濟學」，政治是放在經濟的前面的。在中國，經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怎麼能把政治與經濟截然分開呢？

　　比如說吧，機構改革問題，既有經濟問題，更有政治問題。它是一個政治經濟的「複合體」。

　　王小魯先生說：「中國政府不合理支出規模超萬億」，「如果與國際通常水平相比，我們國家僅行政管理費支出高於通常水平的部分，粗略推算一年就要多花掉1萬多億元。如果加上其他類別政府支出中的流失和不合理使用，加上公共投資中的大量資金流失，我個人判斷每年公共資源流失的規模可能成倍於這個數。」王小魯先生說，「財稅體制改革刻不容緩」（華夏時報2013年02月16日）。

　　「財稅體制改革刻不容緩」，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問題是，財稅體制與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如果不改革現行政治體制，財稅體制是很難改革得好的。因為，大量的「公共資源流失」問題，就不是財稅體制改革本身可以解決得了的，這涉及到國家的機構設置問題。

　　習仲勛說：「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構很小，人員少，工作開始後沒一個閑人。看了他們的計劃管理委員會，下邊出了亂子才干涉，平時不干涉。這種領導結構值得學習。」（鳳凰網2013年02月15日）

　　習仲勛的話可謂一語中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機構很小，人員少，工作開始後沒一個閑人」，中國國家機構恰恰相反，閑人多如牛毛。人浮於事，這是中國國家機構的特色。年年歲歲中國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春節過後第一次上班要「查崗」，而總是有機關單位發生人員應到而不到的現象出現。即使是在平時，上班「鬥地主」/玩電腦這樣的事情也是家常便飯。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冗員太多的緣故。

　　現在正在網上流傳的那個山西貪官出獄受歡迎的消息，就明確地告訴人們：中國的權勢者可以隨意提拔官員。

　　媒體說，算起來，山西貪官侯伍傑在太原市委書記任上只呆了一年零七個月，但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山西省紀檢委辦案人員說，侯大量任免幹部，特別是他將離任時，所作所為更加離譜，「上午剛接到免職的消息，本來人事就該凍結了，但侯伍傑下午就主持召開全市幹部會，突擊提干100多人，涉及經濟、文化、公檢法等多個部門」（蘭州晨報2013年02月18日）。

　　權勢者可以隨意提拔官員，這是造成冗員泛濫的重要原因。而且更加離譜的是，就在侯伍傑已經接到了免職的消息之後，他還能夠在「離任當天突擊提干百餘人」，這就是中國特色政治的體制問題了。如何解決這個體制問題呢？

　　習仲勛說得非常明白：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領導結構值得學習」。這不就是要中國走「老路」么？問題是，這樣的「老路」是一條康庄大道，它可以引領中國走出那個「機構越精簡越龐大」之怪圈。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領導結構」中國一旦「學習」好了，國家「每年公共資源流失」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財稅體制改革也就能夠順利進行了。

　　所以，「老路」有好也有壞，一概否定是錯誤的。

　　習仲勛說的就是一條「好的『老路』」應該大膽地往前走。而像「先發展後治理」所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就是一條大大的壞路子，必須大膽地堵。

　　「實施憲法」，「把權力關進位度籠子里」，所有這些，都是人家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走了多少年的「老路」。儘管中國現在提出來了，但是沒有膽量真正實行。所以，現在的中國正處於這樣一種矛盾當中：該走的「老路」不敢大膽地往前走，而不該走的卻正在不顧一切地往前沖。

　　吳敬璉先生說：中國制度性腐敗使官員親戚受益不犯法（鳳凰財經2013年02月17日）。實際上，中國制度性腐敗也讓所有的官員「受益不犯法」；即使犯法了，也可以從輕發落：

　　因貪污腐敗被判11年徒刑的侯伍傑，在監獄中有何突出表現，竟然改造還不足7年，就恢復了人身自由？如果有「立功表現」、符合減刑規定，那沒的說。如果不是而「立功」減刑，那些暗中幫助侯伍傑的，比迎接侯伍傑「榮歸故里」的人更可怕。

　　在我看來，「更可怕」的是中國的現行制度：因為它可以「暗中幫助」那些大大小小的「侯伍傑」們。

　　如何破局呢？

　　該走的「老路」一定還是要走。這條「老路」就是：三權分立。沒有獨立的權力來監督執政者，中國的腐敗必定「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