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情人獨我痴

春天裡來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里格朗 ……

由著名演員趙丹主演的電影《十字街頭》中的這首插曲，相信年齡長一些的人都知道，甚至還會哼哼，但是有多少人能說出這歌的詞作者是誰？ 高爾基的著名散文詩《海燕》曾被選進中學語文教材，相信中年以上的人都能背誦出一兩句，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說出它的首譯者是誰？ 近年拍攝的電影《風聲》中，當紅影星周迅因其中顧曉夢一角而又多了許多年輕「粉絲」，但這些「周粉」中有多少人知道顧曉夢的原型是誰？ 是關露！ 關露是誰？ ——一個讓人心驚、心痛和心寒的名字！ 1982年12月5日，關露自殺身亡，她的妹妹胡綉楓抱著她的遺像痛苦而負疚地說：「我真不該把姐姐也認識李士群的事情告訴潘漢年呵！去『76號』的本應該是我，是姐姐代替了我呵！」 後來胡綉楓還對《關露傳》的作者柯興具體說出了一個驚人的內幕：「76」頭目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是胡綉楓復旦的同學，1933年，李士群被國民黨逮捕期間，葉吉卿身懷六甲、走投無路，胡綉楓曾接待了她並幫了她不少忙，李士群為此而一直對胡綉楓心存感激；正是基於這層關係，中共地下黨組織準備派胡綉楓去李士群身邊卧底，通過「76號」獲得日偽情報，並相機策反李士群。但此時恰恰胡綉楓工作繁忙一時難以脫身，於是她推薦了自己的姐姐關露，說她與李士群夫婦也相識，於是關露進入了「76號」——汪偽設在上海的被稱為「魔窟」的特務機構。 關露一輩子的所有不幸都是因為她陰錯陽差地進入了「76號」。 ——看起來一切都似乎只是陰錯陽差！

一

關露本來很有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張愛玲。 據說一個人成為作家，除了文化知識和政治思想的原因外，往往具有敏感的心理和不平則鳴的性格，而這又常常與一個人的早年的生活經歷甚至出身有關。關露的出身和早年生活經歷與張愛玲很是大同小異。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關露」是她發表文學作品時用的筆名。她原籍河北延慶。1907年7月出生於山西省右玉縣一個沒落官僚家庭。幼年時在母親指導下啟蒙，並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後通過自學，於1927年和1928年，先後考入上海法學院和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學習。如果僅從這樣的一份簡歷上看，關露的出身和早期人生的確很近似於張愛玲，因此一般人很容易憑主觀想像，覺得她似乎也更應該成為張愛玲，但是，如果我們對關露人生歷程梳理得略微細緻一點，就會發現她的人生中還是有許多地方與張愛玲同中有異的，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關露人生中的一切又似乎都是註定了的，是一種必然。 在胡家這個沒落官僚家庭里，關露是「後娘養的」，且在關露幾個哥哥的眼裡，他們的這個「後娘」是他們的爺爺贏得的。 原來關露的祖父與人賭博時贏了錢，但是那個同為沒落官僚的徐姓輸家給不起錢，願意將自己的女兒徐綉楓給胡家少爺胡元陔做「填房」（正好不久前他死了妻子）以抵賭債，徐綉楓便這樣嫁到了胡家——她便是關露和她妹妹胡綉楓（她原名胡壽華，徐綉楓死後為紀念母親改名胡綉楓）的母親。徐綉楓是以這樣的方式進入胡家的，又是「後娘」，她在胡家的地位可想而知，而由她生下的關露姐妹，在胡家的地位更是可想而知。關露八歲那年，父親胡元陔因病身亡，母女三人在胡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關露姐妹唯一幸運的一點是，徐綉楓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女性——這一點又與張愛玲的母親黃逸凡相同，但是不同的是黃逸凡似乎對張愛玲不太負責任，而徐綉楓卻是一位很稱職的母親——徐綉楓不但從小教關露姐妹讀書，給她們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礎，而且還教育她們在自己以後的人生中要爭取自立、自強，而讀書是其唯的一途徑。然而萬般不幸的是，關露十五歲那年，母親竟然也因病過早地去世了，同父異母的哥哥們將父親的遺產全部據為己有，還將關露姐妹趕出了胡家，她們一下子成了實際的孤兒。好在她們的二姨收留了她們——這又與張愛玲相似，張愛玲實際上長期與其姑姑張茂淵相依為命。 但是關露的二姨不像張愛玲的姑姑單身一人，她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背後還有一個大家庭，她終究不能代替關露姐妹的母親，與她們相依為命，並給她們保護和教育，她只能救她們「一時」，並不想也不能救她們「一世」，或許她收留她們時就曾想：好在她們是女的，長得模樣又都不錯，很快就能各自找個人家嫁掉了，不會拖累自己太久。在熟人的介紹下，二姨很快就給關露物色了一位做銀行經理的如意郎君，準備將關露嫁掉。說實話，二姨的想法和做法按常理都沒什麼大錯，再說她為關露挑選的這個男人，看起來也不錯，關露嫁過去一般來說至少會衣食無憂，做長輩的能為晚輩尋得這麼一門親事，無論如何也是好心好意；但問題是關露自小受母親教育，而母親是一個與二姨完全不同的女性，她的思想已牢牢地植根在關露的腦海中了；再說，關露也從自己母親身上事實上看到了一個女人自立、自強的重要性——之所以在胡家這樣的家庭里，關露姐妹還能讀書，完全是因為母親徐綉楓，即使是在父親去世後，母親似乎也有足夠的能力拉扯她們倆姐妹，因為徐綉楓當時已謀得了一份在北洋政府教育大臣張百熙家做家庭教師的工作——這份工作本身足可以說明關露母親徐綉楓的文化水平和行為能力是非同一般的。因此，在關露姐妹眼中，自己只要與母親一樣具有同樣的文化和能力，是終將能自立、自強的，而要獲得這一切，唯有讀書。因此，當二姨與關露說出了她的想法並要她去相親時，關露理所當然地拒絕了。二姨當然認為關露的這種拒絕只是因年幼無知而不知好歹，並不當一回事，而是更鐵了心一定要將關露嫁掉。 此時我們回過頭去再看張愛玲，發現她在這一點上比關露幸運許多，因為收留她的姑姑張茂淵，從來不曾像關露的二姨逼關露那樣逼張愛玲嫁人——這或許是因為張茂淵自己本就是一個不肯委屈自己隨便嫁人的新女性，她在生活上表現得非常自立、自強，她炒房子、炒股票、炒黃金，她做過會計、翻譯和播音員等。在這方面，她似乎與關露的母親徐綉楓倒很相像。因此這不由得讓人想到，如果關露的母親不英年早逝，關露姐妹能在她的保護和教育下長大，或許關露最終真說不定會成為又一個張愛玲。可惜收留關露的二姨與收留張愛玲的張茂淵很不同，她只相信女人「過得好一定要嫁得好」。 此時關露能走的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如民國時許多所謂的「新女性」一樣逃婚，然後繼續學業。然而這便意味著關露姐妹與二姨的徹底的決裂，再次成為孤兒。此時的關露，似乎又站在了人生的一個節點上。就有這個節點上，關露遇到了一個人，可以說是這個人改變了關露姐妹倆的人生，也使後來成為了女作家的關露，終將是一個與張愛玲不同的女作家,儘管她很快便因為自己的文學創作而與潘柳黛、張愛玲、蘇青一起被譽為「民國四大才女」之一。

二

1982年5月，關露雖還沒正式平反，但終於出獄了，還補發給了她10000元工資，這在當時算是一筆「巨款」了，拿到這筆錢後，她做了兩件事，一是花2000元為自己的外甥女家買了一架鋼琴，二是取出1000塊贈予了一劉姓人家。 關露一生未嫁，沒有子嗣，外甥女在她心目中如同親女兒，所以她為她花這麼一大筆錢，自在情理之中；那麼這劉姓人家她為什麼要贈予這麼一大筆錢呢？不明就裡的人可能會想到這是一戶烈屬，或者因為其主人新中國成立前也曾是一位地下工作者，而「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了，她此舉是表達慰問。其實並非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劉家的長輩，也就是「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這位劉家主人，當年在關露面臨著失學人生陷入危機時曾無私地資助過她完成了學業。 ——他就是劉道衡。 可以說，劉道衡是讓關露姐妹一生的人生軌跡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人物，這樣說當然並不僅僅因為他曾經資助過她們，更是因為他的影響，她們早早地了解了國民黨的腐敗和黑暗，並漸漸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原來劉道衡本是辛亥元老，也是國民黨員，但是辛亥革命後，尤其是1927年以後，他看夠了國民黨內部的種種醜惡，終於覺得「國民黨內無好人」，宣布退出了國民黨，不再過問政治，在上海的交易所里開個戶頭，做起了證券生意，且收穫頗豐。關露的遭遇讓劉道衡心生同情，因為他自己早年也曾有過逃婚的經歷。於是劉道衡全力資助關露，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後改名為法學院）讀書。關露進校時，教務長是沈鈞儒，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中，有不少是職業革命家和愛國志士，其中如講授社會學和勞動法的李劍華，很早就接受革命思想，在法科大學任教授時，在課堂上抨擊黑暗社會，宣傳新思想。關露從他那裡第一次聽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反對不合理的制度」「反抗私有制」等，她因此而感到自己是多麼渺小，天地是多麼博大，世界上還有這樣燦爛、神聖、莊嚴的事業。李劍華後來成了關露的妹夫，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關露姐妹倆在他的影響下自己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至此，關露雖然成為一名作家的基礎和準備已經完成，但是她身上的色彩已發生了根本改變，她已不可能成為第二個張愛玲了，儘管她們作為作家有著許多的相同之處。如，她們成名都很早，儘管關露從來沒有像張愛玲那樣說過「出名在趁早」的話：張愛玲是在23歲發表《沉香屑》而成名的，巧的是關露也是在23歲發表了她的處女作短篇小說《她的故鄉》而為文壇所知名。因此在文學才華上關露似乎也不輸張愛玲。然而她們更多的方面所表現的是不同，如題材的取向，張愛玲多才子佳人，而關露多底層民眾；作品風格張愛玲婉約凄絕，關露明朗激越；人生態度張愛玲孤芳自賞，關露樂觀溫情；政治傾向上張愛玲明顯偏右，關露則是明顯左翼。 至此，人們或許又會想，如果關露不是1939年底走進「76號」，她完全又可以成為與丁玲齊名的左翼作家，因為至此關露已發表了包括長篇小說《仲夏夜之夢》和譯作《鄧肯自傳》在內的大量文學作品，長篇小說《新舊時代》也基本完成，總之她文筆正健，文勢正勁，文名正盛；況且她自己主觀上又是那麼想成為丁玲那樣的左翼作家，並為此而努力著。 然而，只是因為走進了「76號」，關露最終也沒有成為第二個丁玲，而且幾乎就此從文壇上消失了

三

1939年11月，關露正在為自己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作最後的修改和潤色。一天夜裡，她接到了一份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人的密電——速去香港見廖承志！ 關露立即赴港。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就有兩位客人前來「拜訪」了，其中一位就是廖承志，此時廖承志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另一位則自我介紹說自己叫潘漢年。一聽潘漢年這名字，關露似乎油然而生出一種親近感，因為潘漢年本來也是一位知名於上海灘的新文學作家，說起來是關露的前輩同行，她早就聽說了他現在是共產黨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本來極為嚴肅的絕密談話，因為這樣的關係其過程中倒多了幾分輕鬆氣氛。關露所要接受的任務由潘漢年向她具體布置，那竟是要關露返回上海，潛入「76號」，設法獲得日偽情報並及時傳遞出來，同時設法策反李士群。 也許是這樣的任務本身就太過艱巨了，也許是這樣艱巨的任務讓一個已經馳名的作家去完成太過殘忍了，潘漢年在具體布置完任務後特地對關露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當關露堅定地回答「我不辯護」後，潘漢年又意味深長地說：「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此時的關露已只想著如何去完成黨交給自己的這個任務，她不會想到潘漢年此言的真正分量，更不會想到潘漢年此言終於有一天似乎真成了他們共同的人生讖語，使他們陷入巨大的災難而自辯不能。 就這樣，關露一時間內似乎從上海蒸發了，已基本完成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不但不見發表和出版，連所有報刊上不再有署名關露的文學作品發表，各種抗日集會和宣傳活動中也不再有關露的身影出現，甚至原來她朋友圈內的文學沙龍等她也不再參加。當她再次在人們視野中出現時，人們首先驚奇地發現本來就青春靚麗的她，似乎變得更漂亮了（當時人們並不知道，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組織上曾讓她做了整容手術，將她稍稍有點低的鼻樑墊高了一些），然後很快發現她的身影越來越多地與「76號」的頭目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一起出現在上海灘各大奢華的公開交際場所，或是購物，或是喝茶，或看戲，或是打牌；與此同時，她還以李士群秘書的身份陪他時常出現於各種會議和宴會上，此時的關露儼然成了「76號」的紅人。而這不但讓昔日「左聯」的文朋詩友們震驚和憤怒，也讓她的廣大讀者大大失望，甚至也讓一般人感到不齒，他們震驚、憤怒、失望、不齒於一個曾寫下「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熱血青年才女作家怎麼就「淪為」了漢奸！ 是的，關露在人們的眼中和心中就這樣「淪為」了漢奸！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上海的敵特空前猖獗。而與此同時，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熱情也空前高漲，組織各種活動也顯得有點「人手不夠」，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左聯」的負責人還是明確表示：今後不要再讓關露參加任何活動了。這一表示等於從組織上實際將關露開除了「左聯」，昔日的同事、朋友偶爾在街上遇到，都對她側目而視，甚至會往地上吐唾沫，向她背影吐口水。有一次，「左聯」主管詩歌工作的蔣錫金在路上碰到關露，關露上前與他招呼，但只聊了幾句後蔣錫金就對關露說：「我沒去過你的家，你的家在什麼地址我全忘了！」而這時，儘管關露心中萬般委曲，但是她牢記住潘漢年當初對她的叮囑交代，也牢記自己對組織的承諾——不辯護。 有一次，關露走在大街上，遠遠地看見許廣平帶著海嬰迎面走來，她多麼想上前去與許廣平打一個招呼，問一問許廣平過得還好嗎，也逗一逗又長高許多的小海嬰。她正在猶豫時，許廣平似乎也看到了她，並似乎有意繞她而行，見此她呆立在原地半天，然後只能含淚走開。她能怎麼樣呢？對於昔日師友的種種誤會，她只能理解；對於自己因此所受的種種委曲，她只能忍受。她相信，只要自己能將組織交給的任務最後完成，到那一天，人們的所有誤解都會自然消除的。她盼望著那一天。 從前，我們一般人無法了解關露在「76號」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對於黨組織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近年來，隨著許多有關檔案的解密，我們知道了許多當時的細節，由此我們大致上可以對關露當年潛入「76號」後的工作有一個大致的斷判。據史料載，1941年，關露與李士群曾進行了一次這樣的對話：「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願意不願意？」關露問李士群。李士群當然是個聰明人，他一聽就明白了關露的話外之音，並表示願意。很快，潘漢年根據關露的判斷，在上海秘密約見了李士群。從此以後，日軍的清鄉、掃蕩計劃，總能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僅憑這一點我們就不難判斷，關露在「76號」的工作應該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也因為李士群在這期間曾狡猾地「拖住」潘漢年並在他無法向中央事先請示並得到批准後就去南京面見了汪精衛，讓潘漢年許多年後都無法證明其中的原委，也讓關露深陷其中，從而為他們最終的人生大難打下了伏筆。 至此，關露策反李士群的任務應該說基本完成了。據胡綉楓透露，在此期間關露曾給她寫過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 這裡的「爸爸媽媽」就是指解放區、延安。胡綉楓說，接到關露來信後，自己立刻跟鄧穎超彙報了此事。沒多久，八路軍辦事處一個人就找到胡綉楓，隨後胡綉楓回信給關露說：「『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關露只得繼續留在「76號」魔窟，繼續著她的「漢奸」生涯。 1942年5月，日本海軍部控制下的《女聲》雜誌來了一位新編輯，她面容姣好、皮膚白皙、身材窈窕，穿著也十分時髦，她就是關露。因為此時她已在敵人心臟中磨鍊了兩年多，舉手投足間除了機警和靈活外，更多了幾分成熟和老練。 原來關露到《女報》來也是黨交給她的另一個任務，這就是利用她的作家身份和能力，同時也利用她已在日偽中取得的地位，設法獲得與日本共產黨的聯繫，從而促使其在日本國內進一步發動反戰鬥爭。 儘管在此之後的日子裡，關露行使編輯的權力，力所能及地在《女聲》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戰愛國色彩的文章，也培養和發掘了一大批進步的文學青年，但由於《女聲》本身是日本人的刊物，所以她此時做得雖是文學工作，但仍被人們視之為「漢奸」行徑；再加上1943年7月，《女聲》雜誌社派關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正是利用參加這次大會的機會，關露將潘漢年派人送給她一封信，設法轉交了秋田教授，並通過秋田，使中日兩國的共產黨恢復了聯繫。但是這一切一般人是不知道了，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他們看到的是，包括關露在內的十多人的照片全部被登在日本報紙的顯要位置——而這無疑是「漢奸文人」的一次集體亮相，光是這，關露的「漢奸」之名就已經很難洗刷了，再加上日本人又讓她在大會上做了《中日婦女文化交流》的專題講話，因此在人們的眼中，關露的「漢奸生涯」至此已達到了頂點。 當關露從日本回到上海時，上海的《時事新報》上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戰終於取得了勝利。理所當然，關露作為「文化漢奸」其名字赫然在列於國民政府的鋤奸名單中，隨時將被「正法」，好在黨組織接到了密報，於是立刻安排她來到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 丁玲當年從上海的國民黨監獄中逃掉來到延安，享受了「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的待遇，隨後丁玲去了前方，毛澤東親填詞作《臨江仙》並用電報發給她，一時傳為佳話。而關露來到解放區後會有這樣的待遇嗎？

四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天特別冷。天快黑時，關露的外甥女，也就是她妹妹胡綉楓的女兒李康將突然在家裡接到一個電話，是大姨的保姆小金打來的，說她的大姨關露不行了。 她放下電話立即打車趕到位於朝內203號關露住處時，天已經黑了。屋裡只有關露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床上，從上到下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兩手疊放在胸前，像睡著了一樣，臉色蒼白而平靜。床頭柜上放著一杯水，兩個小藥瓶，碗里還有兩個煮雞蛋。枕頭邊有一隻布娃娃，旁邊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英俊的男人，背面有一行剛勁的題字：「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應該是照片上這個男人寫下的；下面還有一行更小一點的字：「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痴。」是兩句詩，字體清秀，應該是關露的筆跡。 1982年12月16日，文化部為關露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一個簡短但還算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儘管因為是自殺而沒有致悼詞，但隆重的葬禮、喧嘩的人群與關露生前孤寂還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是在那次葬禮上，細心人發現，有一位既不屬於文化部機關也不是文藝界人士，神情極其沉鬱的老人，一直默默地立在人群的後面，自始至終都未與任何人說一句話，他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炳南，再細看，他就是關露保存至死的那張照片中的那個男人。 王炳南默默地自始至終參加了關露的葬禮，最終向關露遺像深深地三鞠躬。 至此，他能做的似乎只能如此而已！ 不久後，王炳南在悼念關露的座談會上，他公開了一段往事：「那時每星期有一次班機到淮陰，我曾想搭乘飛機去看她。領導上臨時決定不讓我去，說因為她名聲不好。」接著他又不無感慨地說，「讓一個已經馳名的左翼作家去當『文化漢奸』，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是不妥當的！」 關露回到位於蘇北淮陰的新四軍駐地後，心情最迫切的事情，一是組織儘快幫她澄清她身份，洗刷掉「漢奸」的罪名；二是儘快地投入革命工作，投入她熱愛的文學創作中去。另外，此時的關露已39歲，她當然很希望自己能儘快有一個人生的歸屬，能儘早與自己相愛多年的人王炳南團圓。 然而她哪裡知道，一切並不如此簡單。 先是她多次要求發表詩作而不能，最後《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客氣地要求她換一個署名，並解釋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會以此為口實攻擊共產黨。許多朋友都這樣勸她：「你為甚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不明真相的群眾誤會可以理解，但還有什麼比同志間的誤會更讓人傷心呵！更何況在她看來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之後了呵！關露失聲大哭。 此時她更加的盼望愛人的理解和安慰，但是她盼來的竟然是不久後王炳南寄來的一封絕交信。 原來，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按黨組織原則他向周恩來夫婦彙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當王炳南欲乘飛機去淮陰與關露相見時，鄧穎超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並對他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為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 然而為什麼組織上就不能出面給關露澄清事實真相呢？因為當時國共處於關係極為微妙的時刻，中共怕公開與日偽間的秘密關係會引起公眾的誤解，所以暫時還不能為關露公開澄清事實。 只是可憐的關露，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錯在哪裡，她只能一次次地問自己，為什麼忍辱負重的幾年特工生涯換來的是如此結局？難道真如潘漢年當年跟她說過的那樣，「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此時，關露偶爾走在解放區的大街上，有時人們依然會指著她痛罵她，朝她扔石頭吐口水。這一切真是一種黑色幽默，不，簡直是一個極大的諷刺！而更讓她訝異和不解的是，在隨後的整風運動中，她每次都成為重點審查的對象，且大有越審越說不清、越審越失去自由和被剝奪工作權利的趨勢。雖然其間因潘漢年為她出面內部為她寫出材料為她作證，使得她一度恢復了工作和自由，但是，當1955年潘漢年自己也被打成叛徒和特務後，直至1976年，20多年中她先後兩次入獄，達10年之久，真到1982年才正式平反。一代才女作家，後半生數十年間，發表的作品竟然除了幾首「獄中詩」外，什麼也沒有了，她那支曾經生花的妙筆，幾乎一直都在沒完沒了地寫著檢討、審訴、彙報等各種材料！

五

關露的絕筆便是為潘漢年寫的一份證明材料——《我在潘漢年領導下為新四軍做了一點李士群的工作》。這份材料在她於1982年3月23日正式獲得平反後就開始寫了，這份材料與以往她寫過的數不清的材料不同的一點是，它是她自己想寫，甚至是她覺得不能不寫的，因為此時自己雖已獲平反，但是老上級潘漢年的冤案尚未獲得正式平反，她要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因為他們兩人實際上早已成了一根繩子上的兩個螞蚱。 1955年，潘漢年因「漢奸」「日本特務」等罪名被捕，關露自然而然作為這一「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也跟著被捕，兩年後出獄後無任何結論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開始後，關露再次因「潘案」被捕，這一次在秦城監獄一關就是8年。的確關露的命運實際上早就同潘漢年命運糾纏在一起了。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正式作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中發[1982]37號文）。但是直到9月15日，關露才知道。那一天，陽光明媚。這樣的天氣似乎預示著將是一個好日子。果真，老朋友丁玲在那天突然來到關露那間只有11平方多一點的住處，給她帶來這個好消息。 陪同時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丁玲一同去的是她的秘書王增如，他事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他們走進門時，「她抬起一雙眼睛驚恐地望著我們……仔細端詳了好一陣，才哽咽地問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嗎？』」這就是這兩位30年代上海灘上齊名的才女，「左聯」時期的老朋友，多年後的首次見面。 丁玲告訴關露：「我來是要告訴你一件大喜事，漢年平反了！」 原來，潘漢年的冤案終於在陳雲和廖承志的過問下終獲平反，只是此時的潘漢年早已含冤死於勞改農場而無法聽到這一消息了。 聽了丁玲的話，關露的眼圈紅了：「真的嗎？我盼的就是這一天！我中風後幾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漢年的冤獄還沒平反，潑在他身上的髒水還沒洗乾淨，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作為曾經齊名的才女作家，丁玲的那次登門不但給關露帶來了潘漢年平反的好消息，而且其表現也很「仗義」：她看到關露住處幾乎無處立腳的事實後，表示要幫關露解決住房問題，而且說做就做，當天就去找作協秘書長，建議用關露香山的房子在城裡換一套單元房，而且立刻返回關露住處把房子有望解決的好消息告訴了她。後來，有關部門確實也給關露安排了一套三居的單元房，但她拒絕了。對此，丁玲後來說了這樣的話，「她的性格在重重壓力下扭曲了，使她什麼都怕。怕搬到作協宿舍後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醫院看病時要不到汽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看來此時高高在上的丁玲，是一點也沒有從關露不合常情的舉動中讀懂這位昔日的姐妹呵！ 或許在關露想來，只要真能有「那一天」，一切也都無所謂了！ 1982年12月4日，在老朋友陳慧芝的幫助下，關露終於將自己的回憶錄《我在潘漢年領導下為新四軍做了一點李士群的工作》一文寫完了，心情似乎很不錯。陳慧芝見此，問是不是把回憶錄給念一遍，看看需不需要修改。關露說：「好，你念我聽，把稿子定下來，再抄一份給梅益同志。他看完還要轉給夏衍同志看看，再給上海市委寄去。」完了後關露幾次給梅益打電話，梅曾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也是「左聯」著名的翻譯家，電話中關露說有事托他幫忙，而事情便是兩天前梅益來看望她時已與他說過的，她在寫回憶潘漢年的文章，還有關於李士群的一些材料，整理好後就給他送去，要他幫著看看是否有什麼差錯。第二天，梅益在收到關露轉來的那份材料的同時，也得到了關露自殺的噩耗。 多年後，這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首譯者說，得到這個噩耗，他頭腦中浮現的是1936年他第一次見到關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家中，關露身穿一襲曳地白色長裙，手拿書本，很優雅地坐在一張扶手椅里……而他這個才從北平來的文學青年，與她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都雙手扶膝，連椅背都沒敢靠。同時，他也對關露的自殺而有幾分不解，她為什麼在獲得平反後竟然自殺了——既已得到平反，應該揚眉吐氣地好好活幾年，過幾年好日子才是呵！ 是的，這是個謎！謎底只有關露自己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去猜測，但任何說法也都只是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