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盛剛：稅收與經濟增長

06-15

稅收與經濟增長發布時間:2014-05-01作者:鮑盛剛

　　經濟增長是稅收的基礎，沒有增長就沒有稅收，但是過重的稅收不可避免地會遏制資本的積累與擴大再生產，同時不合理的稅制也會扭曲社會激勵機制，改變人的行為準則，最終結果是稅收的減少，所以稅收與經濟增長有著緊密關係，不合理的稅收是經濟增長的殺手，是激勵與進取的殺手，也是稅收自身的殺手，因為沒有增長，沒有激勵，結果只能是賦稅國家的破產。反之，低稅率可以推動資本的積累與擴大再生產，可以激勵人們勤奮工作，由此結果是稅基的擴大與稅收的增加，社會的發展與繁榮。

　　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稅收是商業社會的一項基本標誌，也是政府的基本標誌，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基本無可避免地具有傷害生產過程的性質，其原因在於過重的稅收會遏制資本的積累與擴大再生產。積累還是消費決定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前現代社會經濟模式顯然是以消費為核心的，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生產力的低下，同時也是由於人們的生活習慣，而現代經濟的核心在於積累，所謂積累就是推遲消費，把生產的財富用於擴大投資與再生產，這一轉變的原因可以歸於資本主義精神即苦行僧式的生活習慣，經濟生活核心由消費向積累的轉變無疑是現代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根本原因，但是目前現代社會面臨的一個困境是由於高消費，高稅收導致企業積累不足，由於企業積累不足導致投資不足，最終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與衰退以及高失業率與政府財政的危機。美國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我們所了解的世界的終結：21世紀的社會科學」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正在受到一種結構性的制約，人們已經不再能夠駕馭，而這種結構性的制約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農村化的結果，這是非常超前的現象，將可能在今後的25年中大體完成。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成本在全部創造價值中的比重將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長期後果，這導致了生態的枯竭，這就使投入到全部創造價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結果，它對公共開支不斷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衛生保健和終身收入的保障上，這就使稅收開支在全部創造價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大規模的長期的對生產利潤的結構性壓縮，而且使資本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贏利。由於資本的無限積累是定義資本主義作為歷史體系的特徵，但是以上三種制約使這一體系的最初動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資本主義面臨結構性的危機。　　另外稅收制度不僅影響資本的積累與經濟再增長，而且也是影響人的行為準則與社會氣質。人的行為是受利益驅動的，人們勤奮工作目的無非是為了有更高的收入，能夠以此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更高收入意味更多納稅，而那些不努力工作，收入低的不用納稅，還有退稅和補助，如果幹好與干壞都一樣，那麼誰還會努力工作呢？再有經營好的企業，利潤高的企業意味交更高的稅，而經營不善，頻臨破產的企業不僅不用交稅，還有政府的補貼和救濟，那麼企業經營好壞還有什麼區別呢？現代社會是一個競爭的社會，多勞多得天經地義，只要財富所得是合法的，靠自己努力掙來的，都應該得到保護，而且應該得到社會的尊敬，但是現代稅收制度顯然是懲罰贏者，獎勵或者說是幫助輸者。不錯政府所為是為了主持社會公平，社會公平與公正一般認為就是平等，沒有平等就沒有公平公正，那麼，是如此嗎？不錯社會不平等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導致社會矛盾與衝突的根源，那麼如何才能消除不平等呢？對此有兩種方法，一是將富人的財富分給窮人，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但是結果是大家都變成了窮人，因為由此富人不努力了也變窮了或者跑了移民了，而窮人花完分得的財富後還是窮人，但是接下去能夠分的就越來越少了。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結果是大家都是富人，那麼如何讓窮人變成富人呢？簡單地講就是機會均等，即人們生活中由政府決定的那些條件同樣地向所有人提供，使特權變得廉價不再是特權，因為由機會不平等導致的不平等是幾何級的，而由於生理因素或者家庭因素導致的不平等只是算術級的。稅收制度實際上不僅僅是稅收或者收入的再分配，而是一種關乎社會遊戲規則與人的行為準則，它可以激勵勤奮者，懲罰懶惰者，但是也可以激勵不勞而獲，懲罰勤勞有為者，不同的規則顯然影響經濟增長與否。　　最後，不同的稅收制度也自然影響稅收自身，經濟增長是稅收的基礎，沒有增長就沒有稅收，而如果稅收過重，遏制了資本的積累與擴大再生產，如果由於稅收制度努力的人不再努力，而不努力的人越來越依賴於政府的救濟與補助，那麼稅收又從何而來呢？只能是來自於不斷增長的債務，結果自然是稅收體制的瓦解與賦稅國家的破產。從現代社會發展來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縮小而是不斷擴大，特別是隨著福利國家的產生，政府已經儼然成為社會的保姆，之所以產生這種反向發展趨勢一自然是國家民主化的發展。而政府功能的擴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國家稅收的提高，因為政府不是生產性機構，它沒有錢，要錢就要增加稅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麼，政府能夠向誰徵得稅收呢？只能是富人，因為窮人本來就沒有錢，他們是國家照顧的對象，是稅收增加的受益者。但是，政府向富人徵稅，在達到一定水平時自然會嚴重影響進行資本積累的能力，稅收增加，利潤下降，反之亦然，富人或者公司往往選擇如何避稅，逃稅或者選擇一走了之，於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轉向那些留下來的富人與公司，直至最後一個富人。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一開始就寫到一個健康穩定的經濟社會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社會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前者要大於後者，二是生產與消費的比例，前者要大於後者。顯然，現代經濟增長面臨的困境不是經濟發展中的危機，而是資本積累中的危機，是社會道德的危機，人們不再把勤奮與節儉看作美德，而企業由於成本的不斷提高，不能贏利，不能積累，也就不可能再擴大投資，沒有投資，就不可能有發展，而沒有發展結果自然是經濟增長的停滯與衰退，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失業率與政府稅收和財政的危機，所以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源於積累，危機的原因也在於積累，在於企業利潤的下降或者不能贏利，對此不僅是企業面臨和應該考慮的問題，同時也是政府面臨和應該考慮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根源之一顯然離不開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