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名著《國史大綱》實為傳統專制辯護？
《國史大綱》「一代詞宗」夏承燾讀完後意欲投身史學顧頡剛：「中國通史的寫作，到今日為止，出版的書雖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周谷城《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穆三四先生的書外，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當代中國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呂思勉：誠之（編者註：呂思勉，字誠之）師盛讚余書中論南北經濟一節。又謂書中敘魏晉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調，其間演變，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轉引自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版）嚴耕望：多具創見，只觀其章節標題，點出每個時代之動態及其特徵，已見才思橫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氣沉沉者可比。尤極難能可貴者，往往能以數語，籠括一代大局。如論春秋戰國大勢云：「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此數語切中事機，精悍絕倫。吾人可伸而論之，前世如商之滅夏，周之滅商；後世如北魏南牧，遼金侵宋，清之滅明，其結果影響皆可作如此觀。在此進展中，華夏文化疆域逐次擴大，終形成疆土一統、文化一統之廣土眾民大國局面。其他勝義紛陳，不能盡列。（《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牟潤孫：全書自堯舜以迄民國，為完整之中國通史。識見、議論、編排、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譽史學界，誠非幸致。錢氏懷愛國之熱忱，於我國文化之構成發揚遞嬗諸端，闡述最為詳明。舉凡歷史上重大事件如統一、分裂、強盛、衰亡等，錢氏悉能掌握其原因、結果、發展線索，予以清楚敘述。蓋其所重者在政治經濟、制度、學術、文化、社會、民族各方面，而非徒如前人之拘牽於朝代帝室之興衰。錢氏此書中愛國家、愛民族思想洋溢滿紙，於世之持自卑自賤之論者，痛加針砭，立論極足使人感動。……讀錢氏之書，當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氣，熱血沸騰，奮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為讀史之大用，亦即史學家所貢獻於世者也。《國史大綱》所可貴者在此，苟徒以字句考據求之，如買櫝之還珠，非所以知錢氏也。（《記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夏承燾：閱錢君《國史大綱》完。論宋學真精神，謂唐人猶世族門第觀念，著書囿於家訓典章。宋學主物我一體，辨義利，辨王霸，有大公思想，近平民化。此語甚創而待商。賓四甚可愛佩，讀其書，使人思染手史學。（1942年11月30日記，《天風閣學詞日記》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左起：嚴耕望、錢穆、余英時余英時：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說明他和陳寅恪的看法有何異同之處。他認為陳寅恪過分強調了宇文泰個人私心在府兵製成立上的作用，但認為專題考證的具體結論和通史所需要的綜合論斷未必能完全融合無間。我舉此一例，以見《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含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許倬云：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心香一瓣——悼賓四先生》，《聯合報》2010年8月29日）胡昌智（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學史里，錢穆的《國史大綱》可算是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民國三十年以來，尤其在台灣，歷史系畢業的學生對國史的認識都直接或間接受這本書的影響。這影響力來自書中觀點的一貫，史實被敘述成一個前後相關有其意義的脈絡。」（《錢穆的<國史大綱>與德國歷史主義》，《史學評論》第6期，華世出版杜1983年）
《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用「士人政府」替專制辯護？張耕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通讀錢氏一生的著述，「士人政府」的觀點當形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撰《國史大綱》時。所謂「士人政府」，初指西漢武帝、昭帝、宣帝朝之政制及特點；後來不斷發揮，用來泛指中國傳統政制，並稱其是中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國史大綱》撰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而他七八年前編撰的《秦漢史》，則並無「士人政府」等觀點；《國史大綱》中用來論證「士人政府」之史事、史料，如「復古更化」、設「五經博士」等，在《秦漢史》中都另有一種解讀，且與《國史大綱》大相徑庭。如，《國史大綱》說武帝朝的「復古更化」，「為西漢文治政府立下一規模」；說「中央政府文治思想，由賈誼開其端。而走上復古更化之路，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然《秦漢史》則說「武帝一朝政治，如封禪巡守、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外征四夷，種種所謂復古更化者，皆已於此詔冊中及之。而社會經濟之貧富不平，為刑不輕、奸不改、風化不流、政令不行之根源，乃當時政治上惟一真實之問題所在，則武帝不徒未經注意，抑且以其種種之復古更化，而促其現象之加甚焉。……《秦漢史》對武帝朝之論敘，常與文、景、昭、宣時之恭儉無為相比較，以說明武帝朝「有儒生之言禮樂，而不免於拘。有方士之推陰陽，求神仙，而不免於誣。有辭賦文學之士之頌功德，而不免於誇。至於帝王之縱其私慾，群下之爭於迎合，而為之主張取捨，則豈能有當！」而《國史大綱》關於武帝朝之所敘，或與昭宣時代相銜接，作為「士人政府」之起始；或與漢初治法相比較，為顯示政制演化之進步。簡言之，《秦漢史》多取反思態度、批評立場；《國史大綱》則多取辯護態度、稱頌的立場。至於不能與之融洽之史事、史料，《國史大綱》大多略而不敘。……（錢穆）前期的治學，多致力於考證，是為學術史上的學者伸冤鳴不平；後期的治學多偏向歷史的義理詮釋，是為中國文化伸冤鳴不平。若以《秦漢史》與《國史大綱》做比較，我們還可以說，前期的論史多抱反思與批判的態度，後期的論史多持稱頌與辯護的立場。也是從這個時期起，錢氏逐漸與政府上層發生了聯繫，尤其是定居台灣以後，此種聯繫越發密切。這無疑對他後期的治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解構歷史書寫的一種嘗試——以錢穆「士人政府」為例》，《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3期）
錢穆晚年多次撰文為蔣介石祝壽，曾頌其為「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為此頗受詬病。王家范（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國史大綱》成書於1939年國難當頭之時。通讀全書，先生對中國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氣（總稱之為「中國歷史精神」）的鐘愛之情躍於紙上，嚴「華夷之防」貫通於對中國古代歷史的闡釋之中。然其惴惴不安者，並非單單關注「外邪」的侵襲，最令其揪心、痛心者卻是民族、國家「所流通之血脈枯絕」、「社會元氣之斲喪……生機奄息不復」，故對國史的探求特強調絕不可將「生原」（民族潛在之本力）與「病原」（造成一時病態之外邪內毒）混為一談，反對「非自頂至踵脫胎換骨不可的激進史觀」（見《引論》）。或許我們有理由對其過分文化自戀的立場持異議（我個人也有此同感）。但決沒有權利不尊重他的那份感情（只要回想一下當時他的講課受青年熱烈歡迎的情景，即知其有他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魅力），以及他對一個民族想醫治衰病時應不應立基於自身「元氣」、「生機」、培養的詰難。後者至今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中西如何會痛的難題，值得深思。（《中國歷史通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版）李敖：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他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但對他的樸學以外的擴張解釋，我大都認為水平可疑。錢穆的頭腦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這種現象，並無師承，因為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卻前進得多。老師前進，學生落後，這真是怪事。（《李敖回憶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版）胡文輝（《羊城晚報》編輯）：錢氏以考證功夫打入主流學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個人已站穩腳跟，不必再追隨潮流；一方面國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國通史的講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觀，此即《國史大綱》之所由起。近代以來，中國通史之作甚多，而無一完善者，《大綱》已可謂鶴立雞群。《大綱》的宗旨，大致為一種中國特殊論，反對以西方理論闡釋中國歷史，處處表彰「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而文化自戀的氣味未免過於濃重；同時，錢氏在此書《引論》中對考據派作公開批評，亦表示反出曹營，自立門戶。（《現代學林點將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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