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六十年來日本人怎看待中國

戰後六十年來日本人怎看待中國——"戰後中日關係」系列(4)

近期釣魚島衝突，令中日關係再度緊張。日本經濟新聞社駐華記者談及日本民眾如何看待釣魚島問題時說：「我認為中日兩國之前存在巨大的誤解。一些中國人認為，抗議會威懾到日本人，嚇退他們。 ……很多日本人其實希望中國變得更暴力、更喪失理性，因為這樣全世界就能看到中國是個怎樣的國家。抗議者砸碎越多的玻璃、放越多的火，只會在世界面前越多地傷害中國的形象。這是日本人的想法，與中國的抗議人群的想法非常不同。」

顯然，中日民眾間的誤解會令中日關係惡化，同時中國民眾的抗議舉措適得其反。因此了解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和思維，或許可以有助看清目前複雜的中日關係。

2012-9-22 第65期日記者：日本人希望中國更暴力些

戰後日本的中國觀

冷戰前期日本在美國的控制下，其對華政策追隨美國，敵視新中國，日本政府擔心中國會向日本「輸出革命」，此時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也很低；中日建交後步入蜜月期，約七成日本民眾對華抱有好感，但從90年代開始，中日關係趨冷，圍繞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等經常摩擦，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不斷刷新新低。

五六十年代冷戰前期，日本政府視中國為威脅，擔心中國向日本輸出「革命」進行滲透

戰後，日本被美國接管，其對華政策受到美國對華的冷戰思維影響，日本政治家大多把中國視為威脅西方制度的「洪水猛獸」，擔心中國向日本「輸出革命」。譬如1957年岸信介首相說「日本的保守政黨決不採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共產主義對日本的滲透，與其說來自蘇聯還不如說來自中國的更為可怕，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如果能收復大陸，我認為是非常好的。」（見1957年6月4日朝日新聞，轉自《人民日報》1957年7月30日社評《評日本岸信介內閣的對華政策》）

可以說，在冷戰前期，美國以及意識形態的因素影響著中日關係以及日本對華認識。正如日本學者浦野起央指出:「從意識形態上的思考方式和行動上看，一方面戰後日本與美國結成同盟關係；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將美國視為第一敵人，日中的相互認識轉化為高度的敵對意識，並進一步強化。」

而日本民眾在此一時期對中國好感度相當低，50年僅為0.5%

日本政府對華這種敵對意識影響著日本民眾，在五十六年代，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是相當低的。1950年，喜歡中國的日本人僅為0.5%。其後，隨著中日兩國之間往來的逐漸增多，喜歡中國的日本人略有上升，1957年為2%，到60年代初基本上達到4%以上。中國在日本人所喜歡的國家中的位置也相當低的，相反，美國、英國、法國及瑞典等歐美國家是日本人所喜歡的對象。尤其是美國，始終是一直是日本人敬仰的對象，居日本人「最喜歡國家」的第一位，儘管美國是唯一向日本投擲原子並長期佔領的國家。(《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黃大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1日，P231)

六十年代末文革讓日本人恐懼：假如中國全國都是這樣的話，日本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耳

日本人也並非特別地不喜歡中國，若與蘇聯相比，中國受日本人討厭的程度還差得遠。據日本輿論調查統計，1957年，討厭中國的日本人為4%，而討厭蘇聯的人則高達31%。但在60年代後期，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日本對中國的厭惡感一度超過蘇聯。(《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黃大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1日，P232)

在日本知識界，有相當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解和憂慮。一位京都大學研究者，他長期致力於向日本國民普及中國的「人民文藝」，當他看到了許多關於紅衛兵「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革命行動」的報道，知道了像翦伯贊這樣的老先生被毆打的消息。這位研究者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紅衛兵要打倒資產階級，為什麼卻要從肉體上消滅像翦伯贊這樣一些對中國民族非常忠誠的學者呢?」他說:「我看到各地紅衛兵亂紛紛，背後還有各種各樣的勢力支持，我擔心中國會象北洋軍閥時代那樣分裂吧?」（《20世紀日本人的中國觀》，嚴紹璗，《岱宗學刊》 1999年第2期 ）

文革的所展現的「革命形象」也讓一些普通日本民眾感到了「痛苦的恐懼」。一位曾經看見過在天安門接受檢閱的紅衛兵的日本人說:「當滿載著紅衛兵的卡車在廣場上通過時，全場爆發出的能量簡直讓整個空氣都在顫抖，那鋪天蓋地而來的紅衛兵卡車，真是不可阻擋的，假如中國全國都是這樣的話，日本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耳。」（《20世紀日本人的中國觀》，嚴紹璗，《岱宗學刊》 1999年第2期 ）

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日媒體大幅介紹中國，約七成民眾對華抱有親近感

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親近感

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是年中日正式建交，此後中日關係不斷升溫，日本民間和輿論也對日中友好傾注了很大的熱情，例如日本民間興起「熊貓熱」、「茅台熱」、「京劇熱」、「雜技熱」，而「日中永世友好"、「日中不再戰」逐漸成為日本對華輿情的主流。自1971年夏起，由《朝日新聞》首開先聲，刊發了資深記者本多勝一轟動全國的長篇連載《中國之旅》，「重新認識中國」、「積極介紹中國」一時成為除《產經新聞》外其他各大報紙的努力方向。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台1980年開始播放的長篇系列特集《絲綢之路》，引起了日本國民對中國的關心和嚮往，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中日相互認識的現狀、特徵與課題》，崔世廣，《日本學刊》(京)2011年6期）

日本媒體的新動向實際上反映的正是這一時期日本民眾的心理變化，1979-1988年，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根本變化，約七成民眾對中國抱有一種親近感，與美國幾乎不分伯仲。特別是1980年，對華持親近感的人數甚至達到78.6%的最高峰值；與之相比，對華持有厭惡感的人數僅佔14.7%.進入兩國復交十周年的1982年，對華持有親近感的人數為72.7%，首次超越美國的71.4%，中國成為日本民眾感情上最易接受的國家。

雖然兩國在此期間曾有多次的摩擦和衝突，在出現歷史教科書、光華寮、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寶鋼事件等問題時，由於當時中日官方都處理較為理性妥當，這些因素並未導致日本民眾對華感情發生大幅度的負面變化。

但日本對中國依然心存顧慮，希望通過經濟援助把中國拉過來作為西方聯盟一員

畢竟中日兩國分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對壘陣營，冷戰後期意識形態之間依然發揮著重要影響，作為資本主義陣營的日本對中國依然心存顧慮。從80年代初開始，日本政府一方面實施對華經濟援助(ODA)，希望以此換取自身安全環境。日本政界人士當時認為:中國在經濟上不穩定容易導致政治動蕩，引起路線變化，也可能「倒向蘇聯」;中國的實力如強一些，中蘇關係便可「穩定」在「不戰不和" ,『長期對立」的狀態，這樣日本就可借中國鉗制蘇聯，抵禦蘇聯的威脅。大平首相談到實施ODA的因由時也透露了這一點：「如果中日處於敵對關係，日本的安全保障將成為極其困難的事。從這個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以及經濟合作，對於確保日本的安全來說，其價值不下於幾千萬億日元。」（《日本對於ODA與中日關係》，王富永，青島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希望將「自由」、「民主」理念逐步滲透中國，鞏固西方陣營力量的制勝「籌碼」。1981年5月，鈴木善幸首相在美國明確表示：「我們希望見到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希望見到中國繼續採取溫和與合作的態度，保持中國作為西方聯盟的一員」，並「通過經濟方面的援助把中國拉過來，使之向西方開放的國家」。日本有一部分戰略家認為：日本支持中國實行革新開放，有利於於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促使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這樣，可以使中國「從力圖打破現狀的勢力，轉變為維現狀的的勢力。」（《試論「他者」認識與日本中國認識形成的內在機理》，田慶立，《日本學刊》 ，2011年06期）

從1989年開始日本民眾對中國好感度日漸下降，「中國威脅論」再度流行

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親近感

從90年代開始中日關係趨冷，1989年中國政治爆發「風波」後，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好感度一度降溫；到90年代中期，中國核試驗、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等，中日之間政治摩擦增多，同時新聞媒體對華報道基調有所轉變，日本人的中國觀中負面因素增加，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不斷下降。

近代以來，中國在日本一直是「貧困」與「落後」的象徵，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日本經濟陷於停滯，潛存於日本人心中的兩國「先進——落後」的圖式遭遇到挑戰。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道：「隨著日本經濟困難的加深，日本的民粹沙文主義和對外仇視情緒與日俱增，而這種仇恨的主要目標便指向中國和中國人。」

與此同時，中國「威脅論」在日本輿論界再度流行。《讀賣新聞》論說委員荒井利明談到日本國內「威脅論」泛濫的心理根源時說：「至少對一部分日本人而言，在心理上難以接受中國的經濟大國化。日本很早就開始現代化和蔑視中國。當面對中國凌駕於日本之上時，感到了中國的威脅。這裡體現了日本人心理的扭曲，很難站在對等的立場上審視事物。不正常的心理即潛存於對的厭惡感和威脅論之中。」《東京新聞》的社論也指出：「經濟的發展，日本人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日本人對經濟的自信產生動搖，認為中國通過經濟發展，不僅能使中國成為政治大國，而其將會成為經濟大國。看作『威脅』使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發生變化，導致日中之間的對立更加嚴重。」（《試論「他者」認識與日本中國認識形成的內在機理》，田慶立，《日本學刊》 ，2011年06期）

而日本民眾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一位日本民眾說：「日本對中國有一種擔心，害怕中國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會導致軍力增加。中國是有責任的大國還是霸權國家，現在還看不出來。」

日本對中國好感度易受到具體事件及現實利益的左右，近年來不斷刷新新低

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親近感

進入21世紀以後，中日民眾感情發生對立，相互印象急劇惡化。近年來，如2004年的亞洲杯足球事件、2005年涉日遊行、2008年毒餃子事件、2010年釣魚島事件等，成為影響日本人對華印象的重要因素。可見，日本人的中國印象，容易受到具體事件以及現實利益考量的左右，也在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中反映出來。據日本言論NPO的輿論調查，對中國持有負面印象的理由中，近年來發生的事件佔據了前兩位(「尖閣群島衝突中中國政府的對應」為64.6％，「在食品安全問題上中國政府的對應」為61.8％)；而對「聽到中國會聯想起的事物」的設問，選擇「尖閣群島問題」的為25％，佔據第三的位置。（《中日相互認識的現狀、特徵與課題》，崔世廣，《日本學刊》(京)2011年6期）

另一方面日本民眾對華感情受到媒體的強烈影響。正如《讀賣新聞》評論員濱本良一說：「日中關係這10年有很大的起伏，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2005年日中關係到了冰點，當時是因為日本首相小泉連續參拜靖國神社，同時日本還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那個時候，中國國內如北京、上海都發生了反日遊行，對這些遊行日本媒體進行了大量報道，直接影響就是日本去中國的遊客大量減少。……其實遊行都是在日本大使館附近，其他地方仍然有序平靜。但日本媒體的報道只放大了遊行的那一個點，反覆強化，讓日本老百姓以為中國到處都有遊行。……我想雙方媒體工作人員都應該牢記一點，應該從一個公正公平的視角出發，盡量做出能夠讓公眾全面了解問題的報道，少做以偏概全的報道。……」

結語

日本是我們的一面鏡子，鏡中影像美還是不美，不應全是鏡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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