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詞論》

歷代對李清照攻訐最多的，除了她的改嫁，就是她作《詞論》了。與清照同時的胡仔，就極為不滿，曰 ：「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正為此輩發也 。」(《苕溪漁隱叢話 》後集卷三十三)清朝的裴暢簡直就在破口大罵了 ：「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 。」(《詞苑萃編 》卷九引）是什麼大逆不道的文章引得這些正人君子們如此反感甚至大動肝火呢？我們還是先讀讀原文再說。《詞論》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 ：「表弟願與坐末 」，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 ：「請表弟歌 」，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 ：「此李八良也 。」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逮及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 》，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良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文章開篇敘述了一個「開宴曲江」的故事，以此昭示出盛唐詩的感召力，以及聽眾的共鳴程度。這是從詩到詞演變前的狀態。音樂的力量、歌詞所具有的歌唱性、音樂美的特點和魅力，從其發端開始，就導致了詞的重要特徵--必須講究音律。對此，歷來評家並無異議。問題在於，在強調音律特點時，作者沿著詞的發展歷史，緊扣詞人詞作的實際，對歷代詞風和本朝諸家做了率直的評論和大膽的臧否；與此同時，在對具體詞人作品進行批評的基礎上，作者又對詞的創作提出了另外一些要求。最後，作者申明了對詞體特點的總看法：協樂、高雅、渾成、典重、鋪敘和故實。作者批評、否定的人物，如果只是一些無名小輩，倒也罷了，偏偏他們都是各個時期的文壇名人，有些甚至是文壇泰斗，而她提出的評詞標準，因為缺少具體說明，後世人們往往見仁見智，沒有統一的認識，有些人甚至認為李清照自己的創作實踐也違背了她自己的理論原則。 在封建社會裡，女性本來就沒有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寫詩作文，譏評時事，探討理論，本來是男人們的事。不守婦道的李清照吟詩作詞，卓傑的才華已經逼得士大夫不得不承認她「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清照如果心性稍低一點，安心當她的「婦人第一」不就萬事大吉了。可她偏不。作為具備詞壇第一大家實力的李清照，登上詞壇高峰極目遠眺，溝壑、山川盡收眼底，「一覽眾山小」，詞壇的源流、發展過程及流蔽她自是一目了然。而那些始終匍伏在山腳下的庸常之輩，又怎能企及「凌絕頂」的李清照的視野？譏嘲之聲四起，也就不足為怪了。 要全面、公正而又客觀地了解和評價《詞論 》，我們必須弄清以下幾個問題。 一、李清照《詞論》中對詞人的評價是否中肯，她對詞壇流蔽的指摘是否公允？ 《詞論》中首先批評的，是「花間」詞的靡靡之音 ：「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 」，「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 」。花間詞多為抒寫男女之情的艷詞，脂粉氣太濃，以「文雅」的標準衡量，是有些艷俗。對於五代南唐李氏君臣(即馮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李清照的評價是：「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 。」惋惜中有馮詞處於溫庭筠、韋莊之後轉變詞風的關鍵地位，在刻畫人物深層心態方面給北宋詞人開了先河。馮詞著重抒寫的心態主要有兩類：一是內心深處不可言明的閑愁，一是為擺脫這種處境而作的痛苦的掙扎。濃重而不可自拔的哀愁、執著而無望的追求，與艷麗的詞面交融，形成了一種「和淚試嚴妝」(王國維《人間詞話》)的詞品。 李璟即位之初尚有一定作為，後來卻荒於政事，致使國事日非，不得不向後周屈辱稱臣。為自己小國的的處境他悲愁不已，詞中滲透了國事艱難、風雨飄搖的危苦心情。李煜與乃父一樣，是一個出色的藝術家，卻全無政治家氣概。他前期詞主要寫宮廷中的豪華生活和男女間的柔情蜜意，後期詞則全部寫他亡國破家、淪為階下囚的深悲巨痛和撫今追昔的無窮悔恨。清代著名文論家劉熙載曾評曰 ：「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 。」(《藝概?詞曲概》)其「雖小卻好，雖好卻小」的評價與李清照「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並無相悖之處。 對於柳永的評價，作者肯定了他「變舊聲作新聲」、「協音律」的長處，指出他的「詞語塵下」的毛病。在宋代的詞史上，柳永的地位不應低估。在士大夫們作詞還躲躲閃閃的時候，柳永卻打著「奉旨填詞」的旗號，與歌妓舞女為伍，專事填詞。他深諳詞樂，其詞集《樂章集》(疆村叢書本)，按宮調編排，凡十七宮調，近百個詞牌，存詞一百九十四闋，極大地豐富了宋詞的詞牌。他的詞，長於寫才子歌妓戀情、羈旅行役之苦及離情別緒，委婉細膩，表現力很強。他的情感抒寫有明顯的世俗化傾向，同時，因大量吸收當時民間乃至歌樓妓院流傳的口語、俚語入詞，在促進宋詞普及於民間的同時，亦不免「詞語塵下」的缺憾。備一首《定風波》以為實證：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卧。暖酥消，膩雲嚲，終日懨懨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么，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可見清照對柳永的評價，雖甚尖刻，卻無偏頗。對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等人，李清照的評價是 ，「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 」。張子野即張先，《後山詩話》云：「張先善著詞，有雲 ：『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壓卷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宋子京即宋祁，因《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句，世稱「紅杏尚書」。其兄宋庠與之時稱「二宋 」。沈唐(字公述)，詞載宋代黃升《花菴詞選》。元絳(字厚之)，有詞載《月河所聞集》及明代陳躍文《花草粹編 》。晁次膺(端禮)詞有《閑齋琴趣外篇》六卷。以上諸人，作品雖不少，也不乏精彩名句，但終難成大氣候。清照的評論，實在很中肯。對晏殊、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曾鞏等文壇巨星，李清照是這樣評價的 ：「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 。」「又往往不協音律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 」。首先肯定晏、歐、蘇「學際天人 」，王、曾「文章似西漢 」。但對他們的詞作，卻並不賞識。其中緣由，耐人尋味。明代胡應麟曾對「大家」與「名家」作過劃分：「清新、透逸、沖遠、和平、流麗、精工、莊嚴、奇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兼也。浩瀚、汪洋、錯綜、變幻、渾雄、豪宕、閎廓、沈遠，大家之所長，名家之所短也 。」以此為標準來衡量，宋代詞人中顯然缺乏「大家 」。唐代那種蔥蘢的元氣、泱泱大國的風度、兼收並蓄的氣魄在宋人的詞中顯然已難為繼。作詩的「大家 」作詞，「皆句讀不葺之詩 」，作文章的「大家」如作詞，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不僅內在精神上難成「大家 」，就是創作方法上也有不妥 。「以詩為詞」，「以文為詞 」，雖然拓展了詞的題材範圍，但卻忽視了詞自身的創作規律--文學性必須與音樂性緊密結合，以致所作之詞，「人謂多不諧音律」(晁補之《能改齋漫錄》卷１６ )，雖合于格律可吟詠，卻不可歌，使詞的魅力與獨特風格打了折扣。況且還有戴上「詩言志」、「文以載道」桎梏的可能。詞面臨著受詩文侵越而失去自身個性的危險。李清照的「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的嘆惋原為捍衛詞的獨具特色賴以區別於詩文的創作原則。 對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等後來的詞家，清照稍有讚賞之色 ：「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 。」「始能知之 」是肯定他們注重了詞的柔婉特質，寫出了發自靈魂的真情實感，且講究音律。但作者對他們的短處也看得很清楚 ：「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良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要弄清這段評論是否恰中肯綮，除考察這幾位詞家的創作狀況外，還必須落實其中提到的幾個關鍵概念，這就是我們接下去要討論的內容。 二、怎樣理解「鋪敘、典重、情致、故實」等概念？ 「鋪敘」一詞，古人早有提及。但文字闡述，惜未多見。《毛詩?大序》中雲 ：「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 周禮?春宮?大師》鄭注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南朝梁鍾嶸這樣闡釋「賦」：「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詩品序》)同朝的劉勰亦說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文心雕龍?詮賦 》)《詩經》中的「賦」是與比興並列的一種表達方法，即鋪陳景物，敘寫事情。後世「鋪敘」概念即源於此。「鋪敘」這種表現方法經後人不斷豐富，被納入詞的創作方法中。作為詞學原則，講究「鋪敘 」，就是要講求布局謀篇，所謂「移步換形」、「曲徑通幽」、層次漸遠漸深，要「寫物圖貌，蔚似雕畫 」，不可過簡、過淺，不能滿足於漢魏樂府的古樸風味，而要兼求賦體波瀾起伏的氣勢。李清照用「鋪敘」這一詞學原則去評價晏叔原，是否中肯呢？晏幾道(叔原)，號小山，在詞史上常與其父晏殊合稱「二晏」或「大小晏 」。晏幾道是小令大家，宋初小令發展到晏幾道而登峰造極。生於宰輔之家的晏幾道，性格孤介，不合流俗，黃庭堅曾以「痴」字來概括他的性格(《小山詞序》)。而《小山詞?自序》中雲 ：「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試續南部諸賢余，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見聞，所同游者意中事。」此可與黃庭堅《小山詞序》合讀 ：「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 ：『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乃獨娛弄於樂府之餘，寓之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一個離群索居的詞人形象呼之欲出。因其生活方式所限，他只能與一二知己盤桓，與蓮、鴻、蘋、雲等幾個天真可愛的歌女耳鬢廝磨，寫一些「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撫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小山詞?自序》)的小詞。情感雖真卻欠深厚沉摯，也無波瀾起伏、雄渾開闊的境界。「晏苦無鋪敘」的評價是從《小山詞》的創作實際出發的中肯之言。《小山詞 》中常用的手法是開篇即言情--「一起言情，鞭辟入裡 」，由於缺少必要的鋪墊和渲染，往往終覺直致而欠含蓄，不耐咀嚼。如《生查子》的「關山魂夢長，塞雁音書少。兩鬢可憐青,只為相思老」；《菩薩蠻》的「天然敘話相思苦，淺情肯信想思好」；《歸田樂》的「試把花期數，便早有感春情緒」；《六幺令》的「日高春睡，喚起嫩裝束」等等。而晏叔原詩中寫得最好的幾首，恰好是與他大量詞作手法迥然相異之作。如《臨江仙》：「夢後樓台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有景物描寫的鋪墊和烘托，有敘事，正是用了「鋪敘」法才有了「既閑婉，又沈著，當時更無敵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的藝術效果。 「賀苦少典重」是李清照對賀鑄詞作的批評。典重，即典雅莊重，此其為詞的傳統風格，所謂「落筆鎮紙 」。說一首詞典重，就是說它有重大的境界、典雅莊重的風骨。清末四大詞家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標榜的作詞三要--重、拙、大，就是從李清照《詞論》中的「典重」說發展而來的。賀鑄乃宋代詞中卓有成就者，詞主要收入《東山詞 》(又名《 東山寓聲樂府》、《賀方回詞》)，程俱《宋故朝奉郎賀公墓志銘》稱其有「樂府辭五百首」。賀鑄詞風格多樣，張耒《東山詞集序》雲 ：「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吳梅在《詞學通論》里說 ：「北宋詞以縝密之思，得遒煉之致者，惟方回與少游耳 。」如此看來，賀鑄詞似無讓人指摘之處。但仔細考察，亦不難發現，賀詞中，鑄情之詞多，融景之詞少；鍊字雖極講究，煉意也時有佳思，但煉意終覺不夠，與唐、五代詞中的名篇名句比較 ，「典重」似覺不足。王國維似乎也看到了賀詞的這一缺憾，他在《人間詞話 》中評論說 ：「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贍，惜少真味 。」「 少真味」的原因，恐怕就是「少典重」而後繼乏力、不耐回味，不能「落筆鎮紙 」。 對於秦觀的詞作，李清照作如是評 ：「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良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 。」「情致」即情韻和風致；「故實」則指典故和史實。秦觀在婉約詞史上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在蘇門四學士中，黃庭堅、晁補之所作的一些詞較明顯地受到蘇軾倡導的詩化的影響，秦觀詞卻較多地受到柳永詞的影響，故蘇軾曾笑其「學柳七作詞 」，但秦觀詞的取境、造語一般比柳詞為雅。秦詞表達的多是詞人心靈深處最為柔婉精微的審美感受，風格婉麗。劉熙載評論說：「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出自清新 。」(《藝概》卷四)是對秦詞風格的讚許。周濟亦評 ：「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敖陶孫在《臞翁詩評》中則這樣評價：「秦少游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而他的詩風與其詞有相通的一面。柔婉、清新，富於情韻和風致，這些是他詞作的明顯優點，但同時也帶來了不足。專註於摹寫情韻風致，卻忽略了另一方面，即「故實」的運用。尚故實不是要掉書袋，而是要以恰當的典故和史實承托起含蓄典重的境地，做到藏鋒不露，語少意深。以此來衡量秦詞，則可顯見秦詞很少用典，而特別喜歡使用某些最能表現凄婉幽怨的字眼，如輕、細、微、軟等，雖婉麗傳神，但氣度卻顯弱，正如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中所評 ：「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 。」這一缺憾，雖不過美玉微瑕，但清照的評價確是恰中肯綮，並非無端指摘。 清照評的最後一位詞人是黃庭堅 ：「典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黃是詩、詞、文全才的作家，詞作成就不及詩，但亦很為時人推重，後人常以秦黃並稱。出身詩書之家、從小聰明善記、經史百家無不涉獵的黃庭堅，作詩時善於使事用典、廣徵博引，主張「無一字無來處 」。黃庭堅作詞，受到了蘇軾以詩為詞的影響，故其詩風亦移至詞風。因其過於求深務奇，有時就不免生硬造作，朱熹「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朱子語類 》卷一二九)就道出了此種疵病。趙翼《甌北詩話 》卷十一里的一段詩評，也可以當作詞評來讀 ：「北宋詩推蘇黃兩家，蓋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自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呈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云，自有書卷供其驅賀，故無捃摭痕迹。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乎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材庀料為主，寧不工而不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 。」古人直接評黃詞的記載亦有不少。王若虛《滹南詩話》載 ：「晁無咎雲 ：『東坡詞多不諧律，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 。』其評山谷則曰 ：『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 。』此言得之 。」馮煦《蒿庵論詞》評曰 ：「後山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為得之 。」陳遷焯甚至在《白雨齋詞話》中說：「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至此，對於清照《詞論》中評黃庭堅詞作的話，我們完全可以接受了。 三、詞「別是一家 」，別是哪一家？ 李清照通過回顧詞的發展源流,對歷代詞風和「本朝」諸家作了率直的評論和大膽的臧否,提出了詞「別是一家」的口號。李清照之所以要喊出詞「別是一家」的口號，乃因為有不少人對此有模糊認識。前代一些注重了詞體某方面特點的詞家，因其伴有明顯不足，或難登大雅之堂，或破碎不足名家。而蘇軾等人提倡「以詩為詞 」，雖為提高詞的地位、拓寬詞的題材範圍起了積極作用，但卻給詞帶來了潛在的危機：詞將泯滅自己的個性和獨特風格，被詩同化。而宋代的詩，又往往尚義理，好議論，更有甚者，詩意被義理淹沒，味同嚼蠟。在此情況下，響亮地喊出詞「別是一家」的口號，雖顯固執，但確實是很有必要。然而後世對此卻頗多爭議，且否定意見較多。如果能仔細廓清《詞論》區別詩詞的用意，弄清詞究竟是哪一家，相信人們自會肯定《詞論》的獨特貢獻。「詞」原是一種為配合新興音樂曲調的歌唱而創作的歌詞，它興起於隋唐之際，經過中晚唐至五代的發展，到了宋代至於繁盛。宋詞是在唐五代「曲子詞」這種特殊的音樂文學基礎上發展繁盛起來的。因為源頭所致 ,「詞」的性質便為音樂文學。音樂性和文學性二者缺一不可，二者必須高度統一。所以，《詞論》開篇即舉出唐代歌者李八郎「轉喉發聲」、「眾皆泣下」的故事，說明音樂感人至深的效果。論至柳永,作者從音樂角度肯定了他「變舊聲作新聲……大得聲稱於世……協音律 」，論及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也從音樂角度肯定他們「始能知之」，而對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的批評，也重在音樂性,以為違背了音樂性原則,乃「句讀不葺之詩爾 」。透過這些評論，我們得知，李清照論詞的第一個標準是「協律 」。《詞論》特別區分了詞之音律與詩之格律的不同，所謂「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 」。詩不須合樂，用字只要講究平仄，吟誦時能上口就行。而詞必須合樂，用字要與「五聲」、「六律」相合，即要根據樂聲的高下升降，來選擇確定陰平、陽平、上去、入聲等字，以使聲腔和用字平仄取得一致，創造出一種能合之管弦、付之歌喉的歌調。這樣才不至於喪失其音樂的感染力。這是在充分尊重詞的音樂性的前提下，利用傳統格律中的字音聲調，對詞的體制的總結。這種總結，使詞的音樂性落實到了審音用字上，為後來的詞在脫離演唱形式之後也能大致保持它獨特的抒情方式奠定了基礎。《詞論》評詞的第二個標準是「文雅 」。作者肯定了「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 」。以此為標準，批評了柳永的「詞語塵下 」。在李清照心目中，詞是一門高雅藝術，其立意不可卑瑣，遣字造句不能俚俗粗放。「渾成」是《詞論》論詞的第三個標準。《詞論》曰 ：「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 。」這就透露出李清照的主張：散金碎玉般的隻言片語，難以構成完美的藝術整體，必須整體渾成，才足以稱名家。「鋪敘」是《詞論》論詞的第四個標準 。「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是詞的品評標準也是詞的創作手法。《詞論》評詞的第五個標準是「典重 」，典雅莊重、意境深遠是詞的理想境界。「情致」也是《詞論》評詞的標準。講究情韻風致，詞可以達到較高境界，但同時還須注意「故實 」，才不至於顯出淡弱之氣 。「尚故實」又不能太過，太過則容易出現疵病，使「良玉有瑕，價自減半 」。反「頹靡」也是《詞論》論詞的一個內容。在「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的敘述中，《詞論 》對頹靡詞風的否定已很明顯。透過「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 」，我們不難解讀出：對於李氏君臣專註於悲哀的亡國之音、情感類型過於集中、且情感尺度過於放縱，李清照語有微詞。在李清照心目中，詞的情感表現的天地應是廣闊的，而情感的尺度不應至於毫無節制。《詞論》評詞的標準可以概括為：協律、文雅、渾成、善鋪敘、有情致、尚故實、不頹靡等方面。這些評詞的標準，也就是詞的特點，即詞必須遵循的創作原則。只有遵循了這些創作原則，達到了這些要求，詞才能「別是一家 」。至此，《詞論 》中說的詞究竟別是哪一家，已很清楚了。但是，有一個問題還令人費解，「學際天人 」的晏殊、歐陽修、蘇軾所作之詞，從文雅、渾成、善鋪敘、有情致、尚故實、不頹靡等標準出發來衡量，都是上乘之作，僅僅是在「協律」一點上出了問題，為何李清照就吝嗇到不願對他們的詞作稍加讚許呢？他們可都是文壇泰斗哇。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推想，在李清照的心目中，是否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評詞標準,因為篇幅行文或是其他什麼原因,沒有在《詞論》中明言呢？宋詞承接「敦煌曲子詞」、「花間詞」及「南唐詞」，這已是文學史上的公論。敦煌曲子詞多來自民間，雖用語尖新豪辣，但情感濃烈真率，尤其是曠夫怨女的痴情與怨憤表現得特別突出。「花間詞」則或寫閨情,如嚴妝貴婦、深美閎約、濃艷香軟,或抒寫鄉愁旅思淡雅疏朗。「南唐詞」則如「粗服亂頭」者抽噎哀泣，「亡國之音哀以思 」。這些詞，能流傳下來，感動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們都突出了一個「情」字，愛的熾熱、離別的怨憤、相思的纏綿、對美麗高貴的女性的欣賞、美好事物風流雲散的深長嘆息……這一切，構成了詞的內在品格，作為遺傳因子被宋詞承繼了下來。詞便有了她的與詩不一樣的審美品格：柔婉、深長、愁思縈繞，與女性有著天然的契合。因為女性的情感豐富細膩，在受壓抑和被欣賞中交替，情感的波動中常伴著憂鬱、感傷的旋律，極易觸動人們敏感多情的心弦，從而獲得強烈的藝術效果。 詞家作詞，如果無視詞的獨有的審美品格，不去開掘這方感傷、憂鬱的藝術園地，而是跟作詩無異，只是斷句方式不一樣，詞也就沒有太多的存在必要，因為詞能表現的東西，詩一樣能表現得得心應手，而且遵守格律的詩比起不協律的詞更琅琅上口。詞後來在文學史上能終成一家，繁盛的「宋詞」能與唐詩並舉，主要的功勞還應歸於堅持詞的「別是一家 」、不懈探索詞的內在規律、挖掘詞獨有魅力的詞人們(「豪放派」詞人們後來在國難家愁中挖掘出了豐富的情感因素，實際上也突出了詞的中心品格，只是悲憤之聲更強)。說到此，我們才算明白：李清照對「學際天人」的文壇泰斗作的詞不願稍加讚賞的原因，是因為要捍衛「別是一家」的詞的獨特性--她的獨具魅力的審美品格。而音樂性的強調，也正是為這一審美品格服務的。 弄清了以上的問題，對於李清照的《詞論 》，我們可以做出公允的價值評判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