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論制度選擇與國民改造

美國革命沒有留下類似紀錄，如有之，革命前僅一本『常識』（1776年），革命中僅一本『聯邦黨人文集』（1787－1788年），卻都不是文學，或革命文學。前者僅為應急，由一個外人來挑破殖民地與母邦之關係已名存實亡，說服當地人正視現實，敢於獨立；後者是拉票，多局限在制度比較、政治程序上立論，說服百姓投票通過1787年憲法。兩本小冊子，反映美國革命之"歷史性局限"向縱深發展――越來越自覺地限制在政治本身，不擴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領域。尤其是後一本小冊子，在那樣重大的歷史關頭，卻不向文化深處挖，更沒有就此延伸入新"政教合一"之聖地：如"改造國民性"、如"倫理覺悟方是吾人文化之最後覺悟"、如 "文化革命才能最終保障政治革命"。是否十八世紀北美民眾覺悟已高，不必改造？當然不是。當日民眾之愚昧，一點也不亞於此後兩個世紀以法國革命領銜的另外幾場大革命。美國也有文學，但文學史開竅晚，殖民時代所謂文學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輸文采；美國也有文人，但沒有凸起一個文人階層，稍遜風騷；美國也有觀念活動，但沒有文學踢馬刺，馬歸馬，刺歸刺，只識彎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權力的頑症，只能依靠權力分立與權力平衡來駕馭。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國歷史的乏味，乏味處卻耐人尋味。美國革命說穿了，"卑之無甚高論"，只是一個單調直面，直面其政治制度的改革與創新。這樣的政治當然有失敗記錄，還有撤爛污的時候，如19世紀與20世紀兩個世紀末選出的那幾個總統，可謂一塌糊塗，乏善可乘。但是這樣的政治有一點好：政治與社會領域其它領域有一條隔離帶，大失敗與撤爛污，只是政治本身失調，不至於蔓延為其它領域的大動蕩。無怪後人羅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術化，換言之，政治應該走下行線，而不能走上行線，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至善王國之特權。同樣是1787年憲法的制定者，此前也有1781年邦聯條例的失敗，人謀不臧，呈癱瘓之勢，此時之北美，如果按照法國革命的邏輯以及中國讀者習慣的思路，很容易往政治之外想，把一場政治失敗從參與者人謀不臧擴展為全民族抽象的文化責任。從1781失敗至1787年改制，華盛頓們確實是有足夠多的理由，將邦聯制癱瘓歸咎為一場文化失敗或國民之劣根性：如各州"只知地方自保，不顧全局利益"；民眾"只知私利不知公意"；民軍之挫敗"是因為拖著王權思想之小辮與英王作戰"，等等。但從北美人的實證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與利益選擇相關，而不是與文化觀念相關；從邦聯到聯邦，是制度選擇的失敗，就在制度選擇這一層面推倒重來，只能"就事論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將制度選擇擴展為文化論爭，把少數人之責任推卸為全民族之國民性。1787年北美之令人沮喪，是有一點象法國的1793，也有理由走向一場深挖"人性劣根"、"道德革新"、"國民改造"的文化戰爭，而法國果然就這樣發生，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再從社會革命走向"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但在北美費城，面臨差不多的政治危機，那55個人卻拉起了窗帘，低聲進行一場制度層面幾乎是技術性格的討價還價。在那裡，是律師而不是文人，是實業家而不是作家，是來談判而不是決鬥。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一旦成文，則交公眾投票。至於公眾，400萬人中有投票權者，也不過是一群"農眾"，在傳閱『常識』之前，至多只讀過一本『聖經』。大選之日之所以放在秋天11月第一個星期二，是在等這群農業人口在那個月里先把一年莊稼收割完畢，臨出發前的星期日上午還要進一次教堂，下午上路，第三天才能步行或騎馬走到距離最近的一個投票地點。看不懂選票者，還要允許他們以玉米粒而代之。如此村夫愚頑，更兼宗教愚昧，居然形成慣例，從農業社會至工業社會，再從工業社會至今日所謂後現代，社會形態兩次變遷，總統歷經四十三屆，而大選之日不敢變。放在中國，豈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末庄中人"?不是阿Q，也是趙老太爺。當有蕭澗秋自北大來，先打倒趙老太爺（華盛頓），再啟蒙阿Q（謝斯起義），特別是要通過讀"新小說"而改造"國民性"，阿Q文化覺醒，才可放心讓其投票，否則就可能被"柿油黨"（漢密爾頓）誤導。而北美則不然，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邏輯，不是哲學，是技藝，不是詩藝，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約人性弱點，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強行改造人性。倘有新傳統文學青年出，當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鄉村憲法，間雜玉米粒，一股乾草氣，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如有之，一"末庄文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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