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論文》第63期 蘇國勛：我的馬克斯·韋伯研究

【作者簡介】蘇國勛，1942年生於北京，1961年7月—1965年7月，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學生，1965年7月—1978年7月，北京一所中學任教，1978年7月—1981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碩士研究生，1981年7月—1988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86），1983年7月—1987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87年12月—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理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1991）， 2011年9月—2017年，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社會學思想史、方法論。主要著述有《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5月，台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繁體字版；2016年3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再版），《社會理論與當代現實》（2005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全球化：文化衝突與共生》（合著，2006年7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7月再版），《西方著名哲學家述評，第十卷（社會哲學卷）》（主編，1996年3月山東人民出版社），此外，還有論文多篇，譯著數種。

再版前言（修訂稿）

這本介紹韋伯思想的引論性文字，是我1987年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在陳元暉導師指導下所作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後經刪改補充，於1988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當初的立意主要是為面臨的畢業論文答辯而撰寫，沒想到出版後成為一本為初讀社會學的人引介經典社會理論的入門讀物很快售罄。

大約十幾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幾次與我商量重版之事，都因為我提出要重新修訂而耽擱下來。一來是我庸務纏身加之多年的懶惰積習，不願翻看自己過去寫過的東西；二是私下認為近幾十年來國際學術界有關韋伯研究幾成顯學，加之網路通訊日益發達，點擊任何一個相關領域，有關韋伯研究的論著、資料和信息就會源源不斷令人目不暇接，而我這本介紹性的小冊子的淺顯內容恐怕已經過時，況且現時情況已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寫論文時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國家圖書館也只有幾本有關韋伯思想的英文藏書。而在現時情況下要重新修訂原書談何容易，其工作量不亞於推倒重做，故心中頗為躊躇。

後來又有兩家出版社提出再版的要求並建議保留原書內容，只做個別地方的修改，盡量保持初版時的思想認識和時代氛圍，猶如一幅老照片，保留事物原汁原味的本來風貌，人們從中或可追尋到作者思想嬗變的軌跡甚或當時社會思潮變遷的蛛絲馬跡，可能更有其獨特的歷史意味。於是就採納了這一建議，決定再版時只做這樣幾件事，一是修改初版時的印刷訛誤和明顯錯誤，二是補充一些重要參考書的注釋並對初版時存在的注釋問題做出說明，三是把後來刊發的幾篇與本書內容有關的文章納入附錄作為補充。這就是本書現在的樣子。在付梓前還需向讀者做出一些說明。

首先應該說明的是，對於韋伯這位在現代社會科學主要領域都有精深論述的德國社會學家，本書只是從總體上勾勒出其社會理論的大致輪廓，突出韋伯思想中的結構方面特徵，即發生學的因果分析和類型學的比較研究的脈絡走向，前者可以《經濟與社會》這部鴻篇巨製以及《世界經濟通史》（亦譯《一般經濟史》，在他辭世後根據學生聽課筆記整理出版）為代表，後者可以他冠名為「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比較宗教研究為代表，這兩個方面也被稱作制度論取向和文化論取向，二者一起構成了韋伯社會學著述的形式方面。

在思想實質方面的理解上，本書強調理性化是其核心範疇，作為西方現代性的歷史命運，理性化在其展開過程中包含著價值合理性與目標合理性（也稱工具理性）以及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之間的分化和衝突，它們之間永遠處於無法消解的緊張、對立關係，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只能對此做出相對化的處理，把握二者的性質及其張力就成為理解韋伯關於現代性論述的必要途徑。

如果說筆者這些研讀韋伯的心得對今天的讀者尚有某些啟迪作用的話，那麼筆者深知僅憑這些膚淺的認識，距離一本真正系統而深入地闡發韋伯的學術思想並對其做出全面而客觀的評價相差甚遠。這也是當年筆者在初版後記中自我定位為「韋伯個案研究的引論性文字」的原因，此言決非僅是自謙，而是出於對深入閱讀原著基礎上對其每一重要領域，包括重要範疇、概念做出專門而詳細的研究，在寫有大量分析性的論文之後才有可能撰寫一部全面闡發這位現代社會理論家思想專著的認識。由於歷史和現實因素的限制，在當時情況下要達致這一目標確有一定困難。

這裡所說的歷史原因，是指我國的社會學研究和知識傳承自五十年代初就停頓以來，至八十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才又開始恢復、「補課」，專業人才斷檔青黃不接，與國際學術界長時間隔絕造成的圖書資料嚴重匱乏和學術信息閉塞和認知隔膜，都使這一學術領域處於百廢待興狀態。

現實原因是指80年代中期思想界面對的形勢雲譎波詭，學術界關於「姓資姓社」的爭議時隱時現，儘管在倡導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宏觀形勢下，原則上對此持「不爭論」態度，但圍繞韋伯成名作的核心命題「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以及「資本主義精神」的合理性問題，與傳統上「政治正確」灌輸的衝突還是過於敏感和直接，對於一篇面臨答辯的畢業論文來說，這些內容在關鍵時刻往往能起「一票否決」的作用，因而是每一個被考者都須認真對待的問題。所以當時的論文寫作一直處於時斷時續狀態，從1987年初至深秋歷時十個月有餘，時刻感受到一股暗流涌動的持續壓力。所幸的是，筆者在書中所述見解都是經過認真思考而得出的真實看法，儘管其中的一些看法後來發生了某些變化（例如對傳統的看法在後來的文章中已有改變），但這些觀點確實是當時真實思想的表露，譬如，在結語部分曾引用馬克思的思想批評韋伯，但這並非是為遷就眼前事變而作偽或施放的「煙幕」。韋伯思想最為打動筆者心靈的，就是他在生命垂危的彌留之際口中仍在叨念著「真實即真理」（The true is the truth/Das Wahre ist die Wahreit）的臨終之言，充分表達出作為一名德國人文學者「以學術為志業」的赤子之心。

本書作為畢業論文，最初題目定為 「馬克斯·韋伯的哲學和社會學思想」， 簡單明了、平實無華，符合當年論文的寫作風格。書稿經「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審讀，決定放入「人文研究叢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文化熱」方興未艾的年代，當時的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年輕一代研究人員是這套叢書編委會的班底，大家商議每人都以自己的研究心得為題為叢書提供一部書稿，記得擬定的有關於尼采、海德格爾、馬爾庫塞、弗羅姆等人以及一些英美分析哲學家的選題，試圖在中西文化之間做些溝通的橋樑工作，這些設想可惜後來由於突發的事變而中途流產。

論文殺青後送交編委會審讀，原意是為答辯而徵求意見，沒想到答辯剛剛結束即接到出版社的發稿通知，詢問是否需要按照例行作法加寫一些前言或後記之類的說明文性字。這才知道編委會審讀後就直接將書稿送交了出版社，這使我有些措手不及，也改變了我原設想的根據出版社審讀反饋意見再加以修改的想法，臨時急忙趕到上海住在出版社提供的簡陋房間里，在沒有任何必要參考書的情況下埋頭修整了一周時間，加寫了一篇極為簡單的後記，並把書名由編委會改題的「馬克斯.韋伯：現代化的先知」改正為「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這一現行名稱。因為我書中想表達的，不僅是韋伯對現代性的謳歌，而且還有他對這一發展過程所帶來對人類本性及其文化的戕害趨勢，韋伯思想的深刻之處在於他從社會生活的經驗層面揭示了理性化這一現代人生存的兩難處境。

本書初版之時，由於時間和條件的限制未及對本書有關寫作事項做出說明，而是開門見山以正文第一章開始論說，使人感到有些突兀。值此再版之際，追寫以上情況忝列前言作為說明。

作者2012年底寫於岸邊居所

再版後記

一

本書於1988年5月出版後不久，翌年8月由台灣桂冠圖書公司在台北出版了繁體字本，此後連續有三篇書評均出自海峽對岸，可見韋伯思想在海外中文學界的傳播遠比內地廣泛和深入。最早一篇是1989年1月由香港朋友林道群先生寄來的一篇台灣學者杭之先生應香港三聯書店之邀，為擬在當年3月創刊的<文化中國>雜誌撰寫的題為「評蘇國勛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評論文章的原稿影印件。後來還有隨著兩岸社會學界交流的進一步加深，台灣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忠華先生1993年來北京訪問時惠贈的《韋伯學說新探》（台灣唐山出版社，1992年3月）一書的「書評篇：評海峽兩岸的三本韋伯研究專著」第四節，專門評論了「引論的困難和問題」。第三篇是在顧忠華上書的引文和參考書目中提到台灣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張家銘先生曾在1989年《中國論壇》第324期刊發了「解除韋伯思想詮釋的魔咒——評《理性化及其限制》」一文，但是由於內地難於見到這本雜誌，迄今筆者也未識這篇書評的真面目。所以這裡只能針對前兩篇書評做出回應。

杭之先生的文章首先簡要地介紹了本書各章主要內容，然後指出本書「也許可說是有關韋伯研究之第一本中文專著了」（文稿，下同，第6頁），並給予了一定的評價：「韋伯知識豐富淵博，思想又極精緻複雜，不要說全面掌握其思想，即使精當地掌握其思想要義，都不是很容易的事。作為中文世界第一本比較周全掌握韋伯思想的專著，作者的努力是不容易的，應給予一定的評價」（第17頁）。此外還著重指出了本書存在的三個問題。

第一，是全書的切入點問題。韋伯思想浩瀚複雜，精當地把握其思想要義選取適當切入點實屬重要。杭之先生認為，「比較適當地切入點是從掌握作為現代西方誌業文明（vocational civilization）之基礎的『俗世內的制欲精神』（inner_worldlyasceticism）入手」（第10頁），批評本書「欲圖從類型學的角度，採用《經濟與社會》一書展開的理想型論證……結果，許多環繞理性與理性化且環環相扣的主題（如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等）以及統攝了這些主題，結合了韋伯的終身的存在關懷、學術思考與實踐的倫理觀點，顯現了他作為啟蒙時代之價值信念的守護者與再詮釋之精神面貌的晚年兩篇著名演講，都被割裂到不同章節去敘述」。杭之先生認為，這種章節安排對於初識韋伯者理解「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命意，未必會有助益（第11-12頁）。

對於這一點，筆者認為杭之先生的見解雖確有一定道理，但是每本書的結構安排都是為其論旨服務的，即使同一論題恐怕也難以在何處切入上強求一致，正如文章作法自古無定式，至於從那裡起始效果更好，也屬見仁見智。本書刻意凸出韋伯論著中發生學的因果分析和類型學的比較研究兩種進路交叉並用不悖，並非完全屬意於「《經濟與社會》一書展開的理想型論證」。因此，本來具有內在關聯的價值合理與工具合理、實質合理與形式合理兩對概念分別被放在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兩個不同領域加以論述，而兩篇膾炙人口的演講則分別被放入政治社會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里考察。

顯而易見，這裡凸顯的是概念與文本論旨的實質關聯，而不是概念本身之間的形式關聯。需要指出，這裡的實質（matter）和形式(form)也要視論旨（發生學因果關係抑或類型學比較關係）的變幻而互為表裡。中國文論早有「詩無達詁」之說，其實包括韋伯複雜而矛盾的社會思想在內的人文學科理論何嘗不是如此，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視角、不同進路對其思想做出不同的詮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做到首尾一貫邏輯自洽，就可以得出自己維度的獨特認識，但又要承認自己一維認識的局限性，而不能自詡為對客體詳盡無遺的把握，這本身符合韋伯本人所強調的要對社會現象做多元因果性考察的思想。當然，社會科學並不就是文藝理論，它們之間尚有區別，但兩者的對象都包含人及其行動，即都含有「意志」、情感的成分，亦即都具有人文性質，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帕森斯把他的社會學理論稱為「意志論的行動理論」[voluntary theory of action]即是例證)。這與旨在追求確定性、客觀性、因果性、「切事性」的自然科學迥然相異而涇渭分明。

二

第二，杭之先生認為本書在討論新教的預定論與天職觀之間關係時，沿循的是「預定論—天職觀—入世禁慾—改變世俗生活（理性化）」的進路，批評這種多處強調「源於預定論的天職觀」或者「從預定論得出天職觀」的見解，無視同屬新教的路德派與加爾文派對預定論信仰程度上存在的差異，指出「是加爾文教之預定論使路德那來自聖經，仍是傳統主義之天職觀決定性地突破了傳統主義，而不是從預定論得出天職觀。」（第13-14頁）

這裡，筆者想說明，本書所說的「源於預定論的天職觀」，意在從發生學上看預定論的教義怎樣導致教徒的禁欲主義的天職觀（經濟倫理）的產生，這與杭之先生所說「是加爾文教之預定論使路德那來自聖經，仍是傳統主義之天職觀決定性地突破了傳統主義」，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倒是在預定論信仰與使徒保羅的「因信稱義」思想關係的認識上，杭之認為本書混淆了兩派之間的根本差異:「加爾文教也冀求『因信稱義』的得救，但其信仰必須是一種『有效的信仰』，即必須以制欲活動之客觀的效果來證明信仰，換言之，加爾文教之信徒必須視自己是上帝之意志的工具而『因信稱義』，這與路德派信徒感到自己是聖靈的容器，傾向於神秘主義與感情的『因信稱義』，如韋伯所說的，是『救贖之最重要條件的深刻差異』，而不是如作者所說的，只是加爾文派奉行『因信稱義』比路德派更徹底而首尾一貫。」（第14-15頁）。筆者認為這一批評是切中要害的，指出了本書在理解基督新教不同教派信仰問題上的疏漏，暴露我在把握韋伯思想不精當甚至不求甚解的地方，確實如杭之先生所說，「像這類重要觀念之把握的滑落，使我們精當地去把握韋伯之思想的可能打了一些折扣」。（第15頁）

三

第三，關於本書資料的引用問題，這也是顧忠華先生《韋伯學說新探》一書「書評篇：引論的困難與問題」中指出的主要問題。兩位先生先後不約而同地指出本書在使用國外一些研究者的資料，主要是本書附錄所列出的蒙森的《官僚制時代》，羅傑斯的《合理性的局限》以及金子容一的《韋伯的比較社會學》外文書籍時，不符合學術規範，並對此提出嚴厲批評。例如杭之先生在指明存在問題的具體頁數之後，指出本書引文「做得不夠周延仔細，至少有幾個地方引用他書，但並沒有清楚註明」。（文稿第16頁）顧忠華先生也在指出書中具體章節存在的引文問題後寫道：「或許大陸學界對這類情形不常計較，但令人失望的是這代表作者並未自行構思如何切入主題，而在若干關鍵處巧妙地借用他人的貢獻」；「這種圖一時方便的做法，其實往往得不償失，而且也是關係到『學術倫理』如何獲得有效保證的老問題」。（《韋伯學說新探》180頁）儘管兩位先生在書評中也對本書做出一些肯定的評價並給予「同情式理解」，但這些批評即使今天重讀起來仍使人感到心情沉重和令人汗顏。對此我表示接受兩位的批評，承認引文存在的不當並願對此做出必要的說明。

筆者認為本書之所以存在上述不符合學術規範的事情，責任毫無疑問應由筆者個人自負，這是首先需要明確的，因為畢竟這是為接受最高等級的教育考試而撰寫的學術論文，如果這裡都不講規範，不以規矩，中國學術何以能成方圓。倘以不熟悉學術規範作口實也不能稱其為理由，因為以外國學術為方向攻讀多年，長期浸淫國外書刊，怎能以不了解通行的學術規則為自己開脫呢？所以首先我要承認此事無可推託，純屬個人過錯，任何將責任推卸到客觀原因都是無法成立的。其次，也認為有必要說明一下當時的具體情況，使人了解一下事情發生的具體情境脈絡，後來人也可從中總結一些經驗教訓，以避免類似的事情重演。

四

如前所述，我從1983年7月入讀社科院第一期博士研究生，到87年秋已進入第五個年頭，同期同學都已畢業，第二期有的同學也已通過畢業答辯，而我還在為論文的一些敏感問題而頗費斟酌，踟躕不前。

當時的情況是，那邊，研究生院不斷催促研究所安排時間答辯；這邊，我在一邊加緊論文寫作，一邊也在尋找合適的時機以使論文能比較順利地過關。所謂合適的時機就是指當年「反精神污染」的政治形勢有所緩和，如果形勢亦如1987年上半年那樣嚴峻、緊張，那我就只能拖至明年答辯甚至更晚。當初論文選定以韋伯為題也主要出於我個人的建議，導師雖然同意這個選題，但也認為個中許多問題在當時的情勢下過於敏感，多次叮囑要慎之又慎，當心被人「抓辮子」。現在既然遇到了麻煩，個人就要有所擔當，自己做出的選擇，就要負起責任。

在這種忐忑不安的心緒下撰寫論文進度很緩慢，想不到拖到當年秋天形勢竟然出現了某種鬆動，當得到中央某位領導講「不搞運動」的消息後，導師趕緊通知我立即結束論文寫作擇日答辯，生怕夜長夢多，機會稍縱即逝，一切又將前功盡棄。於是我連夜加班把論文的最後部分「韋伯的影響」這一章倉促結束，把原準備的一些材料壓縮成對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和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這兩個學術取向完全相悖流派的影響來論述，我本意是選取最具經驗色彩和最具思辨特色的兩個流派為代表論述其思想影響至深至廣，那麼其他許多中間的流派受其影響就不在話下而可一筆帶過了。儘管行文中我對此做出了明確交代，但後來還是受到了一些的批評，這也是事前可以預料到的。如杭之寫道：「在敘述韋伯對當代西方社會理論的影響時，便顯得狹窄，只敘帕森斯和舒茨，而漏掉了很多方面，如盧卡奇及法蘭克福學派，乃至晚近一些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公共生活之討論的影響」。（12頁）顧忠華先生也認為，「只對結構功能學派與現象學做了功過評價，卻無支字片語提及八十年代興起之『韋伯熱』中較有代表性的發展取向，其中不僅包括在宗教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等領域的系統化努力，也表現於哈貝馬斯在『溝通行動理論』中對『理性化及其限制』這一主題的思索反省。遺漏了這方面的介紹，就一本最新出版的引論而言，實在是一項缺憾」。（《韋伯學說新探》第182頁）我非常理解兩位韋伯研究專家的中肯意見，在行家眼裡看來，談韋伯影響只談帕森斯和舒茨，無異於「隔靴搔癢」似的不到位，犯的是「小兒科」錯誤，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抓住時機趕緊答辯這是首要任務，這是迫於形勢「權衡兩害取其輕」的無奈選擇。

五

論文草草殺青後，接著就要跑坊間的謄印社去列印，其時尚無電腦使用，一切均需手工製作，其中打字製版、校對樣版、油墨印刷、裝訂成冊，每道工序稍不留意，就會造成滿篇錯誤，影響答辯時的效用。當年街道辦的謄印社屬於街道工廠性質，招收的人員文化水準不高，我的論文中還夾雜有許多外文字，因此幾乎每個環節都要事必躬親。

然而更困難的問題也隨之而來，第一期的博士論文多是長篇大論，製作經費遠遠超出當年研究生院所付論文製作費用的一倍還多，那時人們的工資都很低，根本無力抽出個人可憐的薪水去資助論文製作，於是就只能在壓縮論文的字數上打主意。最初把一些旁及過多的內容刪除，之後又把一般論文都須具備的前言和鳴謝師友的後記悉數勾掉，開門見山就是正文第一章，這樣加起來共減少兩萬多字，還是超額很多，最後就打起了刪除注釋的主意。當初的想法是保留文稿中韋伯原著的三百多個注釋，這對理解文本至關重要，至於參考國外論者的注釋，擇其重要者仍需保留，其餘則可在正文中刪除，只在書後參考文獻中將書目列出即可。後邊的這個作法在今天看來明顯是有違學術規範的，可在當年這種作法並不少見。一種可能是因為傳統中國學術在義理註疏、文字訓詁、版本考證上另有一套做法，並不與現行國際規範一致。另一種可能是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學術界剛剛與國際主流學界開始交流，新舊規範尚未接榫，遑論統一。譬如，那時的期刊上經常可見一篇文章通篇未見一個注釋，有的文章只需文末註明「本文參考某某書籍」即可代替全部引文出處。

但筆者認為上述情況並不適用於本書，因為個人終日與國外學術書籍為伍，應該說是諳熟國際學術規範的。那為什麼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我認為有以下幾件事情起到了觸媒作用。

一，在開篇伊始書中就已交代，「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筆者結合幾年來閱讀韋伯著作的認識和體會，參考國外對韋伯的研究成果，向國人介紹這位當代馳名的社會學家思想的嘗試」。認為自己業已交代了書中有對國外成果的借鑒，具體參考了哪些文獻也已分列在書後，至於具體行文出自國外文獻的何處哪一頁，由於篇幅和時間緊迫的限制這裡無法也無能為力一一標示。言外之意，這是由於規章制度不妥等受迫性因素造成的，個人對此無能無力。

二，鑒於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畢業論文對篇幅、字數和製作資金的限制，作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解決的變通辦法，當務之急是在不改變初衷的前提下儘快進入答辯程序並通過論文答辯，這是當時一切作為和忙碌的主要目的。當然那時也還可以考慮一些其他補救辦法，譬如為了減少注釋字數，還可以考慮用括弧和數字指代書名和頁碼的辦法，但鑒於此前稿紙上已被塗來改去得面目全非，再要把全書幾百個注釋按新體例重新編排，時間上和人力上都已耗費不起。

三，當時對學術界有重要影響的《讀書》雜誌刊發的一篇豆腐塊文章（記得就在1987年？），以二人對話的形式挖苦一些作者為賺取稿費，致使一些文章的注釋越來越長，文中甚至用「正文不夠注釋湊」來諷刺某些文人的行為不堪。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聯想到自己的論文的注釋是否太多？幾乎篇篇都有外文注釋是否有賣弄之嫌？現在既然製作費用不夠需要刪減字數，學術界輿論上對注釋多且長又如此反感、討嫌，何不改弦更張另闢蹊徑採用曲通辦法解決。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想法。所幸的是，後來事情的發展還是有驚無險地闖過了幾道難關，論文歲再複查時遇到了一點小麻煩但最後還是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答辯；在最後刪除了幾萬字的情況下，研究生院還是給報銷了論文的全部印製費用。

最後還應提及國內的一些評論。本書出版後90年代曾陸續在《社會》、《中國社會科學》等雜誌上看到有張文宏、夏光等人先後發表的幾篇書評，多是從開創社會理論研究的意義上以及對社會學學科基礎建設上對本書做出的肯定。由於韋伯研究當時在國內尚屬起步階段，他的許多著作除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外尚未譯介出版，只有一些從事社會學理論研究和教學人員出於專業興趣而留意這一論題，加之當時社會輿論的關注中心並不在學術理論問題上，因此本書出版當時並沒引起太多注意。上述幾篇評論多是出自業界同仁之手，筆者更多把這些評論當作對自己學術起步的某種鞭策和厚愛，激勵自己在這一領域勉力耕耘。在此，對上述海內外學者的評論一併表示感謝。

以上是筆者對初版後的部分評論做出的回應，謹記於此。

2013年4月30日手術後

六

正值本書再版付梓之際，適逢我的導師陳元暉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舉行之時，撫今追昔，感懷至深！我從1983年7月起開始授業於陳老師門下，成為先生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回憶起近五年攻讀博士學位的經歷，一方面感到在知識積累和和學術眼界的開闊方面受益良多，為以後多年從事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面對改革開放步入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複雜多變的形勢，如何堅持一個學人應有的道德操守，亦即在為學和為人兩方面嚴於自律，我從先生那裡都汲取了終生受用匪淺的教誨。先生是做社會心理學和教育學研究的，但在學問上主張不囿於門戶之見，在為人上推崇見賢思齊。

記得第一次在老師家裡單獨授課時，先生開宗明義引用王國維的一席話——「科學主義可信而不可愛，人文主義可愛而不可信」——來說明，在學術研究領域各種流派互有短長，我們作為後學只有「兼收並蓄」，才能「從善如流」。老師在學術研究中是這樣做的，在生活中也是這樣踐行的。他強調為學與為人須一致，並以一生的學術活動和個人修為忠實地踐行了這一平實無華而又真誠可信的道理。先生在古稀之年以社會理論中的社會心理學方向招收我做研究生，但在經過一段學習之後，看我的學術志趣越來越向社會理論方面發展，包括那時期寫的文章都和社會理論有關，而不是純粹社會心理方面的內容，這關係到日後畢業論文選擇什麼方向。先生並不像今天有的老師那樣認為這是背離師門、大逆不道，對之經則申斥苛責，重則革除師門。

經過仔細考察和反覆溝通之後，老師明確對我表示，不管你選擇什麼方向什麼題目，但是一要選題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二要論題有學術或應用價值；三要論證持之有據言之成理，這樣才能使你的論文立於不敗之地。正是老師這種寬容態度和實事求是精神，才使我得以在社會心理學專業卻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理論作為畢業論文題目。須知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上半期選取這個題目作為畢業論文方向在政治上還是有一定程度風險的，但老師認為既然韋伯在國際學術界有這樣高的知名度、影響和著作引用率，那麼就應該加以研究和慎重對待，但作為畢業論文論述一定要謹慎，免得被人「抓小辮子」。

先生在關鍵時刻的一席話，頓時給我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鼓勵我堅持把論文做完，激勵我在複審的答辯會上以理據爭，最終還是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答辯。迄今老師當初在危難時刻表態時的堅毅神情仍然歷歷在目，他堅持真理的態度和反覆叮囑的良苦用心是對我日後從事社會理論研究的特別提醒、特別鞭策、特別愛護，引導我在這條道路上堅持不懈地走下去。

2013年9月12日我有幸參加了在解放前由老師親手創立的東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舉行的紀念會，有機會聆聽與會者對老師一生經歷的回憶，也看到了《紀念陳元暉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文集》里的介紹，対老師的為人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先生一生之路並不平坦，作為一名學者雖然終生信守「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但他早年在大學期間參加革命，從事抗日地下學運活動，生活飄忽不定；後投奔延安，長期戎馬倥傯的戰爭環境行止動蕩不安；解放後各種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都使老師難以實現教育救國的夙願，這是先生這一代人一生揮之不去的終身遺憾。這裡我願恭錄師母趙潔珍女士為紀念先師而撰寫的碑文辭句，並將牢記其精神作為自己為學為人的座右銘，以表對先師的崇敬和懷念：

「一生布衣，唯獨書是好；半世坎坷，非真理不從。」

願老師安息！

再記於2013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