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孔子思想的價值所在-讀書-搜狐空間

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民間教育的開創者和平民教育的倡導者，一生教了三千多名學生，成為儒家學說的創立人，與古印度的佛祖釋迦牟尼、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是同處在仍是「述而不作」的同一時代，是當時從太平洋西岸到地中海沿岸廣袤的大陸上三個最具思想的人物。三者生前都在政治上不得志甚至受到迫害，卻在身後獲得崇高的評價。而且，雖然相隔遙遠，孔子的思想與蘇格拉底的思想卻令人驚訝地有許多相同或相似點。

　　孔子現今仍然廣受尊重。1971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正式通過將孔子誕辰日9月28日定為美國的教師節。1993年，全世界宗教領袖在美國的芝加哥召開會議，通過《全球倫理宣言》，將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一個普世倫理原則，認為是「終極的絕對的標準」，適用於所有人群。2009年10月2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高票通過紀念孔子誕辰2560年的第784號決議案，頌揚孔子在哲學、社會和政治思想方面的無價貢獻。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整理他的言論編纂而成的，在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時代家喻戶曉，也為日本列島、朝鮮半島、越南半島北部等中國周邊地方的百姓所熟悉，可以說是東亞的《聖經》。為什麼叫「論語」，歷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都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根據。我的猜測，是孔子的學生依照商周時期朝廷左史官所記錄國君、大臣行為的叫「傳」(《左傳》)，右史官所記錄國君、大臣言論的叫「語」(《國語》)的慣例，把經編纂的孔子言論集子稱為《論語》;當然，現今所見的《論語》也記載有孔子的行為。《論語》中的「論」字音義同「倫」，所以讀為「倫」。東漢劉熙《釋名·釋典藝》中說：「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因此，可以說，「論語」一詞的意思就是「關於倫理的話」。

　　《論語》中孔子的言論雖然零散，但體現了孔子對夏商周文獻所包含的修身養性、治國齊家、社會倫理等思想的研究、繼承和發展，是繼承了氏族民主公社文化因素，帶有階級國家和集體農業性質，非高度皇權專制的中國早期儒學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是整個儒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其中蘊含著儒學思想中符合人類活動規律性的科學合理的核心內容。這些思想自西漢文帝之後便逐漸被確立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對鑄造中華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中國人以及中國周邊地方人們的人格起到了主導作用，影響深刻而久遠，至今仍然具有不自覺的普遍的意義。可以說，《論語》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國古代人們對人的類價值和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須遵循的準則所作長期的認識和研究的結晶，雖然它的很多語言是當時較為口語化的語言，而且沒有嚴密而高深的理論闡述，但對指導人類成員平常各方面的活動有著最基本的「不可須臾離」(《中庸》)的作用，不僅僅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條文，更是關於人的類價值和社會人的行為規範的哲學。時代雖然不斷變化和向前發展進步，但《論語》提出的基本道德思想、道德範疇以及教育、治國等方面的許多思想，即使將來也不會過時。用《論語》的語言來說，《論語》講的是中庸之道，也以中庸之道來講，也就是《中庸》講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意思。通俗地講，《論語》講的是做人和人際關係的常識。雖然當今人們的話語系統發生了很大改變，但孔子在《論語》中闡發的仁義原理與西方思想家闡發的對立統一原理、萬有引力原理一樣永垂不朽，這也是他身後揚名千古的主要原因，而決不是有如一些人士所堅持認為的那樣，僅僅是由於統治階級大力倡導的結果，否則，在中國幾千年的小農業皇權專制社會中，最有可能得到百姓頌揚的是秦始皇。

　　「五四」運動以後，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東漸，加上強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進入，當時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自由、革命的旗幟，在反封建思想的文化運動中，把批判矛頭指向了儒家思想，指向了孔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全盤否定儒家思想。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一批新文化運動主將都是這方面的旗手。儒家經典從此很少進入課堂，越來越不為世人所直接接觸和認識。現在看來，一方面應當承認，在當時的革命年代，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應當承認，他們的批判和否定也有很大不合理的一面。他們當時局限於青少年時代接受的儒家經典官方化、教條化的教育及其對儒家思想相應的認識水平，或者是故意以孔孟為攻擊靶子，沒有區分早期孔孟儒家思想和後世儒家思想的異同，把自西漢董仲舒至南宋朱熹期間被小農業皇權專制化的後期儒學當作整個儒學的正宗來批判，誤導了後來的人們對孔孟儒學思想形成了片面的、負面的、歪曲性的習慣認識。這種現象到「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達到了巔峰。出於政治需要，當時的「御用」文人利用現代語境替代古代語境和古今詞語歧義，故意把《論語》解釋得面目全非，一無是處。至今，中國大陸大多數「五四」運動後至改革開放前出生的人們，對儒家思想的印象仍然僅僅來自於「五四」運動對孔孟思想的片面性批判和「文革」對《論語》及孔子所作的顛倒是非的批判，並沒有認真研讀過《論語》原著。這種流毒當前仍然留存在許多人的頭腦中，一提起學習儒家思想，他們就條件反射似地作出激烈的語言攻擊，不自覺地與故意破壞中華文化根基的國外文化侵略勢力及其在華代理站到了一邊。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個人和時代的局限性，孔子當時的思想認識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和兩面性。主要表現在：一是既具有人類道德倫理，如仁、義、禮、智、信等普世性的東西，也在政治思想方面與法家一樣都希望國家實現大一統從而實現社會安定，順應了歷史的趨勢，但在統一的措施上他是保守的，沒有創新性主張。他過於機械地維護周代複雜的禮制(孔子時代就有嫌周禮太繁瑣的。見《顏淵第十二》棘子成的話)，認為周禮完全合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第十二》)，沒有認識到周代禮制崩潰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和必然結果，是人們普遍追求富裕、自由等幸福價值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他自己的社會思想的精髓---自主、互利、益善、仁愛、公平、正義、均富、有序、包容等價值的必然要求，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克己復禮是行不通的，必須要有類似於法家革新的新觀念和新方略(孔儒保守，但法家又太過極端);二是有民主思想，但這種民主思想僅僅停留在原始氏族公社時期的水平，沒有能夠像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和後來西方啟蒙思想家那樣與時俱進創新性地提出基於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包含各界共和、保障人權、競爭選舉、分權制衡、代議代決、司法中立等具體措施的民主思想，而是希望仍如原始社會那樣依靠個人道德自覺，並且希望用包含專制制度的周代政治模式去解決當時社會的混亂局面，事實證明是不成功的，這顯然給後世留下遺憾和重大缺陷。上述兩點是孔子思想的一個矛盾：一方面提倡個人仁義的道德民主主義;一方面期望用富含民本思想的周代專制政治文化制度實現統一安定。他折中提出一個仁政的方案，但也不被諸侯接受，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無法實行。當然，這種毛病是中國自孔子時代至鴉片戰爭結束兩千多年間包括法家在內的各派思想家的通病，而不僅僅是儒家和孔子一人的毛病。 他們不是主張王道就是主張霸道，都沒有跳出宗法農業社會(古希臘是城邦商業社會)個人威權主義的思維，既想不出古典共和的思想，更想不出後世那種中央與地方分權，既調動地方積極性、創造性，又能夠保持全國統一和中央政權集中、高效的國家制度。「五四」運動以來，人們往往把這種毛病統統歸咎於孔子，這不是無知就是膚淺，甚至就是惡意栽贓。應當看到，與講專制的法家思想不同，孔子思想與民主思想沒有本質的衝突。恰恰相反，良性民主離不開孔子的仁義思想，離不開道德民主主義。沒有個人良好的思想道德為基礎，任何民主都會大打折扣;三是孔子本人既主張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第三》)，又讚揚大禹「美黻冕」(《泰伯第八》)，並且當時由於「儒者」的職業關係，儒家人物實際上都表現出喜歡厚葬、隆祭的鋪張和重形式的特性，遭到墨子一派的詬病，後世也仍然保留了這種習俗;四是雖然承認工、農業等各種科學技術有用可取，但卻認為是「小道」而不是「大道」，認為從事「小道」會妨礙對仁義「大道」的思考，把仁義與科技分開來認識。這是子夏在《論語》中所表達出來的儒家思想的硬傷(見《子張第十九》第四、七章)。「小道」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認識「大道」的說法，在實際生活中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但作為理論來講是有害的，容易對人們產生誤導;五是以事鬼神致孝道的方式雖然很有成效，也對民族凝聚力的產生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產生了過於注重鄉土的深刻觀念，出現了孔子本人反對的「小人懷土」(《里仁第四》)的習慣。後來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科舉取士制度很好地解決了上述孔子思想的前兩個矛盾，然而後三個缺陷在以小農業為主的社會裡始終沒能得到妥善解決。這也成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嚴重缺陷，致使《甘石星經》、《周髀算經》之類以及墨子、魯班等人的科技思想沒有得到大力弘揚發展，也是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等落後的重要思想根源。當然，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的落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即，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實行郡縣制度和統一度量衡，中央政府的權力大為加強，大一統思想幾十年後便居於主導地位，從而使中國社會形成了包容宗法自治和農民自主耕作制度的以政府強勢主導一切的習慣思維，人們習慣於依賴政府和領袖人物，惰化了自己獨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加上由於國家政權對孔孟思想有直接需要而對科技思想沒有直接需要，孔孟思想在教育領域大行其道，科技思想僅在民間自發地弱勢地承傳，還不時地受到官方的打壓。西方在文藝復興以前也有同樣的情況，只是到了基於濃厚商業資本主義傳統的工業資本主義產生之後，由於政府作用的弱化和個性自由思想的解放，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才大為改觀，產生了現代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

　　但是，孔子之類思想中的這些缺陷，並不能掩蓋其思想的整體光輝，只要與時俱進，融合工商業文化的精髓，相信也可以得到妥善地解決。而且，西方的民主科學思想也不能離開孔子之類的思想實質而獨立存在，離開了孔子之類的思想實質，人類社會就不能成立，民主和科學也就站立不穩，甚至變成禍害。從這方面講，清朝後期大臣張之洞「中體西用」的認識是正確的。要知道，西方《聖經》中的許多思想與《論語》是相似的，但《論語》比《聖經》早，在表現形式上更具世俗性，在語言表述上更明白實用，在概念上更有體系、更具理論性。與同期的道家、稍後的墨家以及秦漢之後的儒家思想相比，《論語》中的思想也具有貼近社會和人的身心實際(如《子路第十三》主張父子互隱)、注重實踐、不排斥人們的正當利益訴求、尊重客觀規律、唯物辯證、便於實行(墨家與儒家當時爭論的一個焦點是「仁愛」是否有「差等」，實際上是平等與否與可行與否的爭論。墨家注重的是仁愛價值的普遍平等原則，儒家注重的是仁愛價值的現實可行性原則，有些類似於現今中國大陸關於經濟發展是社會主義取向還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爭論。墨儒之爭的孰是孰非，歷史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對我們很有啟發借鑒意義)、經驗實用、與時俱進、不走極端的特點和優點，雖然不一定適合於革命和戰爭年代，但很適合於和平建設年代，所以能夠長久不衰。在提倡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今天，《論語》思想的珍貴性自然而然地重新煥發了出來。而且，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人類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我們既要有領先於世界的科技知識、政治制度，也要有領先於世界的人文思想。只有掌握這幾方面的主動權和話語權，不斷增強文化軟實力，才能保障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安全，才不至於淪為二流的從屬的國家。

　　《論語》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仁、義、中庸、和、孝、悌、道、禮、正、智、忠、恕、信、廉、恥等概念的含義裡面。「道」是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變化發展規律的稱呼，也指良好的執政治國基本原則(「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禮記·中庸》)。「中庸」是不偏離「道」的言行，是道德的最高標準(「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第六》)。「和」是人類社會秩序的最高標準(「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禮記·中庸》)。「正」是國家政治行為的最高標準(「政者，正也」《顏淵第十二》)。「中庸」、「和」、「正」三者分別是個人、社會、國家價值的最高價值。仁、義、孝、悌、正、禮、智、忠、恕、信、廉、恥等都是知「道」、行「道」和達到「中庸」、「和」的具體方法。「仁義」的實質內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康有為先生把孔子的學說稱為「仁學」，正確但並不全面。孔子的學說應該稱為「和學」。「行道」、「中庸」、「克己復禮」、「致仁義」等等，其實都是為了達到「和」，即社會和諧這個目的。孔子學說的思想核心與最可寶貴的地方是「和」。孔子強調恢復西周禮制，主觀目的是也為了「和」;他的學生有若說「禮之用，和為貴」。至於「仁」、「義」，一個講的是人的內心，一個講的是人的行為。「仁」的本質是抑強扶弱，是強調人要有愛心，剋制自己的私慾。「義」的本質是助正制邪，是「仁」在人的行為上的體現，「仁」是「義」的內容。但是，「義」不是漫無邊界的，必須符合「禮」的規定，否則就會造成社會的混亂。行義不能違禮，孔子強調「君子以義為質(根本)，禮以行之(依禮實行)。」(《衛靈公第十五》)仁義的核心標準是中庸、和、正，任何違背中庸、和、正價值的行為都是不仁義的。

　　《論語》雖然曾是東亞的《聖經》，但人們對它的認識和研究至今仍是遠遠不夠的。主要表現在：一是它對孔子思想的記錄零亂、不系統，致使人們誤以為它的思想不深刻、沒有體系。黑格爾就是這樣認為的;二是中國春秋及之前的時代文字語言深奧、簡略，尚未形成戰國中後期才形成的豐富、明晰、形式相對固定的表達思想的文字語言系統，加上孔子講的是口語，弟子們又力圖用文字完整記錄，形成不文不白的狀態，致使後世人們對《論語》中本來就有的好思想沒能一目了然地注意到，甚至拿後世的觀念去理解孔子時代的常識概念。例如，「小人」與「君子」的概念，在孔子時代大多數場合是沒有褒貶區別的，猶如我們當今講的「領導」、「幹部」、「工人」、「農民」一樣，但後世的人們往往拿這樣的概念說事，批評孔子污衊勞動人民;三是過去對孔儒思想過於神聖化、功利化，單撿一些小農社會皇權專制政府方便管理社會需要的，或者當時百姓生活交往需要的話來宣揚。例如「四維五常」、「孝悌忠厚」，好比1970年代中期常把「階級鬥爭為綱」掛在嘴邊一樣，而把《論語》中在當時不合時宜的其他豐富而有價值的思想掩蓋掉了(這也是導致「五四」之後知識精英們誤會、誤解《論語》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承認人們追求富裕權利的思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里仁第四》)，先教後富的思想(見《子路第十三》「子適衛，冉有僕」章);濟貧不增富的思想(「君子周急不繼富」《雍也第六》);良好個人主義思想(孔子在《論語》中強調實施仁義從個人開始，承認個人追求富裕的自由權利，尊重個人的食色本性，鼓勵基於仁義的從政自由，強調完善個人人格使社會和諧安定，在《禮記·儒行》中強調樹立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這些思想都是積極的，不同於《論語》中隱者的消極主張);應當讓好人致富的思想(「善人是富」《堯曰第二十》);道德民主的思想(源於原始氏族民主公社);政權獲取財利必須基於百姓有財利的思想(「四海窮困，天祿永終」《堯曰第二十》。「百姓足，君孰不足?」《顏淵第十二》);富民強兵的思想(「足食、足兵」《顏淵第十二》);良法良司的思想(《顏淵第十二》孔子關於聽訟的目的是無訟的話，《子張第十九》曾子告誡陽膚「哀矜而勿喜」的話);共同富裕的思想(「不患貧而患不均」《季氏第十六》);平等互惠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第十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第六》);善內以吸外的思想(「近者悅，遠者來」《子路第十三》。《季氏第十六》「遠人不服」章);社會合理分工的思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第十九》。「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第十四》);執政治國決定於民眾信任的思想(「民不信不立」《顏淵第十二》);政權是為了保障社會公正的思想(「政者，正也」《顏淵第十二》);言論自由思想(《憲問第十四》「邦有道」章);任官不問出身而重在人品才能的思想(《先進第十一》「先進於禮樂」章);用專業人員打仗的戰爭思想(《子路第十三》「以不教民戰」章)等等。這些都可以歸入他的仁義思想範疇的具體思想，即使用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和政治理論來觀照，也是具有革命性、先進性的，但卻被人們忽略了;四是「五四」以來暴力革命的思想影響太深，致使有思想的社會精英毫無分析地厭惡有仁愛、改良、非暴力思想的孔子學說，不讀原著、人云亦云，想當然地以為孔子就只會講溫、良、恭、儉、讓，忽略了他的思想中具有對執政階層欺榨百姓和醜陋人性批判性的一面;五是近代以來知識分子不是囿於董仲舒專制化、朱熹去欲化、王陽明唯心化等人的話語定見，就是囿於西方中心的話語系統和偏頗成見，致使對《論語》的研究不是太教條、太僵化、太片面、太膚淺，就是不屑一顧;六是階級鬥爭理論影響廣泛，導致人們對《論語》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有誤解，以為其背景就是西周奴隸社會(這也是囿於西方話語成見)。其實，遠沒有這麼簡單，它的產生還有原始氏族民主公社的背景。而且，中國古代奴隸社會與西歐普遍野蠻殘暴的奴隸社會也是大不一樣的，拿西歐的來套，致使對《論語》的一些話語產生誤解，甚至產生不經意的歪曲。例如，孔子之前中國古代社會的禮制，要求遵守的對象是貴族、士大夫階層，平民、奴隸因為做具體生產勞動是不被要求遵守的(國君坐車在途中遇到大夫，便撫式示禮，而大夫也坐車的則下車還禮。大夫坐車在途中遇到士，同樣地撫式示禮，而士士也坐車的則下車還禮。而坐車在途中遇到平民百姓，則不用那樣撫式示禮，也不要求平民百姓下車還禮。被使用刑法的人不能當上大夫，因為被處以刑罰的人是不能呆在君王旁邊的。《禮記·曲禮》)，平常生活有較大的自由，但卻是可能被刑罰的對象。到了孔子那裡，他主張也用禮來規範平民百姓的行為，不要只講刑罰(《為政第二》第三章)，這既是一種仁愛、文明的行為，也是一種預防犯罪的措施。不了解這一點，無論如何都無法把「禮」與「仁」聯繫起來，無法理解孔子「克己復禮為仁」說法背後的真正原因。後世的人們很少深入研究當時的實際情況，以西歐的奴隸社會歷史知識套觀中國夏商周有仁愛風尚的奴隸社會，認為孔子倡禮是為了更好地奴化百姓(更有甚者如蔡尚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孔子倡禮是出於想回歸他家族過去作為貴族領主階級的黃金時代。見《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這就好比錯把已經發達、有民主自由的西方當代資本主義當作混亂、殘酷、非人的早期資本主義一樣(其實，階級和諧才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常態，個人對自由發展的不斷追求和不斷圍繞自由、公正、幸福價值追求進行的階級調和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當掌權階級壓迫剝削其他階級時，才引起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在破壞歷史的同時也使歷史跳躍發展。以過去那種無所不能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去認識判斷中國古代社會是不科學、不正確的);七是以後世小農經濟主導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習性看待孔子所處的不是小農經濟主導的春秋及其之前的時代，導致對《論語》的很多語錄產生誤解;八是春秋時代中國思想文獻資料缺乏，不像古希臘羅馬那樣豐富，致使對《論語》研究難以全面、深入、準確;九是辛亥革命後，康有為配合袁世凱、黎元洪復辟專制搞尊孔運動，把孔子搞得大臭;上世紀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又把孔子歪批得大丑，二者廣泛地導致人們對《論語》的印象不佳;十是一些人士誤解、誇大孔子思想的作用，把中國歷史及現實中所有負面思想文化因素的根源都扣在孔子及儒家的頭上，誤導了人們對孔子思想作出不科學、不正確的認識。而歷史事實是，歷代專制統治階級統治社會的骨幹思想是法家專制思想，儒家仁義思想是補充，就是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儒表法里」。況且，董仲舒改造孔孟關於君臣、父子、夫婦的思想所提出的，大受統治者重視力倡的「三綱」思想，與孔孟所講的意思完全相反(《八佾第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這裡強調國君與臣下各有相應的權力和責任，不能無限放大。還講「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第十一》。《孟子·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還指出，對於無仁道的獨夫民賊暴君，臣下可以誅殺，實行革命《孟子·梁惠王下》)，與法家所講的卻相一致(並且，《韓非子·忠孝第五十一》放大了孔子等早期儒家基於原始氏族公社的尚無國家、階級的民主狀況和部落聯盟公天下的君權觀念而產生的非專制的忠與孝思想二者的模糊性，把對待父親與對待國君完全、絕對等同起來，混淆了家庭倫理道德與政治倫理道德的界線，為君主專制張目;以忠君作為賢臣的主要標準，以能夠使臣下順從作為明君的主要標準;主張不尊重當時社會廣泛認可的賢良人士，不任用當時社會廣泛認可的智慧人士;否定當時社會廣泛認可的堯、舜、禹是聖賢的觀念;顛覆當時社會廣泛認可的君臣、父子、夫婦互有相應權利、義務的關係準則和孝悌忠順概念的內涵，稱「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為「天下之常道」，認為堯、舜、禹不忠不孝，與孔孟所講的格格不入;強調君主有無限權力，與後世戲文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說法差不多)。這是導致後世許多人誤認為孔孟思想是專制思想的根源。另外，認為孔子思想是專制思想的最能說服人的理由，是陳獨秀在《新青年》二卷四號一篇文章中所講「分漢、宋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為二，且謂孔教為後人所壞。愚今欲所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的這個話。陳獨秀的這個話，表面看來很有道理，但深入研究歷史和諸子文獻則發現是不正確的。就政治思想來說，儒家、法、道三家相比，儒家的立場是大眾的，法家的立場是君主的，道家的立場不明朗。儒、法、道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目的都希望社會安定。但在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措施上各有不同的主張，甚至是相反的主張。儒家主張以家庭倫理孝道推廣到國家政治領域(即忠)，實行仁政，寬刑富民，近悅遠來。法家主張鉗制百姓，揚三綱而卑賢能，苛法刑而棄智慧，行法、勢、術以強君主，耕戰一體以強國家。道家主張絕聖棄智，小國寡民，雞狗之聲相聞而不往來。在任用有才能人士方面，法、道兩家接近。出於統一政令的相同目的，在忠君問題上儒、法兩家有共同點。道家思想在現實社會中是行不通的，早在幾千年前的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開頭中就有此認識。儒家思想實行起來效果緩慢，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而且在列強競爭激烈和戰爭的環境中是不可行的，所以孔子及其思想不受當時諸侯國的歡迎。法家思想可以立竿見影，但太過極端專制，不可、也不能長久施行，秦皇朝就因此而短命，所以漢初就改革，以黃老思想治國，實行休養生息國策。因此，漢武帝獨尊儒術而不尊道、法、楊、墨，有吸取秦朝崇尚極端專制施行繁律苛政而導致快速滅亡的歷史原因，有現實撥亂反正需要的原因，有儒、道、法、楊、墨自身實踐起來優劣不同的原因，而不僅僅是為了方便實行專制的原因;漢唐以來人們不再稱道、法、楊、墨的原因也是這樣(可以研究《資治通鑒》、《漢書》》的賈誼奏書和董仲舒的策對)。所以，雖然不能說孔孟思想與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同，雖然孔孟思想含有容易被專制統治利用的因素，但也不能認為孔孟思想體系是專制思想體系，秦始皇焚書坑儒恰恰是因為當時的儒家們反對秦始皇施行絕對專制的國家和政治制度，《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第八世孫孔鮒參加了秦末陳勝、吳廣領導的反秦農民起義，任陳勝的博士，並與陳勝一同就義。

　　雖然孔子至今仍然受到人們的誤會，但是，我堅信，孔子在《論語》中的思想現在和將來仍然會有很大的價值，仍然是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只要不帶偏見，不故意醜化，隨著人們逐漸增多了解，《論語》必定會再綻光芒。而且，這種光芒已不是科舉時代的那種單色的光芒，而是多彩的絢麗的光芒。這是因為：第一，《論語》所講的多數倫理道德原則具有不偏執一端的人類普適性，西方社會雖然沒有像《論語》這樣的著作作這樣的表述，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行為準則與中國人大體是一樣的;第二，《論語》在教育、執政、治國、司法、認知等方面具有方法論意義;第三，《論語》對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建和諧社會仍然具有中國古代法家、道家、釋家思想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第四，《論語》的自主、獨立的人格思想，以及孔子公天下的君權觀和他所講中庸、和、正的思想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兼容性(自由、民主、平等講的是公民的權利，中庸、和、正講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權利的現實保障和理想實現狀態)，對促進我國社會由專制傳統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仍然具有思想精神上的促進作用;第五，《論語》對我國在國際上掌握文化自主話語權具有當然性意義。

　　在新式教育進入中國以前，《論語》是我國學生的必讀書，鄙人的家鄉至今還有一位老人對《論語》的任何章句都仍然能夠隨口說出。遺憾的是，現在的人們對《論語》非常陌生，這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吸收國外優秀文明成果，建立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共和、富裕、和諧、幸福的中國特色的有良好影響力的先進的現代仁義社會是不利的。至望遵循孔子「和而不同」、「恕」的包容思想，把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西方民主政治學說和現代基礎科技知識，一道列入我國國民教育中小學校的教學內容，如此則國家和民族幸甚。

作者：覃宣偉來源：作者賜稿來源日期：2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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