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一位孤獨漫步者

君子滿腹天理，故以順理為樂。小人滿腹人慾，故以得欲為樂。欲無時可足，故樂不勝憂。理無時不存，故隨在皆樂。至樂順理。縱慾之樂，憂患隨焉。——曾國藩

自伯克以來，一提到法國大革命，就自然而然地指向盧梭的政治哲學。事實上，盧梭的政治哲學雖充滿了革命的教誨，但其本意並不教導革命。盧梭訴諸自然自由和道德自由，這在現實社會生活層面上是不可操作的，自由最終必然陷入孤獨自然人的內省中，這才是盧梭政治哲學的最終旨歸。因此，將盧梭的政治哲學與法國大革命聯繫在一起或值得商榷。

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學史上，盧梭顛覆了古典政治哲學德性至上的最高目標，把德性僅僅當作實現自由的手段，從而奠定了現代西方政治哲學自由至上的最高目標。盧梭關於自由的理解在於，人具有原初的自然自由和人之為人的尊嚴的道德自由。圍繞這兩個方面，他激烈地批判了充滿著奴役和不平等的現代政治社會，並提供了兩種匡正的方案。

第一種方案是重返自然狀態，尋找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根據。通過對自然狀態的深入考察，盧梭發現，自然人依其本性是自足的。這種原初自由使自然人離群索居、悠然自得。但是，歷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逆轉性導致了自然狀態成為遙遠的過去，因此，復歸自然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狀態是不可能的。正如蘇聯學者阿思穆斯所說的那樣，「盧梭雖然迷戀既往，他卻沒有走得那麼遠。他在致波蘭國王斯坦尼斯拉夫的信里解釋道：『自然狀態』的原始階段是無法實現的，歷史是不會倒退的。縱使人類能夠退回到野蠻人的狀態，他們也不會因此就更幸福些」。自然自由是在自然意義上使用的自由概念，它的主詞是與動物無異的自然人，只有作為自然的奴隸的自然人才擁有如此這般的自由。因此，這種自然自由毫無意義，必然被具有社會性的現代人所摒棄。

第二種方案是訴諸以公意原則為基礎的道德共同體，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根據。當「自然狀態中不利於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在阻力上已超過了每個個人在那種狀態中為了自存所能運用的力量」，出於自存的考慮，人類只能依靠約定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同時，基於約定的共同體必須確保「每一個與全體結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其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社會契約便造就了一個獨立「人格」——道德共同體。作為立法者的每個人必須消融自己的特殊意志，意欲共同體中所有人都意欲的普遍性的東西，並以此作為法律而固定下來；每個人必須服從他作為立法者制定的普遍性的法律。這就是盧梭通過公意原則對自由尊嚴的升華。公意即上述意欲普遍性東西的理性意志。盧梭認為，依自然本性的特殊意志只有嚮往普遍意志才能實現自身，才能實現道德自由。

但是，這一方案同樣是行不通的。其一，道德共同體需要完全抽掉「人類本身固有的力量」，用「道德的生命」代替「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獨立的生命」。這就使以公意原則為基礎的道德自由與道德共同體空無內容，僅具有純粹抽象的形式而已。其二，盧梭否認歷史是一個有意義的進程。既然歷史的進程不包含必然性，因此，這樣的道德共同體的實現只能依賴於不可知的機緣，而這無異於宣告了訴諸道德共同體這一方案的徹底失敗。況且，即便道德共同體的構建是可能的，這一道德共同體也不會完全實現人類的自由和平等。因為，「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自己構建的道德共同體也是枷鎖。

既然人在任何社會中都無法找到自己的自由，人只有從社會重新回歸自然，才能找到自由。這就是盧梭提供的「最終選擇」：退隱社會而成為孤獨的漫步者。

盧梭的政治哲學中隱匿著「成為孤獨的道德自然人」的伏筆。在盧梭的政治哲學中，存在著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盧梭將善和道德區分開來，道德總是與成為共同體中的人的努力相連，而善則不同，自然人依其天性就是善的。雖然盧梭懷揣著斯巴達政制的理想，但是在自然與社會之間，他毫不猶豫地讚賞前者。因此，對盧梭而言，不僅基於自我保存的社會契約不是人類生存的原初事實，是派生的；而且自我保存這一自然人在為了生存的努力中體驗到的生存情緒，因其帶來自然人對人類活動的關切而導引了人類的悲慘境遇，也不是人類原初的生存體驗，同樣是派生的。盧梭極端地將人類一點點的努力都看作是自然善的障礙，進而看作是人類基本愉悅的障礙，那麼，只有回歸最基本的體驗——自然善，人才能夠快樂起來，否則就只能悲慘地過活。盧梭的這一感傷情懷註定了他只能成為生活在社會邊緣而無法成為社會一員的孤獨的人。

事實上，盧梭本人也確實放棄了對現代政治社會做任何的抵抗而選擇了隱退。盧梭將探討政治權利原理的《政治制度論》僅僅出版了其綱要部分——《社會契約論》，而其餘部分則付之一炬，代之以寫作《懺悔錄》、《盧梭評判讓-雅克：對話錄》、《孤獨漫步者的遐思》等自傳性題材的作品。尤其在《愛彌兒》中，盧梭將愛彌兒培養成了一個道德自然人。

此外，盧梭退隱社會而成為孤獨的漫步者與他晚年不幸的生活遭遇也是分不開的。晚年的盧梭將自己比作「人群中最深情的人」，他為匡正現代政治社會的奴役和不平等所做的努力換回來的卻是同代人的厭惡和唾棄。盧梭試圖為自己辯解，但是「指望公眾回心轉意實在是個錯誤」，他最終「徹底放棄了在有生之年使公眾回到自己一邊的念頭」，所做的唯一選擇就是「聽天由命，不再一味與命運抗爭了」。盧梭從社會中退隱，成了一個孤獨的漫步者。

羅伯斯庇爾無比崇拜地稱讚「盧梭是唯一以其靈魂的高尚和人品的偉大表現出自己是人類當之無愧的師表」，承諾「將永遠忠於我在你的著作里汲取來的靈感」。盧梭本人並沒有教導革命，是羅伯斯庇爾把《社會契約論》當作革命行動的法典。

來源於：《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吳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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