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正的隋煬帝，竟是「一代明君」

史學界普遍認為隋煬帝是千古暴君，正是他開運河、建東都、巡幸等一系列「暴政」使得當時的隋朝民不聊生，最終使得隋亡，然而歷史上真正的隋煬帝卻並不是暴君，相反竟然是「一代明君」，他的功績甚至為日後唐王朝的輝煌奠定基礎。大魚將從幾個反面分別為大家解釋隋煬帝的功績。

你認為隋煬帝楊廣是暴君還是明君 (單選) 0人 0% 暴君 0人 0% 明君 0人 0% 有功有過，說不上暴君也說不上明 關於開鑿大運河

隋煬帝開運河，有人認為是「出於君土游幸之私意」，「遂為亡國之虐政」。』此說一直沿襲到二十世紀中後期。但我認為這種評價不妥，說開鑿大運河只是為了巡幸風光，未免目光短淺。隋是繼三國兩晉南北朝分裂三百餘年之後建立的一個統一封建土朝，鞏固政治統一是擺在隋代君臣而前的一個嚴峻仟務。特別是江南的形勢從文帝就一直沒有安定下來，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從未間斷。

開皇十年，「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窗其肉食之」。同時江南少數民族也不時舉眾反隋。如開皇十年番禹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圍廣州」。江南士族與少數民族的叛亂己給隋朝帶來極大的恐慌，開皇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這就更增加了江南地區給隋朝造成的憂患，迫使其不得不重視和加緊防禦。但文帝對江南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只好留待場帝來解決。然而煬帝統治年間，江南形勢進一步惡化。煬帝試圖用收買人心的方法加強對江南的統治。大業六年，「宴淮己南父老，頒賜各有差」。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開運河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事。

隋煬帝如此急迫地開運河，說明他早己認識問題的嚴重性。顯而易見，隋煬帝開運河的目的之一是加強控制江南地區。

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需要有充足的經濟來源做後盾，儘管隋的經濟中心己經南移，但政治中心卻不能隨之南移。因為隋而臨的主要外敵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因為南亞諸國皆遠隔大海，不會給隋土朝造成危害，而北方而臨的是彪悍的游牧民族。所以隋在加強對江南控制的同時，還必須把軍事力量的重點放在北方。這樣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就被割裂開來，鞏固隋的統一，必然要開通南北運河。由此可知，場帝開運河的目的之二是加強南北經濟政治聯繫，充實財政，鞏固中央集權。

當然，運河開通後，場帝曾多次到江南巡幸，能否據此就把巡幸斷定為隋場帝開運河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呢?我認為不能。運河開通後，馬上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煬帝南下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隋造船業相當發達，煬帝主要精力還在營建東都及附屬工程上，興趣還不在江南。並且煬帝多年任揚州總管，對江南風光並不是沒有欣賞過。至於他為何至死不返回洛陽，也不是他留戀江南風光而死於江南，不能據此就說場帝開運河的直接目的是巡幸。

以上幾點證明，隋煬帝開運河是出於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全國統一的需要，是隋代經濟中心南移的結果，是由當時社會條件發展變化而成的。這就是隋煬帝開運河內在的隱藏著的實質，這就是隋場帝開運河的真正動力。所以，隋煬帝開運河直接的、首要的目的是在政治與經濟上，而不是在巡幸上，即便有這種成分，也是次要的。

隋煬帝開運河不僅僅在當時有很重要的政治意義，更是造福了一代代華夏人民，哪怕時至今日，好多人仍然以大運河為生。

史學界不少人認為煬帝主要為了游賞玩樂而大興上術。我認為這種看法值得商酌。煬帝在《營建東都詔》中講了營建東都的理由。洛陽地形險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適中，便於向山東、淮海一帶實施兵力機動。

此外，營建洛陽一開始就是和開鑿大運河聯繫起來考慮的。營建洛陽並非是場帝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按照當時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與開鑿運河這樣國計民生的浩大工程一起，統一規劃，配合進行的。因此營建洛陽作為東都，在政治上，便於控制江南和東北地區，解除了煬帝「南服遐遠，東夏殷大」之慮，而無鞭長莫及之憂，有利於中央政令的貫徹實施。在經濟上，便於貢賦和各種物資的運輸，促進商品的流通，使全國的租調能及時運送到中央，加強了朝廷的財力。在軍事上，能及時調遣軍隊，鎮壓原北齊和南方陳朝殘餘勢力及士族的反抗，抵禦外來的入侵。因此，以洛陽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加強了隋土朝的統治，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其意義和影響遠遠大於煬帝的奢侈和享樂。因此營建洛陽很有必要，其作用和意義是巨大的。

由上可知，煬帝營建東都的主要目的是出於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迫切需要，而不是為了個人的私慾。東都的建立有利於國計民生，對此不應全盤否定，指為暴政。

煬帝巡幸，人們常把它看成純享樂的事情，巡幸江都只是貪圖江都風光而己。因此巡幸被指為害民亡國的一大暴政。我認為並非盡然，巡幸更有明顯的政治目的，一是為了求治，從政治上加強對各地的控制。大業元年下詔巡幸淮海，此行乃查貪官，理民情，求得失。煬帝巡幸還為了從政治上加強對各地的控制，嚴查州縣謀反亂政的動向，所以巡幸之處，無不是他認為容易生變的地方。

二安定邊境，防比外患是煬帝巡幸的另一目的。場帝巡幸邊塞，主要往返與東北至西北沿線，這是有一定原因的。隋與東突厥的關係雖好，但也有矛盾隔閡。同時西域方而的吐谷渾經常抄斥隋境，至大業四年才被隋擊潰，受降之眾竟不服隋命。這在煬帝看來仍存在著隱患。西突厥還相當強大，仍想與隋分庭抗禮。可見，隋場帝巡幸也是加強控制邊防的一種形式。

總之，煬帝巡幸也很難說是一件壞事，其間是有一定益處的，有利於加強吏治，有利於了解民情，以懲不法，從而維持安定統一的形勢，保證隋代社會經濟迅速繁榮，防止邊患的加深與復起，從而減少了民族戰爭，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巡幸是煬帝鞏固中央集權和全國統一的一種措施。對此，我們不應全盤否定。

有關隋亡原因，有人認為是由於隋場帝的暴政所致。我認為這些看法是不全而的。首先隋朝的統治危機在文帝統治後期己顯露出來，文帝所作所為，使隋朝統治己不穩固，危機四伏。如文帝為人「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又士莫得盡心竭辭」。」這種猜忌心理到後來更為膨脹，並越來越剛愎自用，又專註小節，不信群臣，認為元勛及功臣對他「威脅」很大，而加以貶黝甚至誅殺，如將內史令李德林貶為湖州刺史，還殺了上柱國劉爬，於是上卜離心，日益陷入孤立；而對那些善於奉迎、投機阿訣的奸債，都十分信任。

隋煬帝繼位當年下令營建洛陽，建西苑，修建顯仁宮，不久又令開鑿運河，築長城，治離宮，鑿山通道，為征高麗又造車船，運送糧食、物資，每項大工程都征伐大批農民服役，使人民陷入絕境。多次到塞北、河西江都巡遊，又向官吏勒索禮物，於是官吏們拚命搜刮百姓，大量徵稅，加之水旱或疫病不斷發生，百姓更無法生存，於是紛紛起義；場帝對起義軍進行殘酷鎮壓，恢復車裂裊首、誅九族等酷刑，激起人民強烈的反抗，形成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隋朝己而臨崩潰，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內訌，公元618年，場帝被叛將宇文化及縊殺，落得個身死國亡的可恥下場。

因此可知，隋亡遠因是文帝大殺功臣，信用奸債，刑法嚴峻，隨意殺戮而導致危機四伏；近因才是隋煬帝的暴政。因此，將隋亡的罪責全歸於場帝的觀點，是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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