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1944年7月,二戰結束以後,美歐等戰勝國主導設立了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個體系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兩個國際金融機構。這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根據當時的安排,世界銀行的宗旨實際上是支持一些弱小貧窮的國家,為他們脫貧致富提供一些貸款支持,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提供一個必要的援助。實際上,這兩個很重要的機制,到後來卻愈發演變成發達國家維護霸權的工具。

比如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時候,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拉美國家和亞洲國家真的需要救援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方面對於援助實施差別對待,援助金額比較隨意;另一方面對於很多國家的援助貸款都附加了很多苛刻的條件。比如在要求亞洲國家在接受援助時,實施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同時進一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讓一些受援國的經濟復甦格外緩慢。

更重要的是,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於1966年建立的亞洲開發銀行(其中日本與美國為第一大股東)在實際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遠遠低於這些國家的實際需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國際上對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聲音此起彼伏,但截至目前,步履維艱。美國在世行的投票權重高達15.85%,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重仍高達17.7%,在兩個機構均獨佔超過15%否決比例的「一票否決權」。這兩個機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深刻體現了美國的利益意志。而專門針對亞洲開發的亞洲開發銀行中,日本和美國同為最大股東,擁有12.78%的投票權。

這實際上表明,這些國際多邊金融機構都存在壟斷機制,被發達國家所左右,援助資金想給誰就給誰。

由中國主導,聯合亞洲多個發展中國家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實際上在幫助亞洲發展中國家方面提供了兩種機制。

一個是就是競爭機制,在亞洲建立與亞開行、世界銀行的一個競爭機制,這個機制是市場機制的認同者必須尊重的機制,我們完全有理由旗幟鮮明地反對壟斷。我們是通過競爭,讓發展中國家獲得成本更低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使亞洲落後國家切實地獲得幫助,切實改善其基礎設施條件,並推動第二次「亞洲經濟奇蹟」,這不僅是對亞洲,更是對全世界的經濟貢獻。「要致富,先修路」,這是中國經濟實踐告訴我們的經驗,我們把它帶給亞洲其他國家,這樣的事情,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

這次我們定位為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恰好整個亞洲的很多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亞洲2010-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所以,中國的亞投行倡議,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絕佳的生意機會,如果不是政治傾向問題,他們有什麼理由拒絕?但亞開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透露,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目前每年能夠給亞洲的資金大概只有2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的數額也僅為這些資金的40%-50%。儘管杯水車薪,但做總比不做好。

第二個機制就是把中國在國際援助方向的文化理念帶給世界。因為中國平崛起了,很多亞洲國家實際對中國是否真能做到「和平崛起」充滿憂慮。但是,通過這樣一種機制,實際可以明確告訴世界、尤其是亞洲周邊國家:中國不會欺負人。不僅不會欺負人,而且中國願意和大家分享中國「崛起」的經濟成果。

我認為,中國主導成立亞投行,也是傳達一種合作理念,而不帶有任何政治訴求,更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擴張的訴求。中國在整個國際戰略中,時刻都在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基本理念。世界上要有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類國際金融機構開展競爭的其他金融組織,讓發展中國家得到實在的幫助和廉價的資本。

亞投行,實際上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發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參與的國際多邊金融合作機構。相比之前的金磚更近了一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更了解發展中國家需要什麼。同時,也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這裡有一個平等對話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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