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稷下學宮與文化的百家爭鳴
十 稷下學宮與文化的百家爭鳴
在先秦時期的齊國乃至齊魯兩國的文化史上，稷下學宮都佔有著十分重要、十分顯著的地位，是各種文化思想理論學說匯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漢代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即齊宣王所立學宮也。故稱為稷下之學。」稷下學宮可能創立於田齊桓公午在位的時候。漢代徐幹《中論·亡國》云：「齊桓公立稷下學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到了齊宣王的時候，稷下學宮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和影響。《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稷下學宮是一個士人集聚的地方，其文化功能具有綜合性的特點。概而言之，主要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是
稷下學宮是齊國統治者興辦的，當然最需要的就是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但是這種服務主要不是參政，而是「不治而議論」，其實就是參謀諮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即是說，稷下先生們著書立說其主要目的就在於「以干世主」。除此之外，他們還可以隨時對國家的政事發表議論、提出意見。《戰國策》里就有許多關於這一方面的記載。如《齊策三》：「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廬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廬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有時候，先生們的言詞甚至相當尖刻，如《齊策四》：「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廬氏之犬，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當然，稷下先生有時候也會肩負王命，出使別國，從事一些外交活動，如《史記》中就記載「鄒衍過趙而言至道」（《平原君虞卿列傳》），淳于髡也曾「為齊使於荊」（《滑稽列傳》）。但這畢竟是少數，屬於特殊情況，不能說明稷下先生們的主要政治活動不是「議論」，而是直接參政。
二是對社會問題進行理論學術研究與交流。
誠如上文所引司馬遷之言，稷下學宮既為「學宮」，當然主要還是「著書言治亂之事」，亦即以「治學」為主要職責任務。稷下先生們所研究的當然也是所面對的諸多社會問題，但是由於他們具備淵博的知識、深厚的學養、獨到的見解，所以他們的研究也就更具理論性、學術性。《孟子荀卿列傳》中說：「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根據《漢書·藝文志》的統計，稷下先生們的著述計有：《孫卿子》三十三篇，《蜎（環）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捷（接）子》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因為相隔時代久遠，《漢書》中的統計肯定已經是不完全的了，尚有如此之多，亦可見出稷下先生們學術理論著作之豐。
著述之外，稷下學宮還力倡理論學術的交流與論辯。這裡的士人們本來就來自四面八方，來自不同的諸侯國，有著不同的理論學術主張和學說體系，加上齊國對學宮諸士採取來去自由的政策，這就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和環境，從而使得各個學派可以共存並處、交流論爭，且延續多年而不衰。例如，孟子就曾兩次來到齊國，並被齊宣王加封為卿，後來他感到自己的主張沒有得到重視，決意離開，齊宣王還派人挽留，道：「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生當戰國末期的荀子也是後來才加入稷下學宮的，《孟子荀卿列傳》云：「荀卿，趙人，年十五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處，時有得善言。……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卿「年十五始來遊學於齊」，大概是做學生，此後「最為老師」、「三為祭酒」，成了大師級的學者。就是這樣，不同的學說及其流派匯聚到稷下學宮，自然會形成碰撞、交流、爭辯、融合。有資料經過分析歸納，確認他們在諸如「義、利」，「天、人」，「王、霸」，「性善、性惡」，「形、名」等等許多重大問題上都發生過辯論和溝通。從諸子留下的著作中看，儒家的孟子曾經「辟楊墨」，對道、墨兩家進行倫理批評；墨家的墨子曾在《非儒》等篇中論列儒家所謂「親親有術」的荒謬；道家的莊子曾在《天下篇》等篇章中曆數各個學派的得失；荀子更是在《非十二子》等篇中指斥了道、墨、法、兵等等諸家乃至「俗儒」、「賤儒」們的種種不足。可以說，正是這樣的交流、辯論，促進了各種文化的融合，也推動了齊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三是施教授徒，傳播文化。
上文已經提到，齊宣王時稷下學宮的學士已達「數百千人」，足見辦學規模之大。《孟子荀卿列傳》中還說：「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雖然說的是給於著名學者的待遇豐厚，但同時顯然也可以說明學宮的建築是頗具規格，非常豪華氣派的。從有關記載看，由於稷下學宮包容百家，它所實行的教學辦法可能很像後來的「導師」制，就是教師可以選擇學生，學生也可以選擇教師，而且允許流動。據《孟子·滕文公下》記載，孟子在齊國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戰國策·齊策》記載，田駢「徒百人」，這些記載所說的可能就是教師親授的本學派弟子。至於《齊策》中說淳于髡去世時「諸弟子三千人為衰絰」，則可能因為淳于髡是稷下學宮的最前輩教師，故前來送葬的也不止本學派弟子了。
《齊策三》還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陰，則隙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淳于髡在一日之內向齊宣王推薦了七個士人，這七個人有可能就是他的弟子。如果真的是這樣，則說明稷下學宮在教書授徒、培養人才的過程中，可以隨時把優秀人才推薦出去。這樣的教育制度應該說是非常靈活、非常適應社會需要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機制，稷下學宮也就孕育了理論學術的宏闊博大，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面。稷下學派主要包括：黃老、儒、墨、法、名、兵、陰陽、縱橫等家，下面分別予以簡單介紹。
稷下學宮中的元老淳于髡，究竟可以歸於哪一學派，學界尚無一致意見。司馬遷在《史記》里不止一處寫到他，足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孟子荀卿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這裡強調的是善言辭，或可稱之為「言辯」家。《滑稽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這裡又說到了他的政治外交才能，歸為「縱橫家」似也可以。接下去司馬遷記述了淳于髡勸諫齊威王的事：「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可見淳于髡具備不錯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能，不愧為齊國的大功臣。如果正是因為如此，齊王讓他掌管稷下學宮，或者就作為學宮的學術領導者，這對於學宮包容百家格局的形成肯定大有好處。 黃老學派是從道家發展分化出來的，是發祥於齊國，且在稷下學宮中最具影響力的學派。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田齊家族崇尚黃帝，極力宣揚黃帝是他們的遠祖。例如，齊威王即位之後就曾鑄造過一件銅敦，上面的銘文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所以，這一學派就有用老子之「道」說黃帝之「法」的特點，用他們自己的說法就叫做「因道全法」。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接子等。其中，以慎到的論說為最具代表性，這些論說都可見於《慎子》一書。其《因循》篇云：「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得而用矣。此之謂因。」慎到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自為」，為君者必須「因循」此「道」，才能治理好天下，這可以看作他的最基本的觀點。由此，他還提出了「無為而治」的主張。《民雜》篇云：「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慎到也主張「法治」，但他的「法治」也帶有非常濃重的「無為」色彩。如《德立》篇：「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知，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法家也是稷下的重要學派，這一學派主要是繼承管仲的法家思想而來，而這些思想則主要見諸《管子》一書之中。《管子》書中雖對管仲有所記載，但學界多認為是稷下學者們的集體創作，其中絕大部分篇章出自稷下。其《七法》篇云：「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治民一眾，不知法不可。」但《管子》之法不同於三晉，它不那麼強調法的至上性，而是主張法禮並舉、合乎治道。《樞言》篇謂：「人固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牧民》篇則說得更根本：「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故刑法不足以威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重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既然是「法出於禮」，那麼「法」就要合於「禮」，所以《管子》中還主張賞罰必信。《權修》篇說：「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
戰國時期，名辯思潮盛行，其策源地就是稷下，並從而形成名家（亦稱形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尹文、兒說、田巴。今傳《尹文子》一篇，乃尹文所撰，可視為名家的代表作。篇中從不同角度探討「形」與「名」的關係，提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於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尹文子》之所以這樣進行議論，並不純然是為了追求一種形而上的東西，仍然是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與無心無欲者，治之有道也。」「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庄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為了說明問題，書中還使用了一些寓言故事，如：「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
在稷下學宮中，陰陽五行學派的創立者是齊人鄒衍。《鹽鐵論·論儒》云：「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終始之論，卒以顯名。」鄒衍的學說主要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大九州說，一是五德終始說。前者認為：中國是由九個小州組成的一個大州，名曰赤縣神州。而像赤縣神州這樣的大州，世界上共有九個，皆被海洋所環繞，故統稱大九州。大九州說當然是在條件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對世界的一種猜測，但對處在封閉之中的人們認識世界亦不無啟示意義。五德終始說是用陰陽五行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一種學說，尤其是其對於社會變化的解釋歷來受到關注。鄒衍的著作已失傳，《呂氏春秋·應同》對此說有所記載：「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今天看來，這樣的說法多屬臆測附會，但作為文化現象也不可不有所了解。
稷下學宮中的大師級學者，當推儒家荀卿。荀卿「生於趙，游於齊，嘗一入秦，而仕於楚，卒葬於楚。」從「年十五始來遊學於齊」直到「最為老師」、「三為祭酒」，他的生命中的相當長的一部分時間都是在稷下學宮中度過的。在這裡，荀卿完成了他的文化思想巨著《荀子》。我們之所以說荀卿是「大師級」，就在於《荀子》一書比較全面深入地批判、總結了前此諸家的學說，並有所提升、發展，在我國古代文化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荀子》在文化史上的卓越貢獻主要表現為下述兩點。第一，其《天論》篇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從而揭示出天道的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人只能去適應它、利用它，而不能主宰它，更不能違背它。可以認為，這是荀子發展了儒家重視人為的人文觀，批判地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義天道觀而形成的一種自然觀，達到了先秦自然觀的最高成就。第二，其《性惡》篇提出了「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觀點，進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禮法結合的政治理論。《性惡》中說：「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在荀子看來，禮與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如《勸學》篇：「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王霸》篇：「百王之所同者，禮法之大經也」；《富國》篇：「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用之」。所以，《君道》篇認為：「隆禮至法，則國有常。」《致仕》篇也認為：「道與法也，國家之本也。」總之，如《成相》篇所言：「治之經，禮與刑。」此外，荀子還批判地總結了形名家的理論，在《正名》篇中提出了「制名以指實」的著名觀點。
兵家在稷下學宮中也應佔有一席之地。上文已經提到，《管子》一書主要就是由稷下學者們編輯補充而成，其中如《七法》、《兵法》、《地圖》等有關兵事的篇章，自然是出自他們之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還說，「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說明《司馬法》一書中也有稷下兵家的勞動在內。大概是因為兵家要依靠戰事出名吧，所以學宮裡的兵家則名聲未振，究竟是哪些具體人物已經無從查考了。
稷下學宮的歷史計有150餘年，最終隨著齊國的滅亡而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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