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中國刀劍和日本武士刀銘文比較

人類的整個歷史就是一部殺來掠去、爭來奪去，壓迫來反抗去的戰爭史。

中國作為有五千年殺戮史的古國，粗略估計幾千年來耗費的兵器應以億計，其中刀劍，怎麼算也曾經有三五千萬把問世。但是經過歷次戰爭損毀、歷代王朝更迭時的收繳改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鍊鋼鐵之後，能逃脫並保存下來的古代刀劍寥寥無幾。近幾十年由於戰亂平息、社會平穩，從古戰場出土出水、古墓出土、邊僻場所遺留的古刀劍絡繹不絕地面世，並進入公私收藏研究領域。

但是，當我們試圖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刀劍的時候，卻又常常感到無力。究其原因，大致是因為王朝更迭時，典籍大量被毀，現存的文獻書籍里對明清古刀劍有一定記載，但是再往前的朝代基本是空白。其次，除非是由國家科學考古發掘、並出自有名墓葬的刀劍，如果是民間遺存、或者是古戰場所來，刀劍的準確斷代就極困難。再者，還因為中國刀劍本身幾乎沒有銘文。

一說銘文刀劍，大家一定會聯想到越王勾踐劍，吳越劍是春秋時期的青銅劍的翹楚，傳說中的名劍：幹將、莫邪、湛盧、巨闕大都出自吳越，吳越國的王室用劍大量帶有銘文，目前出土的吳越銘文劍大約有二三十把，大都出自楚國墓葬，那是因為吳越都被楚滅國，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銘文，我們多半會認為這些出自楚墓的青銅劍自然都是楚國劍，這說明銘文有多麼重要。

（上圖為湖北博物館內的「越王勾踐，自作用劍」）

目前能見到最完備的對古代刀劍銘文的記載來自南北朝時期編纂的《古今刀劍錄》。書中記錄了上自夏啟下至魏晉南北朝的銘文刀劍，這些有名刀劍的銘文多是兩字吉語，可惜的是，千載之後，竟然沒有一枝能保存下來作為印證。

按照《周禮》、《呂氏春秋》和其他一些文獻的記載，其實，自周代開始，我國是有法律來規範工匠在他生產的器物上留下銘文以資查證的：《呂氏春秋·十月紀》「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盪上心，必功緻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在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的建築構件、漆器、武器上我們是能看到「物勒工名」的痕迹的。

（上圖為秦代青銅戈，銘文為「三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詟(zhé)，丞義，工窵(diào)」， 銘文里的窵就是工匠名。)

從中國古代兵器實物里，我們知道實際上中國刀劍曾有過「物勒主名」的習慣，也就是銘刻使用刀劍的帝王將相名字的習慣；雖有「物勒工名」的法律，但卻從未嚴格執行，現存的99.9%的中國古刀劍上是沒有任何銘文的。

但是，反觀我們的鄰國日本，刀劍銘文卻有著非常完備、非常嚴格的體系。日本刀的銘文大致發端於十一世紀中葉，早期刀劍僅簡單地打上兩字刀匠名，後來刀劍銘文規範為在一面刀莖上鏨刻年月日，另一面鏨刻地點和刀匠名。(少量供奉神社的刀劍不打銘文，另外質量低的批量生產物也大多沒有銘文。)

（上圖為典型日本刀劍銘文）

從宋代以來，浮海而來的日本刀就倍受中國大陸的推崇，連歐陽修都曾作《日本刀歌》來讚美它，「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

日本早期的刀劍鍛造主要是在近畿附近五個封國內形成的五大流派，即山城、大和、備前、相州和美濃派，經過一千年來的發展，又衍分出非常多的小流派代代相傳，很多流派的歷代掌門都被天皇授予名譽國守或大掾的官職，他們驕傲地將他們的頭銜也鏨刻在銘文里。按照1971年飯村嘉章出版的《刀劍要覽》一書上的統計，歷代有名刀工有1345人，被封為國守、大掾頭銜的刀工有266人，而這些刀工都是有帶銘文的刀劍實物來印證的。對於一些高超的日本刀劍研究者來說，憑藉刀身姿態、鍛造紋理和淬火紋理來判斷是哪位刀匠的作品並非難事。

（上圖為唐天寶年間，日本天皇去世後，皇太后將先皇的物品獻給東大寺時的物品清單，內中有日本最早的刀劍記錄，令人吃驚的是除標註為「除物」外的上百把唐代刀劍都還原封不動的保存在這裡。）

中日兩國的刀劍銘文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為什麼日本歷代天皇、將軍和大名不剝奪工匠的署名權，不像中國帝王一樣堂而皇之地打上自己的名號？《古今刀劍錄》通篇曆數那麼多名劍，但是提到的刀匠卻只有蜀國的蒲元和書作者陶宏景兩人？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能留名的刀匠寥寥無幾？即便出現個把人，也大都因為才能被帝王妒忌而沒有好下場？

日本刀的銘文系統所反映的是一個負責任的生產質量體系。這一體系並非日本自創，自公元60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在其後的三百年間，日本共四次派出遣隋使，十二次派出遣唐使，每次的使團成員少則一兩百人，多則六七百人，大批留學生、留學僧長期滯留中國，他們除從語言、文化藝術、科技、生產技術等處著力學習外，最重要的，是學習中國的典章律令，用以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

（本文的立意是客觀歷史比較和分析，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對母源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能被忘記，也不能被原諒。中國必須清楚自己的弱點並學習改善，只有真正強大的中國才能不再被任意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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