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巨大貢獻
種派別。但誰都說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進行「革命」。這場影響了億萬人的「大革命」，其複雜性超越了黨的任何歷史時期。
（一）「文化大革命」興起的特殊性
「文化大革命」運動導火線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同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秘密籌劃，背著黨中央領導集體進行的。通過《五?一六通知》的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沒有參加，而在幕後指揮，由康生向他請示報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也沒有參加。會議主要由林彪、康生、陳伯達、張春橋講話，出席會議的張春橋、江青、關鋒、戚本禹等還不是中央委員。林彪在會上把他和康生、陳伯達、江青等製造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同志的冤案，聯結在一起，誣陷他們是「反黨集團」，要搞反革命政變。並大談歷史上的「政變」事件，以迎合毛澤東「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錯誤論調。當時毛澤東對此是肯定的，並批准將林彪的講話印發到全黨。根據《五?一六通告》還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組，直接向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事務的書記處已被置於一邊。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更是倉促舉行。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僅過半數。非中央委員的「文革」小組成員以及在北大貼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也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發言。毛澤東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來指揮、左右會議的議程，政治氣氛緊張、個人專斷之風興起。全會的最後一天，８月１２日，毛澤東突然提議，增加一項改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議程，並提出候選人名單。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是全部通過，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人擴大為１１人。林彪排在毛澤東之後，成為接班人。劉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陳伯達、康生為常委。原來的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只為常委，副主席根本不提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打倒「彭羅陸楊」，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得到了確認。緊接著主持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一線領導劉少奇、鄧小平便靠邊站。這場運動對周恩來來說也是突然的。由於１９６５年底到１９６６年中，「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這一段時間，他一直忙於召開棉花會議、交通運輸會議和植樹造林會議，以及與有關方面研究長江水利工程建設問題；再加上他處理邢台地震善後工作後，又率黨政代表團出訪並參加一些外事活動，因此他甚至都沒有全部參加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政治局會議，而６月份後半月都在國外訪問。①這在客觀上使他較少接觸運動前夕的政治鬥爭。隨著劉少奇、鄧小平被迫靠邊，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便被毛澤東推上「文化大革命」的前台，並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
（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性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就深入地思考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便是這種思考的結果。「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後，毛澤東一方面鼓勵和動員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起來革命，進行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要在「天下大亂」中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另一方面對於全國出現的嚴重混亂狀況，毛澤東又設法加以約束，也認為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保護了一些幹部，要求奪權後實行「大聯合」、「三結合」；工礦企業、農村生產隊要「抓革命，促生產」，業餘鬧革命；人民解放軍要執行「三支兩軍」任務。但是毛澤東這種在總體上堅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問題上糾正某些過火行為的做法，使扭轉動亂的局面十分困難。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燒愈旺，只是在嚴重的動亂局面危及國家政權時，毛澤東才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和批准周恩來提出的制止局勢惡化的措施。當然也就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後期的糾「左」和治理整頓徹底進行下去，更不要說在他生前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所作所為，既有支持、縱容，又有警惕、批評。毛澤東批准成立的實際上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就成了發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工具，對文革小組他是不允許別人批評的。毛澤東曾對李富春說，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９０％以上是對的，只有1～２％有錯誤，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同時，毛澤東把林彪選定為接班人，並以林彪掌握的軍隊為實力，統領全局。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攫取了黨和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權力。但是，當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陰謀不斷暴露、野心極力膨脹時，毛澤東則嚴厲批評，並採取措施予以防範。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挫敗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陰謀活動後，又對林彪集團採取「搬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的辦法，瓦解林彪控制的軍事力量。同時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揭露「天才論」的騙局。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後，他支持周恩來採取緊急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對江青集團，指出了「四人幫」問題，並在政治局會議上予以批評，又挫敗江青企圖「組閣」的陰謀。這一切也為粉碎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林彪、江青兩個集團興風作浪的破壞性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成了野心家們興風作浪的天賜良機。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大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的錯誤，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部分領導權，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他們打著「最革命」的旗號，煽動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把「左」傾錯誤推向極端。他們指使和放縱一批投機分子、冒險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煽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形成全國範圍的大內亂，使黨和國家的工作，社會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壞，國民經濟發展陷入了困境之中。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勾結利用，又勾心鬥角，在極左的偽裝下，攪渾政治形勢，破壞安定團結。同時，為了各自的利益，「九大」以後，兩個集團的矛盾越來越多，對權力的追逐由暗鬥轉為明爭，並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爆發出來。林彪集團最後走上武裝政變，妄圖以殺害黨的領袖毛澤東來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在毛澤東、周恩來明察秋毫、嚴加防範下以失敗而告終。此後，江青集團加緊對最高權力的追求，進行所謂繼續革命。因此，周恩來主持的批林和糾「左」，被他們視為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而損害他們名聲的活動。他們利用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全局的肯定，以及否定批林為批「左」，而應批極右的態度，進一步把運動的矛頭指向周恩來。這樣又挑起事端，使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權欲熏心的江青集團同林彪一夥一樣，早就在打四屆人大的主意，妄圖抓住「組閣」大權，終因毛澤東反對和周恩來、鄧小平等的鬥爭而敗下陣來。
（四）群眾運動展開與社會力量參與的廣泛性
「文化大革命」運動長達１０年之久，有各種各樣的運動穿插其中，如：紅衛兵運動、批「二月逆流」、鬥批改運動、批陳整風、批林批孔、反右傾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這些運動都在毛澤東的號召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幟下展開著，影響到全國各方面，使社會長期動蕩不安。
「文化大革命」興起後，全國的大動蕩局面隨之出現，而且波及到各個角落，涉及到幹家萬戶。成為運動先鋒的青年學生組織了紅衛兵。毛澤東以其巨大的威望和號召力吸引了他們充滿激情地參加這場運動，並把它推向深入。串聯、造反、鬧革命直至奪權，各種關係複雜化，整個民族不再冷靜。在祖國的大地上出現各種各樣的「叛徒、特務、反革命、走資派」，廣泛的社會力量被發動起來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從文化教育界開始，從「橫掃牛鬼蛇神」逐步沖向黨政機關，沖向社會。廣大群眾接受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的觀點，把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不滿釋放在運動中。當然，群眾的這種參與熱情，既有真誠的，也有投機的；既有自覺的，也有盲從的。隨著時間的發展，許多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對它產生的暴力和混亂感到失望，並不斷覺醒。這場沒有堅實基礎的運動終究是要失敗。
二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面對著錯綜複雜的局面，特別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破壞，「在荊棘中潛行，在泥濘中苦鬥」，頂天立地，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他憑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以其超人的精力、膽識和才華，做出了令世人讚歎的無與倫比的貢獻。
（一）儘力維持黨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文化大革命」興起後，毛澤東一開口，各地紅衛兵蜂擁進京串聯，接受偉大領袖的接見，多達1100多萬人次。加上以後的北上、南下、東征、西進，千百萬紅衛兵給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運輸部門的壓力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周恩來發揮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組織能力，組織各機關、學校妥善接待，並不失時機地、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引導他們走上正軌。由於周恩來等人不斷努力，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後，紅衛兵串聯才停止下來。
周恩來很注意不讓造反派衝擊黨、政機關和軍隊。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央調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為名要衝入檔案室，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李質忠前去制止。江青唆使紅衛兵衝進陳雲家中，以「破四舊」為名，要搜查檔案，周恩來立即派童小鵬去阻止。接著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由中央、國務院發出保護黨和國家機密檔案的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頭頭時，周恩來當面下令逮捕拒不執行指示，操縱造反派叫黨組「靠邊站」，搶奪財政部業務大權的副部長杜向光，並宣布「凡是沒有經過中央承認的奪權都不算數」。②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周恩來把王力８月７日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權的講話和外交部被奪權、英代辦處被燒的材料通過楊成武向毛澤東彙報，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後又逮捕奪外交部權的姚登山，文革小組的另一成員戚本禹於１９６８年１月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初，周恩來支持軍隊葉劍英等領導人「長城不能毀」的觀點，制定穩定軍隊的措施。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經葉劍英等老帥力爭，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以後還頒發了「軍委八條」和《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周恩來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穩定軍隊的重要，並批評衝擊軍隊的行為。
１９６７年後，經過周恩來的大量工作，在毛澤東的批准下，中央連續發布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國家物資設備，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命令，採取保護外國使領館和外國僑民的措施，並決定對一些最亂的省、市和黨政部門實行軍事管制。這一切無不傾注了周恩來的心血，終使嚴重混亂狀態在１９６８年初得到遏制。但由於毛澤東堅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破壞，運動根本不可能像毛澤東所設想的那樣二、三年內結束，而是拖了１０年。正因為周恩來的存在和任勞任怨、忍辱負重的工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這場歷史性災難的打擊，並維持了黨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二）極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根據「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設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全力保護生產少受干擾和損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保障，並使生產稍有發展。他曾對在國務院協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鬧什麼革命？」③可是愈演愈烈的運動不斷衝擊著經濟建設，因此，周恩來、陶鑄等多次強調革命與生產要兩手抓，並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生產的重要性。鼓吹「革命」的文革小組，１９６６年底開始非難和攻擊周恩來的觀點，認為是以生產壓革命，並請出了林彪，他們把「革命」看成至高無上，其它損失都是最小的。在當時政治環境下，周恩來無法抵制這場「大革命」的興起，但他始終對人民和國家負責，並不退縮迴避，而是儘可能使生產建設遭到較少的破壞，減少經濟損失。在工業、交通和農業等經濟部門，實施了各種措施，保持穩定。對於混亂的鐵路、交通部門和工礦企業則實行軍管。國內形勢稍趨穩定時，周恩來便著手恢復國民經濟工作，制定了１９６９年國民經濟計劃，恢復各主要工業部門和其它綜合經濟部門的工作，加強了從宏觀上對國民經濟的調控。
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還在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保護老幹部，並最終使黨內健康力量成為主流，戰勝了兩個反革命集團，使黨和國家堅持走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各級領導幹部，他反覆告誡揪斗老幹部的「造反派」：「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為了篡黨奪權，首要的便是儘可能多地打倒各級領導幹部。因此，這一鬥爭也是極為尖銳複雜的。運動之初，周恩來竭盡全力保護被打倒的領導幹部免受傷害，如彭真、鄧小平、楊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澤東批給他要保護章士釗的信，確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名單，其中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國家副部長以上高級領導人。周恩來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使許多人渡過難關。１９６７年「二月抗爭」後，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受到批判、衝擊，周恩來儘可能淡化處理，要求他們多做自我批評，並把握機會讓他們在公眾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來保護一大批老幹部，減少了政治上的損失，老幹部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後期與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抗衡，並最終戰勝他們的中堅力量。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各種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首先著重解決「三個突破」問題，即１９７１年全國職工人數突破５０００萬人，工資總額突破３０００億元，糧食銷售突破８００億斤。根據周恩來的一系列指示，抓經濟整頓工作，調整比例關係，嚴格控制基建規模，緊縮通貨，控制貨幣投放等工作都取得明顯成效。１９７３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財政收支平衡。這一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形勢最好的一年，也為以後的治理整頓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周恩來在經濟調整中，還以戰略家的眼光，打開對外合作的大門。１９７２年根據周恩來、李先念的指示擬定的用４３億美元在三五年內引進一批國外先進的化肥、化纖技術設備的方案，在排除了「四人幫」的干擾，經毛澤東、周恩來審批後於１９７３年初執行。這是新中國的第二批大規模的引進，提高了我國工業的技術含量，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後勁，推進了工業的現代化。
（三）努力清除「左」的影響，籌劃光明的未來
周恩來在１９６７年就反對過極左思潮；１９６８年又提出，「極左思潮一定要批判」；１９７０年６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極左，仍是當前主要任務」；１９７１年上半年更是反覆強調批判極左的重要性。④並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極端做法，努力減少「左」的錯誤造成的損失。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又一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代表黨內健康力量，高舉批判極左的大旗，與「四人幫」進行不懈的鬥爭，並使其「文化大革命」以來致力於發展生產、保護幹部的一貫努力，逐步轉變為黨的具體政策，在實際工作中生效。這一努力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花大力氣平反部分冤假錯案，解放一批領導幹部；二是整頓企業，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局面；三是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四是迅速打開對外工作局面，改善對外關係。
周恩來糾「左」努力中最具深遠意義的是通過落實黨的幹部政策，設法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幹部重新出來為黨和國家工作。這一事實本身也是對「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有力否定。周恩來妥善處理「九?一三」事件後，即向毛澤東力薦葉劍英負責軍委日常工作。這就為軍隊掌握在黨內健康力量手中走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軍隊的禍害。對於解放老幹部，周恩來曾作過這樣的解釋：「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榜樣』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容易了。」⑤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屢遭批判的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面，或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幹部先後復出、復職。特別是促成鄧小平的復出，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黨內存在一個「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說法，事實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關決議及其「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獲得解放，恢復工作，並削弱幫派勢力，使黨內健康力量不斷發展，為以後粉碎「四人幫」積蓄了中堅力量。
周恩來在其糾「左」努力受挫，並一度受到批判、攻擊的情況下，並沒有因為時日不多而退縮。他帶著病弱之軀，在醫院裡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籌劃著黨和國家的未來。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重申中國現代化的宏偉計劃，籌備並主持四屆人大。在取得毛澤東的支持下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確定了以他和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班子。這也為以後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組織基礎。二是支持鄧小平的「全面整頓」，貫徹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計劃。他毫無保留地、全力支持鄧小平。
三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為黨和國家的貢獻舉世公認。他之所以能做出別人做不出的貢獻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深厚的群眾基礎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指出：「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從大的方面來說，有「文化大革命」初《二月提綱》的擬定、派工作組問題、工交座談會，以及１９６７年的「二月抗爭」、１９７２年的批極「左」、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頓，直至最後的「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是因為這種鬥爭，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仍然取得一定的進展；黨儘管道到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破壞，但最終戰勝了他們。周恩來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揮了中流砥柱、力挽狂瀾的作用，成為以老一輩革命家為中心的黨內健康力量的傑出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黨和人民的鬥爭不得不表現為各種迂迴曲折的形式，「時而公開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⑥這也就決定了周恩來的鬥爭方式不可能是直接地、公開地、大刀闊斧地反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在許多方面還要藉助毛澤東）的力量，才能取得治亂、糾「左」的效果。「文化大革命」 中黨和人民的鬥爭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反映了黨和人民在實踐中逐步提高認識的過程。最初大多數人擁護，很多人是在不理解的情況下被動捲入，而青年們大多是盲目的狂熱。隨著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特別是林彪事件發生後，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政治覺悟和識別能力。人們與「左」傾錯誤的鬥爭也越來越激烈。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左」傾錯誤的鬥爭也基本上是這樣發展過來的。從最初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但儘力不讓運動干擾黨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把運動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而力挽狂瀾；到自覺地清除「左」的影響，保存黨內健康力量，阻止國民經濟的崩潰而殫精竭慮；以至最後以重病之軀，直接與「四人幫」鬥爭，積極籌劃黨和國家的未來而鞠躬盡瘁。
（二）直接原因――高超的鬥爭藝術
周恩來經過長期革命實踐，有著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和藝術，而且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與毛澤東形成了別人不可比擬的關係，這就決定了他能夠在「文化大革命」中運用嫻熟的鬥爭藝術，頂天立地，在那麼困難複雜的環境中如履薄冰地運用毛澤東的威望以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盡其所能地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
周恩來講究鬥爭策略，從鬥爭的實際效果出發，以清醒和理智的態度，牢牢掌握鬥爭的分寸和火候，儘可能避免在黨和國家已經遭受嚴重危難的時刻出現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表現了他的堅定的鬥爭精神與靈活的策略運用高度結合的才能，以及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周恩來在當時極端複雜的歷史條件下不能不考慮鬥爭策略和方法，採取了迂迴、漸進、韌性的鬥爭；堅持在重大原則上決不退讓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協和讓步；在自己的正確主張被否定以後，採取迂迴曲折的方式繼續自己的努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爭，在忍辱負重的迴旋中，等待歷史的轉機。周恩來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一切從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遏制動亂，穩定局勢，減少危害。事實上，他所採取的策略和方式，基本上達到了這一目的，這隻有令我們為之讚歎，為「文化大革命」有周恩來的存在而慶幸。同時也理解他的某些違心之舉。周恩來曾經說過：「當著群眾被蒙蔽的時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們慢慢黨悟起來以後，就會擁護正確意見。所以正確意見的掌握是要經過許多等待，迂迴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當然，這個等待的過程是痛苦的。」7可以說這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實心情和鬥爭韜略的寫照。
（三）內在原因――高尚的個人品德
周恩來是個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又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用現代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的身上體現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完美結合。他的高尚個人品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產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周恩來，具有溫和、謙遜、平靜、忍讓的個性，但他溫柔而不失原則意志。他的思想感情無不反映先進階級的願望、體現人民的呼聲、把握時代的脈搏。他對黨、國家和人民的無限忠誠，以及極端負責的態度支配了他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沒有拂袖而去或直接抗爭，而是把自己的進退與國家的安危、黨和人民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責任聯繫起來，選擇了一條痛苦而艱難的道路，儘管他受到各種明裡暗裡的攻擊、誣陷、圍攻，舉步維艱，卻仍像一條忍辱負重的老黃牛為中國人民奉獻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真正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輩子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拉車，一息尚存，就得奮鬥。」⑧他在「文化大革命」興起時，曾對造反派發人深省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你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刷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干幾十年還怕這個？」⑨他就是這樣，面對黨和國家的事業遭到挫折，個人名譽有可能受損的情況下，以「入地獄、下苦海」犧牲自己的精神，頂住惡浪，勇往直前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的高尚品德是成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為黨和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的內在原因。沒有這種品德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做出這種貢獻。這也說明了周恩來的作用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同時，也使他各方面的才智得到了發揮，並登上其人生境界的最高峰。
（四）外在原因――崇高的領導地位
周恩來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憑著自己的才幹和貢獻，在黨和人民中享有誰也無法撼動的崇高威望。這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帶領廣大幹部、群眾減少損失的外在原因。
周恩來的權力和地位是在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而奮鬥中自然形成的，並反過來用在黨和人民的事業中。他從來都把自己視為人民的公僕，認真實踐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正因為他把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看成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落實，因此也就贏得了幹部和群眾的信任和愛戴，願意追隨左右，接受他的領導，執行他的決定。他從１９２７年５月起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１９４９年又擔任了新中國政府總理，直到１９７６年逝世。在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經歷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風風雨雨，領導了黨、政府、軍隊、統戰、經濟、文教科技、外交等各個方面的工作，有著十分豐富的經歷和崇高的威望。他又善於總結實踐經驗，加上他那無私奉獻的精神、淵博的學識、聰慧過人的才智、謙遜求實的品格，使他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大無畏的氣魄、傑出的才能、高超練達的領導水平妥善解決複雜的難題，為人民和國家建立不朽的功勛。
「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最高的毛澤東，雖然也有一些正確的決策，在一定範圍內糾正錯誤，在一些重大鬥爭中發揮積極作用。但他的主導作用是錯誤的，造成十年動亂的主要責任當然是他。地位與周恩來相當的，如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人，被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這就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了。相反，周恩來不僅沒有被打倒、靠邊站，而是一直處在最高領導層里。歷史地看，周恩來對毛澤東是心悅誠服，衷心擁護，竭力相助。因此毛澤東雖然對周恩來有這樣或那樣的看法，但從未失去對周恩來的信任，並在關鍵時刻出面保護他。周恩來的無私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毛澤東清楚治理國家的混亂局面需要周恩來，對中央方針政策的貫徹需要周恩來。幾十年來，周恩來都是毛澤東的最得力助手，毛澤東也離不開周恩來。這樣，周恩來才有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作用，對黨和國家作出這樣巨大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十年，他所遇到的艱難困苦，超過了過去任何時期。他既要竭力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又要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也要以堅強的革命毅力忍受惡性癌症的痛苦，最後為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周恩來的最後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十年！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福建漳州市委黨校、福建漳州市委黨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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