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華健：「絲綢之路研究」與清帝國邊疆

關於絲綢之路的兩種流行概念在中國近年來對於「一帶一路」規劃的宣傳中，常常提到兩條關於歷史上「絲綢之路」的普遍看法。首先，絲綢之路是一條商業之路，它的興盛依賴於穿梭來往在歐亞大陸的商人。其次，絲綢之路在近代早期已經衰敗了。也正因如此，當代中國將「一帶一路」定義為「重新恢復」絲綢之路曾經的輝煌。在我們的想像中，「絲綢之路」主要是一種商業聯繫：荒漠沙丘中走過的駝隊，忙著討價還價的商人小販，或者堆滿了異域商品的巴扎。提到絲綢之路，我們往往不會把它與士兵或者國家戰略聯繫起來，而是會想到廣闊的歐亞大陸上往來的民間商團。即使在歐美國家教科書的「世界史」敘述中，「絲綢之路」這個名詞也是用來說明歷史上全球各地的文化接觸和交流，從而含蓄地與帝國的戰爭和征服做對比。實際上，這個絲綢之路的內涵界定是一種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的烏托邦想像。其實，以上這些想像與歷史現實相差甚遠。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這條曾經繁榮一時的絲綢之路最終還是消亡了。有些人說蒙古帝國的終結同時終結了絲綢之路。更多人認為16世紀興起的海上貿易取代了絲綢之路，從而成為了直接聯繫歐洲和亞洲的新渠道。我認為，這一說法背後的邏輯是海運比陸路運輸的費用更加低廉，因此依靠數以千計的駱駝運輸穿越歐亞的所有商品都轉由海上船舶運輸了。因此，一旦切斷了商品流通這個主動脈，中亞也就衰敗了，曾經一度繁華的絲綢之路城市就像離莖的花朵一樣，不可避免地凋謝了（筆者在新近出版的《絲綢之路》中討論了這些神話。James Millward, 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2013。 中文版：米華健，《絲綢之路》，馬睿翻譯2017年）。

《絲綢之路》，譯林出版社，2017年清帝國才是「絲綢之路」的高峰時期但是，只要了解絲綢之路到底是什麼，明白它本身所代表的真正含義，那麼，我們就不會以為絲綢之路最終消亡了。絲綢之路並不是一條連接中國和歐洲的直線通道。更精確地來說，它是一個連接了地方性和區域性樞紐的貿易網路，而不是連接相距較遠城市之間的一條單線。更重要的是，絲綢之路不是連接東西方之間幾條簡單的橫線，它同時還包含了荒漠和草原地帶的游牧民族和農耕社會的人口中心地帶。實際上，中央歐亞游牧政權在歐亞歷史上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是不平衡的，因此他們對商貿的保護以及他們對某種商品的偏愛，確實會極大地影響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內容和形式。我們將這些都置於「絲綢之路」這個內涵之下來理解。舉個例子來說，提到絲綢之路和中國佛教的發展，我們也許首先會想到來自於唐朝都城長安的高僧玄奘。然而實際上，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都與來自庫車的鳩摩羅什（Kumārajīva）、以及拓跋魏、藏族、蒙古族等中亞和內亞人的推進密不可分。此外，元朝的蒙古人將伊朗的金屬——鈷帶入了中國，後來的青花瓷也由此產生。即使當時的內地士大夫有時對此嗤之以鼻，但蒙古人對青花瓷的喜愛漸漸使它聞名全球。想要理解為什麼絲綢之路不是中國和西方之間一條簡簡單單的「路」，而是一個很大程度上由中央歐亞的游牧政權所經營的多方位的商業網路，我們可以看一下和「絲綢之路」最相關的物品——絲綢。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現在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出產的絲綢曾通過駱駝商隊被直接運送到了地中海。但現有的中國史料卻暗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中國出產的絲綢屢屢被歷朝歷代用作外交禮品送與外邦，或者被用來交換游牧民族所馴養的良馬。魏義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他對於古索格代亞納人的研究中明確指出，漢代張騫通過外交和戰略努力成功地將絲綢帶到了費爾干納山谷地區，並且引起了當地商人們對於絲綢貿易的興趣（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2002;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 2005）。可以說，即使在漢朝外交努力之外也存在私人商業貿易，但是漢朝王庭的支持和參與卻是絲綢進入中亞地區的關鍵。更引人注目的是，韓森（Valerie Hansen）在她對於唐代期「絲綢之路」城市的研究中發現，並沒有足夠的歷史證據可以證明當時曾存在大範圍、遠距離的私人貿易活動（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 2012）。吐魯番（阿斯塔納）出土文書及其他地方發現的史料顯示出，唐代商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為地方性的，至多也是區域性的商業貿易，而且貿易量都比較小。大量絲綢的貿易是唐朝王庭的專利——用成千上萬匹的絲綢換取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的馬匹。宋代和明代的情況也同樣如此。慢慢地，後來茶葉也開始扮演著絲綢一樣的角色，被朝廷用來交換游牧民族的牲畜。最終，茶葉成為一種跨越歐亞的貿易商品，但是通常情況下還是由朝廷將茶葉運送到邊疆地區，或者與商人簽訂協約將茶葉販運過去。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2012並不只有中國朝廷積极參与絲綢之路貿易，波斯王朝、突厥汗國和拜占庭王朝的王庭都參與了中世紀的「絲綢之路」上的貿易。蒙古帝國任用商人作為政府官員。在明王朝與中亞和波斯地區之間所謂的「朝貢貿易」中，官方組織的商隊到達了明朝的都城。有學者認為「朝貢貿易」與較早時期的長距離貿易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其中王朝力量的參與也不是什麼新鮮的現象。如果說絲綢之路在16世紀就已經終結了的話，有關明代貿易使團和繁忙的茶馬司活動的翔實史料記載卻表明，當時絲綢之路沿線的貿易活動依然很興盛。事實上，絲綢之路從未消亡。最新的學術研究顯示它甚至從來都沒有衰敗。相反，絲綢之路在17-18世紀變得越加繁忙。變了的並不是絲綢之路的興盛程度，而是絲綢之路商業網路中最繁忙的區域經常暫時性地變動。司格特·李維（Scott Levi）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在莫卧兒帝國和俄國的商業貿易中，中亞和印度的商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列表統計發現，就在大家認為絲綢之路瀕於消失的時期，陸路貿易中用於交換印度紡織品、染色織物的馬匹數量驚人，這些紡織品大多流向俄國。這種經典的馬與絲綢的交換當然也是「絲綢之路」貿易，儘管絲綢之路的方向是南北向的（Scott C. Levi, "India,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Caravan Trad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2, no. 4 (1999); The India Diaspora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Trade,1500-1800 , 2007）。18世紀印度的「絲綢之路」貿易量遠遠超過了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通過孟加拉灣運出的貨物量。在埃里卡·莫娜漢（Erika Monahan）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她不僅終結了16世紀絲綢之路消亡的神話，而且同時展示出王朝在當時歐亞長距離貿易中的關鍵作用。她還指出，當時莫斯科的王庭積極推動西伯利亞的貿易活動，甚至對布哈拉商人家庭採取贈予土地和實施稅務減免等政策來幫助他們向北遷移定居，由此來加強俄國與中亞綠洲、哈薩克游牧部落和中國的貿易流通。皮毛與印度、中亞紡織品的交換，中國茶葉通過西伯利亞向外運輸的貿易，這與我們所謂的早期時代的「絲綢之路」有何區別？或許只是貿易量的區別罷了，而16世紀以來的貿易額要大得多。清朝的「絲綢之路」提到布哈拉商人，就已經涉及到清代了。清朝史料記錄了布哈拉商人在新疆的活動。這些中亞商人又被稱作「安集延人」（Andijanis）。在這個模糊的統稱下面，其中大部分商人是來自於布哈拉、費爾干納山谷或塔里木盆地城市的納克什班迪蘇菲派（Naqshbandi Sufis）。他們不僅與過去的索格代亞納商人來自於相同的地區，而且也扮演著一樣的角色。能夠說明清代「絲綢之路」快速擴展的一份統計資料來自於浩罕汗國。史料中提到「從1758到1853年，俄國和浩罕汗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額增長了10倍多，最顯著的是後十幾年間棉花進出口量的增長。」這份史料中提到的日期很重要：1758年是清朝控制了新疆南部的那一年，而1853年則是清政府停止從內地各行省向新疆駐防滿營運送協餉的時間。眾所周知，清政府統治新疆時期，人口快速增長，經濟和社會繁榮，貿易活動和耕地面積也大範圍地擴張。從結構上來說，這與之前將都城定在北方的王朝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與北方的游牧民族聯盟，並且成功地將政權的影響力向西擴展。具體來說，清朝的統治模式融合了滿蒙軍事統治精英與中原的行政系統，這與唐朝政權聯合東突厥汗國從而將勢力深入西域類似。同樣，清朝政府管理著大宗的絹馬貿易，用江南的絲綢換取哈薩克的牲畜和馬匹（筆者在《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一書中研究清朝與哈薩克的絲綢貿易時，曾參考過林永匡和王熹檔案資料豐富的幾篇論文。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 , 1998; 米華健著，賈建飛　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2017）。這不僅延續了唐朝和游牧汗國的貿易流通，也繼承了宋朝和明朝時期絹馬貿易和茶馬貿易的模式。從寬泛的角度來講，18世紀的絹馬貿易與8世紀絲綢之路貿易沒有什麼區別。與此同時，清代的漢族和回族商人用同樣的方式將大宗茶葉、大黃和絲綢販運到新疆，再準備銷往中亞地區。而往往是由中亞商人（布哈拉人、安集延人或者浩罕人）將這些貨物從喀什噶爾、莎車、和田以及新疆其他城市的市場帶到印度和俄國。這也可以看作是早期絲綢之路的一個後來版本。這條新興的貿易線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浩罕汗國的崛起，並將浩罕汗國一時間變成了絲綢之路上的經濟大國。這條16世紀以來的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古時期的絲綢之路唯一的區別就在於，後期有更多的數據和歷史記載可以證明這條絲綢之路的存在，而之前時期的歐亞絲綢之路貿易則沒有這麼幸運。走向全球化的絲綢之路簡而言之，一旦我們不再沉醉於古絲綢之路的浪漫幻想，而開始真正理解它的本質之後，我們便能清楚地意識到，絲綢之路自始至終從未消亡過。事實上，清代延續了之前時代歐亞之間的長距離商業貿易。在這前後兩個時段內，貿易的商品種類極為相似，都是農耕社會和游牧社會利用自己的相對優勢進行商品交換，同時朝廷的參與和支持也一直是貿易活動繁榮興盛的最大保障。但是，清代的絲綢之路貿易活動也有一些新穎的地方，當時清朝與沙皇俄國在中央歐亞地區崛起也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清朝王廷有能力輸出大量的白銀來維持其在新疆的軍事統治長達一個世紀之久，正是因為明清時期經濟前所未有的商業化和貨幣化。商品的貨幣化以及直到19世紀早期銀幣對銅幣維持的大概平衡，正是由於從日本和美洲輸入了大量的白銀支撐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這個現象一度被看作是近代早期全球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米華健著，賈建飛　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2017；Kim Kwangmin.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 2016）。

James Millward更重要的是，從16世紀開始直到清代，所謂的「絲綢之路模式」的奢侈品交易量都在不斷地增大，而且貿易的範圍也比以往更大，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甚至全球各地。我們也許可以將新世界的白銀視為奢侈品，而不是貨幣；與以往一樣，硬幣一直是絲綢之路的貿易品。除此之外，清朝對於新疆的控制也開啟了另外一條著名的貨物通道——將玉石從崑崙山脈直接運往中國內地。滿清貴族和內地富商開始關注邊疆各地出產的珍奇物品：蒙古口蘑，滿洲的珍珠和人蔘，北部邊疆森林的皮毛等。此外，俄羅斯商人還將毛皮從西伯利亞販運到中國。甚至有商人將北美的毛皮經由太平洋販運到中國(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 2017)。絲綢之路上其他傳統的異國商品，如茶葉和大黃變成了絲綢之路日常必需品，並且最終成為一些市場上的必需品，貿易量極大地增加。「絲綢之路模式」的貿易逐漸代表了奢侈品的動向和近代全球經濟貿易的動向。此時，絲綢之路上的日用品貿易已經超過奢侈品的貿易量。當時中央歐亞地區棉花種植業的發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較早期，棉花原料並不值錢，因此也沒有遠距離販運的價值。布哈拉和費爾干納山谷的棉花首先供應附近的市場，製作成紡織品，然後才被運銷到其他地方。進入近代以來，俄羅斯市場對棉花原料的需求急速增長。中亞各國的當權者，包括浩罕汗國的大漢，都鼓勵擴大灌溉農業和棉花種植，以便從中獲利。最終，這種對棉花原料的需求刺激了俄國沙皇對中亞各綠洲的征服，同時也在這些地區形成了棉花經濟的單一文化。烏茲別克至今仍然如此。在新疆，棉花與整個清帝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只是形式稍微有點不同。清廷政府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新疆地區灌溉農業的擴展，如將土地贈給伯克、鼓勵漢族和維吾爾族農民進行屯田等。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將棉布定為南疆稅收的形式。清政府用這些棉布交換哈薩克人的牛羊，然後供給駐紮新疆北部的旗兵。這還是絲織品換牲畜的貿易模式，是過去兩千「絲綢之路」上的典型貿易模式。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貿易模式越來越類似於種植園農業，開始僱用工人或者使用農奴（燕齊）來種植棉花或者依賴市場交易來完成稅額，逐漸放棄了糧食作物的種植。注意到棉花產業在塔里木盆地和費爾干納山谷的同時發展，我們更應該關注近代早期中亞農業的擴張和商業化問題。除了當權的朝廷對於農業擴張給予的支持之外，是否還有什麼其他的因素？中亞地區是否存在更集約化的貿易？中亞的市場是否融合到更大區域範圍的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之中？隨著科技的進步，中亞的農業是否沿著中亞河流的主河道擴展得越來越遠？從中國和印度引入的灌溉技術是否以某種新的形式刺激了近代早期中亞農業的發展？環境史研究中一個很有趣的類似認識值得我們關註：蒙德極小期（Maunder Minimum）引起了歐亞大陸的「17世紀危機」，同樣的也使得整個中亞氣候變冷。但隨著氣溫降低，中亞的降雨量卻增加了（圖一）。地下水的補給率加快，高山的積雪量增加。自高山而來的徑流為塔里木盆地和費爾干納谷地的河流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因此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可能性：較早時期氣候變化導致的可用水量的增加為18世紀新疆及其中亞其他地區的耕地擴展、穀物和棉花產量的提高以及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樣的好光景隨著19世紀初期的氣溫變暖和降雨量的減少而改變了（圖二）。

圖一：中亞降水（英寸）和溫度（攝氏度）波動

圖二：敦德冰川和古里雅冰川的氧同位素記錄曲線下降顯示了低溫度氣候變化的影響也許不是一個「絲綢之路」的話題，但是它確實影響了我對於清朝內亞邊疆地區和「絲綢之路研究」的觀點。用「絲綢之路」這個詞考慮清朝的內亞地區，迫使我們歷史學家將歷史現象放到一個更大的地域範圍來思考，即從地方到區域、跨區域，甚至是全球的角度來思考。不管我們談論的具體對象是直接聯繫的，還是間接聯繫的，或者僅僅是簡單的可對比性或者類似性，都不應該將「絲綢之路」局限於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或地理位置。從本質上來講，「絲綢之路」與我們今天講的「全球化」是一個概念，只不過是因為時間先後而出現的兩個不同的名詞罷了。在最後一個例子中，我將重申這一點，即關注棉花、貿易與清、俄兩個帝國形成的緊密聯繫。就像我剛才已經提到的，棉花幫助了清政府加強其新疆控制，也推動了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建立了俄屬突厥斯坦，既後來的烏茲別克。然而從更具體的層面上來講，美國內戰時期，北方對於南方棉花的封鎖造成了全球棉花原料的短缺，最終導致了俄國向南部擴張，侵佔中亞。另一方面，太平天國起義引起中國境內大規模的內戰，進而阻斷了內地協餉向新疆的運輸，新疆的剝削性稅收增加和腐敗現象增多，最終為穆斯林起義從甘肅擴展到新疆、阿古伯從中亞侵入新疆創造了條件。就像我們腦海中對於古代絲綢之路的想像一樣，此時白銀和棉花依然是由駝隊來運輸，因此大規模內戰嚴重地影響了白銀和棉花的流通。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絲綢之路與全球事件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由此導致俄羅斯對中亞突厥斯坦的殖民，以及清朝在新疆設立行省，加強行政控制和經濟整合。隨後，新的全球性思想意識，包括族裔，國家認同等隨之在絲綢之路上傳播。現代性（modernity）也騎乘著絲綢之路的駱駝來到內亞地區。（註：本文是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在復旦大學的一場學術報告。校譯者張莉系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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