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師學作文·文字的功能

語文是一種工具，凡工具都有它的功能，它的功能也都有一個限度。譬如寫字，要用紙筆，什麼時候用生紙，什麼時候用熟紙，什麼時候用硬毫，什麼時候用軟毫，書法家完全明白；譬如打仗，要用槍炮，什麼情形之下步槍射擊，什麼情形之下機槍射擊，什麼情形之下槍榴彈，什麼情形之下迫擊炮，指揮官成竹在胸。作家寫作要用文字，文字能為他做什麼?

文字的第一種功能是記錄。你大概聽說過「世上最好的記性是一支鉛筆」。在中國有一個說法是：發明文字是為了代替結繩記事。結繩記事的方法據說是，發生了事情就在繩上打結，大事打大結，小事打小結，這個辦法當然不行。南美的印第安人也用結繩記事，我在秘魯的博物館裡見過殘件，一把繩子像花蕊輻射開來，每根繩子上面都有幾個結，專家說，此物相當於中國的算盤，專記數字，大概人的記憶力對數字最沒有辦法，特別需要符號幫助。結繩計數的功能有限，你無法想像它怎樣記下十萬個電話號碼，當然，有十萬個電話號碼的社會必定會有文字，如果沒有文字又怎樣發明電話?文字的重要，記述功能的重要，於此可見。

在這裡，我們不談電話號碼簿，不談動物學大辭典，不談科學實驗報告，只就文學範圍以內探討「記錄」。散文的體裁包含記敘文，大家都說日記、傳記、遊記都屬記敘之列。誠然不錯，不過日記、傳記、遊記大都不是純粹的記錄，只是「記錄」的成分多一些，要想發現、分析這記錄的成分，必先明白什麼是純粹記敘文，必先觀察、分析純粹的記敘文。這樣的文章那裡找?也許最方便的地方是報紙。

報紙報導新聞，有所謂「純凈新聞」。記者寫「純凈新聞」，必須置身事外，不動感情，濾除意見，非常客觀。新聞事業認為新聞報導必須真實公正，要真實公正必須冷靜客觀，要做到冷靜客觀，記者筆下的文字必須純凈，必須不染色，必須防止情緒和意見滲入。否則，記者筆下的事實就要扭曲、變形，與真正的事實不符。情人眼裡出西施，西施一旦移情別戀，又成了蛇蠍，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尊敬一個男人，稱他為那位君子，那位先生，有一天憎惡他，又可以稱他為那個傢伙，那個壞蛋，他又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西施、蛇蠍、君子、壞蛋，都染了色，都只能代表一種情緒一種意見，看不出真正的事實來。現在，「純凈新聞」在理論上稍居下風，不過記者仍以寫這種新聞為基本訓練和職業的特徵。

新聞記者所受的文字訓練常為人津津樂道。一位記者寫立法院開會審查某一議案，某某委員「竟」未出席，總編輯問他：「你為什麼用這個竟字?你是不是認為他應該出席?倘若如此，你可另外寫一篇短評。」說完，提筆把「竟」字勾去。報導聯考生棄權缺席的人數，不宜說「有三千人之多」，也不宜說「不過三千人而已」，三千人就是三千人。報導一個經商失敗的人死了，只能說「身旁有安眠藥的空瓶一個」，不能說他「服安眠藥自殺」，除非法醫驗屍之後如此宣布。在香港，一個提琴手失業了，站在行人道上演奏並接受報酬，報紙說他「流落街頭」，他到法院告報館誹謗，結果報館敗訴，因為法官認為「流落」一詞含有惡意。

惟有用這樣嚴格的態度控制文字，才可以做到忠於事實，寫出純粹的記敘文。為了完全了解文字的功能，作家應該做這實驗，而這種能力，在創作的時候，尤其在寫小說或劇本的時候，也常常用得著。寫實主義的大師曾經主張，作家的工作應該像科學家一樣，作品完成之後即脫離作家，其中完全沒有作家的「人格」。提出這一主張的人並未能夠完全實踐自己的主張，就文學論文學，也沒有徹底奉行的必要，但是有時候，在某一部作品的某一部分，為了造成某種效果，這種能力可以為作品添一姿采。有一部小說的主角是醫生，可是他在診病的時候完全不像個醫生，作者忘了，醫生在討論病情的時候所用的語言也是十分「純凈」的。

文字的第二種功能是論斷。它和前面所說的記錄幾乎相反：一個純潔，一個染色；一個客觀，一個主觀；一個使人知道，一個使人贊同；一個寫外在事物，一個寫內心主張。

什麼是「論斷」呢?且看那個「斷」字，「斷」是一種分辨，一種決定，一種選擇。法官判案叫做斷，他要分辨是非，決定誰對誰錯；記錄，純粹的記錄，只有「是真是假」的問題，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它像是法庭上的書記。法官判案不是要客觀公正嗎?怎能說「斷」要主觀?在法庭上，原告被告各執一詞，都很主觀，法官在原告被告之外、之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法官仍在法律之下，在政治制度之下，政治制度若不同，法律也不同，法官的見解、決定也不同。

觀察語文論斷的功能，最方便的，是重溫一些格言，「要人家怎樣待你，先怎樣待人」，這句話代表一種決定。說這句話的人希望別人舉手贊成，他用這句話做標準，去判斷別人的行為是對是錯。而這句話是對是錯，也常常引起別人的論斷。「先送貨到家，再分期付款」，就代表相反的決定。它的句式應該是「做人處世要像分期付款買東西，先讓他們把貨送來」。這句話也可以成為一個標準，去判斷別人的行為。而這句話也同樣可能引起別人的反對。如果作記錄，寫成：「耶穌說過，要人家怎麼待你，先怎樣待人。」它可能引起的爭論是耶穌到底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記錄是真是假。只有引用耶穌的話去規範人生，才涉入論斷的層次。

「儲蓄金錢的人很聰明，儲蓄時間的人是傻子。」所謂「儲蓄時間」，是指荒廢時間，不加利用。不用說，第一個儲蓄是用本義，第二個儲蓄要用引申義。聰明和傻子兩個詞毫不客氣地染了色，褒貶分明。但是天天在北窗下多睡午覺的陶淵明，大概不承認自己的智力遠遜別人。鼓勵投資和消費的經濟學者未必肯稱讚守財奴。有人在看過《格言大全》之後說：「怎麼有許多格言彼此衝突?」他發現了「論斷」語句的主觀色彩。這正是論斷的作用：它要建立一點什麼，肯定一些什麼，同時排斥一點什麼，否定一點什麼。

我們可以發現，有些語句是沒有「排他性」的。「一個衣著樸素的人，帶著鮮花，從細雨中走過，在墓地徘徊。」「故鄉的河不大，但是有娟秀的面貌，它似乎是錦緞織成的腰帶，而田野就是卧著的女郎。」這樣的句子願意和別的句子並用而不相害。從前有一位名士，生逢亂世，他從未說過一句「論斷」的話，未曾得罪別人。而現代著名的雜文作家出言像利刃，兩者都深曉語言的性能而長於使用。說孟母三遷的故事是敘述，「不要跟殺豬的屠戶做鄰居」是論斷，「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山花紅似火」是描寫。敘述可能引起論斷，描寫可能包藏論斷（例如認為有山有水的地方最宜安家），然而都不是「論斷」的本身。

作家有正義感，能明辨是非，他的「內在語言」當然有豐富的論斷語句，至於「外在語言」，他有時要寫論文或雜文。在小說和戲劇裡面，人物對話可能有講理、吵架、辯論、講道、訓話的時候。在抒情寫景中本不宜有論斷式的語句摻入，但是這個「規矩」已逐漸打破。抒情寫景所用的語句，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進行，論斷的抽象層次較高，偶爾雜用，能使讀者「眼界擴大，感慨加深」，如看風景，爬到高處眺望一番再回到地面細賞。「康橋本來就是劍橋，這是後來才弄清楚的。劍橋大學對英國文化的意義，則為高中以後讀閑書時獲取的啟示。閑書真是不可不讀，雖然讀多了難免雜念紛紛，考不上大學。教育就是這麼複雜這麼矛盾。不幸而考不上大學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因為科舉落第的人當中也往往有些大智大慧，如浩瀚淵博的王國維。」這段話由低抽象層次開始，越說越高，到教育複雜矛盾一句為最高點，然後一級級下降，讀來跟走過一座拱形大橋的經驗差不多。「黑衣人早就逗著引著秋秋，要引起秋秋的注意，此時猶不迭地喊著他。大約愛得到別人歡迎的人，也有這樣一顆虛榮心，也要得小孩子的歡迎……」最後兩句升上去低頭觀照前面三句，特別有滋味。

註：本文選自《文學種籽》，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定價：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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