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足幼托需求應開放市場追求專業

按照衛計委官員的數據，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低水平的。與此相對應，在計入兩孩政策導致堆積反彈之後中國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之一，中國現在的生育率應該比日本還低。如此的超低生育率將會是未來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摘自攜程創始人梁建章文章）

文丨南都社論

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持續發酵，目前輿論的關注點已經從虐童事件本身，延伸至眼下中國幼托困境的探討。

攜程親子園到底是怎麼來的？據媒體報道，2016年初，攜程自辦親子園僅開業一周即因未獲得行政許可被緊急叫停。其後，在上海市婦聯的「推薦」下，攜程選擇了婦聯全資的《現代家庭》雜誌社旗下讀者服務部「為了孩子學苑」作為第三方外包了幼托業務，攜程親子園重新開張。公開資料顯示，今年5月，攜程親子園通過了由包括上海長寧區婦聯和教育局在內的驗收專家團隊的驗收。然而，「為了孩子學苑」的業務範圍只包含育兒保健諮詢，根本沒有幼托資質和經驗。事發後，長寧區教育局稱攜程親子園沒有備案。那麼，問題來了，攜程自辦親子園因為沒有獲得許可被叫停，「為了孩子學苑」這個沒有資質、沒有經驗、連備案都沒有的機構，為什麼能成功通過教育局驗收，還成為示範基地。

實際上，中國大量的託兒所處於灰色地帶。由於教育資質的託兒所非常難申辦，高達90%的託兒所沒有幼托資質。託兒所基本被硬體卡住，資源、資金、場地的門檻都很高，投資不夠是不會批的。於是，現在的託兒所基本是兩種形式。一種是與「為了孩子學苑」類似，掛靠在民政部門下面的非營利性機構，只需向教委申請許可證，就可以辦早教或培訓，還不用納稅。另一種，就是完全走工商註冊，企業性質的早教機構或是教育諮詢機構。其實都存在鑽空子，因為早教、教育諮詢和幼托並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說，沒有背景和資金，拿不到資質，只能走商業途徑，而如果有政府部門背書，沒有資質也可以開。而同樣導向的結果都是服務質量無法保證，出了事受害者哭訴無門。

曾經託兒所是機關單位和國企的標配，屬於沒油水的純福利。經濟體制改革後，這些福利也隨著計劃經濟消失而消失，且2012年《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出台，嚴厲限制幼兒園入園年齡，導致不少公辦幼兒園陸續取消3歲以下的「托班」。然而，二孩時代到來，讓0-3歲的幼托需求不斷增長，教育理念的改變和早教風潮興起，更讓0-3歲託兒所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有機構預測，到2021年，幼兒教師和保育員缺口預計超過300萬，4年後學前教育缺口將達峰值，幼兒園缺口近11萬所。曾經沒人想要的託兒所成了一塊肥肉，都想來插一腳。以攜程為例，其招聘信息顯示老師年薪僅4萬-5萬元，沒有持證需求，一個月30萬元托育費，減去4個沒有資質要求的老師4500元左右的月薪和一些固定開支，作為非營利性組織不用納稅，簡直暴利。

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應該對真相和相關部門一一追問，將當事人以臨時工處理撇清，直接關停託兒所，並不是一個好的結果。無論是國際經驗還是中國的現狀，都顯示著對託兒所有巨大的需求，如果繼續捂著對託兒所不聞不問，甚至全面掃清關停，就很大程度上導致了0-3歲孩子的父母必須有一方暫停工作，而這一方很可能是母親。這樣一來，一步加劇男女不平等，甚至激化家庭矛盾，影響社會穩定，而職業生涯更受影響的女性，生育意願會進一步降低，不利於向人口政策的方向發展。託兒所需要的不是抓緊牌照，再任由相關部門濫用權力尋租，而是需要向市場開放准入，完善標準，不能光看硬體、投資，對託兒所的保育方式與幼師專業性均需有所要求。

二孩時代，幼托已成必需品，託兒所不能一直處於灰色地帶。幼童不是肥肉，是人，應該接受相應的保育和教育，而不是被當猴子一樣圈起來粗暴對待甚至虐打。託兒所的發展應有更深入探索，向市場放開，提升專業性，已是迫在眉睫，這關乎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