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孫乃修）
重讀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孫乃修
一
一九四四年是甲申年，也是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傾覆明朝三百周年。當此之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面明顯轉變，民主力量蒸蒸日上，勝利曙光遙遙在望。中國抗戰也由艱難局面開始轉為戰略反攻態勢。毛澤東領導的當代農民軍——其根據地就在三百餘年前農民首領李自成家鄉陝北延安府（李是米脂人）——有可能利用歷史提供的絕妙契機，重演三百年前李自成進軍京城、改朝換代故事。
這一年，雖然抗戰勝利有望，但一切尚撲朔迷離。共產黨的前途，中國之命運，一切皆在冥冥混沌中。按照共產黨的心愿，它渴望首先強奪東北大城市，據此戰略要地，背倚蘇聯；進而揮師北京，逐鹿中原；最後席捲全國，奪取政權。然而此時，這僅僅是一種願望。蔣介石在八年浴血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起來的崇高威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共商聯合作戰事宜於開羅並簽署《開羅宣言》），國民黨的精銳軍隊和美式裝備，是藏在山溝里養精畜銳的草寇毛澤東無法比擬的，也是小米加步槍的泥腿子八路軍無法比擬的，再加上抗戰勝利後人民厭戰情緒等等，都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當此之際，郭沫若在年初，偶然讀到清初禁書《剿闖小史》的古抄本：「明末農民革命的史實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適逢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滅亡的三百周年紀念。我的史劇創作欲又有些蠢動了。我想把李岩與紅娘子搬上舞台。因此對於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別的意思。」（《十批判書（後記）》，《沫若文集》第十五卷，第四八二頁）史劇沒寫成，卻在重慶匆匆寫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
二
此文可以看出，郭沫若此時心情相當複雜。他自己的命運，亦難預料。
郭沫若心靈中這一層心事和憂慮，不知毛澤東是否讀出來？抑或毛氏裝腔作勢、內心哂笑、佯作不知？抑或各取所需、顧左右而言他？
三
半個世紀以來，郭沫若這篇文章一直被研究者誤讀。或者說，無人看出郭氏深寓此文、並不簡單的刻深用心和真實意圖。
第一個誤讀者就是毛澤東。他讀過此文，
沫若兄：
大示讀悉。獎飾過份，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後，成天在工作堆里，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
謹祝 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
毛澤東上
（郭沫若給毛澤東信中如何「獎飾」毛澤東，目前尚不得而知）。
毛澤東此信，顯然淡化、掩飾了自己對郭氏文章的真實理解。他只把問題歸結為「驕傲」這種「毛病」，這一理解不僅未超過小學生頭腦，亦未達到郭氏此文的粗淺水平。李自成農民軍進城後一系列嚴重錯誤，顯然不是驕傲，而是陳腐、落後、專制的社會－政治文化根性對全民族頭腦和理想的局限以及自私、狹隘、墮落的農民痞性對人們性格和心靈的腐蝕所導致。
這裡，毛氏把屢次失敗輕描淡寫為「吃虧」，而不說「失敗」，顯然是趨吉避凶之意。他自然不願在此局勢微妙難測之時一言成讖。
毛澤東信中較有意味的是這麼一句話：「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他憂慮和思考的問題，此時自然不能向這位外圍人士透露。他在秣馬厲兵，以圖中原。他憂慮的，是進城以後嚴戒自己隊伍中那些奔走轉戰、勞苦功高的高官們爭權奪利、腐化墮落問題。他希望的是，通過這篇文章，及時給部下文武官員敲一警鐘，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轍。
毛澤東讀此文，是從農民領袖功敗垂成的歷史悲劇這一角度解讀，是從最終奪取政權、保住政權的角度解讀，是從當代李自成角色——實即認同李氏——解讀此文。在外部敵人——日本侵略者——即將滅亡前夕，他思考的是，趁此歷史良機，集中全部力量，從陝北窮山惡水山溝直取北方大城市；倘若進京，更需執行嚴明紀律，以得民心，與中華民國政府繼續進行分庭抗禮的武裝割據。在這一歷史時刻，他志在必得。三年後（一九四七年），撤出延安時，他化名「李得勝」以掩飾身份（見索爾茲伯里《新皇朝》，林君彥譯，台灣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第六八頁注三，此書原名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這名字頗有意思。李，既是其妻江青之姓（其名李雲鶴），又兼李自成之姓；「得勝」，自然是志在必得，以成功的李自成自命。他要告戒那些一心要奪江山的粗野部下的，正是這樣一些歷史教訓：文職官員勿走牛金星之路，武職官員別走劉宗敏之路。
這是毛澤東的解讀。這種觀點，成了幾十年來學術界解釋郭沫若此文的陳規俗套。
四
然而，郭沫若此文關注的核心問題及其思考角度，卻在參加起義的知識分子本身的命運悲劇以及這一悲劇的慘重代價——整個事業和政權由此傾複；此外，兼及農民革命與知識分子關係，或者說，農民領袖與儒生（知識分子）關係。他強調的是，知識分子在整個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意義，特別對於農民革命勝利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就是整個農民革命的悲劇命運。
說得更準確些，他關心的還不是一般讀書人的意義和作用（他並不強調舉人牛金星、術士宋獻策等文人謀士的作用），而是個別知識分子的重要意義和作用（李岩的作用）。他的本意在於：新統治者必須重視象李岩這樣具有大眼光的知識分子見解，虛心聽取這樣一位有識之士的謀略，給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厚祿，決不能聽信讒言、加害於他；否則，勢必重蹈覆轍。
這可以看作郭沫若對未來政權的一個婉轉警告、一個兇險預言和一種帶有自重自憐意味的淡淡思慮。這篇長文最後一段，不提李自成及其悲劇一個字，卻以這樣一句話——「李岩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戛然而止。這話看似平淡，卻頗有意味。郭沫若對眼下這場農民起義、割據的前景及其隱含的悲劇陰影，對自己這類李岩式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不是沒有憂慮。
郭沫若似乎想作帝王師。此文一個隱含目的，就是委婉批評農民領袖李自成，責備他不重視有遠見的儒生提出的謀略。他希望以此歷史教訓點撥延安的農民領袖。毛澤東一向不吃這套，他是劉邦那類沖著儒冠撒尿的人，一向自恃比知識分子高明。
真是惺惺惜惺惺。毛澤東進入李自成角色解讀此文，郭沫若則進入李岩角色撰寫此文。
五
郭沫若的深層內心，很有幾分自比李岩。他似乎在借李岩為自己勾勒一幅自畫像。他認為，由於李岩參加李自成隊伍，使這支起義軍作風得到轉變，「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第五一四頁）；特別是李岩負責宣傳，「對於宣傳工作做得特別高妙」，編寫歌謠（諸如「迎闖王，不納糧」，這令人不免想起毛澤東隊伍中那些新李岩們編的歌謠「打土豪，分天地」），搖旗吶喊，鼓動造反，「可知李岩的收攬民意，瓦解官兵的宣傳，千真萬確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第五一七頁）。這正是當代農民革命隊伍中郭沫若扮演的宣傳角色。
他在潛意識中似乎頗有認同李岩情結，極有興緻又別有意味地抓住《明史·李自成傳》中李岩與紅娘子幾句簡略文字——「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按：李岩原名李信）——大感興趣，偏偏認為「紅娘子的一段插話最為動人」，「是極好的小說材料」。他進而寫道，「你看，紅娘子那樣愛他，『強委身焉』了，而他終竟脫逃了」，以此說李岩最初「還不肯甘心放下他舉人公子的身份的證據」（第五一四頁）。這裡，李岩與紅娘子事，並無動人處，不過一個女強人——揭竿而起的繩伎——愛上白面書生、強迫求歡、救之出獄而已；郭沫若對李岩拋棄紅娘子一事如此感興趣，一時情思百轉，似乎那女強人是個溫情脈脈的絕代佳人，卻不免依稀透出一己心事，令人想起一九三七年他「別婦拋雛斷藕絲」、歸國「投筆請纓」那段往事（《歸國雜吟》，《沫若文集》卷二）。郭沫若很有些不可理喻的小聰明和奇妙聯想力。他可是當代拋棄東洋妻子幹革命的新李岩呢。這一層，他肯定想過，也許寫到這裡還暗中嘿嘿竊笑過。
既然認同李岩，就不免對他格外憐愛。他對李岩在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諸人被引薦後「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視」這一點很是在意，認為此事「也值得注意」。為什麼呢？牛任「大學士」，官居丞相，宋為「開國大軍師」，劉任一品將軍，而李岩僅被封為「制將軍」，「只是二品」。對此，他為李岩「待遇」未居一品而鳴不平：「看這待遇顯然是有親有疏的」（第五一七頁）。可見郭沫若很在意官職與品位（抗戰初期在武漢曾為官職鬧情緒，見《洪波曲》第一一一頁；後來談到郁達夫在北京大學代朋友教統計學課幾年後「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這話亦著眼在職位，見《論郁達夫》，《文集》十二卷，第五四九頁）。
六
李岩的悲劇實乃一篇之旨。
清醒者的真知灼見不得重視，這是一大悲哀。佔領京城後一片勝利的陶醉中，李岩是極少的清醒者中的一位。他曾及時諫李自成四件事。其中後兩項尤其重要：一為嚴肅軍紀，一為招撫吳三桂。然而，李自成見疏「不甚喜」，未採納。
郭沫若的同情，與其說在李自成，不如說在李岩。他對李自成悲劇命運是惋惜，對李岩悲劇命運則是大為感嘆。兩年後，他在《關於李岩》短文中，這樣寫道：「特別關於李岩，我對他有無限的同情」（《文集》第十二卷，第五二九頁）。李岩的灼見不僅不被採納，反而惹出殺身之禍。李自成聽信牛金星讒言：「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群賊解體」（《明史·李自成傳》）。郭沫若感嘆道：「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岩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李自成不聽李岩諫言，最終導致徹底失敗，於是，「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民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甲申三百年祭》，《文集》第十二卷，第五二七，五二八頁）
在郭沫若的歷史思維中，李岩是這場歷史悲劇的中心人物，李自成則退到一個陪襯者位置。《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二十八頁，其中，對李岩的論述多達十五頁（佔百分之五十四），對崇禎帝的論述七頁（佔百分之二十五），對李自成的論述僅六頁（佔百分之二十一）。一為知識分子，一為帝王，一為農民領袖。在這三種類型人物中，郭氏側重點和注意力在李岩，在李岩的悲劇命運上。這十分明顯。
七
這篇文章顯示，五十三歲的郭沫若在歷史思維和歷史人物評價上，依然存在明顯片面性和偏頗，他的歷史頭腦似乎很簡單，而且常常陷入混亂，自相矛盾。文章寫得拉拉雜雜，缺乏嚴謹性和條理性。他雖然正確指出明末「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第五零四頁），但對崇禎帝的批評，卻不得要領。例如東北邊患之養成，崇禎帝殺害鎮守薊遼的兵部尚書袁崇煥一事，實乃自毀長城之大錯誤，其愚蠢勝過明熹宗天啟年間魏忠賢干政時期之殺熊廷弼。郭氏無視這一點，卻不著要領地津津指責崇禎帝「要譽」（見第五零六頁）。
此文對李自成的評價，淺薄、偏袒而混亂。他稱讚李自成「十分樸素」，在這「天翻地覆的四十天」，「他的服裝卻絲毫也沒有變化」：進北京時「氈笠縹衣，乘烏駁馬」，領兵抗擊吳三桂、清兵時是「絨帽藍布箭衣」，稱帝後退出北京時「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第五一八、五一九頁）。一個處在歷史巨變中的人物，其衣服樸素與否，並不具有多大意義。他的樸素服裝不足以說明此人就具有平民性。假如大順王朝得到鞏固，草寇出身和戎馬生涯的李自成之樸素、平易，會在一夜之間變作帝王之豪華、尊貴。他之所以不能著帝王之服，應當是考慮到行軍作戰之便利，那並不舒服，亦不是擺排場的地方。不要忘記，退出北京的李自成，儘管「仍穿箭衣」，卻「多一黃蓋」，這「黃蓋」包含的內容大不一般：一方面是對「箭衣」的否定，另一方面意味著未來的奢靡豪華和鐘鳴鼎食之至尊至貴身份。這一符號所指，與以往的樸素已有本質區別。只看到衣服樸素，未免顯得頭腦簡單、眼界狹隘了些。
對於李自成的錯誤和失敗，郭沫若莫名其妙地處處偏袒，不敢稍加批評，似乎已懂得乖巧避諱。因而，其結論自相矛盾，表現出頭腦缺乏明晰和思維嚴重混亂。他把責任幾乎全推到李自成手下牛金星和劉宗敏兩人身上：「文臣以牛金星為首，武臣以劉宗敏為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終竟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第五一八頁）然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囤積在京城裡面享樂」（第五二零頁），深居皇宮的統帥李自成能沒有責任么？郭在同一處，把筆一轉，援引這類史料：「（李岩）每勸闖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民心。闖賊毫不介意。」（《剿闖小史》）「最要緊的是他曾諫自成四事」，李自成並不實行，特別是整頓軍紀和安撫吳三桂這兩項（見五二零、五二一頁）。這不是指責李自成有大過錯么？然而，四頁之後，郭那張嘴又這麼說：「後來李自成的失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第五二五頁）可是，第二頁，郭氏又援引《明史（李自成傳）》史料，指出李自成聽信牛金星誣陷之言，殺死李岩（見第五二六頁），「賊群解體」。殺李岩，導致李自成隊伍解體，這不是譴責李自成昏庸愚蠢、自找覆滅么？
下面一頁，郭氏再把嘴一翻，這麼說：「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岩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對異族侵略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民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異族所宰治的命運了嗎？」（第五二七、五二八頁）這不是把失敗的責任全算在李自成身上了么？這和他在第五二五頁說的「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一話對照，不是在清脆、嘹亮自打嘴巴么？
郭沫若的歷史思維如此混亂，結論反覆無常，而且自相矛盾，使你不知相信他的哪張嘴，哪句話。對於這樣一個嚴肅歷史課題，他顯然沒有能力駕馭和梳理，他顯然缺乏清晰的歷史思維、紮實的學術研究和持之有故的學術觀點，缺乏詳實史料，缺乏系統、周密思考，還缺乏歷史的公正精神。此文又一次暴露郭沫若文章這種問題：他寫東西淺嘗輒止，飛揚浮躁，拉雜成篇，膽子比學問大。讀他的東西，會使年輕人染上虛飄浮誇氣，從而敗壞學風。
八
讓人吃驚的還有，郭氏不顧歷史事實（《明史．李自成傳》：「自成令金星與岩飲，殺之」），把殺害李岩的罪責推到牛金星身上，而為下令者李自成解脫：「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第五二八頁）不知這是愚蠢，還是狡黠，抑或投鼠忌器式避諱？他甚至這樣認為：「從民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民族的罪人。」（同上）那麼，牛金星的主子李自成不是民族罪人嗎？
這顯示郭沫若頭腦里已經深藏著政治禁忌，因此愈發缺乏歷史公正性，缺乏對真理的尊重和學者所必須的客觀精神。他那種為最高統治者——特別是農民領袖——諱的毛病這麼早就已存在，這是值得注意的。他寧願把一切過錯都推給下面人，而解脫那些草頭王的歷史罪責。這種立場使他無法成為一位態度客觀、思想深刻的歷史學家。
此文還表露一種明顯的民族偏見。他痛惡滿清入主中國：「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異族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第五零一頁）如果李自成們不犯錯誤，「在民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異族所宰治的命運了嗎？」（第五二八頁）這裡，至少有兩個問題。第一，他忘記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應當具有同等權利治理這個國家。難道漢族人就應當永遠壟斷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力、而使其他五十餘個少數民族受大漢族人政權的統治么？
第二，滿清政權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在其最初的一百五十餘年裡（康雍乾諸朝），其歷史作用具有積極一面。那個歷史階段，儘管存在著民族歧視，卻比文化已衰朽得無法自救的漢族人政權更有能力推進中國民族歷史前進。即使李自成政權一時站住腳，也決非中國民族福氣。這個充滿江湖野性、沒有高度文化、沒有法律觀念、沒有貴族高雅氣質的農民政權之追歡取樂、貪污腐敗、胡作非為、極度墮落及其對中國民族社會和文明的敗壞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九
這篇文章最後一句話——「李岩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則含較深意蘊，大有弦外之音，似乎等待未來歷史證實。他看到歷代開國之主，必屠戮功臣，這是中國歷史的公例。李自成自然也會這麼干。因此，李岩悲劇早晚要發生。這就是悲哀所在。這就是投奔農民革命、參與改朝換代的中國儒生之宿命。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或許也會如此。郭氏筆下似含自我憐惜、自我警惕之意。這實在是一篇之憂。《甲申三百年祭》乃是對參加農民軍的歷代知識分子之祭文，哀悼在改朝換代中被新帝王殘酷殺掉的知識分子之悲劇命運。
十餘年後，郭沫若就已看到，新時代李岩們的悲劇不僅在毛澤東——就是那個看了此文後寫信給他的當代李自成——治下的中國重演，而且規模之大、屠戮之多、殘害之深、涉及之廣，都創下古今中外、史無前例最高記錄。三千年中國歷史上一切受迫害的讀書人的總數亦比不上毛澤東治下二十七年殺害之知識分子數字。中國知識分子這種悲劇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大規模出現，成為中國當代社會中的悲劇主題。當初誤讀並且讚賞這篇文章的毛澤東，在政權鞏固之後，輕蔑地將此文丟到垃圾堆，完全拋棄了以往歷史教訓，大興鎮壓運動、批判運動、改造運動和迫害運動，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達到迫害狂巔峰，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和新時代李岩們被投入監獄、流放勞改、迫害致死。更為悲哀的是，郭沫若本人，竟加入迫害者行列，緊對李岩們口誅筆伐，落井下石；他不僅沒有得到什麼重用（有點象李岩），反而成為花瓶和虎皮鸚鵡；倘若不是他百般乖巧、逢迎、諂笑，幾乎落到和李岩同樣下場。
這是歷史的絕大諷刺。
十
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明、清兩代史料最豐。官修史書、檔案和私家史書著述、稗官野史，可謂汗牛充棟。一個學術課題，不窮數年、數十年之功，難以有成。晚明農民起義這一課題，史料極多，絕非十天半月就能搖筆草成一文。
郭氏此文沒有史學價值。它沒有新鮮學術觀點，史料單薄，所論粗疏，邏輯混亂，援引材料僅《明史》、《明季北略》，再加上《剿闖小史》、《甲申傳信錄》等零星材料，充其量不過是一篇歷史雜文或雜感而已。
對於李岩的悲劇一直有特殊興趣和同情的郭沫若，
毛澤東當年在信中希望郭沫若以他的「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可見其見識不比郭氏強。郭沫若並未匆匆動筆。據於立群說，郭「始終放在心上」，在重慶時就想動筆，但資料不足；六十年代初，積累了一些資料，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未實現（《難忘的往事》，《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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