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不是來「逼捐」的

●「仁資」和「慈善」不同在於，它是以市場的手段、市場的效益，來達到「仁」的目標

●正因為「仁資主義」強調市場效率，才需要蓋茨這樣一流的市場人才來經營，就像股市投資一樣

蓋茨和巴菲特號召數百位美國億萬富翁將至少50%的財富捐獻給慈善機構。

還在不久以前，和巴菲特吃飯要作為一種特權拍賣，而且在中國拍賣出的天價讓巴菲特本人也吃驚。如今，蓋茨和巴菲特找上門來到中國，中國的富豪們卻紛紛「婉拒」，敢吃這頓飯的人不多，據說是怕在席間被「勸捐」。鬧得蓋茨和巴菲特趕緊澄清：沒有「勸捐」一事，交交朋友而已。

中國人的傳統慈善觀，顯然需要刷新和修正。

「仁資」以市場為手段

中國的一些富豪心疼自己的錢，要留著養二奶或投資移民，或修豪華墓地等等，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靠寫幾個字改變他們是不可能的。冠冕堂皇地為他們辯護、稱「裸捐」不合中國國情、甚至稱蓋茨巴菲特的行為違反市場原則等言論，則影響著公共意識，值得認真對待。

彙集起來，這派人的立場主要有三：第一，慈善事業把寶貴的資本從生產過程中抽走，放入消費過程，讓窮人白白花掉而不是創造財富。這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妨礙「把餅做大」。日後不管窮人還是富人，所能分的份額反而小了。

第二，蓋茨和巴菲特這等珍貴人才，早被市場證明是創造財富的大師。他們退出創造財富的過程，不僅是個人之失，也是全社會之失。結果還是一樣，餅沒有做大。

第三，慈善浪費的事例舉不勝舉。特別是在中國，對慈善事業的制度管理機制還不健全，善款經常去向不明。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宜勸中國富人盲目捐款。

以上理論，不僅見於中文媒體，甚至也會在《華爾街日報》等西方主流媒體上出現，所代表的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派人多信奉市場調節優於一切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和小政府的自由政治哲學，反對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

其實，這些觀念大都出於對現代慈善事業的誤解。

現代慈善事業，不是傳統的慈善(charity)，即不是單純對弱者的救助或施捨，而是philanthropy。這後一個詞，在中文中也譯為「慈善」，和charity無法區分，說明中文世界對兩者之差異尚無基本概念。根據《牛津英語詞典》，philanthropy的本意為「對人類的熱愛」、「促進他人幸福的積極努力和傾向」、「為良好目的而捐贈資金」等等。用孔子的話說，就是「仁者愛人」也。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也把「促進他人的幸福」當做人的道德本能，關鍵也是個「仁」字，頗為接近孟子的「性善論」。把他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結合起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解讀：人的「自私」來源於「自愛」。這種「自愛」的一個核心部分，則是「愛人」。因此，人在為自私的動機所驅動時，自然也會追求「愛人」之目標。在這一前提下，由「自私」的動機所驅動的市場競爭，會促進人類全體的福祉。

「仁者愛人」的一個直接邏輯後果，就是「慈善」（charity）。但是，這種「慈善」並不是philanthropy。西諺云：「給一個人一條魚，你可以讓他吃飽一天；教他捕魚技術，則會保證他一輩子的溫飽。」傳統的「慈善」是給窮人一條魚，philosophy則是要教給窮人捕魚術，即窮人的「發展資本」。所以，我把philosophy試譯為「仁資」，包含著「仁」與「資本」二義。

「仁資」和「慈善」之不同在於，它是以市場的手段、市場的效益，來達到「仁」的目標。如果「促進他人幸福」真是你本能的話，你就會像在市場競爭中「見錢眼開」、瘋狂地積累個人財富一樣，同樣瘋狂地尋求「促進他人幸福」的最有效的手段。這也難怪，在英語中用於描述市場經濟的傳統辭彙是「資本主義」。最近則生出一個新詞，我姑且譯為「仁資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

「仁資」能化解社會矛盾

檢討西方的財富史你就會發現，「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雖然確實是一種人性，但絕不是唯一的人性。應該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和「仁者愛人」都是非常強烈的人性本能。

亞當·斯密把晚年全部投入於修改《道德情操論》而遲遲不能封筆，一大原因就是面對物慾橫流的現實，他對這兩種人性的競爭最終會有個什麼結果也沒有把握。

所幸的是，在他身後，西方資本主義創造了人類前所未有的財富。在這場財富競爭中，最大的勝者，從卡內基、洛克菲勒，直到今日的蓋茨和巴菲特，最後都遵循著「仁者愛人」的人性。以這種人性所主宰的市場經濟，也發展得更健康、更有效率。

其實，即使是在蓋茨和巴菲特身上，恐怕也體現著這兩種人性的激烈競爭。1997年，CNN的創建人特納(Ted Turner)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並批評當時的大款們摳門，而且特別點出蓋茨和巴菲特等人的名字，要求他們「把那些你們自己也不知道派什麼用場的財富捐出來」。對於這種「逼捐」，兩人的回應是長期的沉默。

但是，不到10年的時間，他們作出了自己的回應：不僅要「裸捐」，而且蓋茨基本放棄創造財富的生涯、全職投入慈善（即我們所謂的「仁資」事業）。如今，他們用特納對付自己的手段來對付其他富人，開始了全球「逼捐」的行動。

目前沒有人能知道他們兩人在這十多年中的心路歷程。但是，他們走到今天這步，必須完成兩個超越：第一，以「仁者愛人」的動機超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動機；第二，以人類的集體福祉超越市場邏輯。這後一點，尤其需要解釋。

市場競爭必須服從於人類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觀念。一旦市場競爭的結果與這些道德和價值目標相偏離，並且自身無法矯正，人類就必須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矯正。甚至市場經濟本身，也必須依賴這種矯正才能存活。

比如，梭倫改革，就是人類早期用政治手段對市場的矯正。當時雅典的貧富分化嚴重，大量自由人不得不賣身為奴，乃至這些賣身為奴的自由人和原有的奴隸加起來在數量上遠遠超出自由公民。如果不改變這種市場契約所形成的結果，他們很容易顛覆雅典的政治體制，富人也面臨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結局。梭倫改革免除了這些賣身為奴的自由人的債務，等於剝奪了他們的擁有者的「私有財產」。這是對市場的侵犯，也是對市場的保護。

上個世紀早期，美國貧富分化所引起的社會矛盾在「大蕭條」中激化。人們如今已經忘記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參議員Huey Long。他作為極有煽動力的政治家，毫不掩飾其總統的野心，並且在全國範圍內有大量的追隨者。他提出的「分享我們的財富」的計劃是：政府保證每個家庭2500美元的年收入，5000美元的財產，其餘部分全部沒收。如果他不是在政治生涯的半途被人暗殺，羅斯福在1936年是否能贏得大選還很難說。後來「新政」對市場的矯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這個意義上，「仁資主義」試圖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市場是進行資源調配、創造財富的最有效手段。但是，人們在市場上多是為了個人利益而追求短期目標。這些個人利益和短期目標相加，最終可能使市場的運作脫離社會的目標，進而有了對之矯正的必要。如果市場本身不進行自我矯正的話，就必須依靠政府來矯正。結果是政府越來越大。

「仁資」比政府更有效率

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期躍居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市場的自由競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矛盾。現代慈善事業，即「仁資主義」，就是在這一「鍍金時代」誕生的。

卡內基和洛克菲勒等財富競爭的最大贏家，相信財富再分配的必要，同時認為由市場本身進行再分配比通過政府來進行要更有效。因此，他們仿照著大企業的模式創造了現代的基金會，以市場效率經營善款。

事實上，在這一財富再分配的時代要求之驅動下，以捐助而形成的基金會式的市場模式，和以「新政」主導的政府模式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如今反觀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的財富再分配，歐洲主要採取了政府模式，乃至大學等等基本都是由納稅人供應。美國則保持了較多的市場模式。沒有卡內基、洛克菲勒所帶動的「仁資」傳統，常青藤等世界一流大學全以私立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務的現實就不可思議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高度經濟增長，則被稱為第二個「鍍金時代」，同樣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帶來了巨大的貧富分化。所不同的是，此時美國人對大政府感到厭倦，乃至民主黨總統柯林頓也在國會昂然宣布：「大政府的時代已經過去！」如果政府要從財富再分配的領域中有所後退的話，市場就必須行使更多的再分配職能。

蓋茨基金會所做的也正是這一點。比如，卡內基一代人側重高等教育，使美國大學成為世界一流。但是，如今美國的義務教育越來越破敗，公共權力難以獨自解決由此而來的危機。紐約貧困地區的一所公立高中Evander Childs，因為畢業率僅僅為31%而不得不關閉。蓋茨基金會則在原址上資助新學校，如今畢業率達到90%，證明了市場效率高過了政府行政。

由此我們可以回答開篇列舉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所提出的三項指責：第一，「仁資」並非把資本抽出生產領域，而是形成一種「社會資本」，投資於長期的創造性目標。比如，美國二十世紀的崛起離不開一流的大學體系。事實證明，這種體系不能僅僅依靠「資本主義」，而是「仁資主義」的產物。

第二，正因為「仁資主義」強調市場效率，才需要蓋茨這樣一流的市場人才來經營。這也是蓋茨本人把個人電腦和現在的慈善事業視為他一生兩個最重要的業績的原因所在。巴菲特把自己的善款大部分託付給蓋茨，就像股市投資一樣，也是遵循「仁資主義」效益最大化的原則。

第三，「仁資主義」不僅是捐錢，更是制度創造。沒有良好的制度，不應該成為不捐的理由，而正是進行制度創新的契機。應該說，中國富人捐款雖少，但並非沒有。不過，在「仁資主義」的制度創造上，則是一片空白。

中國在八十年代一窮二白，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創造財富的市場上。如今中國已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當然必須研究分配財富的市場。中國的富人也應該好好地想一想，是否應該主動遵循「仁資主義」的原則將財富捐出來、推進全社會包括自己的長遠利益？